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记忆》书评

忧郁的亚热带

1999年，千禧年之夜，吴亮对着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发泄了一番，甚至在几年后，他还念念不忘，接连用了好几个丑陋来形容对岸，“丑陋的电视塔，丑陋得毫无特色的高楼，丑陋的球形加丑陋的矩形”。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游历圣保罗市的时候，对欧洲与美洲的新旧世界比较后的感慨，“欧洲的城镇，几个世纪时间的消逝使之更为迷人；美洲的城镇，年代的久远只带来衰败。理由不是后者是新建的；理由是当初建造时即准备不久后重建，因此建筑简陋随便……新市区太俗丽、太新、太愉快”。或许，那倒霉的电视塔只是吴亮笔下的替死鬼。相比于《八十年代琐记》，在《九十年代小纪事》里，吴亮提到最多的恐怕是他与上海的关系。吴亮说他不热爱上海，但也不至于讨厌，这种“不相干”的关系，让他对这座城市保有一种距离。显然，这座城市已经让吴亮不太适应，让他觉得很陌生。北岛在《城门开》说，面对阔别十三年的城市，发现自己成了异乡人，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他要用记忆来重建他的北京。用北岛来引话题，可能吴亮并不喜欢，何况他们都试图用记忆来重建他们所珍视的东西。不过，与北岛相比，吴亮在《夭折的记忆》中所展现的东西，恐怕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吴亮毫不隐晦地说，他要写的“微观历史”，就是一种用不可靠的个人记忆来对抗“大词历史”的尝试（第143页）。那么，吴亮所说的“微观历史”是指什么呢？他为什么又要用“微观的历史”来对抗“大词历史”呢？如果从吴亮的角度看，他对新上海的不满，恐怕还不仅仅限于各种过度商业化的都市生活以及奇形怪状的建筑物，说到底是对这座没有记忆的城市的失望，因为吴亮多次提到他在寻找老照片，多次被邀请谈谈上海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太新了！新到让吴亮感到陌生和“不相干”。没有记忆，自然就忘却了历史。只有现在，而且是不断更新和变化的现在，似乎有一股野蛮的力量在流行，不入流则被抛弃，而这种被抛离的感觉，让私人回忆录蔚然成风，因为唯有通过回忆才能确认自身，重获生命感。吴亮在描写生活在这个都市的人群时，这么写道，“‘不知为了什么，现在的人跟丢了魂似的，整体忙得焦头烂额’，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一再拖延不做，或只说不做，或不做不说，可还是忙碌得一塌糊涂。也许，忙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安慰，说明那些忙碌的人们至少还‘被需要’”（p217）。私人记忆的重要性在于，“个人经历是独一无二的，渺小日常才是生活的真谛……自己写自己，即便零零碎碎、庸庸碌碌，也是基于对个人生活的热爱和肯定”（p313）。通过私人的记忆，可以重获被这个庞大野蛮力量所冲散掉的对自己生命的感觉。尽管吴亮也批评昆德拉关于用“我感故我在”代替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说法，但在面对生命的态度而言，吴亮骨子里还是赞同昆德拉的。个体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其价值在于他只跟自身有关，是确认“我在”的根本。吴亮谈论这个问题，显然是有深意的。实际上，吴亮有点狡猾，因为就在你漫无目的、不知不觉地读完他那些被命名为琐事和小纪事的时候，在你脑海里已经形成他所要给你讲述的那个时代和他所理解的有关个体、生活和历史的意象。通过这些意象，吴亮无言胜有言。《夭折的记忆》远不止是琐记和小纪事。