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红皮书》书评

朱大可的精神记忆

在《记忆的红皮书》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朱大可关于少年往事的叙述以及若干实验性的短篇小说。作者的暧昧笔触在这类创作型作品中获得了俨然不同于其理论分析的面貌。在题为“记忆的红皮书”的一系列文章中，作者游走于作为回忆中的主角和历史学家之间，同时扮演着充满情感热望的回忆者和保持冷峻视角的批判者。这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他从一名孩童的视角来审视整个时代所表现出的疾病症状。这是德国人齐美尔和法国人普鲁斯特的奇妙结合，在诸多对红色时代的反思性作品中，至今尚没有一部其他作品能够呈现出如此丰富的精神色彩。一名已故的学者曾将朱大可称作“文化恐龙”，这一度成为十分著名的譬喻。然而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关注这一称谓，发现它同样是一句充满先见的谶语。恐龙的命运是灭绝，在卡尔维诺的小说《恐龙》中，在群体灭绝之后唯一的幸存者最终隐匿在人群中，孤独地坚守着他的记忆和价值。朱大可这头“文化恐龙”如今更像他笔下的仙鹤，他独自伫立，高声独语，而眼中充满着寂寞的哀伤.

关于《记忆的红皮书》零零碎碎

01． 此为置身于成都余震之中而忘记恐惧的阅读之一。02． 一本上世纪五零与六零年代的人不可不读的书，读后又不可不笑哭的书。03． 如果《流氓的盛宴》是朱氏的理论的策源，《记忆的红皮书》则是朱氏的叙述操演。04． 〈洗脚之歌〉用的是学术论文的构架，叙述语言却是散文。足与道；足与隐士及木屐与‘足下’的尊称；足与女人小脚（玉足）；足与颅；足与水。〈洗脚之歌〉一篇关于身体的叙事，即身体与社会、身体与伦理、身体与政治、身体与性别……05．〈隐士的游戏面目〉完全的朱氏抒情浪漫叙事，暗藏着对隐士尊敬与追慕。“让我们来捡索一下“竹林七贤”的事迹吧，这些伟大的隐士标志着中国流氓精神所能企及的最明亮的高度。”“隐士同时是流氓英雄内在的敌人，面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呼声，他们终止了全部的倾听。他们是耳目俱塞的游戏者，行走在世俗暴力的外面，拒绝对一切罪行作出判决。当英雄在血泊中翻身时，隐士正演奏着古琴，眺望天边的鸟群。隐士说，我是与世无关的人，我虽然醒着，可是我睡着。隐士就这样旷达地取消了英雄的悲剧意义。”“公元262年，嵇康被国家处死于洛阳，罪名是欲助叛逆和言论放涎。尽管这个人拥有出色的面具话语，并且以游戏放涎和养生练气著称，他竟不能避免这悲怆的终局。在就刑的地点，嵇唐眼望人间寒冷的阳光，向监刑官索取古琴，经弹奏那支旷世的琴曲《广陵散》。这是面具话语的最后一次言说。面对刽子手的刀影和沉默的群众，嵇康的高贵手指在丝弦上震颤，音乐像疾风一样卷起，击打着往者与来者的灵魂，连鬼神也在惊泣，而嵇康神色沓然，视死如归。这是一种怎样的言说啊！日常话语已经衰竭，舌头与嘴唇在时间的边缘缄默，只有手指触及了世界的文本，也就是摸到了生命的最深处。在死亡的前沿，对生命的挚恋散发出无与伦比光辉，使死亡之刃变得黯淡。琴语曾经被误以为是舌语的一种面具，而此刻却喊出了最高的爱和憾惜。尽管这曲音没有被记谱或传授，但后世所伪托的《广陵散》，依然充满着如此博大的悲痛与喜悦，仿佛来自宇宙天籁的全唱。”没有深深的敬意与透彻的理解，作者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龙泉宝剑一样坚柔的文字的。06．〈女胸的三种历史语义〉，又是身体的纯熟铨释：情欲与乳；市场与乳及女权主义与乳。07．〈铜镜记〉，朱氏难得一篇小说，神秘主义的小说，梦魇与谶语的小说。08． 〈灵玉的精神分析〉，曾载于独家闻名的《南方周末》。借阅与我这部书的冯至诚先生就是冲着这篇文章而购置这部书的。这可能又一次市场营销的范例，不过对于读者来说，却是一次成功有用的范例。〈灵玉的精神分析〉的分类与命名，身体解读的延伸，标志着朱氏随心所欲兵不血刃而屈人之“眼”的成功与诱惑。09．〈书架上的战争〉，记录着朱大可少年时代阅读生活；〈众神的嬉戏〉，朱大可翻转着王小波式的幽默与反讽及自我解剖；〈1967年的鸡血传奇〉，连自己的妈妈也是揶揄的对象。这是一篇最能忘怀克服地震余震的佳作！〈领与袖的红色风情〉，记录那个时代的“衣”；〈迷津里的少年行放旅〉，记录那个时代的“行”；〈疯癫的喜剧〉，福柯式地叙说那个时代的于精英之外的普通民众都在开始“佯疯”；……010．〈越过上帝的废墟〉、〈明清民居的权力布局〉、〈墓地的缄默〉、〈唐人街和欲望的战争〉、〈穿越中国迷园的小径〉……所展示的城市建筑文化，让我产生这样的回顾：在上海这样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文化城市生活久了，自然而然地就会患上“建筑迷恋症状”，何况上海是朱大可先生的母地。2008-6-1于成都北门天开居《记忆的红皮书》，朱大可 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一版，价格：34•00元。收藏者：冯至诚。

