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绅士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 文化 > 文化评述 > 中国绅士研究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09-01
ISBN:9787208080676
作者:张仲礼
页数:507页

章节摘录

第六节 绅士对特权地位的利用绅士的地位给了他们许多好处。他们的特权为他们提供了若干特殊的免税和免  刑等待遇,这不仅为法律所承认,也为社会所接受。然而实际上,绅士凭藉其地位常常  将其权力扩大到超过明文规定的限度。在纳税方面,他们对自己地位的利用十分明显,许多绅士都能偷漏赋税,甚至将某些  政府税款中饱私囊。按理说,绅士地主应像平民地主一样缴纳同样的田赋和漕粮。实际  上,赋税缴纳的不平等是司空见惯的。绅士常自称为“绅户”、“儒户”、“官户”、“城户”、“大  户”,他们称百姓为“民户”、“乡户”、“小户”。用这些词是显示纳税方面的差异。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在描述江北地区漕粮负担不平等时就说:“江北漕价向有绅  户、民户之别,又有城户、乡户之别。绅户每石有全不完者,有收二千余文者,有收三千  余文者。”而“乡户、民户则有收至六七千文者,甚有收至十五六千文者。低昂悬殊,骇  人听闻。”“归官者不过每石六千八百文”。丁日昌还指出“大概城中民户尚不十分吃  亏,乡中民户则真吏胥之食邑户矣。”①再如在江苏通州,绅户和乡户的赋税征收也显示出同样的差别。②巡抚丁日昌指出,  造成这种税率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纳税者常常不知道田赋的确切数额。因此他令各  知州、知县将不同等级土地应付的不等的税率公诸于众。③他强调纳税平等的必要性,并  下令禁革大户、小户名目。他坚持在征税方面,“自应无分绅民,一例收缴,以昭平均……  倘有绅户恃衿抗违,及里排人等欺蒙小户,影射浮勒等情,即由县详请、分别究惩,勿稍姑  息”。④这些政令的有效性当然难以评价。丁日昌力主取消大户、小户的名目,缴纳赋税不  得有差别。但是他承认,歉年时允许瞒报的陋习仍然存在,征税制度上就留下了漏洞。⑤纳税的不平等在19世纪中国造成了如此严重的问题,以致有些绅士本人也提出了平等纳税的原则。江苏著名绅士领袖冯桂芬咸丰三年(1853)曾著《均赋说》四篇,力主赋税平等。四篇分别针对四种人。第一篇《均赋说劝官》,他呼吁官吏要自尊,“丛怨于绅衿,肆虐于平民,小而讦讼,大而闹漕,身败名裂,官实当之,非所谓任其咎者乎。”他认为,均赋要减少铺仓兑运各费,使胥吏差役无中饱之机会。第四篇《均赋说劝民》,他说行均赋之法,将有利于乡民,他提醒乡民,不要相信丁胥差役“造作浮言,以为别有良法,或隐匿逋欠,或贿买灾荒……用此术以荧惑乡愚”。在第二篇《均赋说劝绅》、第三篇《均赋说劝衿》两文中,分别劝说上层和下层绅士。对上层绅士,他说:“同一业田,同一完粮,人何以宜多,我何以宜少?”他又提出:“我能保子孙之为绅不为民乎?能保子孙之有田无田乎?更能保子孙之有无乎?”对下层绅士,他指出,绅士完纳短少,则使胥吏有从乡民处勒折浮收之机。而浮收之划分,下层绅士所得最少。“漕务之利,丁胥差役百之,官十之,绅二三之,衿特一之耳,甚有不及一者。故日获利最微。”所以“漕务中之最可怜悯者,惟衿。何也,日获利最微也,婴祸最易也,贻误又最大也。”一旦有事,罹祸者必为他们。冯桂芬又说,衿“所恃者学政。然近来学政有如万载辛公从益者乎?无有也。褫一生,斥一监,朝上牍,夕报可矣。”“国课之宜完,民艰之宜恤,为士者必知均赋之为善政。……为民者可以不知,为士者岂宜不知此?而不知又何足以为士乎。”①但是,一般地说绅士并不会因此而不安,绅士拿到的比重或许也不止此数。绅士如想不纳田赋和漕粮,常常有意拖欠,以期最终能偷漏。为杜绝弊端,政府制订了一些规定以制止这种情况发生。在登录田赋的“印簿及串票内,注明绅衿某人字样,按限催比”,这样如果他们拒纳,就要“照绅衿抗粮例治罪”。②还规定,绅衿应纳之粮,另立印簿注明奏销时,将绅衿“所欠分数,逐户开出,别册详报”。③这些措施早在19世纪以前就提到,在19世纪中又一再重申。④绅士拒纳或拖欠赋款,可能会被革去身份,还要追究治罪。他们唯有赋款偿清才可恢复其身份。并且政府要求地方官每年一次向上司和户部报告哪些绅士未纳赋税,然后便采取措施予以追究。①下面是有关治罪的具体条文:“应纳钱粮以十分为率。欠至四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贡监生员并黜革,杖六十。欠至七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杖八十,贡监生员黜革枷号一个月,杖一百。欠至十分以下者,举人问革为民,杖一百,贡监生员俱黜革,枷号两个月,杖一百以上……文武进士及在籍有顶戴人员并与举人同。”②尽管有这些条例,在19世纪有关违例者的各种记载屡见不鲜。当时政府变得日益软弱,绅士为抗拒赋税竟至在本地作乱。例如有一地方的绅士在一次抗税活动中聚集起了数千人,他们焚毁衙门,在城里掳掠。③还有一地方,一个绅士依各家田亩数私自征税,不准土地主人向政府纳税。④绅士们部分或全部地拒纳田赋漕粮的事例主要发生在华南和华东。由于国家的田赋和漕粮主要是由这些地区负担的,那里的绅士受这些赋税影响尤大,政府对那里出现的征税的陋规也格外注意。然而在北方和西部,则承受沉重的徭役负担,在那些地方绅士也想滥用自己的势力。⑤在清代,朝廷常常讨论徭役摊派不均和绅士舞弊,帮助他人逃避徭役等问题。有一道关于山东的奏稿中最早提到这一问题。

