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家谈佛录/名家雅谈》书评

终点与道路

大概是孤陋寡闻之过，东一篇西一篇地翻到丰子恺、周作人、胡适、俞平伯……很惊喜。语法的疏异，是爱不释手的原因之一。现代汉语语法我没系统学过，但想来是把古汉语里的许多都丢弃了的，在这些文章里遇到更多拗口的句子，因为陌生，督促着脑袋灵活地，换一种思路，倒像是重新发现了词语之间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还有些诧异，忽然就对某种情感留意起来。反复地读（在想象之中）以至于抄写下一些句子，用以安慰自己。1921年6月，周作人在香山碧云寺养病，山中写给友人的信里，不断提及自己“思想的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而我遂成为了一个贪婪的人，喜爱所有这些被笼罩在一片摇曳不清乃至态度模糊（其实，并不）的氛围里的文字，其实只是带着些微的痛苦，因为是微量的，所以并没有更甚于痛苦本身的东西——那种要超越它和克服它的决心。（这样想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出家人是比在家人还要激越的呢）胡兰成说，青年人是以理为诗的，你总不能辩折他。潜台词是，青年人见识太少……你就不要难为小孩子家了。或许也是说年青人免不了钻牛角尖，读书多而见识少，很难真正晓得世上的事多的是于理不通的。但这话本身并不过分，有对那种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的爱护之情。一个人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完全可以由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但他最后真成了什么人，却是怎么也想不出的。“我的思想实在混乱极了，对于许多问题都要思索，却又一样的没有归结，因此觉得要说的话虽多，但不知怎样说才好。现在决心放任，并不硬去统一，姑且看书消遣，这倒也还罢了。”（周作人，《山中杂信》）编选的人并不见得有很高的趣味，但无论如何，读到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我感激他。名曰“谈佛录”，认真谈佛的倒在少数。没有序言，我只能推测这样一种见解：所有谈佛的文字，只是为了谈一个精神困境。大概也是拿捏准了那些想要看看这本书的读者的心理。（我自己承认与否是无可无不可的了。）即使不能明确说出，但一定是因为某种困境的驱动，故而寻求解脱，故而产生好奇，而好奇不得不说就是一种朦朦胧胧的向往。于是也不管是否谈佛，凡是倾诉苦闷之情的，也都算进来了。比如俞平伯的《眠月》那一篇。不过虽然不切题，倒是我最喜欢的。在家人即使真在谈佛，谈佛门子弟，却不会让人察觉有一丝的激动。好像出家也只是一种选择，和在家是平等的，没有一般二般的高下，人所真正欲求的，不过是能有一条坚定一些的道路走下去。就像周作人所写的那样，“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并不觉得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磐声，仿佛催促我们无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路精进向前。”做功课的和尚是否清醒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有些时候，人的软弱总是相似的。虽说是“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要完全地逃避拣择，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所有的只是困惑，却并不是对人间道路的指指点点。我敬佩他们在言说这些痛苦时的平静，肉感，不带一丁点的艺术。谁都知道，道路的艰难来源于对终点的焦虑，来源于难免误差的自我塑造。皈依或者不。一经说出，便是堕落。但这才是写作的道德，不是劝说人们去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并不给出教诲。教条。从不指向终点——对误差的介怀，在对真实的反复调试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结论的蔑视。写，只是为了告诉他们，你是这样的。是为了更加耐心地走在路上，使自己更勇敢，更快乐，更安心地彷徨，更不会为表达和描述自己而感到羞耻。这么说，文学只能是朝向过去的吗？是的，为了真实的缘故，放弃对未来的野心。正如终点带来了道路。道路也即是终点。古人说无故不做诗，而故也仍是朝向更为真切的过往的。我则也是有故的，我的懒惰自生自灭，我的混乱堪比杞人忧天，而现在只是间歇性地告别了对终点的怀乡病，躲在图书馆的格子间里，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消磨，写一会儿英语作文，做一会儿意语听写……偶尔站起来伸伸懒腰，嗯，发现自己在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