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工的江湖》书评

和老万老黑喝酒

和老万老黑喝酒by \ 宋客距离和老万最近的一次喝酒，是去年在学院，他要转道去福建当“农民工”的时候。那天下午四五点钟有我、鹰先生、南岩、老万，我们一起喝酒聊天，喝得夕阳西下，酒杯和笑容在斜阳下放光，最后华灯初上，人影散乱。这次和老万喝酒，他们几个就都不在场了，就我、《高度戒备》的作者老黑即付勇军，还有地方论坛的两位美女：子鱼的天空，还一个美女对不起忘记名字了。我就背带行李，准备住下投奔几天的，因为堵车误点，来了就径赴饭馆。老万这小子瘦高瘦高的，改在以前，你见了会担心他非吸毒即嫖娼的，但是这家伙现在可是引领媒体并在媒体的浪尖中漂着的主儿，可是稳重多了。一见面，我说：“哼，还是那么见风骨！”老万说：“哈，长帅多了啊！”我们哼哈二将，互捧对方，就边聊天边等老黑。初见老万，是在五年前，来我宿舍找一个“新概念作文获奖者”。那人交际宽广，累得睡觉，老万见那厮梦周婆，也不便打扰，就在桌边看《书屋》，半小时过去了，那厮还未睡醒，老万仍在等候，我和鹰先生觉得不好意思，说喊醒得了，老万执意不肯，就和我们聊起来了，一谈之下，乃知是鼎鼎大名的“草根写手”万仁平，于是我们渐渐就熟悉起来了。老王在他的还没写完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九月孝感》这样写老万：“大表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身上只有5块钱的话，他会自己花2块，用3块钱帮你带碗热干面，尽管我最呕心的就是这什么武汉红油热干面，可大表哥乐此不疲。要是一不小心有10块钱的话，他会盛情地邀请你去网吧上通宵（5元包夜）。结果一晚上下来，抽烟茶水宵夜外带第二天早点和打车回去，自然是我亏大了。”大表哥即老万。《苹果掉下来》一书的作者李德南也说老万“天生就是写小说的人”，我评价他是“一个以小说姿态生活的人”。其实我们当中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九月孝感》就涉及好多，大家想看的话去行贿老王或者威胁老王，叫他快点把他的那小说写完。当然行贿我我也可以去劝说老王早日动笔。和老黑相识，算是三年前，那是我正和一个小气官僚的叫做槐荫论坛的地方论坛笔战正酣，一气之下，我点名攻击整个论坛的所有版主，结果ID遭封，心中不爽，老子走也。那是楚君拉我进他们刚办不久的卷耳墨地方文学论坛，我在文学评论版当版主，老黑在城市江湖版当斑竹，不久老万、鹰先生、老王即依剑笑苍穹云集于此，从此这论坛人气日旺，佳作迭出，趣闻不断，真是光芒万丈！而老黑即流窜其中，当时正是他写《高度戒备》的高潮，楚君向我介绍过他，他就偶尔来侃几句。没想到再次提到老黑，他和他的《高度戒备》已是名满天下。老万也被贴上“湖北80后民工”的标签，甚至还上了CCTV新闻周刊了，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也满江湖了。老黑临行前一个晚上快转钟了，写博说：“决定明天还是去见万小刀。咱视死如归慷慨就义，以英雄的形象去，可以不？他狠，我比他更狠！他耍流氓，我比他更流氓，我就不信邪，咋就制服不了他！人与人之间，没有更好的，只有更坏的！”老黑是几本书的作者，在中国军旅小说界是有名望的人物了，我们早该想到他的军事眼光。这次终于见了老黑大哥了，头发剪得很浅，我和老万一见他，就都感觉他真不是书生，倒很像道儿上混的流氓土匪呢，莫非这装束是他的“军事策略”故意吓唬我等纯洁的小百姓？老黑告诉我们说他也抽过烟，吸过粉（面粉），站在路边接过吻，当过兵，站过岗，杀过处男（游戏）入过党，打过领导得过奖，是个有经历有厚度的人。