前言

如同我在《中国绅士》①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在19世纪,中国绅士在政府和社会中构成了占有特殊地位的特权集团。这一特殊地位使他们能从若干方面获得高额收人。在本项研究中,我试图考察绅士们各种收入的性质,分析它们对绅士们的重要程度,并阐述这些发现的意义。没有所得税申报表之类的记录,而要查明人们收入的情况和性质,至少是项需要点勃勃雄心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一项有难度的研究,我查阅了撰写或编纂于19世纪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官方文献和中国、日本及西方学者众多的著述。此外,有两类出版物特别有用,它们是地方志和族谱。卷帙浩繁的省志、府志和县志是我主要的资料来源。这批方志中的相当部分刻印于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它们几乎都有记述本地绅士生平事迹的人物传记。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中,我查阅了数百种方志,并在本书中引用了其中的80余种。这批方志覆盖了此项研究涉及的年代,展示了相当数量的各级绅士引人注目的资料,提供了很多进行分析所需要的信息。我认为,摘录一些传记的原文,可使读者更加接近原始资料,因而还在本书的附录中附上19世纪不同朝代的各省绅士传记中的有关段落为样本,来说明他们的多种收入来源。在本项研究中,广泛利用的另一类资料是家谱和族谱。成千上万种族谱编纂于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就像有些谱牒的序言宣称的那样,编印族谱,仅仅是供宗族成员查阅,而不是为了公开出版发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中能够阅读到数百种中国谱牒。它们的内容不尽相同。有些只是载录了宗族成员的名字,另一些则记录了族中绅士的职位、传记、著述,宗族的财产,以及其他有价值的资料,诸如有时列出某个家庭的预算。我查阅了约200种族谱和家谱,并利用了与本项研究有关的58种。由于族谱等是种独特的资料,它们通常有未公开出版的宗族及家庭成员私人事务的记载,因而不仅充实了方志所提供的资料,而且提供了方志中所无的新信息。