八零后读起来很辛苦

深邃、艰涩，面无表情的回忆那个年代，或许时间的关系，有了距离感，读起来真的很辛苦，但并不影响它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作为盲肠的记忆

“盲肠，或者其更准确的说法是阑尾，一种人类器官中唯一无用的片断。”十年前，侨居悉尼的朱大可不无讽刺地用“盲肠”来陈述澳大利亚“华文作家”的当下现状；十年过去了，回国的朱大可却遭遇了全民狂欢的反讽盛宴，“口水化垃圾化”的文学让他也无可避免选择掉头离去，甚至的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亦被自嘲为时下的“盲肠”之作。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这是上海旧法租界的中心，也是朱大可回忆的诞生地。这本书《记忆的红皮书》以记忆为经，感情为纬，依稀可见其人气行半个世界的思想脉络，不见叛逆，只存柔软。某种程度上，记忆构成了我们的心灵史与传说，比起以国家记忆为代表的宏大叙事，私人记忆显得细微琐碎，但却因其更符合叙事伦理而自有力量，此前杨绛、章诒和、查建英等人著作大受欢迎即是一例。个体变迁与家族谱系一一对应着大时代气候的物换星移，私人记忆不仅是对集体失忆的不服从与修复，更涉及对历史诠释权的争夺。六十年代，朱大可的童年随着感冒一样流行的集体疯狂戛然而止；饥饿的青春在众神嬉戏的七十年代登场，这个阶级异己分子通过阅读、音乐、戏剧种种精神摇篮涉过文革岁月，体验苦难与欢乐；八十年代，神色忧郁的朱大可成为文化思潮的旗手之一，以文学批评见长，同时也尝试电影、先锋艺术、诗歌、小说等多种艺术样式；随着朱大可93年远赴悉尼，他在地球那端彻底与文学隔绝，开始另一段人生，直到2001回国，毅然表示与文学“离婚”，转向文化批评研究。很多批评他是文化恐龙，滥用语言暴力，朱大可对此很无奈，他认为自己文章很少指名道姓，更少谩骂，他总结原因在于自己客家人的习性与上海这座城市格格不入；也有人批评他只破不立，他更是感到困惑，“中国的原创在秦时代就结束了，西方也是如此，我们几千年都只是诠释者”。朱大可觉得，文化的误解与误读无处不在，“批评不是否定，而是用特定的方式对文化现象进行解读。现在大多数人做的只是文化时评，而真正的文化批评在国内目前只是萌芽而已，对应西方福科式的考古学和巴什拉的文化精神分析等方法，我个人更偏向理性与感性并济的知识还原，这是我自己的方法。”朱大可笑笑表示，国内很追捧的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国外其实是被当作小说家来对待的。在某种意义上，话语先于思维。转型时代的身份转化，首先带来话语的转换，以此消解变革动荡带来的焦虑与阵痛。对应中国文化思潮的历史，注重话语研究的朱大可认为，在这三十年间，公共领域话语权由知识分子向不断转移大众转移：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精英文化主导的文化繁荣时期，文学是主要样式；而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则是大众文化尚未建立、精英文化严重受挫文化断层时期，文学开始势微；两千年之后，随着互联网的无名氏效应，形成当今网络哄客为代表的流氓话语，大众反讽开始无所不在，知识分子被彻底边缘化，朱大可强调的种种底线吹弹欲破。