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

章节摘录

书摘西方人类学的现代主义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七十年代之间，西方人类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往往被后现代主义者归结为一种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的  综合体系，而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对于这种综合采取批判态度，所以他们又认为，所谓“现代主义的人类学”已经并且应当  遭到挑战。我曾部分地接受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观点，质疑西方人类学的表述体系（王铭铭 1997）。但这里却必须强调指  出我曾同时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即：后现代主义人类学者在反思现代主义之中，忽视了现代主义与19世纪古典人类学之间  存在的重大人文价值和文化伦理差异，也忽视了人类学的现代主义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王铭铭   1999）。事实上，20世纪初期，人类学走过了一条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不同的人文价值和文化伦理转变的道路。 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一样，作为系统学科的人类学，兴起于社会思想体系深刻浸染着启蒙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  19世纪欧洲（Wolker 1993）。对此，华勒斯坦等人有符合事实的观点。据他们的论述，19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知识世俗  化和普遍化运动影响的范围得以拓宽。“科学”的自主化成长，促使大学的制度在18世纪的欧洲得到的振兴。随着大学制  度的振兴，知识的学科化、专业化和去神学化也成为了永久性的制度。与在这个大学振兴和“科学”学科化的过程同时展  开的，是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中此起彼伏的急剧社会变革。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巩固与  竞争，迫使社会中的思考者采取与传统神学不同的态度。为了推动作为民族—国家主权和公民权的合法化进程，学者们主  张，若要推动社会的变革，就务必以现实而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人，而研究人与研究自然的办法应当采用一致的“科学”标  准，这个一致的标准衍生于把西方思想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进步”（progress）和“发现”（discovery）观念。到了19  世纪后半期，主张“进步”和“发现”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在欧美的核心地带  确立起来。针对前四门学科的发生与功能，华勒斯坦等人指出，“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  它们在19世纪（无疑直到1945年）逐渐成为大学里的一些学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对它们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作为它们共  同起源的那五个国家（即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及美国），不仅如此，它们也主要是对那五个国家的  社会现实进行描述。”（华勒斯坦等 1998：21）19世纪的人类学所研究的，是16世纪以后欧洲与世界其他民族相遇时所看  到的非西方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面貌（同上：22—4；又参考：Said 1978）。从1850年到1914年，人类学一直带有双重关怀  。一方面，与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科学）一样，人类学对于“进步的自然法则”的“发现”怀有极为热切的关怀，人类  学者与物种研究者结合紧密，他们试图以自己的资料来补正生物进化论在生物界的“缺环”。另一方面，人类学对于雷同  、或至少类似于自然界演化规律的社会演化规律也极为关注。他们试图通过非西方种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探索，来“客  观地”论证自然科学宇宙观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可运用性。这一带有双重关怀的人类学，不只是伴随世界体系发展起来的科  学宇宙观的后果，也与18世纪到了启蒙运动那种试图把人从压抑人性的机制中“解放”（emancipation）出来的图谋相一  致（Geertz 1973:34）。 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德国社会思想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提醒我们说，西方世界对于“文明”和“  文化”（也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的关怀，集中发生于17至19世纪，而且对于类似“心态和行为素质”的理解，不同  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到1919年前后，欧洲主流国家对于“文明的进程”的不同理解，再度被激活，并以“文明  ”（法国）之于“文化”（德国）之间的战争呈现出来。而此前这两个概念已逐步开始被混用，其综合型也被推向了世界  其他地区，并随着它们自身意义的式微而令人惊讶地成为一个泛人类的信条（埃利亚斯 1998[1976]）。我们今日称之为“  古典人类学”（即指19世纪的人类学），虽不是近代欧洲文化价值论的创造者，但它正是欧洲的“文明”和“文化”观念  通过推向世界的主要动力。具体而言，为人类学奠定学科基础的进化论（evolutionism）和传播论（diffusionism），对  “文明”和“文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所谓“科学的论证”。