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有七星》书评

浮躁社会中的精神家园

干净的文字，让人浮躁的心随着文字渐渐安静下来。点点滴滴的记录勾起人们无限的回忆，尤其在那样的年代生活过的人。让我看完以后不禁开始想着我的父母辈的生活是怎样的？看着父亲天祥，姐姐子燕的去世，我眼泪不禁流下，我至亲至爱的姥姥姥爷过世时的场景在我脑中遍遍出现，文字感人至深。看完这本书，我觉得人有信仰真的很好，在浮躁的社会中，一旦有了自己的信仰，就能够快乐的生活，精神上也能得到满足。

崔子恩談「10年」

2001年，崔子恩：他們覺得我是定時炸彈　　2009年，崔子恩：以前我是飛的，現在我開始走　　正好是10年。10年前，我太個性化、太關注自我價值、關心自己在社會中所確定的所謂『地位』、『意義』、『自我實現』這一系列東西。但是我現在開始對它們產生懷疑。　　這個過程不是特別自覺，而是在做多了級錄影像或者新的文字之後，讓我反省到很多這樣的東西。　　關於寫作，我在很久以前的設計裡就會把特別實驗性的東西放在前邊做，就是特別跟世界無關的那些文字我會放在創作的最早期。所以那時候我的影像、文字會與外星人以及不可理喻的世界有關。但是後來慢慢的，這個階段就過去了。我開始有時間去處理世俗，開始面對慢慢紅塵裡面的一些記憶、往事以及現實。我開始處理這些東西的時候，先開始接觸個人周邊的歷史。不是個人歷史，我還沒有對我的個人歷史進行寫作。　　我是從2004年開始寫作一部家族史類型的書——《北斗有七星》。這部書是圍繞我自己家庭的主要7個成員展開。我在寫的過程中就發現我這個家族裡所有的血緣親屬，無論是母親這邊還是父親那邊，都沒有一個人曾經是社會的特權階層。這一點對我來說特別震撼，特別讓我興奮。因為我們沒有接近既得利益集團。　　不接近既得利益集團，從物質生活來說是一個很艱難的事情，但是從精神生活來說，從歷史意義上來說，是特別清潔的。　　所以我也會發現自己的思想根源，會發現當我有一點要接近既得利益集團的時候，上帝為什麼就要踹我一腳，把我踹到一個清潔一點的位置上去。所以說我能夠發現上帝對我的愛護。　　這樣講的意思並不是要說我自己的家族有多『清潔』，而是我大部分朋友、熟人的家庭，或者說大部分中國人的家庭其實都是在這樣的一種狀態之下。而社會對這樣一個巨大的人群是有一個態度的——不理不睬的態度。　　因此，我會轉變自己的個人價值觀，開始意識到個人的自我實現並不那麼重要。　　有一些相反的例子，比如我們這個圈子裡面比較重要的一個人物——張藝謀，他犧牲掉了整個的新生代、憤青這個族群的利益，然後自己走向了一個利益集團。我們本來是擁有同樣的武器，或者說我們在做類似的工作，但是這個武器用來做什麼了？藝術這個武器用來做什麼了？它最終走向了一個什麼樣的體系？ 　　中國社會是一個家長制的社會，什麼東西都是要等『家長』給予，『大家長』、『中家長』、『小家長』……但是我是完全放棄這樣一個體系的。阻力肯定會有，我也不去理會『這樣做所面臨的阻力是不是會比10年前實現個人價值時所面臨的阻力更多』這一類問題。　　其實個人實現毫無疑問會比實現社會抱負更容易。但是我覺得我的力量如果只用在個人實現上面太可惜了。或者說，我利用了自己『遺忘』的天賦，忘記了自己與外界力量的不均衡。做到了『不問前途』。　　對我來說，姿態可能比走的速度和距離更重要。有信念的姿態對我自己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對於人群來說也是特別有意義的。不要以為我們沒有力量就會很軟弱很彷徨，不一定的，可能我們一直都在原地走，但是只要姿態是充滿信念的，我覺得就沒有問題。　　就是在這10年，我更清晰地發現了『姿態』的重要性。就是在這10年中，我的信念感更多來自於我的社會實踐。可以說我現在的信念來自於天賦、信仰、以及我屢屢受挫的社會實踐。　　所以我說自己，以前是『飛』的，現在是『走』的。很可能是原地踏步走，但是我是挺著胸膛走的。　　城市畫報×崔子恩　　城市畫報：現在你手邊正在做的工作是什麼？