后记

本书上编,英文原著以《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书名出版于1955年,迄今已57年了。上编的中文译本出版于1991年,迄今也已16年。中英文本的多次再版说明对本书的需求量的不断扩大。上编中文版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次上海人民出版社提出将上编与我另一部英文原著《中国绅士的收入》的中文版合为一书,以《中国绅士研究》书名,重新出版,并要求作者为新版写一篇后记。作者本人也认为写后记的时机已成熟,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何谓时机成熟?我想回顾一下近几年上海学术界的几件盛事。一是2004年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评奖时首次增设“学术贡献奖”,《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作为我的代表作,使我荣获此奖。另一件事是2005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2006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等重大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行。在这些会议期间,我与一些中外著名大学教授及学者交流中都会听到有关他们的研究生仍在阅读《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的情况。以上一连串的好事,一方面令我有诚惶诚恐之感,一方面也想到多年来一些学者和朋友们,包括2004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过程中评议组对我提出过的一些问题。现在我就借这次写后记的时机,择要阐述如下。 一、《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选题依据和酝酿过程我认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始终盛行着“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排序。“士”这一社会群体一直就被视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首,他们体现和传承着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拥有公认的社会特权和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上自参与国家政权下到涉及民间生活。

内容概要

张仲礼,1920年4月10日生,无锡市郊区大张巷人。早年就读于上海育才中学,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7年初进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当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5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远东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副教授等职,主研中国绅士问题和太平天国史。因学术研究成果突出,1952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金。 1958年底回国后,张仲礼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 常务副院长、院长。兼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生态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委员等职。曾被选为第六至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82年获美国卢斯基金会中国学者奖。 主要著作有《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第三产业的理论与实践;兼论上海第三立业发展战略》等。在美国时期用英文著译有《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太平天国历史与文献》等。

书籍目录

导言一
导言二
前言
上编 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第一章 19世纪中国绅士之构成和特征的考察
第二章 19世纪中国绅士的人数分析
第三章 19世纪中国绅士的科举生涯
第四章 对于19世纪中国绅士传记的数量分析
上编参考书目
下编 中国绅士的收入
第一篇 公共服务和教学收入
第一章 担任官职作为收入的来源
第二章 绅士功能作为收入的来源
第三章 充当幕僚作为收入的来源
第四章 教学作为收入的来源
补充资料 其他服务收入
第二篇 从地产和商务活动中获得的收入
第五章 地产作为收入的来源
第六章 商业活动作为收入的来源
概要的结论
附录 地方志人物传
增补篇 绅士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地位
下编参考书目
后记一
后记二

编辑推荐

《中国绅士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这是一本经典的学术著作。是研究十九世纪中国绅士的构成、特征、人数、政治生涯、社会地位,以及绅士阶层对十九世纪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部权威著作。

图书封面


 中国绅士研究下载 更多精彩书评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3条)