我和老万就准备好好灌灌老黑，谁知这厮很是精明，知道我们是一伙的，来酒桌首先就声明不喝酒的，啤酒也不喝，我和老万就激将说他不像文人不要土匪，酒就不喝，混什么江湖？结果就答应一人一瓶。咱们就谈些文学和农民工问题和军事小说问题，聊天尽兴，又结果老黑超过一瓶了。莫非老黑能喝，而对我们开始故意宣称说不会喝又是他的“军事策略”？其实老黑还是豪爽的人，现在是名家了，本来说我和老万一起去他那儿拜访的，但是我试探问他在这里可以不，没想到他很豪爽的说你们定地点。而来了见面哈哈不断，谈话也很客气，一再邀请“农民工”和我有空去他道上坐坐，甚是客气。下午老黑和他的朋友请我们喝茶，喝茶可以，品茶外行，殊不足道也。归到老万住处，冲了凉水澡，躺在地上凉席看书和电视，不觉夕阳就来临了，于是乎去吃了碗炒饭炒粉，接着就去网吧“堕落”，看“虚拟的真实”。十一点几个朋友请我们去夜宵。次日睡得自然醒，散步去学院，称点水果，径去西区文印，见小妹妹和她家人，聊天玩。中午小妹妹请我和老万吃饭。怂恿小妹妹喝了点酒。即告别。路上见一城管车停顿，大几十人围观，观之，一中年妇女哭哭啼啼拽着那标注“孝感城管”的车，说城管霸道把她的菜篮子菜摊子全部当垃圾摔坏扔掉，妇女收拾进去了的菜也被强行抢出来毁掉。而一城管穿着制服凶巴巴的骂道：“你去告啊!他妈的！”老万问我手机可以照相么，我们准备拍照，曝光，但是老万手机没摄像功能，我的也不能用，没办法。去孝感某联通公司，公司收钱很客气就像他是你儿子，而办事就很霸道冷漠，就像你是他儿子。老万和他讲道理，不通，结果捶了桌子，五分钟不到即交涉成功也。去邮局报刊杂志买杂志。《读者》、《青年博览》等刊物都登载了老万的博文了。“湖北80后农民工万小刀”走红前的5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在登载万小刀的文字，所以那些说万小刀是无聊媒体炒作红的，我觉得他们思想很“向前”，知道《人民日报》也是很“无聊”的媒体！晚上和几个朋友吃饭聊天。前两天看到新浪杂谈要举办有关于“农民工万小刀的在线采访”。我因在外学习，网吧也找不到，没有看了，次日才补回来了。对于“湖北80后农民工万小刀”现象，很多帖子我都在关注，我就附带说几句也许不相干的话吧。其实中国好多人自觉不自觉就喜欢这样：自己不提出问题，也绝对不准别人提出问题！别人要不就不说话，说话就要说得放之四海天下归心！别人一说话就说早说了炒乱了没必要说了。法律教育人不要犯法不要这个不要那个难道没说乱了？难道说得不多了吗？但是还不是很多人在犯法在犯罪。再说你说什么大家没说过了呢？搞一句炒作啊别人早说了啊那彼此谈话的台阶就没有。我们总喜欢在动机上先预设别人不纯正，然后就气势汹汹来谩骂。我们总把某个问题的深入的考察归咎在别人身上，而自己就把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谩骂而谩骂。我们总喜欢说本来某某和他的言论我不想说的没必要说的，而在后面就长篇大论胡搅蛮缠把别人谩骂攻击得成鬼成妖，以证明自己的高明。既然说没必要，但却做好打杀罗织的准备了，那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么？我真不懂这句除了证明自己假惺惺还有什么！我真不懂有了这句后面的又有必要再写呢！我们总喜欢在一个问题的争论上最后归结成“名词之争”。什么是“名词之争”？引用李敖的话了：美国有一个报纸，办报的人叫ABBOTT，他晚年的时候写回忆录，他爸爸是一个写儿童书的作家，他爸爸临死前告诉他说，感觉到人间所有的教会的争执90％都是名词之争。这个小ABBOTT老了以后，他回忆这段话，他说我回忆我爸爸告诉我所有人间宗教的争执90％都是名词之争，他说我发现我爸爸数学不好，原来最后那10％也是名词之争！

