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章节试读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的笔记-兩漢博士家法攷 - 兩漢博士家法攷

其有不樂守章句師法者，當時稱之曰“古學”。古學必尚兼通，……故好古學者，常治訓詁，不爲章句，如謝曼卿爲《毛詩訓》；衛宏爲《詩序》，及從學杜林，又爲《尚書》作《訓旨》；袁宏《紀》稱馬融“學不師受，皆爲之訓詁”，此皆古學也。然則東京所謂“古學”者，其實乃西漢初期經師之遺風，其視宣帝以後，乃若有古今之分；此僅在其治經之爲章句與訓詁，不謂其所治經文之有古今也。（頁205-206）
當時辨學術分野，則必曰“古學”、“今學”，不稱“古文”、“今文”，大略率如是。惟今學博士諸經，各有章句，文字皆經隸定，而古學諸書章句未備，訓詁未全，故治古學者必自重古文，此亦相因而必然之勢也。（頁220）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兩漢“今學”、“古學”之分野，非在讀經之文本，而在治經之“典範”（paradigm）。概言之，今學多專守一藝，古學多徧治群經；今學好爲章句，古學好爲訓故；今學壁壘森嚴，古學博達兼通。是以漢學今、古之辨，究其原始，原非後世所謂“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所能涵括也。蓋今、古文經名目之緣起，本自劉歆請立左氏、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經一案，然則兩漢“古文”一詞，初系六藝群經之泛稱，後雖具“古文字”義，於經籍亦多指古文《尚書》，非自別於今文而爲一學派也；大抵漢儒治經，其根本之藩籬，固不在文字之今古，而在章句與訓故、師從家法與凴依自力之別。後世誤以兩漢經學以今、古文分爲二途，是識其表而未識其裏也；至如漢末馬融、鄭玄等兼治今古文經，所本者亦原非二學，實爲一脈，即所謂博達兼通之“古學”爾。惟今文經立於學官在先，章句家法，漸成窠臼；古文經發跡於後，壁壘未趨森嚴，故尚古學者偏好古文，亦勢之使然也。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的笔记-劉向歆父子年譜 - 劉向歆父子年譜

蓋清儒治學，始終未脫一門戶之見。其先則爭朱、王，其後則爭漢、宋。其於漢人，先則爭鄭玄、王肅，次復爭西漢、東漢，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而起。其治今文經學者，其先則爭《左氏》與《公羊》，其次復爭《三家》與毛、鄭。其于推尋家法，紬繹墜緒，未爲無功。而錘之愈幽，鑿之益深，流遁而忘反，遂謂前漢古文諸經，盡出劉歆僞造，此則斷斷必無之事也。（頁1-2）
然一時代之學術，則必其有一時代之共同潮流與其共同精神，此皆出於時代之需要，而莫能自外。逮於時代變，需要衰，乃有新學術繼之代興。若就此尋之，漢儒治經學，不僅今文諸師，同隨此潮流，同抱此精神，即古文諸師，亦莫不與此潮流精神相應相和，乃始共同形成其爲一時代之學術焉。（頁2）
蓋不僅於經學中有門戶，即經學本身，亦一門戶也。苟錮蔽於此門戶之內，則不僅將無由見此門戶之外，亦並將不知此門戶之所在，與夫其門戶之所由立也。（頁3）
本書宗旨，則端在撤藩籬而破壁壘，凡諸門戶，通爲一家。經學上之問題，同時即爲史學上之問題，自春秋以下，歷戰國，經秦迄漢，全據歷史記載，就於史學立場，而爲經學顯真是。（頁3）
余讀康氏書，深疾其牴牾，欲爲疏通證明，因先編《劉向歆父子年譜》，著其實事。實事既列，虛說自消。（頁5-6）
其有不樂守章句師法者，當時稱之曰“古學”。古學必尚兼通，……故好古學者，常治訓詁，不爲章句，如謝曼卿爲《毛詩訓》；衛宏爲《詩序》，及從學杜林，又爲《尚書》作《訓旨》；袁宏《紀》稱馬融“學不師受，皆爲之訓詁”，此皆古學也。然則東京所謂“古學”者，其實乃西漢初期經師之遺風，其視宣帝以後，乃若有古今之分；此僅在其治經之爲章句與訓詁，不謂其所治經文之有古今也。（頁205-206）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夫今、古文之爲經學門戶，蓋以西漢末年劉歆請立古文諸經一案爲歷史上之關鍵樞紐。自清季今文經學轉興以來，劉歆篡經事莽之說漸滋，至康有爲《新學僞經攷》一書，詆之尤劇。故欲見汉儒學術之真相，亦不得不由此入手，而後支流原委可以明焉。錢穆於兩漢經學今古文傳統之研究，亦正以此一學案爲問題意識之起點，條陳史跡，力駁康說。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收文四篇，以《劉向歆父子年譜》領之，是開宗明義之謂。
從錢氏爲此一學術公案辯誣所運用的史料途徑和論證方法來看，蓋以《漢書》所紀儒林事略爲本，根據年譜考證的一般方法，清楚驗明康氏之說的抵牾，“實事既列，虛說自消”（《自序》），其方法貴在平實、清晰，不受某一特定哲學史觀的主導或左右。康氏新學僞經說的發生，原本自有其尋求儒教資源、以救時代變局這一與潮流相應和的精神，就其內在理路（Inner logic）而言，對於“經學”這一對象的處理，本質上是神學化的；而錢氏之所以爲劉氏辯誣，則恰在於他所選擇的乃是純謹而去神學化的史學路徑，即《自序》所謂“於史學立場，而爲經學顯真是”。此一旨在破除經學門戶、推重文史資源的路徑，其在漢代的重要淵源之一，正是劉向父子和班固所完成的具有一系列奠基性的文化學術實踐。與康氏所建構的僞經作者身份相對，錢穆筆下的劉歆形象首先是一位博物洽聞、學尚兼通的“古學”傳統的先驅者。——就治經之文獻而言，劉氏固可謂爲“古文經”之宗師，然就治經之範式而言，則劉氏之功，宛然更在於下暢兩漢藝文傳統中的“古學”一脈。
此書在《年譜》之後，續以辨正兩漢古今學分野之真相的《兩漢博士家法攷》，對照而讀，可互見作者之意。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的笔记-第166页 - 武帝時代之五經博士

“然稱置五經博士者，據《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蓋其前申公之儔為博士，乃以通古今，非以其專經也。至武帝專隆儒術，乃特稱五經博士。其他不以五經為博士者，遂見罷黜。因又名之曰‘諸子傳記博士’。其先則皆以通古今為博士，不別五經與諸子傳記也。故獨以經學設博士，其事自武帝始。……故自武帝建元五年之後，博士官之性質，乃與前迥異.....前之博士掌通古今，而後之博士，則專掌通五經。此其異也。”
“漢武立五經博士，謂其尊六藝則可，謂其尊儒術，似亦未盡然也。特六藝多傳於儒者，故後人遂混而勿辨耳。”
“故漢人之尊六藝，並不以為其儒書而尊。而漢人之尊儒生，則以其守六藝。此不可不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