  •     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通俗文化的渲染,普通人对清代政治和官吏的印象基本上是负面的,充满了腐败、无能、黑暗的空洞指责。然而如果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古代行政体系在大部分时间可说是相当高效的,以一支人数相对很小的官僚队伍就基本上井井有条地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百姓的税收负担也因此相比起欧洲各国来说要轻得多。古代中国为何能仅依靠数万官吏就能治理国家?秘密的答案就是那个与帝国采取合作态度的阶层:中国绅士。在现代以前,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直接统治县以下的社会组织,以至于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乡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治”的,这种“自治”当然是中央集权不彻底的结果。政府对于各级乡村组织的引导和控制是通过儒家政治秩序的教导等软实力来加以实现的,地方上很多细节事务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由地方绅士出面组织执行,政府不会直接干预,而通过承认、鼓励、表彰等方式来予以合法化。两者保持一种在儒家秩序下默契的平衡,因为说到底,帝国的稳定取决于那个庞大的金字塔底座如何反应。这样,绅士在社会运作中表现出一种双重性质:既支撑国家,又为国家所控制。在中国古代,尤其是两宋以降,帝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国家平稳高效的运作取决于士绅阶层的主动认同与合作,换句话说,必须要在士人中得人心。为此国家就有必要强调意识形态来统合和凝聚整个社会的意见导向,尊孔和科举于是成为不可动摇的根本制度。科举制在近代中国也遭到广泛的诟病和攻击,但这一中国政治史上的创举也为平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竞争的平台,加强了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根据何炳棣的研究,宋明两朝进士中均有一半左右出身平民,清朝也有38%的比例,这种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开放,在古代的其他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清末废除科举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那其实不仅仅是一项考试制度,更是集合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诸多功能于一身的根本机制。废除科举的本意是想让士人绝了退路,转而接受近代教育,但它却引发了一个始料未及的严重社会后果:政府原有的录取人才的途径自此断绝,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民国初年军人和商人的政治参与日益强烈。而当中国逐渐放弃科举时,西方却参照它引进了新的官僚考试录用制度。不论如何,科举在中国近古历史上的重要性是绝对不能低估的。它为社会与国家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是统治阶级中官僚、士人、地主三者的纽带,使他们彼此可以借由循环流转。政府通过控制科举制度而将绅士的地位合法化,国家的稳定也由这一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得以确立。一旦国家和绅士的主要利益不一致(如晚清时北方战乱,南方绅士却袖手旁观,倡导“东南互保”),就会出现一个危险的局面,绅士得以挑战政府的权威,在各自明哲保身的心态下,国家的完整也就此不复存在。在整个清代,知县的任期都相当短暂,平均不超过三四年,而且由于回避制度,他们又都是外地人。这使得地方官很难熟悉本县,也难以实施长期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绅士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并且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家乡的归属感总是特别重要,即使为恶如魏忠贤,也特别注重自己在原籍的名声,因此士绅均感到有责任捍卫和促进本地社区福利,而这种责任感是作为外乡人的州县官们所不具有的。