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跬步集》书评

大学精神与全人教育

（作者：舒旷）一个在大学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如果仅仅是在教授知识，则他充其量只是一个教书匠而已。一个大学教师，应该对大学精神、大学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贯注到他的教学之中。从本质上来说，大学教师这个职业，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和创造者，更是大学精神的传承者与守望者，他的职业使他超脱于技术的层面，他应该既是教师，更是牧师，他的更重要的使命是塑造学生的心灵和价值世界。读了孙祁祥教授的新著《跬步集》，能够分享她对于大学精神和大学教育的独特而深邃的解读，感到受益匪浅。大学应该是学子终生的心灵家园。作者在北京大学这所百年学府度过了数年读书生涯，又经历了20年的执鞭生涯，对北大精神有着自己的读解。正如作者在《我与北大》一文中所说的：“北大给了我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独特的，每一个在北大学习工作过的人，不论他身在何处，都会或多或少地将北大认同为一座心灵的栖所、精神的家园，而且这种‘认同’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具有永不消逝的魅力”，这种精神“已经融入了北大人的血液之中，给人一种高度，一种宽广，一种淡泊宁静，一种情感追求”。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于北大精神的一种深深的礼赞与认同。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和社会风气的变化也会给大学精神带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则是负面的。大学也时常在外界的诱惑或逼迫下不断地面临着致命的抉择，大学精神也不断在这种环境的重压下飘摇动荡。在这些重压和诱惑面前，大学也不再是一个世外桃源，大学精神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以教育为终身职业和使命的人，还是应该坚守内心这份梦想。“我梦想在不远的将来，北大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在这座学府里，教师不再为现实的生活压力所烦扰，而是都能‘气定神闲’，潜心学术，并以此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在这座学府里，学生不再为光怪陆离的功利诱惑所俘虏，而是都能沉浸于北大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宽广的现代文明之中，锻造自己，发展自己”。作者的这份梦想，恐怕也代表了所有对教育事业有一份执著、对大学精神有一种坚守的大学教育工作者的共同的心声。实际上，作者也在自序中坦诚地说，她在人生中也面对很多诱惑，也有很多次做其他事情的机会摆在面前等待她去权衡和抉择，但是“由于骨子里那份对校园的喜爱、对学生的喜欢和对那种相对来说无拘无束生活状态的喜好，让我拒绝了一些在许多人看来不错的‘诱惑’。但实际上，我应当说，正是自己的这份‘清醒’、这份‘坚守’与这份‘执着’，才使我有幸能在北大度过与无数优秀学生相伴的岁月，让我有一份宁静和独立对专业问题进行自己的思考；由此为自己的人生带来许多的感动和感悟”。这里面所透露出的，不仅是作者个人的命运选择和职业选择，更是她对大学教育和大学精神的一种担当、一种守望、一份笃定。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跬步集》最精华的部分在于对大学教育的目的、内涵与使命的深入论述与解析。作者认为，大学教育（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东西与一个“与时俱进”的东西的有机融合。“与时俱进”好理解，如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等，都要根据时代变化来调整。那么，什么东西在大学当中能够“亘古不变”，能够穿越时光和历史，成为一个大学的基石、灵魂和内核呢？作者认为，这个“亘古不变”的灵魂和内核就是“品行、修养、情商和灵商的培养与开发”，这些会构成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身上一种终生难以磨灭的“烙印”或者“标记”。正是由于秉承了这个理念，孙祁祥教授在无数的北大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致辞中都对学生谆谆教诲：“你们有优秀的智商，但我们也希望你们有出色的情商；你们不乏使命感，但我们也希望你们更具责任感；你们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壮志，但我们也希望你们有‘脚踏实地’的精神；你们有‘舍我其谁’的气概，但我们也希望你们有‘甘为人梯’的情怀；你们有‘出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但我们也希望你们具有‘宽宏、宽厚’的练达”。在2009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典礼上，作者提出“六个懂得”，即要求学生要懂得感恩、懂得吃亏、懂得承受、懂得生活、懂得舍弃、懂得欣赏。这“六个懂得”，是作者人生经验和生命历练的精粹，实际上也是作者提出的“品行、修养、情商和灵商”的具体体现。我体会，孙祁祥教授所秉承的教育理念，不仅是使学生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成为一个有使命感、有责任感、有社会和家庭担当、有人格操守、人情练达、情趣高雅、追求生命质量、充满爱、宽容和激情的幸福的人。这样一个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培养这样的人的大学教育，称得上是一种“全人教育”：即培养完整的人格，完美的人格，培养能够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爱、感动与奉献的人。“全人教育”是大学教育的精髓，人格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石与内核。决定一个大学毕业生是否成功的，也许并不是那些专业知识，而是自身的人格力量，那是来自于心灵的力量，而不是头脑的力量。《大学》一书开宗明义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19世纪的牛津学者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在其名著《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认为大学的功能在于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目的在于“性格之塑造”（character formation）。北大很多先贤也都极力强调这样的人格教育理念。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1868-1940）认为，大学之道在于“人格之养成”。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钱穆先生（1895-1990）说，中国的学问传统有三大系统，即人统、事统、学统（钱穆：《中国学术通论》）。中国的学问传统最重人统，即“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其用意在于学如何做一有理想有价值之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前辈陈岱孙先生（1900-1997）说，一个大学生应该在大学里“长知识、长智慧、长道义”，他也把“道义”放在知识与智慧之上，是大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目标。孙祁祥教授的“全人教育”的理念，是这些北大先贤的教育理念在新时代的延伸与传承。唯如此，大学才能培养出真正卓越的人，才能培养出作者所说的“情商优秀、智商超群、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