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发明》章节试读

《传统的发明》的笔记-第86页 - 从衰亡到景致：浪漫主义时期对威尔士历史的追寻

艾罗的一位认真对待这一观点的信徒是兰特里桑的威廉·普赖斯(1800—1893),他是一位拒绝婚姻的医生和激进的自由思想者,并具有很多艾罗式的健康的古怪念头,比如,他如此坚信艾罗的德鲁伊特教义和埋葬有病的尸体是有害的观点，以至于他焚烧了其尚是婴孩的儿子的一体。他的行为最终在一个著名的法庭诉讼案中被证明无罪，由此开始了现代火葬的最初实践。于是,特鲁伊特献祭的神话影响了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或更确切地说,我们的死亡方式)。

《传统的发明》的笔记-1 - 1

译得夹生。
前面intro最重要不过，却必须找原文才看得明白。
比如：
"A second, less important, distinction that must be made is between... and ..."(p3)
被译作：“第二点必要的区分（其重要性低一些）在于，我们所谓的。。。与。。。之间的差异。”这显然是骨折中文。
参考译文：“第二个（重要性稍逊的）必须做出的区分是区别。。。和。。。”
又如：
students of peasant movements/ students of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p2）都被翻译成“研究。。。的学者”。。。大哥，给涨工资不？
此外，该给原文的地方，比如“传统”和”习俗“，没给，只能自己去猜。