他们与地方官的互动尤其微妙,一方面,地方士绅与州县官实际上出自同一个特权集团,需要彼此支持和协助;另一方面,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有时又不尽相同。州县官作为一个外地人,只带着为数不多的随从到外地就任,如果没有地方士绅的主动合作,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政绩。如果全部由他来负责,也根本忙不过来,明初时朱元璋在《教民榜文》中就规定:民间婚姻、田地、斗殴之类的一切小事的争端,“不许辄便告官”,而要由地方绅士和长老理断解决。州县官的前途名声也往往决定于这些地方上的绅士。这种状况促进了一种结合,即地方官通常会尽力避免得罪这些地方领袖。如果他们恰好是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人民当然更期望政府力量的直接介入。不过政府直接掌握乡、村基层组织的努力,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官僚队伍大为膨胀,而这里增加的行政支出必然又意味着加重百姓的税收负担;其次则是国家权力的伸张直接打击了社会力量的主动性,导致很少再有绅士或企业家愿意像明清时那样主动地修造工程、筹款济贫,以造福乡里。对绅士阶层的深入了解,毫无疑问是理解明清社会有效运作的关键,在这方面,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出版五十年来迄今无人能出其右。值得注意的是:张先生的研究大量使用第一手的原始史料,从看似零散的地方志、族谱、笔记中整合出一个完整的形象,以一种教科书式的精确、简练的笔触,有力地证实了全书的命题:即绅士地位不仅是道德责任,也是一种谋生之道。为此他详尽地论证了清代绅士的收入(平均是平民的16倍),及这一经济因素产生的社会后果。对绅士收入的严密考证也显示出了作者作为一个经济史学者的兴趣,不过本书却基本没有谈到这一阶层的经济支出问题。按本书推论,一个知县平均年收入3万两白银,似乎给人一种相当富裕的印象,但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以大量案例无懈可击地证实:州县官除了养家外还要支付自己私人雇佣的幕友、长随的薪金,有时一个县令的薪水还不够支付幕友的报酬,此外还会被迫捐钱填补亏空,负担招待途经的上司,致送各种例费……。州县官的办公经费是本人自己负担的,曾有人建议列入政府预算,但朝廷不愿提高税率,最终还是作罢。在这么多巨额支出下,地方官通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富裕,清廉者甚至会相当穷困。在深入了解清代基层官吏和行政体系上,《清代地方政府》极富价值,适可与《中国绅士研究》互为参照。两位作者同样具备缜密全面的逻辑思考和原始史料解读能力,身世背景和治学途径也都相似,只是专业领域一在法制史,一在经济史,因此立足点和视角有所区隔。遗憾的是,《中国绅士研究》上下篇分别出版于1955年和1962年,而《清代地方政府》1962年问世,两书彼此都未将对方列入参考书目,否则彼此印证,也许能碰撞出更为深刻全面的观点。
  •     正好可以同费孝通的<中国士绅>配合看.费的书更加宏观,有历史纵深.而此书恰好可以补充费的书中言之未详的细节问题.比如说,<中国士绅>中指出:中国人当官的目的,是靠为皇帝服务,从中获得保护自己,同时为自己和亲戚开后门的好处.当官就好像打了一针预防针,从此对皇帝随心所欲的暴政和种种苛捐杂税有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所以并不是有人喜欢当官(伴君如伴虎,当官是高风险职业),就如没人喜欢打针一样.可是不当官,就无法庇护自己那一大家子人.简而言之,当官,就是为了换取特权,以抵抗皇帝的暴政.费的话虽然深刻,但在书中没有对官员利用特权的具体手段加以分析.而张的书中恰有<绅士对特权地位的利用>一节,从实证角度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两本书一起看,方有洞彻无遗之感.
  •     读《中国绅士研究》感 《中国绅士研究》是跨时代的一部书,对我震撼度堪比高华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正如弗兰兹•迈克尔导言:“中华帝国的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利,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绅士们高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的“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政府官吏也均出自这一阶层。