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书评

哎呀呀

今天真是那什么夜色溶溶月，花间啥来着？刚打完花溅月，喝完壶见底，然后开始写花姑娘……那叫一个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前脚还是，楚腰纤细掌中轻，转身就是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啊。人家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我等骆驼三更挑灯，虎妞添香。先发个神经，一会再来。

李银河：评《危险的愉悦》

李银河：评《危险的愉悦》 书评人： 李多 评《危险的愉悦》文：李银河出处：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贺萧Gail B.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一书是西方女性主义者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典范之作。该书在出版当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研究著作奖项，充分证明了它在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价值。而它的价值绝不仅仅限于历史学，它在性别研究(妇女研究)和汉学研究上的价值也是很高的。　　这项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它不仅是这位造诣颇深的女性主义作家在书斋里的纯学术之作，它还触及了中国当代社会中的一个敏感话题：卖淫问题。这就使得这部纯学术作品超越了历史学、妇女研究和汉学研究的学术圈子，吸引了广大关注当代中国卖淫问题的人们的阅读兴趣。　　在古代中国，卖淫一直是合法的。据意大利旅游家马可波罗说，他来到中国的那个时代，北京有20000名妓女。满清被推翻后的民国初年，娼妓业比清朝时发达普遍，最盛时的1917年，仅北京一地注册妓院就有391家，妓女为3500人，私娼不下7000人。但是当时的妓院大多除性欲满足外，还提供美食饮料、音乐舞蹈。这一点既有中国文化特色，又同欧洲旧式的妓院有相似之处。在民国时期，卖淫活动从未被视为非法。据1946年上海市警察局有关资料记载，全市娼妓有十多种名目，卖淫妇女约十万之众。这正是贺萧在这部著作中的研究对象。　　在1949年10月1日后不到8周的时间里，国家就查封了224所妓院，拘捕了1286名妓女和424个妓院老板、皮条客。上海在1949～1955年间，逮捕了5333名妓女。当时的行动是以治安和思想改造理由进行的，妓女们被集中起来学习改造，并不是判刑服刑，也没有设立关于卖淫非法的法律。贺萧的著作中也涉及了这个历史过程。　　卖淫现象在80年代死灰复燃，并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据专家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工作从业人员约为400万人。因此，卖淫问题又从贺萧所着重研究的历史问题重新变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而她的著作对中国现代的卖淫问题也有极为重要的论述。　　卖淫是一种没有受害人的犯罪行为在一些国家或非罪行为在另一些国家。在如何处置卖淫现象的问题上大致有三种立场：卖淫非法化；卖淫合法化；卖淫非罪化。　　第一种立场是视卖淫为非法。世界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以法律形式规定卖淫为非法，但是警方对卖淫行为往往采取眼开眼闭的办法，并不严格执行有关的法律，或只对此做较轻的处罚，因此很少有什么国家能够真正取缔所有的卖淫活动。　　第二种立场主张使卖淫合法化。它主张使男女双方自愿发生的性行为不成立为犯罪，不论有无报酬。卖淫合法化的一个好处是，通过对妓女征税，可以使妓女和嫖客的利益安全得到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使妓女摆脱剥削，不必完全依赖于淫媒。这种作法还可以减轻治安系统的负担，可以使妓女较少遭受黑社会的侵扰；在受到威胁和盘剥时，能有更多的机会寻求警方的保护。这一主张把卖淫业与卖酒业相比，卖酒业由政府控制，抽取重税，对服务的时间、顾客年龄和持照人资格都有专门规定。已经采用妓女注册领执照，并开设红灯区的国家和城市有英国、法国、瑞典、荷兰、德国一些地区和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城市。有人担心如果卖淫合法化，新的妓女会大量产生。但是在卖淫合法化的国家并未发生这种情况。　　对于卖淫现象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在女性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各个流派中有着激烈的论争。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又要反对卖淫又要保护妓女这一两难命题。女性运动不可能赞成卖淫，因为它使女性的身体商品化，供男性剥削和消费；同时，它也反映出女性地位的低下。另一方面，女性运动也不能支持禁娼的立法，因为它限制了女性掌握和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于是，女性运动就在卖淫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　　在卖淫问题上的第三种立场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卖淫非罪化decriminalized的观点。她们的态度受到了1963年沃芬顿报告Wolfenden Report的影响。英国沃芬顿爵士受政府委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英国制定对同性恋和卖淫活动的法律提出专家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同性恋与卖淫问题委员会的沃芬顿报告》，这个报告影响巨大，地位崇高，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私人的不道德不应当成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对象。”刑法不应当承担对每个不道德行为的审理权。例如，婚外性行为也是不道德行为，卖淫和其他婚外性关系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只惩罚卖淫行为是不公正的。因此，卖淫不应被从所有其他不道德行为中单挑出来，被置于刑法审理的范围之中。　　联合国文献在1959年(“关于个人和卖淫中的交易的研究”)提出，卖淫本身不应当是非法的。根据这一精神，很少有国家将卖淫规定为非法，就连我国的刑法也并不惩罚卖淫者和买淫者，只惩罚强迫、组织、容留他人卖淫者。但是，在行政法规(国家治安管理条令)中，却是禁止卖淫嫖娼的。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以来，一些贫困地区的女性以卖淫为摆脱贫困的手段，在那里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情况。这同样反映了女性地位的低下，这些女性道德水准的下降和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这种现象同一些女性“傍大款”作太太显然属于同一性质的问题，都是女性将自己的性服务作为商品出售的行为，只不过前者是短期的、多次性的零售，后者是长期的、一次性的批发。如果用法律手段来制裁，只制裁前者不制裁后者是不合逻辑的；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持后者应受到法律制裁的观点。　　综上所述，女性主义的卖淫对策有两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原则是：卖淫非罪化以将伤害减到最少。第二项原则是：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以最终消灭卖淫。　　感谢贺萧的著作为我们描绘了中国性工作者的过去，也感谢她为我们理解和处理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提供了女性主义的视角。

