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世界》书评

民族主义是有害的

茨威格回忆，在他的年青时代，那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个人的自由没有受到后来的限制，举例来说，他年青时到别的国家去旅行，从来不需要填任何表格，也不需要给别人报告。而在民族主义盛行的现代，这一切都改变了。他在一战后出国旅行，就需要填很多的表格、还需要签证。由于民族之间的敌视和侵略，造成了民族间的隔阂和防备。他非常反对民族主义，而怀念传统社会中个人的自由。与他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一位叫萨义德的现代作家，他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争斗中，他同样反对排斥异己的民族主义，他说我们（巴勒斯坦人）要和他们（以色列人）共存下去，要享受同样的公民权利，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这样一个世界，早已不能从居住地把某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完全分开，比如：目前生活在法国的阿拉伯人、生活在德国的土耳其人，那种以民族主义为目的的针对某个民族的歧视、压制、隔离，是这个世界难以忍受的不公、不义，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我深深地被这两位作家打动，他们多么好啊。

一个文学家写的历史

可以看很多遍的一本书.一本文学味很浓的历史书.茨威格用平淡的笔调描述了自己在昨天的经历. '昨天'指的是欧洲陷入二战之前,作者从青年到老年的时间.虽然是文学家写的自传,书中没有过多陷入儿女情长,更多着墨的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用一句俗气的话,可以说是'茨威格看昨天的欧洲'.作者是自杀的,私下猜测,大段的对历史的记载,是不是作者想弄清楚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一个曾经的'纯真年代'变的战火纷纷.世界陷入荒诞时,陷入绝望的好象总是文人.昔日的美丽在眼前一个个破碎, 尊严和希望被一点点扼杀.那些最敏感,最固执的,往往只有一条路走. 茨威格,老舍...

茨威格的世界

这次回家好多天，为了能让自己专心写毕业论文，只带了一本闲书回去：茨威格的《昨天的世界》。高中时曾读过，不过是三联版本的，译作《昨日的世界》。但那次没有读完，大约是到一战开始时就搁置，过了阵子也就还给图书馆了。终究不爱历史，关于战争，小说因为对战时人性的思考与描写往往更深刻，所以我还很爱读，比如《流亡曲》和《曾有一只鹰》（新版翻译为《美国之鹰》，不喜），回忆录通常就不感兴趣了。前阵子，在另一本书中看到了茨威格的绝命书，颇受震动。他说：“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年逾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流浪岁月中也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个认为精神劳动一向是最纯真的快乐、个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的生命。”看过那么多他写的小说与传记，甚至还有剧本，却还是第一次了解到他最终，是如此疲惫而绝望的和妻子一起在巴西自杀。于是，找来《昨天的世界》，这本类似自传的回忆录，试图去探知究竟是什么耗尽了茨威格的力量。书中前几章读来让人神往。那个像机器一样准确地运转而且所有人都相信机器会永远这样运转下去的安全世界，维也纳，柏林，巴黎，音乐会，诗歌朗诵会，露天咖啡馆……茨威格用尽了美好的词汇去描写那个时代，虽然也夹杂了许多新潮青年对传统的不羁的嘲讽。想必，正是因为曾经拥有这么多，所以，失去后才会绝望吧。一战期间，他尚有勇气与“敌国”的罗曼·罗兰一起为争取和平而努力。但在战争又一次来临，作为在这场战争中蒙受最深重灾难的犹太人的一员，从被朋友疏远到失去国籍，从萨尔茨堡到伦敦到巴西，远行于他不再像青年时代那样是为放眼世界，而是逃亡，是被放逐。我想，我能明白他的疲惫。《昨天的世界》的结尾还是有一点点亮色。那天阳光普照大地，他在回家路上注意到他面前的影子，于是感悟道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但他终究还是无力去熬过那个新时代到来之间必须经历的地狱与炼狱。所以，这本书完成于1941年11月；1942年2月22日，他选择与世界诀别。推荐这本书，即使你和我一样不喜欢历史。光看看书中所写到的人物，无论仅仅是他年轻时敬仰并有幸见过一面的还是有着最深最真交往的，多少赫赫有名的大家啊。让我不由得感叹那是一个怎样神奇的年代。茨威格在书中写到的曾与他有当面交流的文化艺术界名人有：里尔克，罗丹，叶芝，罗曼·罗兰，詹姆斯·乔伊斯，高尔基，理查·斯特劳斯，弗洛伊德……

