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书评

每个研究者心中都有一部文学史(转载)

由于与近代中国历史、政治的复杂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的编辑标准尤其不好把握。从以政治正确为第一要务，到在重写文学史的质疑声中“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努力，学界的研究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经历了从草创到确立的发展过程。作为曾经烜赫一时的显学，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和作品选可谓汗牛充栋，但专业研究者和大学教师还是感到了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和教学的脱节。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晓明先生就看出现代文学中存在的“研究上的持续前行”和“教学上的严重滞后”的矛盾。他甚至断言：“倘若单看目前通行的有些文学史教材，你简直会觉得他们还停留在1980年，不要说那九十年代初迈出的第二步，就是八十年代迈出的第一步，也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文学史如此，作为其姊妹产物的作品选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正如张鸿声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讲授大学现当代文学的教授，绝非都懂得‘作品选’如何‘选’以及如何‘评’”。因此，无论从研究需要还是学科建设来看，一本能体现新的文学史观、能介绍学界新的研究成果、适用于当前教学的作品选本都备受期待。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正是一本将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教学实践结合起来的、力求“做到经典性与全面性兼顾”的选本。 　　 归纳作品选集的种类，无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自己的史识和审美追求而编选的颇具个人风格的文选、诗集，兴致到处还会加上注释评点；另一种是为教学方便而选编的教科书。志在辑录“事出於沉思，义归乎翰藻”之类美文的《昭明文选》属于前者，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以下简称《导读》）则属于后者。编辑选本看似容易，只是把成品文章拿来筛选、重新排列一番，实际很能考验选家的审美眼光和历史洞见力。因此，一个好的选本会像其中所选的经典作品一样，在经过大浪淘沙之后，仍为人津津乐道。凭一己之造诣，选一本供文人雅士品头论足的集子或算风雅事一件，编选教科书却往往吃力不讨好。编者既要争取在选本中留下自己的痕迹，昭示出有别于其他的“这一本”的独特性，又要顾全大局，考虑到学术个性与实用性的融合，力求面面俱到。个性不明显容易被批评为教条僵化、不思改进，稍有标新立异又会触动那些守旧的神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学教科书修改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与近代中国历史、政治的复杂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的编辑标准尤其不好把握。从以政治正确为第一要务，到在重写文学史的质疑声中“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努力，学界的研究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经历了从草创到确立的发展过程。作为曾经烜赫一时的显学，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和作品选可谓汗牛充栋，但专业研究者和大学教师还是感到了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和教学的脱节。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晓明先生就看出现代文学中存在的“研究上的持续前行”和“教学上的严重滞后”的矛盾。他甚至断言：“倘若单看目前通行的有些文学史教材，你简直会觉得他们还停留在1980年，不要说那九十年代初迈出的第二步，就是八十年代迈出的第一步，也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文学史如此，作为其姊妹产物的作品选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正如张鸿声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讲授大学现当代文学的教授，绝非都懂得‘作品选’如何‘选’以及如何‘评’”。因此，无论从研究需要还是学科建设来看，一本能体现新的文学史观、能介绍学界新的研究成果、适用于当前教学的作品选本都备受期待。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正是一本将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教学实践结合起来的、力求“做到经典性与全面性兼顾”的选本。　　首先，在篇目选择上，不再过多囿于传统意识形态，而是从新的文学史眼光出发，选取了一些文学性很高，但在以往的选本中被无意或有意忽略的作品。比如小说一编中出现的鲁迅作品，不是表现其呐喊的《狂人日记》，而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在酒楼上》；选取的吴组缃的作品也不是其左翼风格强烈的《一千八百担》，而是叙事流畅、心理刻画细腻的《菉竹山房》。再如诗歌一辑中徐志摩的《在那山道旁》、郭沫若的《夜步十里松原》都是传统选本中不常见的。对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等诗人诗歌的选择也不沿用惯例，而是选取了他们中后期比较成熟的作品。