不要有敏感字不要有敏感字

东莞扫黄？没用的且不说它先天就是运动式的，所以娘胎里就注定长久不了。书里写了建国前几次扫黄，无一例外以官方难看失败告终。娼妓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一次相对（这个相对也很值得怀疑）成功的扫黄，因为它改变了妓院得以繁荣的那个社会环境。改造妓女的方式是思想干预，让妓女用一种国家规定的语言诉说过去，这种语言参与构造了中国政治体制内的权力机构。中国当然不可能回到那个年代，大家也果断的不想回去。妓女是？这次东莞事件里听到的也大致是两个声音。一说娼妓是人身权利收到侵犯的受害者，一说是扰乱社会秩序和危害公众健康的源头。女性本身的性欲好像被无视了。80年代重出江湖的妓女们大多是自愿，性观念解放是自由，但这种原始的欲望又是被诸多现代因素塑造出来的东西。她们主动追求更好的生活，那么娼妓的存在究竟是一种性奴役？还是一种性劳动？说什么和怎么说作者并不是意在重现当年娼妓业的风貌（虽然写的也很活色生香啦），而是强调了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后结构主义引发了认识论危机，既然历史不过我们现时塑造的表征之集合，而这些表征永远会受制于我们自己时代的种种关怀。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书写历史？作者的回答是，正是为此，我们要去触摸那些表征，使之凸显为历史。他鼓励读者翻越过这些资料，回头想想有什么其他可能的解释，去想像一下史料中的知识是怎样获得，怎样纳入记忆，怎样被重新创造，又怎样被讲述出来。