进化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史，即一种大规模的文化  断代的时间性排列组合；而传播论则采用地理空间的概念，对人类文化的类型进行地理空间上的分类。虽然进化论和传播  论之间常常发生争端，但是它们两者实际上是互相补充的理论。 根据费边（Johannes Fabian）的分析，进化论和传播论所共同“论证”的，是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过程的概念。这种概念创  立的前提首先是“时间的自然化”（the naturalization of time），亦即把历史的时间视为与物理学的单线时间相一致  的现象。在启蒙时代以前的犹太－基督教时期，欧洲的时空观是以宗教的神圣性为特点的。对全球文化时空的分析区划，  分成三个圈子：处在世界中心的是罗马和耶路撒冷；处在中心和边际之间的是基督教和地中海世界；处在边际圈的是等待  拯救的异教徒世界。在时空自然化（启蒙时期）之后，欧洲的中心地位不再以神话色彩的罗马和耶路撒冷为特点，而成为  客观性的“现在时”；非西方社会和历史不再是等待宗教拯救的异教徒的住所，而成为“过去时”和“异地”（Fabian   1983：26—7）。进化论的时间观主张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从过去到现在的直线性的、不可回归的流动；传播论的时间观在表  面上与进化论不同，但实质上“论证”的是这种直线性的、不可回归的时间在空间上的表现。前者的论点集中在历史发展  的低级与高级的比较和阶梯性排列之上；后者的论点则集中在全球文化的中心与边际的划分上。它们的目标均是为了证实  文化有高低、现在－过去、中心－边际之分。这种时空的定位法有两个貌似自相矛盾、但实际上两元一体的特点。其一，  进化论和传播论的研究都囊括整个世界，把全球各种文化当成研究对象；其二，它们虽然强调对整个世界的研究，但是更  加强调对世界上的文化进行“野蛮—文明”、“东方—西方”、“过去—现在”、“传统—现代”等等的对照。 笔者之所以认为西方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有根本的不同，是因为在1914年到1945年之间，也就是在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欧美人类学的主流观念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革。这一时期，尽管作为口号的“科学”和实证主义论点一直没有推  出历史舞台消失，但人类学界对于19世纪的“进步的自然规律”的“发现”却再也不那么热衷了，他们从整体上提出了与  19世纪人类学形成鲜明差异的观点。针对这些观点，一位荷兰人类学家费边指出，“人类学如何界定和建构它的对象——  他者——呢？对于一个答案的寻求，一直为一个论点所指引：人类学以一种变时性话语（allochronic discourse）出现并  得以确立；它是一门有关另一个时间状态中的其他人的科学。它的话语参照系一直与言论和撰述的主题相分离。这一“石  化关系”（petrified relation）是一项丑闻。最终，人类学的他者毕竟是其他与我们同代的人。”（Fabian 1983:143）  20世纪发生于人类学界的认识论转变，基本上可以用费边的“同代人”的“石化关系”的发现来形容。 在其著作中，费边具体分析了20世纪人类学三大流派——英国社会人类学、美国文化人类学及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在  建构这样一个关系中面临的问题。他认为，英国的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及美国的历史学派文化人类学，共同地表现出  对于文化相对性的关注，而法国结构人类学则属于类型学（taxonomic approach）都是对于同代时间关系建构的手法，前  者机智地规避了时间的同代状（coevalness），后者则以极端的类型观念“霸占”了这个状态问题（同上：37-8）。在英  国，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概念来抵制历史主义的古典人类学时间观，社会人类学者如马林诺夫斯  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主张非西方文化完全不像古典人类学者想象的那样属于“过去的文化”，而是在当代世界中“活着  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因而，研究非西方社会不应以时间先后的秩序和等级来建构文明进程的历史过程，而应抛弃时间的  观念，注重探讨土著制度满足土著生活需要或土著制度在建构社会结构秩序过程中的作用。在美国，文化人类学者更鲜明  地采用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主张以当地文化的整体价值来探讨当地文化的空间体系，抛弃进化论的历史演变观点  ，从土著民族的内部发现人文价值的自主性。列维—斯特劳思式的结构人类学则把人类学的使命界定为在不同的符号类型  中发觉“文化的语法规则”，并通过此一充满变异的“交响曲”来展示非西方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共通性（或历史的无差异  性）（同上 37—70）。英美派的人类学因而可一被称为是“文化相对性”（cultural relativity）的科学，而法国的结  构人类学则可以被归属为一种“文化类型学”（cultural taxonomy）。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书中的论述围绕的核心问题是“西学东渐”后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内容涉及人类学国别与一致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人类学的“国家化”，及中国人类历史遗产的“反思性继承”。作者认为，与海外人类学一样，中国人类学有值得自己珍惜的学术遗产。中国人类学的前辈对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乡土社会，对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等问题，提出过独到的见解；新的人类学研究若无法与前人的论述联系起来，便无法走出一条人类学的“中国之路”，而只能以各种名义（包括“与国际接轨”）使学科处于不断自我贬低以至毁坏的状态中。然而，学术上的遗产继承，却又必须具有反思性的内涵。为此，作者在论述中反思了若干对中国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作为第七章出现的“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一文，既反映了作者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的双重评论，又提出一项克服内在矛盾的初步方案。

