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全集(1-4卷)

当前位置:首页 > 文学 > 文集 > 高长虹全集(1-4卷)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6
ISBN:9787511703071
作者:山西省盂县《高长虹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
页数:2372页

章节摘录

八正院的掌故在我的家里,我常被叫做一个冷淡的人。也许他们是对的,所以一天正在家人欢聚的时候,我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想着十数年前在这个屋里住过的一个毫无瓜葛的老人。在那时,这个屋子和这个屋子所坐落在的我们的正院,已经有好多年被我的三祖父卖给一个铁店的掌柜,做了伙计院。我所说的老人,便是给那掌柜做伙计的,正住在这个屋里。他大概是我八九岁时搬来的,一直住到——不记得了,大概总有五六年的样子。他是个很和气的老人,对于我们家里的人,尤其对于我,特别要好。所以他以后虽然搬走了,我以后也到外面去了,后来还听说他已经死了,然这在十几年我的回忆中,却时常有他存在着的。关于他的琐碎的事情,很有几件,曾使我当时起过一些新奇的感想的。例如:在我所见过的家里,都是女人做饭,而他却是男人做饭。我的祖母,我的伯父们,都叫他“血哥”,我和我的兄弟们也都叫他“血哥”,好像我们都是同辈似的。在我们那里,只有女人才骂人”挨刀鬼“,而他骂他的两个孩子时候,却也骂”挨刀鬼“。我当时很以为这是因为他做饭的缘故,变了女人的说话。诸如此类,都使我惊奇,莫名其妙。他时常叫我吃他的饭。他的饭做得也未必好,然我吃着,却觉好比我家的香了好多。他喜欢同孩子们玩笑,给孩子们谈一些故事,这大概也是我同他亲热的一个缘故。一天,对着很多的人,他指着我说道:“这孩子鼻子很大,‘雀儿’一定也大哩!”说得人们都笑了,我却羞得红了脸,好像不敢见人了似的。真可恶,他偏有本事,还要发表他那不知道如何得到的一条定律道:“凡鼻子大的孩子,‘雀儿’便大。”但一会儿后,我便什么都忘记了,我们又谈起别的话来。他所谈的故事里边,有一条,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而且还时常对我自己复述。他说:“高怀德病了的时候,赵匡胤每天打发人看他去。一天,他对他老婆说:‘赵匡胤真有交情,我病成这个样子了,他还每天打发人来看我。交下这样朋友,我虽死了,也很过意的了,他老婆很聪明,叹了口气说道:‘他那里是看你,他是看他那颗印哩!你不信,明天把印给他带回去,保准以后再不看你来了。’高怀德不信,便照他老婆的话做了,果然,一直等了三天,再没有一个人来。高怀德气得叫了三声,便死过去了。”这个故事,也许是我少年时所得到的一个最好的教训,比我所读过的哲学书都有味得多。可惜这样的老人便很早的死去了!那天,我在某处还遇见他的二儿子,居然也同我说话了。好几年他不同我说话了,一定是因为他听说我快要一个月赚六十块钱的缘故吧?听说他媳妇很不规矩,前几年把鼻子也掉了。唉,可怜的死去的老人呵!