两性的平衡

作者真的是用开阔的思路来做的研究，性问题绝不是一个可以限定一个范围内说的故事，性是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本身，尤其是官方语汇以外的“真实世界”。两性是在博弈中取得平衡，女性绝不象宣传得那么受压迫。从本质上说，男性是无法压倒、压迫女性的，因为男性必须要通过女性才能证明自己的“男性属性”。没有了阴，也就无所谓阳了。所以男性霸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是为了推翻一个旧的平衡方式，建立新的平衡方式而推出的工具。这是作者通过本书要澄清的问题之一。

编辑怎么想的？

这套书最大的弊病就是把注释都统一放后面了，也不知道编辑怎么想的，太不人性化了。600多页的书，看的时候不断地前后翻，手都酸了，还要插两张书签，否则根本找不到对应的注释。现在出了新版了，价格上去了，不知道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女性因自恋而超越社会思想边界的探索

嫖者和被嫖者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身体的媒介形成一个快速的某种层次的交流关系。双方的关系中，被嫖者在某种程度上居于主动地位，这仍然无法改变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她们又怎样勇敢的迎战这一地位所带来的挑战呢？肉体并不是代价，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消灭娼妓，那不过是国家的yy而已，也许，国家和商业消亡之后有可能。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人的心路历程，今天的人的情感世界必定通过某种方式为未来者所继承。女性世界的这一承传之路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北里 淌排 清浊开炮 放白鸽 仙人跳

-----------------名词解释-----------------1 妓女集中地称为 “北里” 取自唐朝妓院区。形容妓女的美色多用花草园艺词汇。2 按摩女为客人提供“ 清浊 ”服务， 浊 也就是 开炮 和 手淫。3 另一种打擦边球的卖淫服务就是女向导。40年代一名向导女每日挣10元自留三分之一。游艺场电影院百货公司性服务叫“淌排”和“淌白”。淌白 言其在路上淌来淌去，颇像水面无主之木排。......略施勾引，她顺着水势淌到你身边来，此之谓捞淌排。4“ 放白鸽 ”是妓女当给妓院，然后报警家人丢失。另一种是将女人嫁给他人当老婆然后女人跑路。妓女被勾引人员赎身然后继续回去当妓女。5 仙人跳 半开门-----------------名词解释-----------------1 民国时期，妓女最早的称呼是名妓。2 1935年，上海的英文报纸称租借中每14名妇女中就有一名妓女，2.5万人。3 高等妓女进妓院跟媳妇进门差不多仪式。4 妓女是时尚的先锋，照相术的普及，嘴炮；最漂亮的是当代明星却是以往的妓女，5 舞场中的脱衣舞表演一般都发生在向导社附近的地方。6 调胡丝的女工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所得只有几毛钱。最便宜的庄上小姐，陪客一夜，获得袁头29枚。7 1919 年晶报连续刊载高等妓女的姓名和电话号码。8 每一妓女每季度交税18元，工部局1939年纯收入为68865元，1940年味77092元，该项收入成为次于饭店餐馆的第二大税收。9 中国医学杂志，C亨利厄特估计上海城市居民淋病比例10-15%。商人31% 军队和警察超过35%。10 20世纪30年代，妇女杂志要求读者结婚前不要忘了索要配合的无感染体检证明，保证日后孩子的健康。11 1946年对妓女注册，85%第一批人员患有性病。卫生检疫报告60%妓女患有性病。12 曹曼50年代上海市民政局局长：生理五大需求 衣食住行性.13 名妓竞选于19世纪60年代至1920年间不定期举行，并有意攀比科举。