内容概要

王铭铭，生于1962年，福建泉州人，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对社会史、乡土中国研究、城市文化史也进行了有影响的探讨。著述除了社会人类学理论述评之外，还有《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1998)、《逝去的繁荣》(1999)、《王铭铭自选集》(2000)、《草根权威》(2002，英文，合著)、《漂泊的洞察》(2003)、《走进乡土上》(2004)、《溪村家族》等专题性学术论著及随笔。

书籍目录

引言

一 在中国，看西欧：人类学的国别传统

本土与域外

大学与学科

时间与他者

学科与传统

“文明”与文化”

一致与差异

二 学科国家化——反思中国人类学

西方人类学的现代主义

人类学与“中国启蒙”

人类学的“中国化”

“冷战”与人类学的进一步国家化

国家与学科

三 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

民族问题

吴文藻的早期论述

民族与国家：问题意识

“民族”：西方思想谱系

文化的民族，政治的国家

中国的道路

多元与一体

两个种类的文化

四 反思与继承——重访西南联大时期人类学调查地点

从跟踪调查到再研究

禄村：土地与仪式

喜洲：地域崇拜及其复合结构

那目寨：交换与“来世的福”

“人文区位学”再思考

五 再读摩尔根《古代社会》：兼论其“中国化”

美国人摩尔根

人类学著述

欧洲人与“原始人”

文明的阶段化

《古代社会》：批判与教条化

“中国化”的摩尔根

六 居与游：侨乡研究对“乡土中国”人类学的挑战

“居”的地方性与中心性

“耕读”传统基础上的“侨乡”

“双边共同体”中的游离与回归

“居”与“游”关系结构中的“文化中国”

七 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

问题与理论

上古的“天下”

集权帝国与“朝圣”

民族志的“天下雄心”

历史中的文化

为知识寻找世界观

参考文献

索引

作者简介

王铭铭最近同时推出了三种人类学作品，《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之外的两种实际上只是改订后的旧作，只有此书才是值得留意的新书。“本土化”问题，一直是王铭铭的焦虑所在，而他对此问题其实有着相互矛盾的两种感情：一方面，作为中国人类学者，他当然希望能搞出针对中国本土问题的人类学来，而不只是照搬西方理论；而另一方面，他又强烈地感到，人类学在“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全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论点，即与海外人类学一样，中国人类学有值得自己珍惜的历史遗产。要想走出一条人类学的“中国之路”，就必须有反思地继承中国人类学的这笔历史遗产。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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