如果仅仅从词频的角度看，吴亮无非不就是聊聊他跟那些哥们、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八卦嘛，而且内容单一，他们在一起无非就是吃各种好吃的、喝各种酒，每次都喝醉和玩单调的麻将。用吴亮自己的话说，“写了许多无关紧要的，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偶尔有点弦外之音，朋友肖像，一点点趣事加一点点幽默”（p179），但吴亮却给这些片段式的回忆以重要位置，因为正是这些记忆勾勒出了他们这些“小人物”的世界，这种与“大词历史”迥然不同的世界。在大词历史看来，微观历史是微不足道的，不重要的，正是这种对微观历史的不足道却限制了个体的记忆，限制了作为个体生命的活力和自由。吴亮借对90年代艺术家的批评直言不讳，“90年代初的艺术家们对意识形态其实并无多大兴趣，更谈不上有什么见解；能够挑衅一下，在禁忌边缘碰一碰警戒线，就心满意足了”（p307）。显然，在吴亮看来，现代艺术丧失了灵魂性的东西。无疑，重提或者直接讨论这一问题，具有政治敏感性。所以，对于吴亮来说，他的怀旧应该有着更深的意义。通过80年代的个人记忆，吴亮试图建立起有关个体价值的尝试，即还原个体和社会的真实，换句话说，在集体主义之外，生命本应如此，个体是活生生的，不应被遮蔽和消解。这是一种历史哲学。80年代在吴亮的笔下是甜蜜的悲哀（借用萨林斯的一本书名），而90年代的吴亮却只能在亚热带忧郁（借用列维-斯特拉斯的《忧郁的热带》）。我想吴亮从骨子里应该是不喜欢黑格尔的，即便他读了很多黑格尔的书，也曾饶有兴趣地想写一本体系化的著作。就像克尔凯郭尔不喜欢黑格尔一样，吴亮对生命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使得他不可能像黑格尔讲精神现象学那样，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格尔也有扼杀个体性的嫌疑。然而，在面对极权主义，以及日益兴盛的技术治理和本雅明笔下所描绘的机械时代，个体生命遭遇着更多的挑战和压抑，仅凭“不相干”式的个体逃逸似乎仍然难以逃离“大词历史”。

冰斧般的记忆

我不大喜欢阅读那些兜售时代记忆和掌故逸闻的书，因为大凡一个人阅读此类书籍，总是怀着某种天真的意愿，以为从中可以窥测到那些被叙述的人物或时代的生活真相，然而尤瑟纳尔说，“根据别人对我们叙述的一件小事来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是非常不可靠的”；回忆是带有想象性的而叙述是带有选择性的，于是钱钟书也说，“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卡夫卡以某种极端的方式宣称，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在不能给我们当头棒喝的书籍上，而应该阅读像冰斧一般、能击碎我们脑袋里与精神上的食古不化的作品。如果说我们确实有阅读回忆性作品的欲望，想想我们为什么阅读普鲁斯特赫尔岑或者夏多布里昂，那么，这种回忆也应当如同冰斧一般，有力量击碎那已经停滞不动的坚硬的过去，从而让河流重新开始流动，让冻土开裂，让未来的人们尝试进入某种崭新的生活。吴亮《夭折的记忆》是两部未完成的回忆断章的合集，八十年代琐记和九十年代小记事，自始至终，作为一个热爱平庸生活和憎恶平庸写作的人，他强调个人记忆的琐细和微薄，强调回忆和生活相类似的“一次”性，强调“对过去所有生活的回忆是如何在写作的一刻，非常偶然地联系在一起”，但恰恰是这样的细薄和偶然，构成了他冰斧的锋刃，切开了那即将在怀旧和感伤中凝固成理想主义果冻的八十年代，也刮掉了那被文化批判者涂抹在九十年代身上的消费主义胭脂。