至今商女犹唱，《天上人间》

这本书的正题取地很有意思，“危险的愉悦”，似乎反而成了副题“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的修饰了。实际上这个题目暗含了内文的结构——”愉悦“和”危险“。所谓愉悦，就是寻欢作乐，在这部分，书列举了许多今天“体面人”不会再挂在嘴边的行话，虽然本书列为海外汉学一种，但因为研究对象是那么地“形而下”，所以我们也不指望从中读出对中国社会的思想性研究，咱就一个目的，逛花楼！作者没有让我们失望，比如我们可以从中知道当时嫖妓的价格（免得到足浴店被宰了），什么野鸡会在夜晚的小巷子里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勾引嫖客（抓小鸡还是抓小鸡鸡啊？），如果去早了，只有姨娘招待，“没有甚趣味”（好有文采）；如果去晚了，你喜欢的已经在和别的客人谴倦了（这和下馆子没什么区别啊），还有当时有个肉庄，专门提供富贵人家以及大小姐偷情用（这不是“天上人间”么？如果安娜卡列尼娜和沃伦斯基能来中国，也许就不用自杀了），还有当时上海的名妓林黛玉（这名字也。。。）据说7岁就PC了，网上还风传什么九零后裸照啊？。。。先说完愉悦，然后在告诉你“危险”，比如性病等等，这部分写得比较少（但是危害很大啊），然后一章写“干预“。哎，干预个毛啊，说白了就是警察免费”嫖一嫖“了。所以我建议作者再版的时候，把几章改成”寻开心“——”得病“——”免费寻开心“更好。然而中国学著作毕竟是要到研究的水准（不然就成嫖妓指南了），从中必定要引申出一些社会结构的问题，其实也有。从妓院的等级，劳动的分配，以及惩罚制度，我们就可以看出，在组织严密的社会里，我们和在名份上被降为动物的野鸡，没有什么区别。或者，像《色戒》里易先生说的那样，”我比你更善于做娼妓“。

两条笔记

“妓院会派娘姨到有钱人家的小老婆和大小姐处去租借钻石戒指和珍珠头饰[供妓女撑门面]，这一举动颇有颠覆性，因为娘姨付的租金成了大户女人的独立经济来源。” p.80这个事情我倒是头一次听说，非常有趣。“妓院债务之重，引发了阴郁的政治比喻。一份小报形容某名妓‘恰似中国，债台高筑，还没有主权和自由身‘。” p.116 这种倒过来的比喻也少见。史料很丰富，但是……理论去哪儿了……