前言

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生于一八九八年,约卒于一九五四年春天,享寿五十六岁。高长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写了各种形式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文章,编辑出版过大都以《狂飙》为名的十几种杂志和六七种丛书,他的个人杂志《长虹周刊》至少出版二十二期。他的作品,以诗和散文成就最高,既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也有独创价值。高长虹是最早使用现代派手法、特别是象征派手法写作的作家之一。他的某些作品一出版,就被翻译成好几种外文。高长虹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一九二四年八月,他发起组织了狂飙社,开头是一群山西文学青年,几个月后成为一个全国性社团,成员来自十多个省份。狂飙社是五四以来仅次于文学研究会、我国第二大文学社团,其成员在七十人左右。狂飙社又是其活动范围远远超过文学的一个社团。它后期开展狂飙戏剧运动,在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太原、厦门等六个以上城市演出。它还涉足出版印刷和妇女解放等领域。狂飙社又是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输送新鲜血液很多的一个社团,它的主要成员除三四人外,后来全都参加了革命,有许多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在狂飙社后期,它的主要成员都入了党,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使高长虹徒手无援,狂飙社后来难以生存,走向解体,这是客观原因之一。高长虹在北京开展狂飙运动之初,就受到鲁迅的称赞和器重。鲁迅创办《莽原》,首先邀请参加的是高长虹。鲁迅同乡文学青年许钦文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本应鲁迅作序,但他让给高长虹,而且一直坚持,始终不变,这在鲁迅一生是惟一的一次。后来两人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激烈的言辞,但鲁迅后来肯定了高长虹为编《莽原》而付出的辛苦和文学成就。鲁迅说他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但这句话对高长虹似乎并不适用。“文革”以前长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磐石,在给诗人王玉堂和董大中的一封信中说:“在二十年代的我国文坛,长虹是一位有相当影响的人物。长虹倡导的狂飙社,同样是当时国内有相当影响的文学社团……”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公允的。高长虹一生,积极追求进步。青年时代,高长虹受歌德“狂飙突进运动”影响较深,想在中国也开展一场狂飙运动,所以他把他所组织的社团称作狂飙社。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高长虹支持他的弟弟和朋友加入共产党;他的三弟高远征在中学时代就担任党的支部委员,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一次突围中光荣牺牲。他鼓励朋友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六年冬天,他亲眼看到了上海工人在三次武装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世界观发生转变,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把“士”(知识分子)解放出来,他对工人阶级表示了崇敬,不久把名字上的“虹”改为“红”。在搞狂飙戏剧运动期间,英文版《资本论》是他经常阅读的一本书,也是他立意研究经济学的最大动力。三十年代初,他放弃文学事业,远赴日本,目的之一,是研究新生的苏联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愤而离开日本,远渡重洋,前往德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九三八年,高长虹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重庆,他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员,写作了大量政论、杂文和诗歌,对抗战多所建言,同时一改过去写作风格,大力提倡文艺大众化,支持工农兵群众写作。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官员的贪污腐败,高长虹难以忍受,撰文质问“为什么我们的抗战不能胜利?”发出“这社会得换一副面孔”的呼吁。他要寻找光明。一九四一年春天,高长虹离开重庆,徒步数千里,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以后再未动摇。他把他最后一部诗集命名为《延安集》,乃是他献给革命的一份礼物,也表现了他对革命圣地的热爱、尊敬和忠贞。