致所有逝去时代的挽歌 ——读《昨天的世界》

很早就想写写这本书，居然今天才改完……这学期看了一堆马后炮IR理论，以至于写文时乱用术语（还是自己从英文硬译过来的）……中间的大段议论如果无趣，干脆跳过好啦。大量书中内容剧透（非小说类有这词么？），反感者慎入。=====致所有逝去时代的挽歌 ——读《昨天的世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是想理解我们自己。为了获得那种理解，我们努力发现我们走出来的那个洞穴和我们从中打凿出来的那块石头。”——厄奈斯特•巴克在变态的作业和各种琐事的间隙里，断断续续地读完了《昨天的世界》。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好书，验证标准即是它“不怕放”的优点，尽可拉长战线，今日读一章，明天原地继续。有了流畅的文笔，连贯有序的思路和丰沛的情感，阅读时几乎可以从任何一处切入，并迅速与其间背景融为一体。即使如此，当你读完最后一章合上书时，那种一气呵成之感像是刚刚读玩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历史比小说更富于戏剧性——对于刚刚过去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这简直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作为一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的基调是个人化的。没有年代表，没有干巴巴的数字，没有夸大的政治化修辞。然而历史的暗影无处不在，无声地潜行于文字之间，暗示我们绷紧神经，接受被乐观的当时人视作不可能的将来。作为经历过一切的“普通人”，这些文字真诚，冷静，不居高临下，将个人经历与历史背景徐徐并进地铺展开来。然而对作为“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茨威格而言，亲历历史绝不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而是交织了太多时代与本阶层特有的热忱与悲哀。从作者与里尔克、罗曼•罗兰、瓦尔特•拉特瑙、佛洛依德等众多名人的对话与他不时插入的内心自述中，可以窥见这个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多么忧心忡忡地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改变——尽管他们没有料到它来得多么凶险，多么迅猛无情地夺去人们曾经的生活和对美好未来的一切期望。茨威格记录了整整一代欧洲精英阶层的噩梦：急转直下的现实面前，由半世纪以来的稳定繁荣孕育出的世界主义精神与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理想如此轻易地幻灭了。尽管不久之前，这些看法还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安全的黄金时代”， 当茨威格这样形容他长大成人的十九世纪末时，我丝毫不觉夸张。那是英国人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法国人骄傲的la Belle Epoque（美丽时代），在新统一的德国和大洋彼岸的美国，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带领整整一代人迈向繁荣。对哈布斯堡王朝数百年治下的奥地利而言，生活安定有序，从容不迫；维也纳早就是名副其实的音乐之城，爱护艺术是全民的风尚。即使是被作者瞧不起的十三年基础教育都值得让今日的我们羡慕万分：课上学基础理科和五门语言（包括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课下还有广泛的机会接触新兴的哲学流派、诗歌、音乐与戏剧，甚至与名流对面交谈。艺术是这座城市的生命之源。大学教育制度也无比自由：以作者选择的哲学系为例，最后一学期末交论文和参加一次考试即可毕业。作者本人的安排是：前三年自主安排，学习什么的，最后一年再说！（对此我只能对我的高中和大学生活——体制主宰一切、过早的专业化取向——表示无比深厚的悲痛之情。）19世纪学校的缺点无非是缺少体育课、男女授受不亲、教学内容落后（现在就不落后了吗？）等等。当然必须承认，那时的大学仅仅是精英教育——一个世纪前的奢侈品。这三年中茨威格发表了诗集和小说，游历了伦敦、巴黎等都会，并与当地名流结下了友谊。（从这段自述中，我终于可以感慨一下名流的养成条件：阶层、钱、时间、文化环境、朋友——欧洲。）欧洲是独一无二的。法瑞德•扎卡利亚（没错，就是时代杂志上采访温家宝的那只政论家）如是指出，自然条件的优越与历史沿革的偶然性使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发生在欧洲；二十世纪初的人们生活平静而愉快，物质的繁荣与精神的丰盛使他们的思想也变得如此开明，令人惊叹地超越了时代。茨威格平静地讲述着新世纪最初的十年：城市的扩张，开明风尚的兴起，科学技术的进步。当法国飞行员布莱里奥驾驶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欢呼雀跃，他好像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我心里想，如果一架飞机轻易地能飞越国界，那么国界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些海关关卡和边防岗位哨就成了无用的摆设，与我们的时代精神是矛盾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热切地期望着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共同实现大同世界。”这种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在今日看来难免幼稚，那时却不然。欧洲的前途似乎已被日益紧密的联系合为一体，人们密切地体验着，相信着这种情感。开明的、世界主义的、向往和平与自由的信仰似乎已是文明世界的主流；所以当1914年的战争来临时，几乎无人预料过它的发生。即使人们确定战争即将开始，来自旧日世界的单纯天真的信仰仍未被抛弃：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和平的他们以为，战争只是暂时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更正义、更和平的世界”。