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的追寻》书评

采访黄兴涛教授

从一般新名词研究到“概念史”本报实习记者 郭倩 本报记者 王洪波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8月03日 09 版）黄兴涛 《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黄兴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35.00元 编者按：“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这是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一句带有方法论意义的耐人寻味的话。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兴涛先生以一部书为这句话做了一个注脚。在《“她”字的文化史》中，黄兴涛先生系统梳理了现代汉语中“她”字的发明、早期书写实践及得到社会认同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有关汉语的现代变革、女性意识的觉醒等问题。该书材料功夫扎实，分析评论精到，读来趣味盎然，出版后受到了广泛好评，并入选本报当年评选的年度百佳图书。近日，黄兴涛先生出版新作《文化史的追寻》，收录的11篇文章中，既有对“文化史”、“思想史”、“概念史”、“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的理论反思，也有对“文明”、“文化”以及“黄色”等近现代史上重要名词、特色概念的个案研究，相对集中地呈现了作者在“概念史”研究方面的探索。本报特就此对黄兴涛先生进行了采访。读书报：您的书中讲到，“概念史”研究方法在上世纪60年代的德国就已成形，请问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一方法的，能否讲讲您理解和运用这一方法的的“个人史”？黄兴涛：我的“概念史”研究时间并不长，而“新名词”研究则已有十几年。我是由涉及近代诸多概念的新名词研究入手，逐渐具有“概念史”研究自觉的。从20世纪80年代读研究生开始，我的专业方向就一直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刚读研究生那会，特别喜欢看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东西，他常常把古代的文字、语词作为分析工具来讨论当时的社会制度，从文字构造所含的信息来认知古代社会，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就想，研究近世中国，虽不像研究先秦那样缺乏材料，因为它离现代很近，保留了很多实物，很多档案、文书、报刊、文集等，故不必一定要从语词等方面去做专深的“历史”文章，进行“历史勘探”。但新语词的解读，或许也可以作为认知这段历史丰富内涵的手段之一，至少它可以增加有关历史认知的生动性，呈现其中某些微妙、复杂的内蕴。特别是近世中国为中西文化的交汇期，出现并逐渐流通开了一些反映新事物、新观念、新制度的新语词；一些旧语词在使用中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们应该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保存某些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的功能，解读它们，恐怕不乏意义和趣味，就像研究唐宋时期那些打上佛教烙印的语词如何影响中国文人的思想、诗文创作那样。但当时，我还根本没有“概念史”的明确概念，只是想从新语词的角度，来认知和解读有关近代历史而已。我开始对近代新名词的资料进行有意识的收集，试图解读，得益于陈旭麓先生的直接启发。陈先生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的作者，也是当时我最佩服的才华横溢的史学大家。他80年代有篇文章叫《辨“夷”“洋”》，从这两个字词的内涵、使用习惯的演变及其前后更替，来透视当时士大夫的心态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历程，看后觉得非常精彩，于是就有意识地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也想模仿他，进行类似的历史探索。1997年，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关于近代中国外来词的专著被译成中文，题为《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这给我一个刺激和动力。我在批评这部书的过程中，开始陆续发表一些相关的论文，如关于“支那”、“美学”、“文凭”等词和概念的研究，就是那几年完成的。但这样一个一个词的考查，显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也不能鲜明地体现历史学的特色。我清醒地感到自己必须有史家的问题意识，比如这些新名词与当时的社会历史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就要求我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视野和问题关怀。2000年，我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项目并得到批准，题目叫《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我想把新名词的大量出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它和整个学术文化变革的历史关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意识，使我不得不考虑新名词的构成及其在近代形成初期的特定语境和功能问题，也就是新名词如何与当时的思想文化、社会政治进行互动。2002年，在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发起召开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的会议上，我作了《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的发言，不久同名文章得以发表，我在文中明确提出了新名词由词汇、概念和话语组成的立体结构。