“大众鄙视精英成为时尚。”朱大可认为知识分子并没有完成启蒙的使命，逐渐被大众所抛弃，不过所谓“大众”，比起如今仍旧在沉默的大多数，仍旧是一种少数，“除了网络大众之外，目前中国的最大群体，仍旧是沉默的大多数，很少有人为他们代言，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朱大可不无忧郁地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一旦上网发言，最大可能是重蹈网络哄客的覆辙。朱大可出生于1957年，时间与刘小枫一前一后，均是出生于五十年代，成长于六、七十年代，成名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起淡出公众视野。刘小枫评价这代人从出生之日起就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日后又不得不亲历理想的幻灭与真伪，而这一代人也构成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中坚人物。过去，朱大可曾经是文化思潮的参与者与主导者，如今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或许更多是一个旁观者，他的话语亦淹没于民众口水的汪洋之中，他对此无奈地叹道：“个人话语的螳臂，又何以能阻止汉语衰变的历史巨轮？”红皮书本来是国际外交用语，有警示之义。众所周知，文革曾经产生了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红皮书”。在集体失忆的当下，除了明显的双关隐喻之外，关于文革记忆这一辑文章，亦是书中比较受关注的部分，大革命年代的衣食住行人情世故，透过少年朱大可的回忆，点点滴滴，娓娓而来。“文革无疑是黑暗时代，但是因为个人原因，始终有些闪光点与温暖。”如果这几十年可以回去，朱大可会选择什么年代呢？“也许还是文革之前的童年吧。” 回忆多年创作生涯，朱大可觉得状态最好的还是87年之后93年之前这段时间，新书中也收录了一辑哲学随笔专题，主要就是那段时期产物，此外还收录十多年前创作的小说与诗歌，他对二者水准评价不低。据身价亿万的新富豪江南春自己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就学时，一直忙于写诗恋爱拉广告，唯一认真听过的一堂课是朱大可的，内容是对屈原投江全新诠释，从此江南春顿悟逆向思维，以至于日后在商界飞黄腾达。有趣的是，朱大可对于当年丽娃河边籍籍无名的诗社社长江南春没有什么印象，那堂课也许只是一场他早已遗忘了的讲座。江南春提到的这个说法，也许会引发了不少人对朱大可著作的兴趣，意图从中找到可以顿时变现套利的思想，但那很可能只是一种虚妄的想象而已。别致的装帧、精美的插图、轻盈的分类……乍看上去，《记忆的红皮书》与朱大可著作的严肃学术有些不同，颇有成为畅销书的潜质，“挺适合漂亮女孩子拿在星巴克阅读，不过不会卖得像于丹那样火，那样我该不好意思了。”朱大可笑了笑，沉吟片刻，补充一句“我希望能向司汤达那样，为后世写作。也许一百年后，这本书会更有价值。”删节版：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4/29/content_2162061.htm