危险的愉悦

《危险的愉悦》是一部性别史的著作，作者贺萧，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现代中国社会史、劳工史、性史、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贺萧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时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末的上海作为一个特殊的语境，研究在中国的都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妓女，作为一种非正常的边缘群体，一种无法消除的“必要的罪恶”，在100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其卖淫形式、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度及与外部权力控制关系的演变。一方面探讨了上海的社会变迁对卖淫业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论述了卖淫业在上海的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观点新颖、视角独特，开拓了中国妓女研究的新视野，并从另一个层面深化了中国都市文化，特别是上海文化的研究。这本书实际上不是一部关于娼妓本身的历史，而是一部关于娼妓的被讲述史。娼妓作为一个底层的群体，她们同任何一个社会中下层的、边缘的沉默者群体一样，并没有亲自记载自己的生活，我们在任何历史记载中都看不到她们主动说话的声音。贺萧的这部著作也是根据记录妓女生活并与之相关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文献资料—娱乐场所指南、奇闻逸录、肖像画、小报闲话专栏、市政法令、庭审记录、取缔娼妓业的争论、医生关于性病的分析、统计数字、买卖妇女的报道等等完成的。 作者通过这些材料建构出当时妓女们逼真的生活以及她们在时代洪流下巨变的生活状态。一、妓女形象的两重性作者依据档案和史料重构出的妓女形象，不仅仅是单一的倚门卖笑不知廉耻的女子，而是探讨了其复杂的社会身份为人们带来的危险与愉悦。清末时期上海的妓女既是上海摩登的一种象征符号，又是如众多评论家所说的污泥染缸所在。她们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与客人发生之发生单纯的性关系，或者说，那是最下等妓女的营生。作者更多的视野聚焦于清末上海的高等妓女，她们极具风情，色艺双绝，彼时的妓院是官员士绅进行社交的重要场所，是维系许多商业利益的生意场。极有意思的是，当时竟然还流行着一种关于如何体面地逛妓院的指南书，这种书对妓女和嫖客双方必须履行的礼仪做了细致的规定。从这里看出，高等妓女在当时的社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甚至是受人尊敬的。客人与高等妓女相好，并非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享受着与妓女之间的灵魂交流，与家中目不识丁了无风情的糟糠之妻想比，这些妓女们的确更能给她们的客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但同时，她们在讨要钱财方面也毫不含糊，她们在不谙妓院规则的“阿木林”和“瘟生”身上极尽榨取钱财之能事，甚至也设下骗局如“白鸽子”、“仙人跳”等等，诈骗客人的钱财。上海娼妓的感情事务总打着一个深深的印记，那就是拼命争取财产和个人对财产的支配权。当时的各种小报，尤其是《晶报》对妓女的生活报道较多。在报道中，妓女没有完全被塑造成只知钱财的不知廉耻的女人，也经常有妓女因为动了真感情而供养情人发展自己的事业。从小报所用的措辞以及内容，都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妓女的评判绝非只有一种声音。至于到五四时期，伴随着思想革命，一些知识分子将妓女的存在看作是旧社会的遗存，要批判和根除封建残余，娼妓制度亦是必须去除的。若娼妓仍存，那国家将会被这股娼邪之风腐坏。于社会道德而言，娼妓无疑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存在。但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也并非全然如此。1915年国内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反应激烈，一些妓女捐出了部分局差收入和胭脂钱，作为民族救亡基金。各家妓院都设置供应站，声援罢课示威的学生，为他们送茶送水。有声望的妓女甚至组建了救国团，进行非暴力示威，并宣称“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这里，国家的命运和娼妓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她们不再是改革家口中道德败坏，危害社会的毒瘤，相反，她们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在不断放大。妓女形象的两重性还体现在她们既是受害者，但有时她们又从自己被害者的境遇得到好处。前者承认妇女是经济压力的牺牲品、是被迫沦为娼妓的，且更强调她们在性方面所受到的伤害。后者则可能是前者的一种转化的心态，她们一开始沦为妓女自怜自艾，而后发现妓女这个营生可以带给她们金钱甚至是地位，尤其是在上海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经济底靡的时候，这种不劳而获的安逸生活使她们甘于这样的生活，乐于这样的生活。随着社会的演进，妓女们的两重形象逐渐模糊了。随着妇女的解放以及卖淫业的大众化、市场化，传统意义上的高等妓女群走向解体。20世纪初，上海的卖淫市场已从一个由一小群高级妓女主导的、以满足世纪城市精英的需要为目的的奢华市场，演变成为一个为城市工商阶级中日益增多的未婚男人提供性服务的市场。她们逐渐丧失了高雅的文化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主动为妓的占了绝大多数。二、废娼运动与现代性在上海作为一个通商口岸的历史上，外国和中国的社群中曾多次发起对城市娼妓业实行管理、限制的运动。上海因其拥有众多的租界，使废娼运动更加复杂。中国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五四批评家在社会性别关系与国力问题相重叠的层面上探讨娼妓问题，把娼妓业看作中国危机深重的一个标志，是对人类价值的亵渎，认为“如果一个制度竟允许将妇女当成下等人，那这个制度必然只能产生弱国。”而无法控制的性病危及大众健康，使民族衰弱，国民道德滑坡，男女关系混乱，妇女人格受辱，造成社会混乱，因此，必须加以取缔。