蚁有蚁道。

文/环珮空归 当年识得万小刀的时候，他叫“刀片上的蚂蚁”，还不是什么牛气冲天的“民工代言”者，更不会被白岩松点评上几句。尤为奇怪的是，他的文笔总透着股子脱俗的冷峻，但也未必叫犀利，也未必叫沧海桑田。就像小儿郎牵着一挂气球跨出门槛，蓦然看到一场卑劣的凶杀一样。球脱了手，他寒了心。这是场被拔苗助长的蜕变，带点残酷。那是2003年，他二十一岁，恣意的很，初来乍到我们盘踞的论坛就和我们掐了一道。起因只是彼此青春期的一言不合，结局也是不打不相识后的把酒言欢。然后，他就叫我“梅子姐姐”。多年来，他从来不提自己的来处，只是隔三差五提一句自己的去处，武汉、广州或者别地。偶尔会透出点拮据，比如没钱上网写小说了。直到我看到他的简历。他说自己是民工。那些个劳作一天在录像厅的暧昧镜头里打发困顿的民工，那些个背着大包袱小麻袋挤着硬座回家过年的民工，那些个蓬头垢面攀爬在高高脚手架上的民工，是他们的一帧帧剪影。被人怜悯，被人侧目，被人拒之千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印象。突然想起，我的二十一岁，院子前方要修两栋大楼，满工地是钢筋水泥，还有一台瘆人的搅拌机。民工们在中午端着个大海碗，筷子上串着叹为观止的八个大馒头。大厨是个肱二头肌特别发达的小伙子，有不相称的白净和腼腆。有一天他挎着毛衣针在编织，我被吓到了——男人也可以这样啊。还有工头的儿子，一个十七岁瘦里吧唧的少年，总是泡在我家看电视和我母亲聊天。里出外进，少年叫我“梅子姐姐”。那个时候，他们生存条件好像还过得去，没有听说跳楼讨薪，下了工也有精力把自己拾掇的干干净净。每天，我自自然然的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自自然然的看我一眼。大雨的时候，还帮我把陷落的摩托从泥泞里抬过去。彼此很平等很融洽。天气骤冷，母亲赶忙找出一件军大衣让少年穿上。少年后来穿着它和大厨还有能吃八个馒头的工友们离开了，没有告别。我才发现，楼已经封顶。这十几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工的劳作条件愈发艰苦，民工的待遇未见提高。而我们和他们越来越有了隔阂，互相带点不满，也不再愿意主动接触。这些在万小刀的小说里，似乎能看出点端倪。他依然用令人怅然若失的“瓦刀”雕着家乡的贫穷、坚守、无奈和挣扎，雕着少年时的向往、自卑和叛逆，雕着如今岁月里的奔波、梦想和一群姑娘的纠葛。他怀念为了交学费被卖掉的羊，怀念钉了铁皮的大头皮鞋，他怀念患难之交的狐朋狗友，怀念不计较他的出身对他施以友好的娟子们。这些怀念扶持他得以走南闯北餐风露宿不至于倒毙街头。他暖，他坚持，因为他还有一门手艺——读读写写。即便是半虚构，也可以看出他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借读书卡，不间断的写。我们的葛水平姐姐说，文字是最后一堵墙。用在他身上尤为准确。因了这堵墙的存在，他可以在遭受磨难时靠着喘气，咬牙，休息片刻重头再来。他在小说里一再申明自己是蚂蚁，是不是因为蚂蚁总能比蟑螂老鼠更轻易的从鞋底逃生？而那些逼仄的花纹便是它们生存的空间，这就是蚁有蚁道。但他更是刀片上行走的蚂蚁。因为渺小，再锋利的刃，他都可以走过。他记下了同是留守孩子和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诉求，这是城市和农村一体化格局变化中的必经之路，这是社会经济大膨胀后必然的矛盾——他是一直在用冷峻的旁白音诉说着这些不稳定因素和矛盾。也许他不具备丰富的阅历去揭发这些矛盾形成的原因，也许他也不具备深厚的学识去解决这些矛盾。但他，毕竟是在迅速成长呀，他会走得更远看得更深。《一个民工的江湖》其实应该有个更相衬的书名，但这确实是一本内容大于形式的书。而我想知道，当年那个穿军大衣的十七岁少年现在活得好不好，他的道走到了哪里。我也想说明，即便有所谓的户口，我们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不够乐观，我们大部分人讨生活也越来越不易。我们和你们同是工蚁。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09ff700100n8ta.html