他写九十年代时常光顾的李山的画室，有狂野的生气，恰似八十年代文学青年们的斗室，“大搪瓷杯里的啤酒，脏兮兮的顶棚玻璃窗，发黄的布幔，坐坏了的沙滩椅，墙根角落凌乱的旧画框，尘埃在阳光下飞舞，满地颜料斑点……最美妙的当然就是李山那些倚墙而立的‘胭脂系列’了，我无法用文字描述它们，甚至照片也难以重现它们：蓝色的巨大背景，黑色的政治偶像或男人裸体，粉红艳丽的荷花铺天盖地……它们无声无息，像积蓄了可怕力量的蛹，它们要么死于巢中，要么终于有一天展翅飞翔”。也从来没有人如此描述过八十年代末文学界昏天黑地的牌局，与他热爱的那些俄罗斯的坚硬而善感的魂灵一样，他懂得如何把风暴聚集在一个茶杯之中，“还有一次/那是一九八九年深秋/去愚园路茹志鹃家里打麻将/我的上家钱谷融下家是王西彦/茹志鹃坐在我的对面一手摸牌一手持烟/我略感拘谨/牌桌上没有什么话题/注下得非常小每把不到一块钱/而且王安忆和王西彦太太还在旁边观看/王啸平在亭子间读书/时不时走过来问：谁和啦？/大家把输的钱集中在一只小篮子里/茹志鹃说你们下个礼拜来玩我们用这钱吃饭/后来天暗了/沉闷的牌局终于结束/王西彦夫妇穿上大衣钱谷融围好围巾/我们鱼贯而出/在愚谷村弄堂口/钱谷融突然停下脚步问我/有李劼消息吗/我摇摇头”。一个文学的时代结束了，一个艺术的时代开始了，一个沉重的时代结束了，一个轻盈的时代开始了……然而事实上，号称结束的从未真正结束，而宣布开始的其实早已开始，因为有回忆的冰斧，一次次砍在两个时代最敏感的接口处，砍出残缺不全的锋利碎片，让条理分明的历史重新归于混沌，并教很多人的生命疼痛，像是要重新越过刀锋。2012.8

当一个评论家开始回忆（saya　撰）

如果在生活中与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朋友偶遇，你或许会脱口而出：“时间过得真快！”这句话也许有些平庸，因为说这句话的人越来越多，但这并不妨碍你说时的真诚、情不自禁，甚至饱含真情。是的，时间，它过去了，而且过去得真的很快。正因为时间的流逝不可逆，而且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剧，时间的流速似乎也在加大。如果开始回忆的是个小说家，习惯在虚构与意识的构建中徘徊徜徉，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她会说，“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但是如果是一个评论家，他会说，“一次，北京《文艺报》主事领导来上海开会，亲临巨鹿路675号视察，周介人在梅龙镇酒家简餐招待，蔡翔和我奉命作陪，席间周介人见该领导心情不错，说道：‘吴亮还是蛮憨厚的。’没曾想北京要员立即停筷正色道：‘人虽憨厚，文章并不憨厚！’把周介人吓了一跳。”他也许还会说，“一次，住在苏州东门外的二舅来家里做客，吃中饭了，父亲给二舅倒酒，二舅说，一点点，两个老头敬过去让过来，父亲说，太少了，烧一条鱼都不止放这一点儿酒，二舅说，我不能和鱼比。”珍妮特•温特森说，历史是否认过去的一种方法。否认过去，就是拒绝承认它的完整和真实。修正它，强迫它，让它运转，榨出它的灵魂，直到如你所愿，你觉得它该是什么样，它就什么样。用尽我们自己的小手段，我们就都是历史学家。吴亮并没有构建宏伟历史的野心，至少在这本书中是如此。在《夭折的记忆》中，吴亮坚定地认为历史就是那些鸡毛蒜皮式的琐碎的生活，就是那些在生活中的某个片段某个场景某种情绪，某些人某些话或某个小事件，有时甚至是，某道美食。他认为“历史不过是沉沦在黑暗中的一堆废墟而已，每个人只能照亮渺小的一角。”他用许许多多的一次，记录下的书中出现的文学艺术界的那些朋友，以及那些普通相识的朋友，就是他的渺小的一角。他说，“我虽对历史不怎么感兴趣，不过重温往事，把无足轻重的轶闻翻出来，包括那些让人伤心的，快要湮灭的，甚至不怎么值得炫耀的小事，不特别隐私的隐私，严肃的，感慨的，令人发笑，或可充作谈资的，却还始终怀有偏爱。”《夭折的记忆》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八十年代琐记》中，他执着地用“一次”来讲述，天马行空貌似随意的故事，天南地北有一搭没一搭的记录，漫不经心流畅直白的文笔，真实地记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苦闷、怅惘与所寄。