崔子恩：我剛剛完成的紀錄片《誌同志》馬上就要開始全球放映。明天開始，我會先後去香港、越南、歐洲做一系列關於它的放映活動。　　《誌同志》是訪談結合文獻的形式。講了中國同性戀30年平權歷史。其中有些文獻是官方的，有些則來自非官方。　　城市畫報：10年間，你的創作走向有變化嗎？崔子恩：差不多我已經放棄了評論文字的寫作。就是給你們《城市畫報》開完專欄的第二年，我就開始不再寫評論文字而是集中精力去做創作。　　在最早期，我做的事情是比較分散的，要寫影評、書評、專欄、隨筆等等。那時候我不太做影像，除去寫小說之外做得最多的就是評論文字。可是開始做影像之後，我發現還是影像和小說對我來說更重要。而且我的人生設想本來也是以創作類的作品為主的。　　不過自從2005年以來，除了影像與小說創作之外，我還做了比較多的社會活動。國際國內策劃影展、文化節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較多。　　城市畫報：這些社會活動對你來說有怎樣的意義？崔子恩：我開始懷疑所謂“個人的定位”、“文學成績”、以及“個人藝術創作的成績”這一類東西。　　這種懷疑反映到我的文字上可能還不是非常明顯，但是我的影像已經轉變成了一種特別“運動”的。所謂“運動”就是指那些“想要改變社會已有的不平等現狀的平權運動”。　　可以說我把所謂個人原有的藝術價值觀拋棄了，讓自己的所有影像都圍繞“運動”，圍繞那些想要“改變人的生存現狀”、“改變人的權利存在現狀”、“改變人內心思想現狀”的各種努力。因為這個原因，以前我比較多地做實驗影像、敘事影像，現在是比較多地做紀錄影像。　　城市畫報：當年接受我們採訪時，你形容自己是“定時炸彈”，現在還會用這樣的比喻嗎？崔子恩：不會了。相對那個時候來說，我會覺得我已經不是在一個局部。　　所謂定時炸彈，只能爆破一個局部。有可能它爆破得好是爆破了心臟，如果沒弄好，就只是爆破了邊邊角角，或者自己失去能量而已。　　我現在會覺得——我可以隨時隨地都發揮自己的能量，發出自己的聲音。我現在仍然可能會引爆很多東西，但是自己已經沒有那麼多的火藥味了。　　我現在在做的工作，我覺得其實已經是“轉基因”工作了。我特別想“轉換”人類的基因，也“轉換”自己的基因。我的“現在”與“過去”已經一下子斷絕了。或者說我換了艙位，我開始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感受和生活。　　城市畫報：這個“斷絕點”是出現在什麼時候？崔子恩：可能是去年的某一個時刻。我想也許是因為我完成了那本家族史《北斗有七星》，也許是我正式完成了以前的實驗性影片之後，轉而開始拍紀錄片。我覺得跟這些具體工作是有特別具體關係的。　　城市畫報：這種變化舒服嗎？崔子恩：我不太迷戀“舒服”。我不關心自己的感受是否舒適，是否像天鵝絨一般舒服。那是小資產階級關注的東西，我的內心沒有那麼嬌弱，生來如此。　　城市畫報：你在這10年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有沒有自己一直很清晰要堅持的東西？崔子恩：我一直很有意識在堅持的東西是人類很容易丟掉的“信念”，或者說“信任”。　　這個信任包括對世界的信任、對他人的信任、對自己的信任。　　我覺得人是特別容易雜亂，特別容易被改寫的。如果想要盡量保持自己的純粹性，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障這樣一個信念的存在。　　這10年中，我有了一個對社會關注的走向，但是在“堅持信念”這個方面的努力卻相對封閉。我放棄了越來越多個人的東西，但是我特別希望在這樣一個非常容易流失信念感的社會裡，把自己做成一個“堅持信念”的樣板。　　我很清晰地這樣做。比如接受一些訪問時，我很願意說這句話：無論是歧視的目光、歪曲的目光、或者其它所有的光，對我來說都是光源。我迎接它們，我接受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