《传统的发明》的笔记-第1页

2014年秋
历史沉默与记忆作业
“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这一认识构成了由《过去和现在》杂志社组织的一次讨论会的出发点，并由此奠定了《传统的发明》一书的基础[ [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 编，顾杭、庞冠群 译，《传统的发明》，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页]。霍布斯鲍姆的导论对于理解本书中“传统的发明”这个词是十分关键的。他对“被发明的传统”的界定强调以下因素：仪式和象征性；通过重复来灌输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及权力关系；人为制造的与过去的连续性。他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发明”会更为频繁。从他的叙述中可以辨别出三种“发明传统”的类型。第一种，是为了新目的而使用旧材料来构建一种新形式的传统。这种“发明”，有时是直接移植旧传统，有时是从储存了大量官方仪式、象征符号和道德训诫的仓库中借取资源。第二种，常表现为以维护或恢复传统为目的的运动，而这些运动从来就不可能形成或是保存一种活的过去，而是在有意无意间“发明传统”。第三种，是代表新社会的革新者有意不再使用旧的模式，而重新建立的其所认可的另一种历史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整篇导论中，霍布斯鲍姆反复提及民族运动、国家及公民的公共生活在“发明传统”上的突出表现。在本书第七章，他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详细探讨。不过，到目前为止，有两个问题尚未被明确解答。第一，“被发明的传统”与“旧的传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区分的。霍布斯鲍姆提到了三点区别：首先，“被发明的传统”的“与过去的连续性”是人为制造的；其次，“被发明的传统”中对团体内成员的身份、价值、权利、义务的表述往往是含混的；再次，“被发明的传统”中“通过仪式”表现更不明显。第二，“发明传统”的主体似乎并没有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被论及。这也许是因为只有在个案分析中才能具体地展示出“发明传统”的主体的复杂性。无论如何，在思考“传统的发明”时，“发明”主体是谁、其意图如何、其对自己所作行为的认识如何，都是不应该被忽略的问题。
第二章回溯了从爱尔兰传入苏格兰西部高地的文学与服饰是如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段时间内被改造并被确立为高地自身传统，进而成为整个苏格兰象征的过程。两位奥克弗森通过伪造诗歌和历史，使高地斩断了与爱尔兰的联系而成为古老而高水平的独立文明。一位到高地开办冶铁厂的英格兰人将爱尔兰式的束腰格子呢披风改造成短褶裙，以使隶属于其工厂的高地人能更便利地劳作。1745年，英国政府以促进高地人融入现代生活为由，禁止在苏格兰穿着高地服饰。一位出身军营的研究者以当时唯一保留高地服饰的高地兵团为依据，断定短褶裙是高地传统服饰，其格子呢象征不同的克兰。这位研究者与一位创办高地文化保护社团的低地人合作，在高地服装的生产商的支持下，促成该结论被整个英国接受，而契机则是英王访问苏格兰。在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到，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高地的经济开发、高地人与非高地人对高地文化的兴趣等等因素是如何在一系列巧合中促成了苏格兰传统的发明。
第三章描绘了威尔士文化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经历的衰微与复兴并行的复杂图景。自16世纪起，与天主教密切相关的当地文化逐渐消失，而语言、历史、音乐、日常生活仪式等相互关联的部分也包括在其中；英格兰强势文化的渗透、循道宗致力于消除娱乐消遣的努力则加速了这一过程。威尔士本土的绅士阶层中的爱国者和学者认识到威尔士的过去必须被发现和保存，并在新的背景下为了威尔士人民而重新创造。在其努力下，诗歌、德鲁特伊教、凯尔特人文化、语言、音乐、服饰、民族英雄、本地风景、徽章……文化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被挖掘并创造性地展示。这一运动持续发展，直到1847年的“蓝皮书叛逆”。在此之后，由于威尔士社会内部力量的重组及其他原因，追寻遥远历史的热情冷却了。威尔士历史本身的薄弱、威尔士与英格兰文化的相遇及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不成熟的学术制度、浪漫主义风潮等等因素促成了这场威尔士历史复兴运动中的“发明传统”的行为。不过，如果将这一章节中作者视为“被发明的传统”的范畴与霍布斯鲍姆在第一章中界定的“被发明的传统”的范畴相比较，会发现前者大于后者，而多出的部分，是那些非“仪式”的部分。
第四章的作者在对1820年到1977年英国君主制的仪式进行研究时，一反社会学和人类学将仪式进行本质化分析的路径，强调仪式的背景和表演层面，以回答“为什么相似的仪式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这个问题。作者列出十个需要考察的方面，并以此划分出英国君主制仪式发展的四个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和第三阶段。1877年到1914年，君主权力减弱，但君主却因此超越政治而成为整个民族的家长；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使人们对马车等旧事物的兴趣增加；英国受到新兴世界强国的挑战，其他强国都在以最明显、最铺张的方式增强民族自尊，竞争使得对仪式的重视程度增加。以此为背景，这一阶段英国君主制仪式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了深刻的变化，变得更为规范、庄重而受人瞩目。1918年到1953年，经过一战和二战，许多国家的君主制消失了，英国由于其他国家对仪式的放弃而变得举世无双。在国内、国际形势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中，君主制仪式成为了稳定性的恢复点和安慰剂。BBC等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民众对仪式的参与感。英国王室礼仪独特的、传统的、永恒的特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作者的分析具有一定启发性，然而按部就班地以十个方面来论述每个阶段，难免弱化了每个阶段引发变化的关键因素及其与其他因素间的因果关系。
在第五章中，作者以1857年印度大起义为转折点，展现了英国殖民者从困扰于印度文化象征结构的混乱，到重新对其进行构建的过程，并着重描述新的文化象征结构的组成要素如何在1877年的帝国集会中被表现出来。1857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负责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立足于商业利益而非政治权力，因而并未动摇印度原有政治结构；但事实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秩序的重建。由此形成的矛盾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围绕莫卧儿皇帝地位的最高统治权威问题、围绕接见仪式的受统治者之间等级次序问题、围绕“吸收仪式”的上下级关系建立问题。而1857年到1858年的大规模起义被镇压后，莫卧儿王权遭到了完全的否定，之前的社会政治秩序被彻底非神圣化。英国也决定改变其在印度的统治策略，重新定位其角色。之前的种种矛盾都随之解决。英国君主作为大不列颠和印度的君主，是两地最高的统治权威，副王和总督集于一身者则代表君主行使其统治权。因此可以做到将印度与英国的所有臣民排列到一个单一的等级秩序中去，杜尔巴接见仪式也可以形成等级化的规范。除了政治秩序的重建之外，英国还致力于从文化上彻底认识（或者说规定）印度。所有这些成果都在1877年的帝国集会中以种种细节展示出来，如受邀请者、营地规划、圆形会场、装饰图案等等。作者力图证明这次帝国集会对印度的重大影响，其论据是印度在其民族运动的最初几年发展自己的公共政治风格时采用的正是英国统治者建立的风格。虽然仅仅是演讲和游行两个要素可能并不足以证明印度民族运动曾采英国的公共政治风格，但印度的自我认同在多大程度上混入了英国殖民者的想象与规范，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在第七章中，霍布斯鲍姆对一战前的三、四十年间的政治和社会两个领域内的“传统发明”进行了研究。这些“发明”似乎可以对应上文所分类别中的第三种，即革新者有意不再使用旧的模式而重建另一种历史连续性。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维护政治平衡的其他努力之外，通过建立公共仪式和富于地区民主精神的公共雕像，在远离旧历史的同时，普及三色旗、共和国格言、玛利亚娜和马赛曲等一般性的象征物。德意志第二帝国由于缺乏统一德意志的象征，而选择“日耳曼尼亚”和“米歇尔”为民族象征，并强调新帝国公民所拥有的唯一的共同国家历史事件，即法德战争。美国同时提倡移民仪式和国家仪式，并将教育体系作为政治社会化的机构以推广国旗崇拜，以求在人种各异的公民中塑造集体认同。君主制国家倾向于将所发明的传统与君主联系，并发现了周年纪念日这个以公众为目标的仪式的意义；另外，王室仪式的复兴被看作是对人民民主制之威胁的必要平衡。在兼具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工人运动中，五一劳动节从一个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地区性活动演变成了国际主义的工人仪式。而处于流动和开放中但规模巨大的中产阶级，将体育变成一种界定身份和构建认同的特殊方式。最后，霍布斯鲍姆指出，舞台表演式的公共仪式比象征性的装饰和建筑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在这种仪式中，演员与公众合而为一了，而这与政治民主化有明显的联系。
在第七章的最后，针对历史学对“传统的发明”的研究，霍布斯鲍姆提出：“那些最成功的（对“传统的发明”的——引者注）操纵例子是利用明显满足特定人群中被感觉的——不必是清楚被理解的——需要的实践……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回溯性地发掘它们，并试图以不同历史条件理解为什么这些需要会被感觉到。”[ [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 编，顾杭、庞冠群 译，《传统的发明》，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94—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