大可主义——浅谈《记忆的红皮书》之文革回忆录中浪漫与现实的冲突与融合

打着记忆的招牌，理所当然承载历史——大可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器物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却没有人会否认这本以记忆冠名的红皮书无处不散发着前卫的气质。说到气质，浪漫或现实原本是可以用来分辨一位作家气质的词，但非此即彼这条旧理似乎没有在朱大可身上成立。非单一的现实批判，亦非纯粹的浪漫追求，甚至也不是单纯的现实与浪漫的短兵相接或和平共处，在朱大可的文字里，浪漫与现实之间有反讽，有妥协，有共鸣，有融合，姑且就把这样无法用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一言以蔽之的气质称为大可主义罢。如果说浪漫是一根木头，现实是一块石头，或许朱大可的思想就是摩擦出的那一抹奇特的火光。九岁到十九岁的十年是一个人生命中有着化不开的记忆浓雾的十年，是一个人正逢懂事之后参悟之前的十年。这个十年里的人是标准的少年，刚逐渐挣脱儿童时代的蒙昧无知，又没有到达看破红尘的彼岸，他们或许尚未完全成熟但并不幼稚，他们有恐惧徘徊也有好奇胆大，他们对未来充满热切的渴望。朱大可生于一九五七年，他的那一个十年正值历史上的文革十年。同时出生于五十年代，成长于六、七十年代的另一位学者刘小枫有过这样一段评论，他认为他们这代人从出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日后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得不怀疑浪漫的真伪，亲历理想的幻灭。红皮书，原本是指关于危机警示的研究报告，而最负盛名、发行最多的“红皮书”莫过于文革时代的《毛主席语录》。“记忆的红皮书”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名为“记忆的红皮书”一辑无可辩驳地成为了整本《记忆的红皮书》的同名重头戏，朱大可在回忆文革的这一辑里记录下了全书浪漫与现实对抗斗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水乳交融的巅峰。文革对于我们而言兴许是一段历史教科书上轻描淡写的文字，兴许是父辈讲述的一些蛮荒岁月中不可理喻的故事。我们作为热爱祖国和民族的青年会有隐隐的遗憾，但我们没有回忆就不会有切肤之痛，我们尚可以遥远地谈论它，而无法参透很多亲历者对于此已经悲愤到了一种极致则变成良久的缄默是一种怎样的悲愤。文革在我们心目中是梦魇的代名词。比如说巴金在回忆文革时，看见的是“带着血的手掌”、“吃人的白牙”和“样板戏里的英雄要掐断自己的喉咙”。文革中丑陋血腥的现实本是与浪漫毫不相干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但在朱大可的文革回忆录里我们分明可以看到浪漫的种子在残酷悲怆的现实夹缝中悄然萌芽。浪漫对于今天的人而言或许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种高级消遣，但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一种伟大的解放。在《音乐的秘密节日》中，朱大可记叙的是一九六七年左倾极端主义风暴后上海西区隐形的小布尔乔亚式浪漫文化开始悄然流行。少年朱大可偶然地在一个午后应母亲的要求给钢琴打蜡时奏响了“发闷但动人”的钢琴声，“心中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感动”，感到“爱轻轻掠过了”。无心插柳柳成荫，自从他无意开启这扇指引浪漫的音乐之门后，更多意想不到的浪漫接踵而至，第一次暗恋的钢琴女孩、志同道合的音乐朋友。在《书架上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了童话的名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千零一夜》）、诗人的名字（雪莱和莱蒙托夫），这一切名词都指向了浪漫二字，朱大可说“文学之爱与现实发烧了微妙的融合”。《众神的嬉戏》记录的是作者的游戏童年，我们依旧能从中看到浪漫主义所具备的自由与狂欢。《领与袖的红色风情》捕捉的是文革年代的美艳与时尚，无处不散发着一种浪漫的小资美学气息。无论是音乐、书、游戏、时装还是其衍生出的纯澈的友谊与青春期朦胧的情欲，这些都在浪漫主义探究的范畴。朱大可写文革，不一个劲地描绘现实的苦难，而把笔墨大肆用于捕捉那些微小的浪漫细节。但这些浪漫的情节却又不同于我们对浪漫的一般印象：热烈奔放、无拘无束。