越来越喜欢真实的写作了

这是本值得看的书，虽然我不懂写作，更不懂文学，但的确值得推荐。理由有三：一、真实写作，小刀是个坐的下来、也走的出去的作家，就是说，他的东西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是写不出来的，这比那些天天坐在家里码字的写手强多了；二、这本书的确能勾起很多70、80后的一些回忆，尤其是吃过苦的那些人；三，大部分篇幅还是挺好看的，我阅读有个习惯，下班的公交车上，活着头脑很不清醒的时候，这个时候，能看得进去的，就是好书！这就是我判断一本书的唯一标准。

一个民工的江湖

我推崇万小刀，并非是因为他“80后著名民工”的身份，也不是因为他“炮轰城市”的壮举，而是因为他的文字，以及他作品背后一些深层次的意义。他的文章里，没有故弄玄虚的文字炫技，也没有扭捏作态的无病呻吟。文学来源于生活，他的生活和经历显然是和城市里这些所谓“青春作家”区别开来的，因此他的文字也同样在这些萎靡、苍白、乏力的文字中显得十分别致。那时候他还是个民工，不折不扣的民工，在南方一家鞋厂做鞋。当然，他以前也从事过其他职业，比如架子工，比如保安，总之都是一些看起来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差事。由于这些工作的不稳定性，也由于他的性格使然，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很多城市。与其说是在被迫讨生活，不如说是有意的流浪——他的骨子里，血液里，原本就是放荡不羁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后来，由于他的文字得到了一些认可，他被“招安”了，被人带到佛山，做一些文字相关的工作。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红了。因为一些“民工开炮”系列文章，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红遍中国。这时候，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成功了，成名了，以后不用再做民工了，去做一份体面的文字工作，或者干脆像有些人那样借着名气忽悠点儿钱财都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么想的人显然错了。虽然红了，但他仍然是那个拿着瓦刀走天下的民工万小刀，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有他自己的节奏。刚到佛山的时候，他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声音很怯。这样一个来自湖北大山里，不使用手机，看不惯“城里人”，与时尚生活完全脱轨的民工，怎么可能忽然接受这样的生活巨变呢？他接受不了，从心里也不愿意接受。他乐于当他的农民，乐于当他的民工，乐于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于是，他拒绝了很多采访，甚至是刻意把自己隐匿起来。有一次，一家杂志想采访他，无奈找不到他的人，竟然采访了我一个多小时，根据我的叙述给万小刀做了一整版的报道。果然，没过多久，他就辞去了这份看起来相对体面的工作，重新恢复了“自由”。无论是描写城市，还是描写乡村，万小刀的视角都很奇特，读后让人有一种清新、懵懂、惆怅纠结在一起的复杂感受。借用《平凡的世界》里的一段话描述万小刀，我觉得很贴切：“许许多多新的所见所识他都还不能全部理解，但所有的一切无疑都在他的精神上产生了影响。透过城市生活的镜面，他似乎更清楚地看见了他已经生活过十几年的村庄——在那个他所熟悉的古老的世界里，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了。而那里许多本来重要的事物过去他却并没有留心，现在倒突然如此鲜活地来到了他的心间。”还是来谈一谈这本书。“打工文学”作为中国现阶段，也就是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的文化现象，初期侧重于对打工者艰辛生存和社会不公问题的倾诉，这些作品现在仍有它的写作价值。但打工文学必须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只有完成由最初身处异乡的漂泊之感，到对人生的自我塑造和重新定位，再到转向理想境界的心灵提升的转化，打工文学才能引起全社会更深层次的共鸣。很多人并不了解民工，报纸、电视这些媒体上传递出来的信息，让人感觉农民工到城市来就是受欺负受排挤，时时刻刻处在生活的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他们可以吃得饱、穿得暖、过年回家有工钱，就应该是幸福的，就应该别无所求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能跳出这些浅层的生活现象，站到一个更高的视点上，看到的则将是另外一个情景——民工们的精神需求是什么？他们有着怎样的过往、怎样的现状，又有着怎样的憧憬？当你看到一些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从前的印象将瞬间崩塌。有深度的“打工文学”作品，应致力于追问和追寻这些外来人员的精神支撑在何处，又该如何将特定的生存性转化为特定的精神性。不止于苦难的叙事，不仅仅只有悲悯，更多是从探询现实诸多问题的根源出发，即以充满了现场感的、裹着浓厚生存本相的文字来叙写这些城市外来务工者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也展示他们的精神诉求，更着眼于在城乡文化对撞中剖析中国城乡现代化中的可能性过程。我想，这就是这部作品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