《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下）》书评

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摘录

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摘录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类型一般来说，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不如第一手的档案。回忆录的可靠性是要检查的。如黄仁宇的《黄河青山》对于蒋介石的演讲就有误记。再如，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里讲的有关1957年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评议，是引用罗稷南的回忆。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周谷城、罗稷南参加了座谈。时值“反右”，谈话内容必然涉及对文化人在运动中的处境估计。罗稷南抽个空隙，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么样？不料毛泽东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其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罗稷南的话是一个孤证，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使用这样的史料，要格外慎重。谢泳说，但可以根据毛泽东对于鲁迅一向评价，是可以推论的。在推论时可以参考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关于“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在4月前到上海一段时间里，多次谈到过鲁迅，而7月到上海那一段时间里的讲话，主要是反右，没有提到鲁迅。那么罗稷南的话是不是没有一点根据，谢泳以为也不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确实说过一些关于鲁迅的话，虽然意思和罗稷南的话不完全一样，但有一定联系。参见毛泽东《和文艺界的谈话》（1957年3月8日，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内部数据，1968年，第142页。）、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1957年3月10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7页，《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收录了这篇）、还有《徐铸成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64页）说：“鲁迅当年学马列主义是被迫的，是创造社这批人逼出来的。他学懂马列主义，晚年他的杂文片面性就少了。”谢泳评议道：毛泽东虽然说话有个性，但还不是信口开河，他后来的讲话，与他的提纲比较，在原则和思路上是没有变动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也不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毛泽东有没有对罗南稷说过那样的话，以后如果档案解密，我们自然会得到更准确的理解，我只想强调一点，我们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证据，还是胡适当年的老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不能因为一个历史细节暗合了我们过去的猜想以及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判断，就放过对那个历史细节的辨析，这是历史研究中最要注意的问题同。傅斯年经常用的说法一是直接史料，二是间接史料。他的判断是：凡是没有经中间人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修改或省略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来说，作家的手稿、书信、日记，文学社团章程、名录、宣言的原始文本，等等，是直接材料，作家的事后回忆是间接材料。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的高低全在这一点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增加新材料，一要能得到还能利用别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二要有比前人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辩力。在中国学术研究中同，近代以来王国维、陈寅恪是最能用新材料的，也最能在常见材料中整合史料，发现新问题并得到解决。用间接材料作出一流成绩的也有，比如顾颉刚。第四节 成型的与不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国保存文献，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大型丛书的编篡，最著名的如清朝《四库全书》，到民国年间的“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等，对保存中国文化有相当贡献。另外，中国还有编篡类书的传统。类书是辑录汇集资料，以利寻检、引用的一种古典文献工具书。其例有集录各科资料于一书的综合类和专排的。现存著名的类书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它的目的一为保存我国古代大量的接近原作的珍贵资料，以供校勘典籍同、检索诗词文句、查检典故成语出处之用；二为研究者直接提供了专题研究的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处理，我以为首先要先注意成型的文献，然后再注意不成型的文献。所谓成型的文献是指，同一主题下，经过研究者编篡而成的较为系统完备的文字史料，它的文献形式一般包括：同一专题（如作家、作品、社团始末、思潮研究）的全集、研究史料汇编、年谱长编、研究史料的目录索引，等等。比如，要研究胡适，基本工作为是：《胡适全集》（安徽出版社）《胡适作品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胡适作品手稿》（胡适纪念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志云编辑）《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辑）《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这只是一个基本文献。再如研究鲁迅：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成型文献中也有两种情况，同代与异时的。一般来说越早的文献越有史料价值。如：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索引》（良友印刷公司，1936）；霁楼编的《革命文学论文集》（生路社，1928）；洛蚀文编的《抗战文艺论文集》（译报图书部，1939）；李何林编的《中国文艺论战》（中国书店，1929）；苏汶《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张若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光明书局，1934）；赵景深《文坛忆旧》（北新书局，1948）；阮无名《中国新文坛秘录》（南强书局，1933）；杨之华《文坛史料》（中华日报社，1943）；姚乃麟《现代中国文学家传记》（实用书局，1972，香港）；黄人影《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上海）；黄英《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陆永恒《中国新文学概论》（克文印务局，1932）；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1955）。