这显然有编者力图使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努力。但这绝非意味着抛弃“史”的脉络，只把选本做成一个个零碎的审美片段。而实际上《导读》的独特之处正在于用作品串起一部文学史，虽然是精选，但你能在其中找到任何一个重要流派的作品。　　在编写体例上，《导读》也体现出独运匠心之处。编者属意于“作品导读”，而不是“作品选”或“经典作品赏析”，正有其建构文学史的意图所在。与普通选本只是编选作品原文不同，《导读》在每篇选文后都附作品导读和拓展阅读。“导读”不单单是对所选作品的片段赏析，而是一篇篇融合了作者介绍、背景分析、文本细读、文学史梳理等内容、可以独立成篇的美文。“拓展阅读”所提供的参考书目主要有两个部分，首先是该作者的其他重要篇目，其次是较有份量的研究专著。由此，作品不再孤立，经由导读和拓展阅读的补充说明，现代文学“史”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即便对现代文学史所知甚少的人，阅读完《导读》，也能对其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而这些，正体现了编选者的初衷。　　这种将最新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还体现在入选的电影剧本中。同样作为学习西方的产物，电影这种现代艺术与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现代作家是电影的热衷者，同时也是电影剧本的编撰者，如夏衍、张爱玲等。而电影的蒙太奇等手法也对现代小说创作产生过影响，如穆时英、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对生活横断面的截取，对光与影的捕捉，场景交换组接技巧的运用无不来自电影的启发。《导读》中选取了三个电影剧本，尽管数量不多，却很具代表性。《申屠氏》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剧本；《春蚕》是一部典型的由名家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则代表着后期技巧相对圆熟、商业上较成功的一类剧本。通过对这前、中、后期三个剧本的导读，编者不仅贯穿起现代电影剧本的发展史，而且向读者展示了电影剧本发展的三个不同方向。而从这三个剧本编剧的身份来看，无论是洪深，夏衍还是张爱玲，都是现代文坛上的名作家。将他们创作的电影剧本与其他门类文学作品两相对照，其中的联系与区别便可见一斑了。　　在版本方面，编者也不是随意为之，不加挑选，从某个集子里拿来就用，而是广泛涉猎旧报刊，选用最初公开发表的版本，并在每篇选取的文章后面标明出处。对版本学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或由于出版形式的不同，如从报刊登载到成书出版，或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如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现代文学中的很多文章在重新发表或结集出版时都经过了删改，次数多者甚至可以与曹公批阅增删《石头记》一较上下。因此，我们在很多选本中看到的都不是文章的原貌。《导读》选取初刊本或初版本，正如其对胡适删诗来龙去脉的重视一样，体现出其还原历史现场的努力。这不仅表现出编者对待史料的严谨态度，也是其文学史观的一种体现。　　在谈及文学史时，陈平原先生曾概括道：“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文学史’既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撰写一部完整的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更是毕生的追求。”《导读》正可谓颜浩教授在这种追求中的一个收获。而且尤为难得的是，它既考虑到了新世纪的教学特点，又注意吸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兼具实用性和学术性的编著。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颜浩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每个研究者心中都有一部文学史

归纳作品选集的种类，无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自己的史识和审美追求而编选的颇具个人风格的文选、诗集，兴致到处还会加上注释评点；另一种是为教学方便而选编的教科书。志在辑录“事出於沉思，义归乎翰藻”之类美文的《昭明文选》属于前者，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以下简称《导读》）则属于后者。编辑选本看似容易，只是把成品文章拿来筛选、重新排列一番，实际很能考验选家的审美眼光和历史洞见力。因此，一个好的选本会像其中所选的经典作品一样，在经过大浪淘沙之后，仍为人津津乐道。凭一己之造诣，选一本供文人雅士品头论足的集子或算风雅事一件，编选教科书却往往吃力不讨好。编者既要争取在选本中留下自己的痕迹，昭示出有别于其他的“这一本”的独特性，又要顾全大局，考虑到学术个性与实用性的融合，力求面面俱到。个性不明显容易被批评为教条僵化、不思改进，稍有标新立异又会触动那些守旧的神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学教科书修改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与近代中国历史、政治的复杂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的编辑标准尤其不好把握。从以政治正确为第一要务，到在重写文学史的质疑声中“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努力，学界的研究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经历了从草创到确立的发展过程。作为曾经烜赫一时的显学，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和作品选可谓汗牛充栋，但专业研究者和大学教师还是感到了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和教学的脱节。