相反，在朱大可的笔下，琴声是压抑的，书是被禁的，游戏是血腥的，时尚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友谊是不可告人的，爱情是扭曲的。现实与浪漫交织的文革时代仿佛是一卷色彩弄反了的默片，残酷的现实是鲜红的暖色调，而浪漫的理想是灰白的冷色调。这无疑是朱大可要以浪漫来反讽现实，使文字颇具残酷美感。但无论如何，荒诞而见不得光的浪漫在那个喑哑年代依然是一声声窸窣的呐喊，它昭示着人们还没被现实剥夺地只剩下动物性，对美的追求虽然艰难但尚未沦丧。若没有那一代人的荒唐浪漫，或许也就没有人构成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中坚力量。朱大可用诙谐调侃的语言，在《大革命时代的邻人们》《迷津里的少年行旅》《祭坛上的童年》《疯癫的喜剧》中述说了老师“怒气冲天地把自己弄成了一具死尸”、华侨邻人在“小型狂欢庆典”上被批斗、邻人家的洋房被“搞得天翻地覆”、名门望族的衰落、伙伴无缘无故的失踪和死在乱棒之下、大批人变得疯癫呆傻或“被怀疑装疯卖傻”、自己的家庭躲过劫难的侥幸，在《吃喝的自白书》中写出了食物的稀缺和人们的饥渴，在《1967年的鸡血传奇》中记录了文革时代风行一时的“鸡血疗法”，揭示出广泛的政治死亡阴影下人们对生命狗急跳墙似的热爱。这种创作态度类似于一种叫做“黑色幽默”的美学形式——这种幽默悲剧内容和喜剧形式交织的混杂，完美地表现出世界的荒诞、社会对人的异化、理性原则破灭后的惶惑和自我挣扎的徒劳。而面对这一切，人们发出玩世不恭的笑声，用幽默的人生态度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维护饱受摧残的人的尊严。有一些评论家把“黑色幽默”称为“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或许我们也能把朱大可写文革时的轻佻成为“绞架下的浪漫”或“大难临头时的浪漫”。但是他的轻松调侃并不是为了蒙蔽现实，相反地，他是在用寻求一种最强烈的反差以刺激读者的神经，以轻松的浪漫主义笔触写严肃的现实主义批判，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发出现实主义的呐喊。也怪不得一个满腹浪漫主义情怀的学者会被人带上“文化恐龙”的犀利外号，浪漫在大可主义里是掷向现实的匕首和投枪。这一辑写文革中浪漫与现实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实与第一辑脚与颅的叙事中《隐士的游戏面具》遥相呼应，或者说文革时的苦难早在历史的江湖上初见端倪。在《隐士的游戏面具》中，朱大可写到：“在英雄和侠士的最后时刻，江湖开始沉默，随后又变得更加聒噪，因为无赖整大规模涌现，像飞扬在庞大旧宅里的灰尘。”而“隐士跟无赖构成了流氓的两级。在无赖的卑琐背景下，隐士的面容放射着恬淡的光辉。”或许我们太容易由这些话想到文革，只因为那个混乱的年代无赖和隐士是两个最庞大的阶级。 “隐士虽然睡了，可是他却内在地醒着。”这就是文革时代理想和浪漫存在的历史佐证。如朱大可自己所说的“文革无疑是黑暗时代，但是因为个人原因，始终有些闪光点与温暖。”后记：虽然朱大可在日渐“口水垃圾化”的中国文坛却自嘲此作为“盲肠”之作，但更多人认同《记忆的红皮书》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又是一本读过不可不哭笑的书。对于这样的一本书，我读了数遍才敢提起笔来写下一点关于自己的粗浅感受。在老师布置作业之前我尚不知朱大可是何方神圣，但是我现在俨然已经成为老师所说的“很多人很迷他的”很多人之一。也有人或许会认为他的器物研究文学过于枯燥过度，他的小说诗歌过于晦涩深沉，但这一切都带给了我巨大的震撼。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洗脚也可以暗喻着人生态度，一座墙也是一个迷津。在他前卫开放的思想的鼓励下，我的思想也变得更加“敢”了，比如我甚至猜测“雷雨前书”中的雷是否就是雷锋的化身，为的是颠覆推翻那些被塑造起来的绝对偶像，诸如此类。但对于朱大可的很多文字及其蕴藏的思想，我尚且只能去悟，只敢去猜，无评说可言。最后我只好捕捉了一个我曾在很多其他学者中读过的时代，欲对朱大可不同的视角浅谈一番，固然不期待自己能写出及其深刻或高度理论化的书评，而且题目就打着主义的高深旗号多少有些惭愧，但朱大可的这种集浪漫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关怀于一身的气质实在让我心生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