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绅士所受的是这种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在晚期的几个朝代中,绅士的地位和条件都变得固化了。政府掌握的科举和功名制度使绅士阶层的成员人数确定下来,这样绅士集团也更容易辨别和区分。一系列明文规定的特权,使他们不必从事体力劳动,并给予他们威望以及同官僚交往的某种特殊地位。由于这些特权的保护,绅士们在起支配作用时,行动更为自由。”同时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其后的卡尔•马克思,根据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了东方型社会的概念。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家通过农村水利来控制经济,魏复古就是提出古代中国就是“水利社会”,其实绅士阶层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支撑力量,马克思•韦伯对马克思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中国是一个官僚制度,强调了科举的重要性。但都缺乏专著对中国社会,这以特殊阶层进行广泛的社会分析。此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和下卷《中国绅士的收入》。作者为张仲礼教授,专业为经济学,所以该书数据有很多数据量化分析,不但一目了然,也很具有说服力,更为佩服的是作者对于浩瀚的数据分析归纳能力。其中他选定“中国绅士”作为自己的术业专攻,就与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当时有丰富的资料储备有关。“当时图书馆里大量的清政府官方文献、19世纪重要官员的文集和奏稿,以及地方志、宗谱家谱族谱等资料,还没有什么人整理分析。上卷《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主要介绍19世纪中国绅士的构成和特征的考察;19世纪中国绅士的人数分析;19世纪中国绅士的科举生涯;对于19世纪中国绅士传记的数量分析。其中本卷开篇就对中国绅士下了定义:“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功名、学品和学衔都用以表明持该身份者的受教育背景。官职一般只授给哪些其教育背景业经考试证明的人。”(P3)其中绅士的获取途径分为正途和异途:“学品和学衔都是通过政府的科举考试而取得的。这种考试是证明受教育者资格的正确方法。因此人们常将经科举考试而成为绅士的那些人称为“正途”。然而功名可以由捐纳而获得。虽然捐功名的人一般也是有文化或受过若干教育的,但他们并不需要提供任何足证其受教育资格的证明。这些绅士人们常称之为“异途”(p3)。绅士又有上层和下层之分,分析获取绅士的过程以及难度,和获取之后的地位和权利,一般来说,绅士人数在前期通过科举考试是固定的,但经过太平天国运动这一特殊事件后,“异途”绅士逐渐成为主角,并做了分析。下卷主要阐述了《中国士绅的收入》,作者分为两篇介绍:公共服务和教学收入和从地产和商务活动中获取的收入,对他们收入之构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用数据做了全面的概述,总结得出“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并非虚构,是事实,而且是普遍现象,其中收入又以额外收入为主,同时注意这些并不是所谓的“贪腐”,是“规费”,是从上至下下默许认同的的,中国绅士里面,其中官员的收入最高,也解释了“升官发财”这一传统的概念。通过对此书的粗略阅读,作者用量化数据一步一步的论证中国绅士阶层背后一切,这些往往被大家忽视,特别是绅士身份的获取之难和获取之后经济层面的考量,并非所谓的那么简单和美好。联系当下的每年公务员考试挤破头,反腐倡廉中爆出的天文数字,通过此书突然觉得情有可原了,顺理成章了。这种国民性,就如柏杨所说的“染缸文化”,只要是还是儒家文化为主体,就是换汤不换药,类似的根本无法根治,几千年的陋习文化不是一时半会能从大家脑海中抹去。唯一可惜的是由于近代以来“救亡压倒启蒙”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扭曲,儒家文化里面绅士的以身作则和奉献的士大夫精神也逐渐消失了,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为官不仁,只会毫无节操贪腐,不是人民公仆也不是父母官,这种绅士阶层媒介也消退了,只剩下赤裸裸的经济诉求,不免让人可悲又可叹。最后,百度了一下张仲礼人生经历,那个时代造就了他,那个时代也毁了他,令人嘘唏。2015-12-22 仓促作业稿林峰