士兵们唱着歌开往前线，向送别的亲人许诺回来过圣诞节；知识分子和各种文化团体群聚中立国，舆论清一色地声讨战争；连挑起战争的政治家也千方百计撇清自己与权力政治的关系，为自己“文明国家”代言人的身份辩解。茨威格写到，“公元1914至1918年，我不得不一再强调，有一种追求世界民心的力量”。然而，在经历了血与火，战后的贫困，通货膨胀与动荡的1939年，战败国的人们不再会有同样的想法了。国际规范与道德的力量被野蛮而混乱无序的现实撕得粉碎：他们不再信任政治家或任何自称的正义；所有人都感到自己成了牺牲品，要么是政治，要么是无情的命运。人类是理性动物。这一点是经济学及大多数社会科学的前提，也是理想主义国际政治观的体现。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导致国家间的贸易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不断提高，顺水推舟助长了战争的代价。越是近代交战，往往越是两败俱伤。据此分析，1914——及之后的1939年——的战争无疑是非理性行为，本不该在经济联系一日比一日更紧密的欧洲发生。即便一战之后，很多人还是愿意相信，这场战争将是最后一次。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正是理想化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具现：提议成立国际联盟，以国际组织与公开透明的契约形式为和平之保障。然而强权政治压倒了微弱的理想主义之光：一次非理性的战争的严重后果，除除树立恶劣先例之外，更剥夺了人们以往认定是理所当然的东西——道德、互信和对自由根深蒂固的信仰。在一战后的德国，疯狂的通货膨胀导致了混乱，秩序和道德荡然无存。这种混乱表面上随1924年通胀的停止平息下来，却埋下了十年后毁掉魏玛共和国的祸根。共和国无法彻底安定秩序，亦无法为大多数人的经济损失负责，向战胜国支付巨额赔偿的责任与人民的怨恨和谴责全部落在她的肩上。茨威格带着酸楚的讽刺意味写到，“整个民族在暗地里都非常憎恨这个共和国，却不是因为共和国粗暴地压制了放纵的自由，恰恰相反，而是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松了”。25年之后的第二次总体战争并非师出无名。茨威格清醒而悲哀地注视着纳粹的得势，以及这道阴暗的潜流如何吞噬欧洲的未来。1933年之后，由于自由知识分子和犹太人的双重身份，他的作品在德国逐渐遭到查禁；1934年的住宅搜查之后，他离开萨尔茨堡回到伦敦，踏上了“脱离祖国的第一步”。这是值得庆幸的一步，毕竟作者为我们留下了一支敏锐而细致的史笔：没有及时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先是被剥夺职业，然后被送进集中营；而慕尼黑和谈带来的泡沫般的乐观主义在英国只持续了短短几天。人们惊恐不安地注视着这场棋局，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是如何不属于自己。当战争爆发的消息最终传来，他们反倒像是舒了一口气：尘埃落定，命运的钟摆重又停在了阴影笼罩过的位置上。没有人愿意相信战争，但它发生了：“（它）肯定会全面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默默聆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这条消息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悲哀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若干年后，那条消息还会具备另外创造性的意义……一个时代又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在与弗洛伊德的谈话中，作者极不情愿地证实了他早年不可能接受的人性断言。“有人总是责骂他（弗洛伊德）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他的观点得到了最确切的证实：野蛮残酷、根本上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无法铲除的。”这种对于人性的悲观论调对我始终有着迷人的吸引力，因为它道出了人性的根本，即使在今天也不例外。科技进步与物质财富增长真的消灭了贫困吗？文明真的战胜了野蛮吗？每个人心中自有定数。全球化看似消灭了距离，却也给一些“落后”社会的产业与文化带来了毁灭。分明的国界线被不那么分明的身份所取代（有多少人为了一张美国绿卡操碎了心？），像1914年前的人们一样自由出入国境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安全世界的蜃景早已消失无踪。而新世纪的第一场战争已向我们证实：罪恶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另一种隐秘的方式转移到了世界地图的边缘。从冷战时代开始，大国们便习惯了躲在各自的第三世界玩偶背后继续利益斗争。霸权外交与恐怖主义的双重阴影之下，沦为牺牲品的，只能是那些不惹人注意的地名和不被记住的人们。这令我想起茨威格自愿选择的死亡。那是1942年2月，距《昨天的世界》完稿仅仅三个月。对作家而言，这该是在被昔日和平繁盛的欧洲背弃之后，以自己的生命一起为世界大同的理想而作的挽歌。不必埋怨他没有等到战争结束：世界的格局彻底改变了，像《尼伯龙根之歌》中的预言一样：旧世界毁灭，新的世界得以重生。要见到和平统一的理想，欧洲还要等到1991年，直到另一个被阴影笼罩的时代终结。读完最后一章时，不无缘由地想起了《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两千年前我们自己的语言，却又如何不是世界的，人类共通的语言！如河流改道一般不断动荡变迁的历史里，毕竟有人记下了人类不变的困惑与悲哀。这不仅仅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而是面向所有人，所有逝去时代的警醒之语。然而，像许多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样，决心一死的作家仍然把最温暖的句子留给了健忘的世人：“战争的影子将贯穿我们全部的时代，不会从我这里消失……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Cristal Lachesis2010/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