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一批有一批的中国社会活动家都把禁娼作为使中国现代化和提高中国妇女地位计划的一部分。最后到40年代后半期，上海的国民党政府实行了妓女登记的公娼制，以最终废止公娼制度，但他们都没有对上海的娼妓制度施以行之有效的影响。早期的改革者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憧憬是，娼妓业有井然有序的管理检查体制。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娼妓业必须列为改革的对象。1920年代工部局着手改革，为符合条件的妓院颁发执照，不符合条件的则勒令关门。表面上这似乎将妓院的运营纳入了政府可控的层面，但在实际实施上却使地下妓院贸易更加猖獗，屡禁不止。而且，这道政令仅限于公共租界之内，那些无照妓女和无照妓院都迁移到了法租界或迁移到与公共租界接壤的中方控制区，使管理显得鞭长莫及。另外，前面提到，高等妓院是商人谈判的重要场所，商人对此也很是不满，故而在1924年这场租界内惊天动地的禁娼运动宣告失败。时隔四年，1928年新成立的蒋介石政府重弹废娼调，对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城市禁娼。这些地方的禁娼运动造成了大量妓女流入上海，甚至为上海的娼妓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种以邻为壑的禁娼手段无疑也是失败的。1949年以前的禁娼运动成为各种因素合力的牺牲品：司法能力有限的、软弱的市政府，拒绝承认娼妓业是一个方方面面都能得到利益的行当，无法提供一套能够根本解决卖淫的综合性社会保障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49年以前的禁娼失败是注定的，没有通行全国的政令导致妓女可以找到政令不及的地方充当庇护所，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经济萎靡和妇女在工作中受到的性别歧视也将她们推向了娼妓业。1951年开始新中国对娼妓业进行改革。他们提出禁止买卖妇女，送妓女公费学习技能，自成家庭，这成为新中国妓女改革运动的先声。他们分析娼妓现象的生物和社会根源，“不仅从改善妇女地位，而且从更大的政治目标出发，要求男人们改善自己的行为，而好行为有一个方面就是心甘情愿不再嫖妓。”共产党通过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让妓女们以新的身份重回社会，并在她们离开管教所之后安排她们的后续事物，据资料来看，这一方法是卓有成效的。到1958年政府宣布娼妓业彻底消灭。在当时的政府看来，娼妓业的消失象征着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健康、现代的国家。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娼妓业在新中国又死灰复燃。这是否说明新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是在倒退，还是说日益商品化的市场是娼妓业重生的温床。20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时期党的口号是“发家致富光荣”，这样的提法助长了或者说是直接创造了坦然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社会上“笑贫不笑娼”的金钱观压倒了道德观，这一时期的妓女不再是因为绝对贫困或被人逼迫出来为娼，而是因为其现有的财富无法满足其自身的物欲和与他人相比时造成的相对贫困感。除此之外，性观念的变革也是娼妓业在21世纪左右死灰复燃并愈演愈烈的原因。这里援引一个生动的例子，是资料的作者和被羁押妓女之间的对话：作者：你肯定特别苦，不然你不会走上这条路的、妓女：我知道你想听什么，可是实在对不起，我实在没有什么悲惨的故事。作者：人活着要讲廉耻妓女：廉耻？也就是脸皮吧，脸皮值多少钱一斤？作者：妇女为求解放争自由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别这么愚蠢，不懂得珍惜，甘愿让别人做玩物。妓女：我不这么认为，我给男人身子，男人给我钱，平等交换。作者：我们国家命令禁止卖淫。卖淫对妇女身心是严重的摧残，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卖淫会使性传播疾病再度泛起，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深重灾难!妓女：什么社会不社会的，这我不管，反正公安局抓我我就不服。身子是我自己的，我爱咋着就咋着，我卖我的身子，碍别人啥子了？抓我，哼！狗拿耗子，管得宽！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妓女受到西方性自由和商品文化的影响，将自己的行为和国家命运剥离开来，追求自身的自由。这种自由时好时坏，也难下定论。目前对于娼妓业的存废是否是国家进入现代文明的一种象征依旧莫衷一是，在大多数学者看来，他们依旧不把娼妓业定位为现代性的一部分，相反，那是旧习气，封建残留。他们其中有人认为，只有中国的经济高度发达了，娼妓业才能从根本上销声匿迹。然而，如我们所知，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娼妓也依旧盛行。我想，娼妓业要等到真正的消失不仅需要经济的高度发达，社会性别的平等也谓为重要。三、局限关于此书的不足，贺萧似乎无法避免作为一个海外汉学家的局限。贺萧在这部著作中，将所研究的对象无限政治化。比如，作者在第九章中对“性病”的阐述，将其与中国复兴联系在了一起，她说道：“关于梅毒的文化表述，表达了中国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和致命病毒这双重势力的入侵。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的领土，而病菌侵犯了它的‘尿道’。在适者生存的竞争中，卖淫和性病抵消了成功的机会，它们成了中国在更强大、更健康的国家面前沦为被奴役的地位的标志。”娼妓业毕竟只与一个国家国民中的少数人发生关系，而有关妓女的各种叙述也只是每个时期宏大叙述中的一些插曲，甚至游离于正统话语之外，那么，将少数人的体验夸大为民族体验，将妓女的叙述夸大为民族危机的象征，其“微言大义”之中总有些危言耸听之嫌，也让本土读者在阅读时感到略微牵强和不解，故而本文在阐述时尽量规避了这样的话语。参考文献：【1】美，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身体与政治，关于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陈晓兰

