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

章节摘录

书摘    贯穿这本书的立场正好与上面描述的图景相反。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稻草人的图像，尽管在这个简短的篇幅内我已经尽力淡化这种意思了。我感觉到，它是一个核心策略，在某种意义上，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害怕正在支持着它；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避风港，包含着对统治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我们探讨了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而不是躲开它们，或者忽略它们，或把它们转变成知识消费中更美味可口的珍品。我感到有必要为一种视角辩护，在这种视角中，文明的伟大中心，作为全球系统的产物，很明显地总是倾向于崩溃，如果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将不足为奇。我们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到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涉及全球体系的中心化和它们的分裂的那些过程。有必要探寻霸权的解体、新阶层的兴起和老的阶层的衰落、从原来的阶级中游离出来的过程、族群化和本土化等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因为它们与国际化、新霸权的兴起和新的中心地区的出现相联系着。当然，世界性的音乐、世界性的食物之类现在都是这个过程的部分或一分子，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是集中关注这些而排除了同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现实。   几年来，对生产，特别是对消费过程的重新概念化一直在进行着，不再仅仅把它作为生计的物质方面。像其他人一样，沿着从物品是生活世界构造材料这一认识开始的讨论路线，我已经指出，它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成白我观、社会认同的构成要素。从这个观点来看，认同实践包含着消费的，甚至是生产的实践。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全球历史的参照框架，就有可能查明，甚至能够解释认同的广泛的策略组合之间的差异，因此也能解释消费和生产的策略组合之间的差异，也能解释它们在时间上的转变。至少，总是地方性的认同的不同策略，正像它们被吸收的消费和生产形式一样，在互动中出现在全球舞台的程度，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在日益被用分裂、解体、无意义和文化混杂这些术语来描写的世界中力图找到整体性，如果不是错误的，也似乎是很困难的。不过，我已经试图对似乎是单一的全球转变的复合体的过程链进行定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就不存在地方结构，没有自主性的文化图式，但是，它们的和谐结合是借助于一个总谱发生的，这样的总谱其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西方霸权的衰落，它在全球舞台的不同部分采用了不同的形式。现代性移向东方，将后现代性留在它的衰落中；当现代主义认同在西方日益变得无用时，宗教复兴、族群复苏、寻根和民族主义重新出现。在刻画这个时期的结构性混乱中，体系的边陲和边缘以我们所称作的第三和第四世界的复杂的结合方法做出了反应。在过渡时期，当个体不管他或她可能在哪里，出来拯救他或她自己时，我们所描述的不同形式可能被富有成效地还原成许多主要的文化策略，这些策略根据全球的特殊性，也根据地方的社会位置进行了区分和重新结合。这些是生活策略(lifestrategies)，是满足出现于全球体系中不同位置的欲望结构的模型。……书摘1    传统的和亲属性的体制的扩展倾向于产生原型的更大规模的版本，在15世纪最早接触的时期，刚果王国的扩张看上去与其说是已经产生了多重族群性的殖民体系，不如说是产生了刚果。裂变性的政治体系扩展进邻近地区，产生了更大的同质性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婚姻和亲属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印度王国扩展到东南亚，正像种姓制度扩展到次大陆的新地区一样，似乎是通过联盟的形成和经常以声望物品的贸易机会为基础的诸侯网络的建立进行的。在中世纪，也许更早一点的时候，西非王国的形成依赖于他们在跨撒哈拉的金银贸易中所处的位置。在这种关系中，地方精英将他们自己认作根子在麦加的阿拉伯人，并在不同程度上运作着外国人的身份，进口在更大社会中有较高位置的象征、服装和宗教。非洲的伊斯兰化不是殖民精英强加文化的结果，而是地方精英有意同外国文化相联系的结果。    至少在表面上，同样的现象发生在所有扩张主义的或帝国主义的进程中。欧洲的扩张在全世界产生了被理想化的现代生活风格。但是，西化，不管它是如何地吸引人，对已经商业化的文明和更传统的社会来说，并不是同样的东西。这个差异集中体现在对西方生活风格和价值的模仿与船货崇拜及其他对依附外在“生命力”(life-force)所做的宗教性表达之间的差别上。西方生活风格和价值正是要进入现代须达到的目标，而在那些对外来“生命力”的依附所做的宗教表达中，西方的物体是被包含在本土的策略中。对后者来说，对西方的兴趣是它增强地方生存模式的特定方面，而不是改变认同的事情。中世纪的西非王国和阿拉伯人贸易的例子展示了一种逻辑，在这种逻辑中，对麦加入的认同界定了对较高级的生命力的拥有，界定了对政治权力存在的更高的精神状态的拥有。    希腊化问题，文化从帝国体系中心向边缘“扩散”的问题，必须在不同的文化策略中，在等级结构中相互连接的方式上得到理解。到此为止，我们已提出了理解这样过程的下列范畴：    第一，在以亲属关系组织起来的裂变性的体系中，在族群等同于社会位置的结构中，臣服人群(subordinated populations)成了更大帝国的一部分。这样的体系存在着较强和较弱的变异。在更强的情况中，族群性还原成种姓秩序中的某些东西，即文化的特殊性转化成相对纯粹的，或者与其他人群相联系的简单等级。在当地人群被紧密地整合进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的网络中的地方，在失去了他们的社会认同的地方，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较弱的变种中，组成更大整体的地方性群体维持了他们作为社会的认同，使更大整体与更同质的政治实体相比，似乎更像分裂性社会的等级性联邦。    裂变体系以复制同样结构的方式向其他体系扩张，这是一种复印式的扩展。裂变体系扩展到商业体系中，意味着它以裂变方式侵占了商业领域，使得后者寄生于前者。在更大的“科层制”帝国中，在商业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成了飞地。于是，在更大的整体中，他们被视作另类的族群性的社会群体。在这样的社会中，商业积累和文化认同的类型都可能引起同帝国结构的冲突。    第二，帝国的扩张对处于商业体系中的臣属人群展示了一种趋势，即他们作为个体和／或作为家庭单位被更彻底地整合进正在成长着的市场部分的趋势。当对抽象财富的积累和拥有在界定社会位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时，先赋的族群性范畴就不像在裂变体系中那样直接建构社会秩序．社会位置不是族群性地先赋的，而是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的，在这样的体系中，族群性就不能作为社会结构的范畴起作用。就它明确地与社会位置相分离而言，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族群性或文化认同才凸现出来。因此，它可以用于解释体系中的一些人同其他人相比为什么是较成功的。它也可以用于界定人群的他者，并因此能被用于界定人群自身的特性，也能将它用作政治上的造反形式。    然而，在任何时候，扩张的中心和它们的臣属者之间都有许多种关系。在以前的商业环境中，殖民体系的形成可能会导致民族主义叛乱与同化结合在一起，正如我们在下面所看到的，这依赖于体系中被决定的结合。在这样的关系中，同样类型的文化认同形态，盛行在殖民栅栏的两侧。仅仅因为摧毁臣属群体的经济活力的困难，在传统上，这样的商业帝国是很难维持很长时间的。陆上的欧洲帝国并没有造成大量的文化扩散。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倾向于在商业体系中发展起来的族群认同的更强形式，原则上，这种形式体现在个体上，因此是独立于经济和政治变迁的。文化扩散最容易发生在臣属性的社会秩序被消解、进入支配性的市场“文化”的社会整合过程随之发生的地方。进入到传统的或以亲属为基础的地区的殖民扩张有着不同的特征。对扩张的反应可能具有裂变性的特征，或者具有圆锥形的特征。殖民主义者与强大的外部力量连在一起，虽然可能有抵制，在宇宙论上，它也展现出同强大的巫术事物做斗争的成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征服者都被置于宇宙中较高的位置上：曾经绝对是同祖先和神灵联系在一起的权力现在也包括了征服者这个范畴。地方精英的成员必须努力将他自己界定成征服者群体的成员。有关欧洲殖民主义的民族志文献和历史文献包含了许多这样的在宇宙论上进行灵活变通的策略。对我们来说，看上去是作为宗教出现的东西——也许对处于以前的商业中心的世俗化人群来说——同时是传统体系中的政治和医术。特定的中心出现在这样的臣属人群中，使得社会生活围绕着外部“力量”进入地方社会的人口而组织起来。    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看，对个体性主体和社会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很糟糕的，特别是对时间和空间上长时段的相似与差异的问题进行的研究，更是如此。我已经指出，尽管只是暗示性的，文化认同建构的方式依赖于个人的自我观建构的方式。更传统的和以亲属为基础的体系同不断增强的商业化的体系之间的差异是与主体存在境遇中的差异连在一起的：社会认同和身体之间的关系、个体和社会类属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些范畴都是理想型的。它们只是代表连续统的位置，而不是具体的现实。它们表达的是趋势性的，而不是绝对的。在分类的文化准则在场或缺席时，提出了社会认同的两极。我并不想指出，“公民”(citizenry)是毫无意义的文化现象，因为很显然，它是特定的有着明确的语义内容的组织类型。在后面的意义上，文化只是社会形式的特定内容。我在这里力图搞清楚的是以抽象的普遍性术语定义的范畴之间的比较，这与具体的特定准则相反。总的来说，公民在族群、宗教和传统方面是空洞的。它只是同更大的政治单位中形式性的成员关系这个事实有关。作为一种纯粹类型，民族国家的组织只包含了个体性成员，除了他们的公民关系，这些成员不需要其他的社会认同。在逻辑上，这将与作为结构类型、空洞主体、角色扮演者、总是不同于他的社会性自我并与之保持着距离的现代个体相一致。……