后记

《高长虹文集》出版之后,很快就有人找到一些佚文。最先提供佚文的,有三位。一是在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王峻峰,《一点点军火》和《抗战文艺》上的一些目录就是他找到的,他已于几年前辞世。另一位是当时在山西省图书馆工作的石铁农,他找到了几篇作品(如《普罗列塔利亚诗歌之一》等)和多篇作品目录。第三位是著名学者林辰先生。《高长虹文集》收入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第二部分,是从图书馆抄来的。《文集》出版以后,林辰先生出席了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的座谈会。会后,林先生当即把该文的第一部分抄录出来,转交给我。林辰先生已经仙逝。现在把完整的《一点回忆》贡献给读者,也算是对林先生的纪念。这次有大量佚文收入,首先要感谢姜德明先生。高长虹的个人刊物《长虹周刊》,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存世数量既少,终刊于何时,过去也不清楚。本书新收人的《长虹周刊》第十一期、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二期的全部文章,即是由姜先生提供的。刊于《长虹周刊》第二十二期的《北海漫写》和《南海的艺术》,是两篇优美散文,在高长虹散文作品中独具特色,姜先生先已收入他编的《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一书,这也使我们知道,创刊于上海的《长虹周刊》还曾在北京出版过,证实了高长虹自己说的他走到哪里《长虹周刊》就办到那里的理想。廖久明先生到北京查阅资料,顺便看望了姜先生,于是得到了这三期佚文的复印件。狂飙社的袖珍小刊物《弦上》,也只有姜先生存藏,在编《高长虹文集》时得到姜先生的慷慨协助,已全部复印。原来只收入署名C的作品,这次同时收入了署名D和A的作品。在搜集高长虹佚文上,廖久明和他的学生李丽娟立了大功。廖、李二人不仅找到了发表于重庆《新蜀报》以前未能找到的《没有治不好的病》、《写作初步》等文,还从《妇女杂志》、天津《大公报》、《今天》十日刊、杭州《国民新闻》副刊《野火》等报刊找到了多篇过去没有听说过的文章。在廖久明和李丽娟所找到的佚文中,有两大板块特别值得称道。一是《政治的新生》,一是《大江日报》的《街头》副刊。《政治的新生》是高长虹从国外归来出版的一本政论性著作,已在图书馆里沉睡了几十年。廖、李二位先找到一篇《七月危机》的长篇佚文,文中谈到“关于行政工作的分配问题,我在《政治的新生》一个小册子中已讲过一点……”廖便请李丽娟找这本书,很快找到。这本书在高长虹作品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在序中叙述了他在欧洲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和写作的情况,大大丰富了作者在国外八年,过去几近空白的生平资料,弥足珍贵。这本书由长虹出版社出版。这显然是高长虹个人出版社。在狂飙社时期,高长虹办过个人刊物,现在他又办了个人出版社,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这是值得注意的一页。

内容概要

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生于一八九八年,约卒于一九五四年春天,享寿五十六岁。
高长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写了各种形式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文章,编辑出版过大都以《狂飙》为名的十几种杂志和六七种丛书,他的个人杂志《长虹周刊》至少出版二十二期。他的作品,以诗和散文成就最高,既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也有独创价值。高长虹是最早使用现代派手法、特别是象征派手法写作的作家之一。他的某些作品一出版,就被翻译成好几种外文。

书籍目录

第一卷  精神与爱的女神  闪光  心的探险  光与热  给——  献给自然的女儿  草书纪年  时代的先驱  春天的人们第二卷  曙  实生活  走到出版界  青白  游离  神仙世界  小剧场第三卷  狂飙时期未人集作品第四卷  政治的新生  抗战时期未人集作品  延安集编后记附录一:高长虹佚文和拟写作品目录(曹彭)附录二:高长虹年表(廖久明)

编辑推荐

《高长虹全集(套装共4册)》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高长虹全集(套装共4册)》包括了《高长虹全集(第一卷)》《高长虹全集(第二卷)》《高长虹全集(第三卷)》《高长虹全集(第四卷)》。主要是狂飙社时期作品。其中第一、二卷为已出版的作品集,大体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个别有调整,第一卷以诗和散文为主,第二卷为其他形式。第三卷为早期和狂飙时期未人集作品,狂飙解体后在日本所写附于这卷之末。第四卷为抗战时期作品,包括两个集子和未人集作品,以《政治的新生》始,以《延安集》终。

