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展

章节摘录

　　从古到今，研究和教学机构就在寺院，从11世纪俄大译师在桑普寺建立辩经学院、设立学位制以来，各大教派在藏区各地建立了上千座辩经学院，把寺院办成了学习研究佛学、培养佛教人才的学术殿堂；寺院造就了一大批学有造诣的学者，把佛教显密经典理论研究推向了高峰，许多高僧翻译的佛教文献典籍和留下的藏传佛教著作，不仅包含佛教教义及宗教哲学、逻辑学内容，还包括语言学、文学、工艺学、医药学、天文历算等众多学科领域；古籍在寺院，自佛教传人藏区以来，藏区和印度的僧人都致力于翻译、阐明佛教经典，使在印度失传的许多佛教经典都以藏文形式保留了下来，在近代以后形成了有趣的佛教典籍回流印度的现象；辩论式的学习研究方式也在寺院，直至今日，藏传佛教寺院中还在延续辩经的学习方法，这种平等辩论的学习方法，已经成为一种优良的传统，对藏传佛教乃至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资料反映，辩论的方法甚至用在了医学领域。　　三是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功能。　　史料记载，1264年忽必烈在中央政权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区事务，并命萨迦第五祖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事，1269年又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将藏区13万户的政教大权赏赐给他。藏区政教合～制度开始萌生。　　1354年，由朗氏家族主持的帕木竹巴噶举派开始掌管藏区地方政教的大权，得到明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帕木竹巴政权建立之后，颁布了《法典十五条》等一系列法规，设立宗本制度，使政教合一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　　1642年，格鲁派在藏族社会上的优势地位最终确定，掌管政教大权，在哲蚌寺建立噶丹颇章政权。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受到清朝政府的册封。此后清乾隆朝先后出台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不仅实现了清政府治理西藏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还由此正式确定了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系统和班禅系统的宗教领袖地位，使之与驻藏大臣列于平等的地位，共同履行对藏区的治理权。这一时期成为藏区政教合一制的完备期。　　……