身体不能承受之重

关于民族国家与女性身体的论述所在有多，从今天看，本书的大体观点并无甚新鲜之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只为了“娼妓”二字拿起此书。娼妓，是一个复杂的意象。从身边想起，是在街旁游荡的夜莺，是倚门张望的发廊妹……她们代表了城市夜里的另一面，我们认为不那么得体的一面；再远一点，也许是《海上花列传》等小说和“指南书”里的勾心斗角、藏污纳垢，以及引人入胜的种种礼俗与身体描写；还要远一点，我们就回到了秦淮河和钱塘湖，娼妓、酒、琴、诗，文人墨客仰天长啸，将军武夫剑气如虹，每一个娼妓的名字都有一段风流佳话；如果更远一点，我们就要想到远古的巫师，浓烈的草药味，神秘的仪式和习俗。我们想到了那么多，可是，娼妓是什么？它是一种制度吗？是一个阶层吗？是一种职业吗？还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女人？娼妓为何成为娼妓？她们怀着怎样的想法？她们真的如此可爱？可恨？可怜？她们所过的到底是怎样一种生活而她们对这种生活又有什么反应？我们发现，那么多人在讲娼妓的故事，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娼妓的故事。我们所以描写娼妓的身体和妓院，我们所以在回忆里和笔尖下玩弄那些身体和场面，都抱有其他目的。当我们表达“今不如昔”，我们就描写长三妓院如何风流，如何清雅；当我们希望建造民族国家，我们就说花烟间如何龌龊，外国人如何因此而鄙视我们，而外国妓女与嫖客又如何毒害我们；当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我们就说以往的娼妓地位如何底下，如何可怜，如何在水深火热里等着我们来营救。所有人都在关心娼妓，但其实没有人真正关心娼妓。那些女人们在“禁—放—禁—放”的无限轮回中从公开转入地下，又从地下转为公开，再转入地下。她们有的是精明的计算家，有的是沉着的军师；有的当然被迫为娼，但也有为数不少出于自愿。用王安忆的话说，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有金钱、有性欲、有家庭责任等等，这些女人其实不过是大胆地实现了我们“良家妇女”无法实现的野心而已。如果她们要讲身世，一千个人，必定有一千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而这一千个故事，肯定与主流官方论述毫不沾边。可惜她们不能说话了。她们埋在历史的废墟底下，谋杀和掩埋她们的是我们对她们一次次的构建。她们在构建中离我们越来越远。作者尝试用另一种方法把她们的话语解放出来。他所研究的不是文件的内容，而是为什么这些文章、文件要这样写，在这些叙述中，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是不是能通过这种文本解释看到某些蛛丝马迹，从而听到她们微弱的声音？我们能不能不批判，而只是听听她们的声音？要站在道德角度批判娼妓实在太易如反掌，然而也因为如此易如反掌，而现出可耻的形状来。是的，我们可以质问：你们为什么堕落？你们为什么不爱惜自己？你们为什么好逸恶劳？但这种居高临下的质问不过是一种加诸她们的暴力。晋惠帝一句“何不食肉糜”遗臭万年（说起来他委屈得很，不过这是他话，按下不表），我们今天对娼妓的批判与之相比，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不慈悲。我们粗暴而不讲道理。所以所谓“禁娼”从未成功过——哪怕是你们认为最清楚不过的改造完成年代和文革年代，暗娼依然存在。娼妓的身体不堪重负，她们不仅要担负自己和家人，还要担负我们的批判和建构。她们承担身体不能承受之重，却不能声张，不能说话。从具体情境上讲，她们并不因此而可怜，但我们因此而可耻。面对娼妓问题，首先要做的，便是掀开那层被构建出来的“铁板”，释放出我们不曾想过，也许也并不想听到的种种声音。至于最后是要禁娼，还是要性交易非罪化。我向来主张后者，但也许更多的人主张前者。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先安静倾听。