图书封面


 高长虹全集(1-4卷)下载 更多精彩书评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高长虹第一次见鲁迅,是在一个吹着凛冽寒风的夜晚。那时是1924年底,《狂飙》在太原出至第三期便难以为继,于是高长虹便来到北京,将这份杂志以《国风日报》副刊的名义继续出版。12月的一天,高长虹从孙伏园处得知鲁迅对《狂飙》很赏识,而此时《狂飙》的处境十分艰难,于是便前去拜访鲁迅,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两人一见如故,尽管思想不同,却依旧相谈甚欢。“我那时以为已走入一新的世界,即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实际世界了。”(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他的梦便被撕碎了,这位他曾十分敬重的前辈与他反目成仇,两人彼此间恶言相向、剑拔弩张。和鲁迅之间的论战使得他众叛亲离,此后淡出文坛,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后半生。两个人的公开冲突是在1926年,那年6月,高长虹前往上海重办《狂飙》,鲁迅也在8月离京前往厦门,《莽原》的编务便暂时由韦素园负责。在此期间,韦素园频频压下狂飙社成员高歌、向培良的作品,向培良感到不满,与韦素园起了冲突,并致信身在上海的高长虹。高长虹得知后,便于复刊后的《狂飙》上刊登了两封分别给鲁迅和韦素园的公开信,在给后者的信中高长虹措辞激烈:“《莽原》需不是你家的!林冲对王伦说过:‘你也无大量大才,做不得山寨之主!’谨先为先生或先生等诵之。”(高长虹,《给韦素园先生》)并在给鲁迅的信中大倒苦水:“素园曾以权威献人,今则用以自献,然权威或可施之于他人,而不应施之于同伴也。”(高长虹,《给鲁迅先生》)见鲁迅迟迟未有回应,高长虹便在《狂飙》上刊登了《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指责鲁迅以思想界的权威自居,将他描绘成“世故老人”,两个人就此公开决裂。韦素园的做法是否妥当另说,但高长虹的反应却早已超出了事情本身。而事实上,冲突的地雷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埋下了,压稿纠纷只不过是引爆地雷的导火索而已。高长虹对鲁迅的不满源于1925年8月《民报》刊登的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将鲁迅描述成“中国思想界之权威”。高长虹对这种说法深恶痛绝,“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他认为,国民的思想尚未得到充分启蒙,在这时还需进一步解放思想,而此时提出“中国思想界之权威”的说法,无异于为思想解放设置了障碍。他当面向鲁迅提出了质疑,可鲁迅却说:“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 (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也许在鲁迅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广告宣传用语,无需当真,但敏感脆弱的高长虹却当真了,他无法理解这位他心目中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竟然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这顶高帽。压稿纠纷显然引起了他不快的回忆,否则便无法解释他何以在论争过程中大谈“权威”,并旧事重提攻击鲁迅。高长虹在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结构,有点类似于卡伦•霍妮曾分析过的神经症人格。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里,她谈到神经症患者会创造一种关于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无论是在意识中还是无意识中,这种心中的形象总是与实际相距甚远,尽管它对患者生活的影响是很实在的。”(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在高长虹身上,神经症人格的表现却有所不同,他未曾试图创造关于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但他却在内心里构筑了关于鲁迅的理想化意象,在他的心目中,鲁迅既然是思想解放的先驱,那么理所当然应该反对一切涉嫌“造神“的行动(包括把自己塑造成神)。鲁迅是否真的把自己当作权威已无从考证,但不管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为何,可以肯定的是,《民报》广告一事使得高长虹心目中的鲁迅开始与现实中他所看到的鲁迅出现了反差,“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他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理失衡。据我观察,高长虹的这种心理失衡,在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一代中是非常普遍的。对很多人而言,青年时代是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代,是开始挣脱过去的精神枷锁并尝试走向独立的时代。但青年们在摆脱旧的权威后往往急于净化这个世界,可偏偏这种昂扬的斗志缺乏足够坚韧的人格结构作为支撑,无力承受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怯于光荣孤立,急于找到知音,因而容易对一个或若干个人格化的对象投射一种虚妄的想象。