另一种情况是由研究者编辑的成型专题文献，即异时代的成型文献。如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1960年编辑的关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数据：《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数据索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及期刊介绍》；《茅盾研究资料汇编》；《巴金研究资料汇编》；《老舍研究资料汇编》；《郭沫若研究资料汇编》；《赵树理研究资料汇编》；《夏衍研究资料汇编》；《李季研究资料汇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汇编》；《曹禺研究资料汇编》。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过一大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由陈荒煤主编，分为甲、乙、丙三套丛书，各由该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工作，各地出版分头出版。甲种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乙种如：王训诏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丙种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刊数据丛书》，包括文学期刊目录、主要报纸文艺副刊目录、文学总书目、文学作者笔名录等。成型文献还是单独成书的文学史著作、研究著作、作家传记、回忆录、年谱等著述：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吴文祺《新文学概述》、陈之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苏雪林《二三年代作家作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后出的相关著作，判断这些史料的原则大体是先旧后新。对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较为系统的研究是黄修己199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I（北京大学出版社）。除中国大陆外，港澳台相关研究资料，也相当重要。如周锦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5）、李立明《现代中国作家评传》（波文书局，1979）、李立明《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数据索引》（波文书局，1978）、朱宝梁《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名录》（上下册，汉学研究中心，1989，台北）。秦贤次编《抗战时期文学史料》（文讯杂志社，1987，台北）。成型文献的好处是能使研究者在短期内较为便捷了解某一专题的全面情况，可以说是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步。在接触研究对象时，成型文献的阅读要优先于文学史、作家传记和相关研究著作，至少要同时进行。姜穆《三十年代作家论》（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台北）；《三十年代作家论（续集.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台北）；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黎明文化公司，1973，台北）；尹雪曼《中国新文学史论》（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台北）；陆永恒《中国新文学概论》（克文印务局，1932）等也可作参考。不成型的史料是指与研究对象有关系，但分散在远离成型史料外边的史料，通俗一点表述，就是表面看起来与研究对象没有关系，但细致观察会有直接联系的那种史料。学术研究，越是能在不为人注意的方面发现有用的史料，越能显示学者的研究能力和眼光，越具学术趣味和复杂性。如一般研究梁宗岱生平和历史的人，都会提到他早年与何瑞琼离婚一事，但具体情况在关于梁宗岱的史料中极其简单，但有一个重要史料来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北平朝阳学院办的《法律评论》杂志（江庸主编），其中特别提到第11卷第12期上，曾原文刊出过当时梁宗岱离婚判决书：《北大教授梁宗岱离婚案北平地方法院之判决书》。就可以作为史料利用。第二节域外史料的搜集1． 留学背景2． 与外国作家的交往3． 在文学观念上受外国作家及文学思潮的影响，等等。如对现代女作家凌叔华的研究：《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帕特丽卡•劳伦斯著，万江波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再如，徐志摩与外国学人的交往。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活动的主要成员，以具有留学背景的为多，他们早年在外国的活动，应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袁同礼著书目汇编》，这个索引可为研究工作提示许多史料线索。第三节“政治运动”中的史料第四节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出版物第四章 扩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先行规则第一节 作家全集的使用第二节 作家传记的使用1、 自传优先2、 第一本传记优先3、 作家评传的问题。偏重叙述生平经历的，叫传记；偏重研究的叫评传；但两者的界线有时候并不明显。一般来说，先有传记，后有评传，传记是评传的基础，评传是传记的研究扩展。传记重叙述，评传重研究。4、 如果同样的作家传记，有西方人完成的，一般要给予特别注意。5、凡没有明确说明史料来源的传记，一般都是文学传记。或者要把这类传记作为特殊形式处理，因为虚构和想象影响了史料的真实性。第三节 作家年谱的使用年谱的体例，虽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格式，但大体由五方面内容构成：1、 谱前。把谱主出生前与谱主一生事业相关的家族世系和时代大事简单叙述清楚。2、 谱主的主要事业。3、 谱主与各种人物的交往。4、 对谱主事迹真实性的辨析和考订及判断。5、 谱后。谱主去世后社会发生的与谱主一生功业相关的大事。年谱的做法，主要有两种：1、 简单的平叙体。按谱主事功一年一年叙述下去。2、 严格的纲目体。也就是每叙述谱主的一件事功时，先标明题目，在题目下再叙述详细内容。年谱重史学训练，传记则是史学和文章做法的结合。年谱是训练学术的基础。年表，复杂的叫年谱，简单的叫年表。自定义年谱，一般来说可以算是第一手材料，它是自传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在自传和日记之间。他人编纂的年谱。如许寿裳编《鲁迅先生年谱》（1937年）、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1949年）。年谱长编是年谱中的特殊形式，主要指把谱主相关的史料尽可能收罗齐全的一种年谱形式。如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第四节 作家日记的使用作家日记手稿本最有价值。第五节 作家书信的使用此外，还有方志、校史、同学录、年鉴、文史资料、“广告”与“会议纪念文集”、版本与书话等等。2016，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