那时，我不仅强烈感受到名词的概念内涵及其思想功能的把握在新名词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新名词研究与郭沫若及其传统汉学中那种仅通过揭示字词中的历史文化信息的不同之处，恰正在于此。与此同时，我还展开了以“中华民族”概念为认同符号的有关思想观念史研究，尽管当时仍不完全清楚“概念史”为何物。我真正了解“概念史”是在2003年。此前只知道“关键词”研究与此仿佛。那一年我有机会去哈佛燕京学社访学。刚好前一年美国出了一本书，作者是德国概念史的重要发明人柯史莱克。他多年来有关概念史的论集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叫《概念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后现代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为之作序。我特别喜欢此书和这种“概念史”，它不仅使我的有关研究获得了“史学”的合法性，而且使我有关的研究思路因此变得更加清晰和多维，方法也更加具体而明确。“概念史”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历史上特别是社会文化转型时期，那些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概念如何生成、内涵如何变化，人们如何接受和加以运用，它们又怎样通过实践，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等等。有了“概念史”的理论自觉之后，我的新名词研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开始探讨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现代“社会”概念在中国的认同，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在晚清民初的生成、实践，及其与戊戌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及“民族”、“宗教”等概念的形成与运用等等问题。我关于“她”字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也使用了重视其相关概念、平行概念、相反概念，以及概念认同和实践过程等概念史方法。可以说，概念史的自觉增强了我新名词研究的深度。今后我还会陆续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探索。但我的新名词研究也不会完全局限于所谓“概念史”。读书报：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迁移，伴随着这一过程，有一大批新词（或者旧词新意）流行开来，像“革命”、“改良”、“科学”、“民主”、“个人”、“阶级”、“封建”等等，所以您认为，“概念史”的方法是非常适合引进到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的。过去语言史、翻译史也很关注名词流变的历史，“概念史”的方法同一般语言史、翻译史中相关的研究在旨趣上有什么不同呢？在历史学内部，“概念史”究竟属于社会史，还是文化史、思想史？黄兴涛：柯史莱克就认为，“概念史”研究特别适用的历史范围，就是从前近代到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概念体系加速变化转型，信息和文化传播逐渐大众化，概念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趋势也更加凸显。他所主编的《历史的基本概念》所收的德国概念，时间段就是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他要探讨的就是近（现）代概念的建立问题。中国近代的这一特定时期，也具备相似的条件。而且由于中西日互动的语言文化特殊背景，中国的近（现）代概念体系的建立，还带有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这就更增加了概念史研究内蕴的丰富度。所以我认为，这一方法特别适合引入到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来。至于“概念史”的语词研究与一般语言史和传统翻译史的相关研究有何差别，则很难说得很明晰。大体而言，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它强调概念及其概念群的实践和社会政治文化功能的历史分析与揭示之志趣，与传统语言和翻译史研究还是有所不同。它所关心的不是一般语词的词性、类型、结构等问题，而是它们与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等的历史关系。比如，像“小时”、“分钟”、“秒”、“星期”、“世纪”等时间新词与近代时间观念变迁之间的历史关系；再比如，“商务”、“商学”、“商校”、“商战”等近代新词的形成、传播与近代“重商”思潮的关系（这些词有内在地肯定“商”之正面价值的功能，当说“商学”的时候，实际上含了一种意思：“商”是一门学问，是值得专门成立学校来传授的。表面上看词是价值中立的，其实不然。这些由商字构成的系列新词在传播中，无形中就认可乃至传达了商业的意义和地位却不自知）之类问题，一般传统语言学的词汇史，大约是不谈或少谈的。概念史的研究，属于语言学和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性质。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也有学者向这方向努力。在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国内外的语言学家，有的还是开拓者。如华中师大的周光庆教授所写的《汉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一书，就是此类研究较早的专著。旅日语言学者沈国威和陈力卫的有关研究，也较早而精彩。当然，在这类研究上，历史学者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在全局把握和材料占有方面，一般说来就享有一定的有利条件。语言学家的专长，我们必须学习。总的说来，概念史研究要打破学科界限，从问题出发，尽量吸收多学科的知识，才有望取得更多的成绩。