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丁玲》章节试读

《记丁玲》的笔记-记丁玲 - 记丁玲

感谢胡适之与徐志摩先生，在这方面便帮了我们很多的忙。我们有些书皆由他们手中转到书店去的。至于他们给我们的勇气，则似乎比给我们的帮助更可感谢的。（那时上海方面所谓左倾作家，对于他们是莫不以一种偏持感情，与某种小报相应合，造作过若干谣言，加以诬蔑的。然到后来海军学生因左倾事被逮捕时，所谓同志们，除袖手旁观外不闻作任何营救。为海军学生各处去电设法营救的，便也就正是成为所谓有“前进思想作家谣言与轻视之准的”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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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在记海军学生那个篇章中，我对于一般文学的论战的意见，便说到过如下相似的话语：争持谁是正统原近于精力的白费，毫无裨于事实。若把文学附属于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之下，而为其控制，则转动时代的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文学无分，不必再言文学。若否认文学受两者控制，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然则文学论者所持论，仍无助于好作品的产生。不问左右，解决这问题还是作品。一个作者接受了某一主张并不能成为历史上的“巨无霸”，他所需要的还只是对于他作品制作的努力！多数作者皆仿佛在少数“院派教授”与“新海派教授”，“绅士”与“斗士’，一种胡涂争论下而搁了笔，且似乎非争论结果就不敢轻易动手。谁超越这个唁唁不已的局面，埋头傻干，谁就被谥为“无思想的作家”。什么“思想”？发洋财，或近于发洋财一类奇迹吧？对于奇迹的憧憬，一点侥幸感情的扩张，大致便是所谓“思想”了。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后，帝王与神同时解体，这两样东西原本平分了这个民族的宗教情绪，如此一来”信仰”无所适从，现状既难于满意，于是左倾成为一般人宗教情绪的尾闾，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因此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能够不依靠某种政体的理想生存的，也自然而然成为所谓“无思想”的人了！

《记丁玲》的笔记-第146页

中国知道敬重英国作家的有人,爱好俄国作家的也 有人,但这些人却并不需要认识本国自己的作家。读者 间照例缺少作品抉择的能力,必需要批评者来作主。大 多数的批评,既然只是书业中人所作的广告,结果则销 行最好的书同时也就成为内容最好的书。教授的文学观 念、战士的文学观念、政府的法律、读者的趣味,莫不 各在摧残中国文学的健康萌芽,使凡是有希望的作家,不为此一观念所拘束,就为另一观念所缠缚。政府对于 作家除了愚蠢的杀戮以外,则从不作过一次聪明事情, 读者则常常被一二负荷了三数盾牌迎风挂旗的流行作家, 用朝三暮四的方法,养成皆为毫无见识极其可怜的分子。 使人更觉得寂寞处,便是数及对于作家还有些微善意种 种方面时,我们还不能不把上海经营新书业的商人安置于第一席。
啪啪啪好几页打脸

《记丁玲》的笔记-第152页

因为关于这转变,海军学生同我自己是也已谈过了的。他们把别人认为已经稍过了时的问题,重新来注意、来研究、来认识,推动他们的不是别的,却只是他们几年来对于社会现象认识的结论。他们不欲明白这问题适不适宜注意,却只看值不值得注意。他们觉得文学自由主义与典型主义,一则容易使作者精力糟蹋于官能感情的歌诵中,一则容易使读者情绪沉浸于历史倾慕概念上,前者使人放荡,后者使人衰老。他自己得要一点拘束,且明白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种强健努力中与勇敢牺牲中完成他的职务,故毫不迟疑,他们把这显然落后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松了。
两 人已不能按时拿钱,海军学生的稿件给《小说月报》的, 给《新月》的,皆不合用,常被退回,丁玲文章送过《妇女》杂志的,也有了不能载出的问题。究竟为什么 呢?当时的各个编者是不说及的。照我想来则不外乎一, 作者的作品切实了点;二,当时政府已到了不许商人从 普罗作品赚钱的时节,因此两人文章便无法出脱了。左 翼文学在中国当时既已成了博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 过问。