媒体关注与评论

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日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象，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8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4  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内容概要

纳森·弗里德曼：瑞典隆德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教授，他与斯考特·拉什合编了《现代性和认同》一书（1990）。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迈向全球人类学

第二章　全球体系通史的与文化上的特性

第三章　文明周期与尚古论的历史

第四章　人类学中文化概念的出现

第五章　文化、认同和世界性过程

第六章　全球体系的文化逻辑

第七章　全球化与地方化

第八章　历史和认同政治

第九章　风雅的政治经济学

第十章　自恋、寻根和后现代主义

第十一章　全球体系、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参量

第十二章　全球体系中的秩序与失序

参考文献

人名译名对照表

索引

编辑推荐

该书讨论全球体系及其塑造力的根源，作者集中关注的是社会存在的条仆在全球竞技场中被分配的方式以及这些条件在历史上的形成利再生产的过程。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他的论述独到深刻，视角新颖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当代社会和文化变化的一个新启示。

作者简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15年的研究结晶，系统地阐述了全球人类学的基本思想。作者用全球体系的视角探讨了古地中海地区的变化，指出了历史惊人的相似性；比较了刚果人、日本阿伊努人和夏威夷人在与外部世界接触中如何塑造他们民族的认同或他们自己的认同，分析了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特别是人类学在当代的研究成果转向。弗里德曼的论述独到深刻，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当代社会和文化变化的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视角。

图书封面

---

 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