精彩短评 (总计29条)

  •     大牛
  •     适合作为参考书目。
  •     读起来让人震撼的书。一本关于绅士的书,也是一本关于中华帝国的书。它颠覆的是一系列的词语,亦是整个中华文明:清廉,绅士,官员,税收,廉政经费,义捐。。。中国再也不需要这样的绅士集团了,中国也不能再继续这种官僚制度了。事实却是:我们重新定义了清廉,却无法监督官员滥权,结果就是旧官场现形记。“升官发财”的意识深入民心,继续书写着历史。
  •     严谨,绅士研究权威之作
  •     【电子版】《中国绅()士()研♂究》么,哈哈。一三部分常识补完,第二部分对绅士人数的计算方法总感觉有点问题
  •     nice!
  •       1947年初,27岁的张仲礼前往美国西雅图,进入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赴美之前,他已经在上海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他回忆到,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家里对读书还是非常重视。”尽管他一直都需要通过半工半读来支付学费,但幸运的是,他所就读的学校都是名校,中学是著名的育才中学,大学则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圣约翰大学,“在圣约翰,除了国文课外,教师都是用英文来授课的。”    进入华盛顿大学经济系,使张仲礼一开始就站到比较高的学术研究起点上。“当时,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作为美国研究亚洲和中国的两个中心,也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两者不分上下。”两所学校都从中国民间和官方搜集了大量资料,“一些资料甚至是从战乱的中国民间地摊上搜集得来的”。他选定“中国绅士”作为自己的术业专攻,就与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当时有丰富的资料储备有关。“当时图书馆里大量的清政府官方文献、19世纪重要官员的文集和奏稿,以及地方志、宗谱家谱族谱等资料,还没有什么人整理分析。”张仲礼如获至宝,几乎天天泡在那里埋头钻研。1953年,他获得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是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二战后培养的第一位博士。    华盛顿大学的那些师长,也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谈及自己当年的研究生导师弗兰兹·迈克尔教授时,张仲礼仍旧不无动情:“迈克尔教授发现我能坐下来追...求学术创新,不仅非常看重我,还给我提供了许多机会。他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来,要认真、严谨,还要对国情、世情、史情都能了解。这也成为我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    1955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在征询多位专家意见后,正式出版了张仲礼的学术处女作《中国绅士》。这部开山之作一举奠定了张仲礼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其学术影响力,在50年后的今天依然不可逾越。    这是一部从特定的社会阶层入手,对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加以科学实证分析的学术着作。它把19世纪的中国绅士阶层分为上、下两个集团,上层由学衔较高及拥有官职的绅士组成,下层则是由那些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监生和一些地位较低的人组成。张仲礼认为:中国绅士是一个以科举制度为政治背景,以捐纳制度为辅助形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其成员的资格由政府控制的铨选制度决定,这一制度有复杂的品级和学衔等级,这使得他们成为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他们的特权由法律授予并为社会承认。而19世纪中国科举制度的崩溃,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是中华帝国社会结构蜕化的征兆。    在此之前,关于中国的书一般都源于传教士的见闻记录;《中国绅士》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当时中国学研究的学术空白。弗兰兹·迈克尔在该书的导言中评价道:“这些研究为19世纪中国绅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勾勒出了一些大纲。”后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所附文献选读中也对这本书赞赏有加:“《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着作。”《美国历史评论》更是称此书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着作”。 阅读更多 ›
  •     "一些项目的成功过分依赖与绅士在道义上的责任,并不能保证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 可能绅士和老百姓间收入分配额外变动,以及绅士对投资的兴趣和责任感的变动,在中华帝国各个时期导致了经济发展和萧条的更替。经济的发展,稳定或者混乱在中华帝国似乎是周而复始的,很可能与中国绅士,这一中国精英的特性与直接关系。"
  •     标准的社科实证法 数据详实~
  •     书很好。质量很不错。
  •     极下工夫的学术作品,数据详实,赞!
  •     書不錯,服務還可以!
  •     其实我是冲着书名去的,原来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
  •     此书写了10年,环境、制度……感慨国内学术
  •     资料翔实,研究清代基层政治生态的一本好书
  •     经典之作,振聋发聩,分析的很透彻,视角也很独特,可惜归国后....
  •     资料足,一星给资料,太……细了。虽然轻轻一笔就把费孝通黑了,但这本更多是统计学的意义,费的才是高屋建瓴。分为《中国绅士》和《绅士收入》两部分,P322绅士与金融信贷; P302绅士与地产投资; P36绅士与免税漏税偷税欠税。其它对我来说都是零星资料。
  •     包括《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
  •     提起绅士,我们首先会想到英国。其实中国绅士的历史比英国更早,时间也比英国更长。与英国相同的是,绅士都是中上层的统称,代表着相当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及财富等级。不同的是与英国绅士更多与礼仪有关,而中国的绅士更多与礼制有关。尽现代中国从五四开始就向以礼教为核心传统开炮,历次革命彻底摧毁了中国绅士存在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以至于我们和传统几乎完全断层。提起绅士还以为... 阅读更多
  •     大概翻过
  •     士绅不是我的方向,只是为了写论文翻一翻。全书的研究路径似乎是量化的方法,关于质的分析比较欠缺,感觉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     总之比同名的另一本细..这是合集了,把《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并在一起,主要是通过方志、文集的统计做的数量分析。
  •     和费孝通的定义有区别。地方权威的官僚化
  •     就是不知道什么是绅士,觉得还不错吧
  •     推论过程非常详细,多有统计数据。此书当与《清代地方政府》参看。
  •     统计法累觉不爱,都是直接看结论了。
  •     研究细致且深入
  •     作为研究资料很不错
  •     几年前读过费孝通的中国士绅,他主要是分析民国时代的士绅群体,,这本书是研究帝国时期的士绅阶层,对于了解古代的士绅情况很有帮助。
 

外国儿童文学,篆刻,百科,生物科学,科普,初中通用,育儿亲子,美容护肤PDF图书下载,。 零度图书网 

零度图书网 @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