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晓明先生就看出现代文学中存在的“研究上的持续前行”和“教学上的严重滞后”的矛盾。他甚至断言：“倘若单看目前通行的有些文学史教材，你简直会觉得他们还停留在1980年，不要说那九十年代初迈出的第二步，就是八十年代迈出的第一步，也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文学史如此，作为其姊妹产物的作品选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正如张鸿声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讲授大学现当代文学的教授，绝非都懂得‘作品选’如何‘选’以及如何‘评’”。因此，无论从研究需要还是学科建设来看，一本能体现新的文学史观、能介绍学界新的研究成果、适用于当前教学的作品选本都备受期待。《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正是一本将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教学实践结合起来的、力求“做到经典性与全面性兼顾”的选本。首先，在篇目选择上，不再过多囿于传统意识形态，而是从新的文学史眼光出发，选取了一些文学性很高，但在以往的选本中被无意或有意忽略的作品。比如小说一编中出现的鲁迅作品，不是表现其呐喊的《狂人日记》，而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在酒楼上》；选取的吴组缃的作品也不是其左翼风格强烈的《一千八百担》，而是叙事流畅、心理刻画细腻的《菉竹山房》。再如诗歌一辑中徐志摩的《在那山道旁》、郭沫若的《夜步十里松原》都是传统选本中不常见的。对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等诗人诗歌的选择也不沿用惯例，而是选取了他们中后期比较成熟的作品。这显然有编者力图使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努力。但这绝非意味着抛弃“史”的脉络，只把选本做成一个个零碎的审美片段。而实际上《导读》的独特之处正在于用作品串起一部文学史，虽然是精选，但你能在其中找到任何一个重要流派的作品。在编写体例上，《导读》也体现出独运匠心之处。编者属意于“作品导读”，而不是“作品选”或“经典作品赏析”，正有其建构文学史的意图所在。与普通选本只是编选作品原文不同，《导读》在每篇选文后都附作品导读和拓展阅读。“导读”不单单是对所选作品的片段赏析，而是一篇篇融合了作者介绍、背景分析、文本细读、文学史梳理等内容、可以独立成篇的美文。“拓展阅读”所提供的参考书目主要有两个部分，首先是该作者的其他重要篇目，其次是较有份量的研究专著。由此，作品不再孤立，经由导读和拓展阅读的补充说明，现代文学“史”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即便对现代文学史所知甚少的人，阅读完《导读》，也能对其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而这些，正体现了编选者的初衷。这种将最新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还体现在入选的电影剧本中。同样作为学习西方的产物，电影这种现代艺术与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现代作家是电影的热衷者，同时也是电影剧本的编撰者，如夏衍、张爱玲等。而电影的蒙太奇等手法也对现代小说创作产生过影响，如穆时英、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对生活横断面的截取，对光与影的捕捉，场景交换组接技巧的运用无不来自电影的启发。《导读》中选取了三个电影剧本，尽管数量不多，却很具代表性。《申屠氏》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剧本；《春蚕》是一部典型的由名家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则代表着后期技巧相对圆熟、商业上较成功的一类剧本。通过对这前、中、后期三个剧本的导读，编者不仅贯穿起现代电影剧本的发展史，而且向读者展示了电影剧本发展的三个不同方向。而从这三个剧本编剧的身份来看，无论是洪深，夏衍还是张爱玲，都是现代文坛上的名作家。将他们创作的电影剧本与其他门类文学作品两相对照，其中的联系与区别便可见一斑了。在版本方面，编者也不是随意为之，不加挑选，从某个集子里拿来就用，而是广泛涉猎旧报刊，选用最初公开发表的版本，并在每篇选取的文章后面标明出处。对版本学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或由于出版形式的不同，如从报刊登载到成书出版，或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如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现代文学中的很多文章在重新发表或结集出版时都经过了删改，次数多者甚至可以与曹公批阅增删《石头记》一较上下。因此，我们在很多选本中看到的都不是文章的原貌。《导读》选取初刊本或初版本，正如其对胡适删诗来龙去脉的重视一样，体现出其还原历史现场的努力。这不仅表现出编者对待史料的严谨态度，也是其文学史观的一种体现。在谈及文学史时，陈平原先生曾概括道：“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文学史’既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撰写一部完整的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更是毕生的追求。”《导读》正可谓颜浩教授在这种追求中的一个收获。而且尤为难得的是，它既考虑到了新世纪的教学特点，又注意吸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兼具实用性和学术性的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