《记丁玲》的笔记-第143页

这活泼滑稽随风逐浪的精神,原不是中华民族本来的性格,然而一个文学发展史的叙述者,却可以把这种性格的形成,解释为“海派才情”与“商业竞卖”结合后当然的结果。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 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暴风,有 什么不成?文学原许可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 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向,但认清楚了 这方向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 持下去。我们希望每个作者当他既认为必须在某种态度 下制作作品时,先不缺少认识他那所取方向价值的能力, 他还不能决定那方向的得失时,就莫太勇于然否,他既 决定他的信仰时,就莫因为稍受打击便即刻“投降”。然 而十年来的政治现象,正奖励到所谓“自首”这种人, 上海商人所支配的书业,则大半只在把一切作者,随时 改成各样入时面目以引诱读者,作为赚钱牟利的张本, 因此十年来的中国新文学,除掉一些不足道的新海派文 人与永远皆在那里转变的投机分子外,也就正只是用着 一批身在上海为商人帮闲而活着的闲人、一批置身大学顽固迂腐的教授,各自扮着种种小丑姿势,以个人生活 上的恩怨与个人情感上的爱憎为基础,展开了理论的场面,在也算是争斗寻觅中打发了十年日子。十年来成名 的教授迂腐如昔,一说话时总仍然只埋怨中国还无莎氏 比亚或托尔斯泰。成名的闲人,则带着本身在各刊物上 丑诋造谣的故事,走入老境里去,沉默了。其中凡稍稍 乖巧的,则又另寻出路作其他事业去了。也有身不服老 而又鲠直倔强的,带着游侠者的感情,在为弱小的事业 与孤单的理想力主正义,则依然仿佛本身站在最前线上, 作为人类光明的火炬,但自己在得失打算中既厌于执笔, 不能写点自以为合乎理想的理想作品,也不能用什么有 秩序的理论,说明所谓中国的纪念碑似的作品,是什么 形式,需什么内容,在某种方法上某种希望里可以产生。 只时时刻刻作着负隅自固的神情,向近在身边受了威胁 的小小一点,加以猛毒的一搏,却忘了大处远处自己所 能作所应作的事情。
明白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的生成,必需“把自己生 活加入广泛劳苦群众的生活,自己的感情成为普遍群众 的感情,自己的欲望恰是群众的欲望”,这样年纪青勇 于生活勇于写作者,并不是没有人。然而这种人,幸而 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饿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杀死。教授与战士,则惟各自以偏持的诚实,致慨于中国文学之 无望。若把这种种情景,排列在吾人印象中,同时且记 着两人活着时作品之被同志所忽视,又如像丁玲女士一 本销行最好的书《××××》,当海军学生被捕急于要 钱时,某书店用一百六十元购取了她这本将近十万字的 创作,以及被捕以前的年前十月里,穿了单衫过英美烟 公司工人处作 ×× 谈话,想向某书店弄二十块钱还办不 到,刚一被捕则书店中人便借她发了财,且誉之或承认 其为革命作家的也就只是这种商人,真使人愀然无话可 说。寂寞的生与悲惨的死并不稀奇,商人又有什么可稀 奇呢?这一切原皆十分自然,不过说出来时,在读者间 或稍稍以为古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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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多在北京号称“作家”的大学生，每当畅谈一切时，辞令与观念，在这个女作家面前，皆见得很平凡很小气。从这种谈话中丁玲女士的所得感想，只应当是：“这全是一群无多希望的人物。”假若因此还增加了她一分骄气，这骄气对于她是有用的，不可少的。某种人有了骄气，只给他事业发展上加上一个限制，但这个人却正需要那点对于一般男子理性平凡行动夸张而引起憎恶与轻视的骄气，方能认识自己的工作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