他在其中一篇中，还解释了他的创作理由：我们之所以总是记住一次，没有别的理由，就因为它只发生过一次。“一次在朱大可家，一次李庆西来，一次在桂林开会，一次我去重庆路“沧浪亭”吃葱油面，一次街沿停了一辆收尸车，一次父亲从街上带回来几只“黄桥烧饼”， 一次父亲和我谈起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一次孙良告诉我，一次早上九点，一次牌局在半夜两点匆匆收场，一次在锦江车队开出租的邻居老宋无意提起，一次《上海文学》的几位哥们开车送我回家，一次北京西苑宾馆的一个房间……”众多一次的反复，仿佛步入一座盘旋的楼梯，同一个音阶反复出现，产生一种奇异的熟悉与疏离感。“一次”两字是相同的，但每一次的事情截然不同。你几乎有种迫不及待的阅读欲望，希望揭开一次探秘的谜底。而采用“一次”这种方式，吴亮说是借用了文德斯一本书的书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模仿了许许多多童话故事的开头——“从前”或者“有一次”。当然，他还回忆起阿城喝醉了酒抱着酒楼的一根圆柱打转，顾城1987年去香港时对他说香港太吵。在王安忆家打牌吃李庆西做的干煸牛肉丝玩精神分析的游戏，坐在孙良的画室里和孙良喝冻顶乌龙吃河豚。他写到他与孙良初见时，他乱蓬蓬一头卷发有点象图片里的贝多芬，穿件暗红色茄克亢奋地说话，语气如他的灼灼目光一样逼人。王安忆和孙甘露去听他在华东师大的文学讲座，当时孙甘露正在热恋中，远道而来的女孩子委屈地哭泣。而回忆中甚至还有回忆，就如人的几层梦境，文中写到，陈村在他的某篇文章里回忆道：吴亮吃狗肉当场流出了鼻血！书中的第二部分《九十年代小纪事》，则是更多地讲述他和艺术家们交往的故事，还有吴亮对艺术的思考，对生活的思考。这些思考如意识流般游移浮动，并不专注于一个主题，往往是从一个人身上引发开，然后在回忆中点染，发渍，晕渲，勾留，不乏灵光闪现之处。如其中一篇，《拥抱我们至爱的庸俗生活并不惜倾其全力》，安德斯写道：“人比他自己更渺小”，一记当头棒喝。其实这话别人也说，人微言轻罢了。裴晶就直说他是一个有着低级趣味的人，他爱读王朔和雪村，爱看《男人装》。我听了就挺当回事儿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类空头承诺现在还让人信吗？世界最后丫的全是他们的，你们和我们统统没份。教条早过时了，引叔本华吧，瞧他说得多炫：世界是我的挑衅，我的快乐与恼怒……裴晶不好这一口，哲学，太复杂，逻辑令人头疼。他讨厌假装深奥，假装深奥和假装正确同样招人讨厌。艺术源于生活低于生活，去大剧院的全是热衷虚礼俗套的假内行，一帮孙子。是要庸俗的生活还是高雅的生活？在格调、腔调之说大行其道之时，恐怕很少有人能大声地说，我要庸俗的生活。城市里，忙碌的人们上班下班之余，再有点的精神生活就是去看画展看话剧听听歌剧交响乐，仿佛只有如此，才能算是高雅。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仿佛如鸡鸣狗盗一般羞于见人更不能为外人道。但是，吴亮说，拥抱我们至爱的庸俗生活。因为庸俗并不可怕，而厌恶庸俗，一心渴慕高雅，一心想要成为别人的人的生活，才真正可怕。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生活，这种高雅，充其量，也只是庸俗的高雅。当一个评论家开始回忆，他的回忆中，有他过去岁月的记录，有他在文艺界多年熟知的各种逸闻趣事，有美好有缅怀有伤感有欢聚，但更多的是有一种理性的、不动声色的，在平静思绪之下的深刻思考。他还一并将他这些年对生活对感受与热爱投入其中。那就是，诚实地面对生活，面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