在历史学内部，概念史研究表面上似乎属于思想文化史的范畴，但实际上具有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的交叠性。在概念史的鼻祖柯史莱克等人那里，概念史最初乃是社会史的“新开展”，他们既不满足于忽略思想观念独特作用及其方式、一味注重经济和制度分析的传统社会史，也不满意于只关注精英观念、不在意流通广泛的重要社会政治基本概念的传统思想史，可以说其努力，是某种意义上的双重超越。也正因为如此，概念史的实践，具有一种融合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积极功效。由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史或叫“新文化史”，以会通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为职志，故在西方，概念史也常被视为“新文化史”的重要倾向之一。读书报：目前，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从事概念史研究是否已形成一种潮流？您如何看待概念史研究的前景？黄兴涛：我以为，最近几年，关于近代中国的概念史研究，经过许多学者的提倡和实践努力，的确有了一点实绩和一些起色。这应归功于所谓“语言学转向”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但还远谈不上形成一种潮流。即便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也很难这样说。概念史研究有待耕耘的地方还很多，还大有可为。同时，概念史研究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柯史莱克为代表的德国学派与斯金纳所代表的剑桥学派之间存在差别，在现有的近代中国概念史研究有成绩的学者，像冯天瑜、金观涛和刘青峰、孙江、方维规、沈松侨、章清，还有不少更年轻的学者当中，研究各呈特色和风采。风格各异，互相补充，我以为正是概念史研究的希望所在。另一方面，概念史研究的范围又是有限的，它远无法包涵中国近代史研究、甚至是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广阔内涵。它可以为近代史研究添彩，但如一窝蜂都搞这类研究，就会让人厌烦。此外，概念史研究也是很难的，在“浅尝”的过程中，我就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因为它对语言修养、史学功夫和思想能力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无疑，它是值得我们前赴后继、不断积累的事业。读书报：您在《“她”字的文化史》后记中说，您在讲述“她”字故事的基础上，试图去“揭示一些相关的历史联系，有节制地发表一点分析评论”，我对其中的“有节制”三字印象深刻。“概念史”离不开阐释，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过度阐释，这个“度”在哪里？黄兴涛：对事情真相进行判断、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这是史学家要干的事情。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我们不可能弄清事情的全部真相，但是我们要尽力，这是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事情的内涵是有很多方面的，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同样的事有不同的历史学家反复研究。历史学的任务，其实是不断反思性地再现过去，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只能揭示其中的某些面相。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只要弄清历史真相就好了，完全不需要阐释和评论。可历史学家为什么存在？因为社会需要一个“事后诸葛亮”。我们何必那么“清高”地站在历史之外？在掌握材料之后，可以做一些必要的勾勒、揭示乃至分析，这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过分。不能太多地把个人感觉、好恶评判带进去，太多了就过了。我所谓“有节制”，就是自觉不要离开事实本身去畅怀发挥，反复饶舌，过度阐释，而是紧扣史事，略作提示，点到为止，把更多思考和联想的空间，留给读者。读书报：以前一直不很明白“黄色”这种颜色为什么会用来指称淫秽、色情的东西，虽然也想到可能与西方新闻史上的“黄色新闻”一词有关，但终究不甚了了，这次读到您书中《畸变的历史：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一文，才算彻底揭开了心中的疑团。是否可以说，“黄色”一词成为淫秽、色情的代名词是一种不该发生的误用？语言世界的逻辑是约定俗成，恐怕我们今天也无力去纠正这种误用吧？黄兴涛：我觉得色情义的“黄色”的确是历史的误会，也可以说是误用。一，它不是西方真正意义上的“yellow”的原义。西方贬义的“黄色新闻”概念中的“黄色”，意思为耸动听闻、刺激感官之义。英美人说淫秽电影，也是“blue movie”；二，它违背了中国尚黄的传统，即黄色的“高贵”正统含义。所以我说它是双重“畸变”的产物，很典型地反映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悲剧命运的一面。最近几年，不断有人呼吁，不要再麻木地以“黄色”继续作为淫秽色情的代名词了。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他们的呼吁似乎至今官方并未理睬。我以为，除了“习惯成自然”的语言规律发挥作用外，一个重要原因，乃是人们没有真切了解“黄色”一词发生畸变的具体过程、特殊背景和历史契机之故。我花功夫去弄清真相，发现这一畸变最终发生在令人沮丧的三年内战期间，实在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在文中，我只能点到为止。现在，如果让我离开历史学者的本务，去做些主张，那我们应不应该纠正它？我觉得应该。就像你说的，有的已社会化的、无关大雅的东西，自然不需要纠正。但是我觉得“黄色”关乎大雅。如果要与几千年的文化接洽，我还是建议语委会不用这个词。这个词关系到文化传统，或许还涉及民族自尊。毕竟我们是黄种人。约定俗成的力量固然是很强大的，但是也是可以改的。约是人约的，要改还是改得了。我们可以也应该修正一些不妥当的东西，这需要语言学家严正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