文革时期的那些殴打老师的红卫兵小将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平时跟校领导有些矛盾,师生之间关系比较紧张,又处在青春时期的逆反心理状态。一旦文化‘大革命’,学校秩序被打破,所有的条条框框全部被打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南方周末》:对话陈小鲁——“文革”不可能再现)“文革”让青年一代对权威的逆反心理得到了全面的释放,校领导、老师这些旧权威的代表人物被纷纷打到,然而红卫兵小将们“狂飙突进”的心理基础,却是对偶像与集体的盲信与依赖,青春期叛逆期的他们对自由与解放无比渴求,但他们孱弱的肩膀却无力承受光荣孤立所带来的重压;他们阅历尚浅,内心的信念并未经历足够的考验,脱离了偶像与集体他们根本无法坚持。高长虹那时的心理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与“文革”红卫兵小将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尽管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一旦发现偶像并不如自己所想象地那般“纯洁”,革命青年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心理失衡,却忽视了自己的想象本身就是所投射对象的不能承受之重。 “那种意象越是不真实,患者愈是敏感脆弱。”(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这种敏感脆弱支配了高长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与鲁迅后来的冲突。随着冲突一点一点的扩大,他的心理失衡也随之变得严重。他在冲突中对鲁迅所做的充满了敌意和火药味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心理失衡的支配下做出来的行为。尽管鲁迅的所作所为并非无可指摘,而反抗者在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与声望后蜕变为压迫者也不乏前车之鉴,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每个人内在的“污渍”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成因,这些“污渍”只能通过外在环境的变化和每个人的自省达到净化,绝非外在的批判和强力可改变,内在于每个人的权威意识同样如此。诚然,高长虹的批判具有一定的预见性,而他与鲁迅决裂所招致的悲惨命运也表明后者凭借其在思想界的至尊地位所掌握的话语权确实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可是在旧权威尚且根深蒂固,所谓新“权威”还不足以全面压制新生力量的时候,便急不可待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后者,这种处理方式看似超前,实则“超”之过急。对于高长虹,鲁迅待他如己出,尽力栽培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并邀他共同创办《莽原》杂志,高长虹也对鲁迅投桃报李,他以生命赴《莽原》,“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礼拜不赶编辑前一日送稿子去。”(高长虹,《给鲁迅先生》)他尽管不同意鲁迅的个别思想和主张,但他对鲁迅的基本情感却还是尊敬与崇拜。可是,这种情感在他身上的表现却是偏执的,他有多爱(他想象中的)鲁迅,他就有多恨(他所看接触到的)鲁迅;他越是崇拜鲁迅,就越因为鲁迅不符合他的想象而感到焦虑和绝望,因而越是激烈的攻击鲁迅;他对鲁迅的敌意表现得越强,证明他对鲁迅的依赖越深;而随后他的火力越猛,鲁迅的反弹就越猛,他的心理失衡就越严重,于是恶性循环。他对鲁迅的攻击尽管是出于对权威一贯的敌视,但同时也是出于对偶像病态的依赖,出于幻想破灭后的不甘心。至于整个冲突过程中谁对谁错,我难以置评,而这似乎也不应是我们关心的焦点。然而在高长虹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也曾像他以及“文革”红卫兵小将那样,将自己“狂飙突进”的勇气建立在对偶像与集体的盲信与依赖之上。而在发现自己所盲信与依赖的偶像与集体不如自己期待地那般完美的时候,我内心的信念便产生了动摇,在历经坎坷后才幡然悔悟。我们青年人并不缺乏净化这个世界的决心与勇气,我们缺乏的是当世界的污渍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清洗时泰然处之的心。对世界的污渍泰然处之并不意味着放弃清洁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学会理解世界的“不洁”,让自己被赋予一种更坚强的战斗意志,从而在“荷戟独彷徨”之际还能够顽强地活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持久地清洁这个世界,并且在清洗世界的过程中让自己成长成熟。然而,倘若一个人青年时代便能轻易获得这种对世界的“不洁”泰然处之的心,那么他/她能算是经历过青年时代吗?2013年12月26日星期四晚 初定稿于惠州家中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     高长虹是一个怪人,一个奇人,他的全部著述能够被结集出版,是幸事,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光荣!向所有参与该书收集整理编辑出版诸君,敬礼!
  •     朋友指定要这套书,还不错
  •     “杂文界”不该遗忘的一个角落。
 

外国儿童文学,篆刻,百科,生物科学,科普,初中通用,育儿亲子,美容护肤PDF图书下载,。 零度图书网 

零度图书网 @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