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用途》书评

《文化研究的用途》与《文化研究读本》的草根味

《文化研究的用途》与《文化研究读本》的草根味文化研究虽说散发着浓醇的英国伯明翰大学校园的青草味，却在世界的三极蔓延。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威权主义社会和消费社会，这是我们身处的三极社会文化。第一本为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在“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声明了其草根性的倾向：注重研究当代文化；注重大众文化；注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注重与当下社会保持联系；一种跨学科甚至于反学科的态度、视野和研究方法。理查得•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1958）、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还有E•P•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队级的形成》（1963）等均为文化研究的开山发韧之作。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的方便之处，是将文化研究的经典文献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人犹如躺在文化研究的青草坪上，超距离的嗅着芳菲。“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价值的发现和描写。其次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像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从这定义出发，文化分析是批评活动，借助这种批评活动，思想和体验的性质、语言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慣例，都是以描写和评价。……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这是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分析”的文字，漾溢出一种细腻的风格。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为激发窥视的欲望。前些年的民间古镇游和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的类书的风靡，都可以证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 解码》，则研究了大众传播的主要状态，探讨了“符码”的产生。他说：“当然，一定的符码也许广泛地分布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群体或者文化中，人们在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它，以至于这些符码似乎不是建构的——符号和指称对象之间清晰表达的结果——而是‘天生’就有的。”霍尔指出：编码和解码之间并没有给定的一致性，某一信息可以由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方式解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解码方式，第一种是采用主导——霸权符码来进行解码，在这种情况下，编码和解码使用的符码是一致的。第二种是采用协调符码来解码，这种符码结合了吸纳和对抗两种因素，它一方面承认主导——霸权符码的合法性，同时又试图保持自己的某些特殊规则，使各种主导的规定与自身的“局部条件”和团体地位相协调。第三种是采用对抗符码解码，它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解码信息”。霍尔对于传媒方式的研究成果，让人可以联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前，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对于中央社的消息的解码态度和方式；当下“上有政策，下有政策”的官诀的解码方式和巡回报告团的主导解码。第二本《文化研究的用途》，英国伦敦大学女教授安吉拉•麦克罗比/著，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庆本/译。译者序说：从1958年霍加特出版《识字能力的用途》到麦克罗比2005年的《文化研究的用途》，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已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前者被视为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而后者则可以看成是对文化研究的一次阶段性总结。文化研究此时已完全摒弃了精英路线，而投向了社会与大众。并且可以将文化研究的成果作为分析方法与视野来俯察我们身处的世界。《文化研究的用途》被称为第一本文化研究的大学教材，既有理论的导读，又有现象的分析。比如霍尔在“媒体—政治—意识形态”里说：在编码的过程中需要做一些意识形态工作，“每一层面都各有含义，但每一层面若离开了其他层面，在电视话语中就不是完整的。因此，通过一个系统对另一个系统的绝对决定性，两个层面相互结成联盟的时候也是编码过程中特定含义已经完成其使命的时候。”“推荐”这个术语意味着意义并没有完全被固定，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含义是指试图取得成功编码的政治意图。然而，节目的片断隐含着媒体和政客在一个“事先确定好的话题”范围之内对地位的争夺。霍尔的阐述，让人想起了突发事件里的电视媒体的新闻直播以及恢复常态的种种情景。文化的“霸权是指通过不断努力建立新伦理、新道德秩序、新型国民来寻求人民或选民满意认同的方式。”“同样地，每个人都会参与到‘文化归属’的形式中去，由此就有了寻找解决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冲突的框架问题，而这一点并不需要通过同化来达到更宽泛的一致性。”这与中国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文化社会理想有惊人的相同。“没有女人，就没有哭泣？”，《文化研究的用途》书中还有朱迪斯•巴特勒和后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政治学。提出她最著名的学术概念“述行性”。“述行性被巴特勒用来说明一种反复性、过程化、正在发生的行为。它使仅仅要描述的东西成为现实。因此，与性是一种自然状态不同，性别是对性的设计（长期以来，受波伏娃影响的女性主义者就是这样理解男性和女性地位的获取的），这样一种解剖学的现实是推论出来的，也是文化造成的。它的产生集中了许多裁判性的话语，在一个孩子降生时宣布“这是个女孩子”，正如巴勒特提醒我们的，这样说，成为“女孩”的过程就开始了，并将持续在一个人进入任何机制的终生。”如果，将巴勒特的“述行性”理论迁移一下，我们会发现“述行性”在宗法制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句民间的关于行政谪贬的总结就是“述行性”的描述。再有，假设我们再用各阶层的阶级分析来看待社会，就相当于正常视力戴老光镜的昏沉。而在《文化研究的用途》里就介绍了“从阶级到社群”的霍米•巴巴的修正观念。以多元文化去看待多元社会，以社群的划分替过去的阶级论，如此可以让我们这样的草根平民躺在文化研究的青草坪上，越过偏狭的政治意识、经济形态，而与天齐高地观察我们身处的文化。2008-6-26于成都北门天开居《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24•00元。冯至诚藏书。《文化研究的用途》（《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安吉拉•麦克罗比/著，李庆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月12月第一版，32•00元。四川省图书馆借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