系于女性身体的国家

早在几年前，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一书作为女权主义研究的革命性成果，剧烈地冲击了人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使人们看到了在看似私密的“性”与公众的政治之间竟然存在着如此复杂的权力关系；而以直接出卖自己的“性”——或者说身体——为生的娼妓则毫无疑问地与国家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学者贺萧(Gail B. Hershatter)集十多年心血所完成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运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和大量翔实的资料，其深刻的洞察力加上翻译者晓畅的文字，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近代上海娼妓生活的生动图景，并探讨了娼妓问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作为社会下层群体的娼妓大多数处于“沉默”状态，因此，对她们的研究目的就不是要恢复她们的“原声”，而是考察那些关于娼妓的话语、讨论娼妓的群体各自所怀有的目的以及对娼妓的不同态度反映出社会变迁以及其中的权力结构关系。对娼妓的态度以及妓女对自身的看法大体可分为三种：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舆论对她们特别是对高等妓女带有着窥探式的好奇和关注，即使有负面报道，但也并没有把她们看作社会的另类；而娼妓本身特别是高等妓女从她们的这种生活中甚至还能体会到某些快乐，可是说这时她们对自己的身份是认同的。而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有关牺牲品和危险的性交易的调子逐渐升温，到了四十年代几乎全部淹没了“愉悦的声音”，成为“中国的危机这个大叙述中的一部分”1，借“女人处于危境”来表达民族国家的危机，甚至对性病的讨论都充满着诸如“进攻”“对有机体的入侵”“身体抵抗力”这样的军事术语。2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讨论者们越发将妓女现象与国家贫弱联系起来，同时又出现晚明时期贞烈女性的回忆以激发男人们的斗志。而妓女自身也并非无动于衷，甚至有的妓院也发起“抵制日货”的行动。娼妓与国家最为明显的权力关系体现在建国以后。共产党为显示自己的执政能力、加强对国家的控制，把“拯救”娼妓作为重大事务，把妓女“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80年代的改革开放却使已消失几十年的娼妓问题“死灰复燃”，对娼妓问题的争论反映出现代化改革者的矛盾，而“对她们的描写和刻画深深卷入了有关中国前途的大对话”，3而很多妓女不再同意50年代认为妓女的“受压迫的牺牲品”的话语，对物质利益的追逐成为这个时代理所当然的选择，同时性及其载体女人逐渐也被商品化了。纵观全书我们看到，有关娼妓问题的各种声音无不与当时的民族国家背景紧密相连，针对娼妓制定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无不体现了某一群体企图通过对“性”这一关乎人类及社会问题的控制来达到其对政治权力的操控。贺萧以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社会性别等多个视角来展现和透析娼妓与国家之间这段复杂的历史，是现实与历史的对话，是作者引领读者对逝去的无声岁月的重构、想象和回忆，对思考今天中国性场域中的一些问题更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美）贺萧(Gail B. Hershatter)著；韩敏中，盛宁 译歌行 2004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