前言

　  和气东来 和风西送　  ——中国佛教“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　  叶小文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收入分配、扩大就业、人的全面发展、体制创新相对失衡。这些问题正在引起普遍的关注。其实，这“一条短腿”中，还包括大家不太注意的“软性”问题，即我们的宗教工作亟待改进和加强，我们的民族精神亟须弘扬和培育的问题。现在，人民群众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此情况下，宗教作为“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恩格斯《反杜林论》）必然突出起来，现阶段我国的宗教呈发展势头。而境外利用宗教对我进行的渗透又在不断加剧，我们抵御渗透的成效尚不显著。相对经济发展而言，如果说社会发展是我们的“短腿”，意识形态上如何抵御“西化”，宗教工作中如何抵御渗透，就是我们的“软肋”。　  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中国制造”在不断走向世界；另一方面，精神文明的建设“疲软”（即所谓“一手软”），“西方观念”在不断侵扰我们，来自意识形态的“西化”、特别是来自宗教领域的渗透，使我们防不胜防，好像我们总是居于守势，总是受人攻击；好像世界上谁都可以渗透我们，“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怎么又来个“列弱也可以渗透中国”？我们讲“民族复兴”，常忆及中华民族曾有过的历史辉煌——盛唐气象。但那时更多的是“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荣光，是对外来文化“食而能化、化而能食”的大气魄，是敢去“西天取经”、敢上九天揽月的大气象，是中国文化去影响别人的大作为，没有听说过要担心什么外来的渗透。　  话说回来，今天，我们究竟如何切实有效地抵御渗透？讨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在必须认真“统筹”之列，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多想点办法，多下点工夫。　  我们既要因应形势，堵住漏洞，有效防范，坚决抵御，增强在扩大开放条件下抵御渗透的水平；也要加强管理，善于引导，强基固本，提高应对和处理宗教问题的能力；说到底，要重视群众精神生活问题，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文化是民族的根。西方历史学家们研究近代基督教对华传教活动得出的结论是，传教士深信只有挖掉这个根，“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必须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　  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应该包括并不逊色于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我们新时代新中国的“文化复兴”。　  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在新时代中重铸。　  由此说开去，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有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作为，要有推动世界文明建设的大贡献。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作一番“统筹”，我们才能在当前境外利用宗教不断加剧的渗透和意识形态不断对我“西化”的凌厉攻势中，审时度势、扭转劣势，抢占优势、争取主动。如果我们能够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推动世界的文明建设，就能以攻为守，争取出现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种“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光明前景。　  二、应重视宗教的存在和宗教文化的作用　  谈到“文化复兴”，怎么会说到“宗教”和“宗教文化”呢？　  我们不应忘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加强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使中国人民最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彻底地摆脱任何贫困、愚昧和精神空虚的状态，使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公民，都能够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世界，对待人生，而再也不需要向虚幻的神的世界去寻求精神的寄托，从而造出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站在人类前列的光明世界。但我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和正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的、“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中，宗教和宗教文化自有其特殊的历史作用。　  “宗教文化”的核心当然是“宗教”。怎样看待“现阶段我国的宗教呈发展势头”？宗教从原始社会一路走过来，向未来社会一路走过去。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无法摆脱这种社会盲目异己力量的支配；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资本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但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劳动者对于剥削资本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宗教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蓬勃发展。为此，2001年中央召开的宗教工作会作出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那么，阶级和国家都消亡了，宗教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何在？为什么人们还有宗教需求？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回答。但马克思明确告诉过我们，宗教的存在和“国家政治解放的完成”并不矛盾。马克思说：“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世俗限制。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宗教局限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一直用迷信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论犹太人问题》）我理解，“我们要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也就是说，由于马克思处于充满苦难、充满压迫的阶级社会，更多关注人们的“世俗约束”，宗教主要是对苦难的说明和解脱，对“世俗约束”的忍耐、挣扎和反抗。但到了新社会，这种“世俗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除，为什么“宗教局限性”仍然难以消除呢？我们是否可以接着马克思的话说一句：“我们还应该用自由公民的世俗追求说明他们的宗教追求。”因为，人类有个永恒的主题，总是不满此岸的苦难，要走向彼岸的幸福。例如，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理想是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这些都是在不同的阶段走向幸福，追求幸福。这可以说就是一种“世俗追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追求；或者说，共同的幸福追求中又有不同的感受。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自的不幸。”对“世俗约束”的承受和忍耐、认识和解脱、挣扎和反抗，导致了人们接受“宗教约束”。同样道理，对“世俗追求”的期盼和奋争、胜利和挫折、希望和失望，也会导致人们接受“宗教追求”。从这个角度看，宗教关注着人们对幸福的执著追求，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的诸多困惑，提供给人们对幸福的强烈诱惑，其实也是人们对“幸福追求”的“宗教追求”。　  从“幸福追求”这一点上说，一定的宗教文化，竟然也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文明依托的特殊组成部分。　  三、“文明冲突”的困境与“文明依托”的错乱　  从世界发展史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世界上要想兴旺和强盛，不仅需要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不仅要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坚船利炮，必要有一定的文化、文明为依托。而宗教文化在构成这种文化、文明依托上，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中世纪奥斯曼帝国横跨中亚，是以伊斯兰文化、文明为依托。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基督教文化、文明为依托。这两种文明，在历史上都曾有过其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都相继风行于世界。　  但现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都出问题了。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代替“意识形态冲突”冷战的，是这两大文明“文明冲突”的“热战”。西方社会学家认为，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两者的相同之处，正是其冲突之源：（1）都主张一神论，唯我独尊；（2）都持普世论，自称自己是全人类可以信仰的真正宗教；（3）都负有传教的使命，强调信徒有义务感化非教徒来皈依。亨廷顿说：“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 （《文明的冲突》）区别何在？就是在理念上是“斗”还是“和”，是“冲突”还是“合作”。当然，亨廷顿的说法有失偏颇。我们不能、也不应把宗教极端主义都归结于伊斯兰教；把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都归结于基督教。我们反对把特定的“主义”与特定的宗教挂钩。但也不必否认，当代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确实孕育和发展于伊斯兰复兴大潮中，因而可以前仆后继；当代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则的确盛行于基督教“全球化”、“普世化”的大势中，因而实在来势汹汹。有鉴于此，“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之说一出，就引起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响。　  文明、文化背景的潜移默化是根深蒂固的。例如，“9·11”事件突发后，布什在一次讲话中脱口而出，要用“十字军东征”(Crusade)打击恐怖主义，遭到穆斯林国家的抗议而不得不道歉，改为“正义无限行动”（Operation Infinite Justice）的提法后，穆斯林国家仍然不满，认为冒犯了真主的权威，遂再次改为“持久自由行动”（Enduring Freedom）的提法。现在，美国以基督教文明和美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作为其推行单边主义的文化基础。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则以伊斯兰复兴浪潮为文化背景。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的思潮连绵不断，“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也相伴而来。“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其实是在这种对立和对抗中各执一端。其实质都是要以自我为中心，都要求对方绝对服从自我，我方必欲取而代之。美国以雄厚、强大的美钞、美援、美资、美军为背景，——既要反恐，也要称霸；国际恐怖主义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原教旨主义崛起的大潮为背景，——前仆后继，此起彼伏。布热津斯基说：“长期把美国的战略重点放在来源不确定的‘恐怖主义’身上，只能激化同穆斯林世界的矛盾，制造新的敌手，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大抉择——统治全球还是领导全球》）　  于是冲突迭起，争斗陡生。有人鼓吹“圣战”，有人呼唤“十字军东征”。但两者相生相克，谁也取代不了谁；相克相生，谁也制伏不了谁。今天的世界陷入“文明冲突”的困境与“文明依托”的错乱之境。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许多热点问题的台前幕后，均同宗教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有的冲突直接因宗教问题引发，有的冲突又因宗教因素而加剧、扩大，变得扑朔迷离。　  文明的出路，只能如此“冲突”下去吗？文明的困境，就是如此越陷越深吗？“文明依托”的缺失，只能如此无可奈何吗？文明不应相互蔑视、彼此践踏，而应互相尊重、彼此欣赏。文明不应区分优劣、生存竞争，而应互相平等、和合共生。文明不要以大欺小，弱肉强食，而应有容乃大、海纳百川。文明不是孤芳自赏，一花独放，而应互补共荣、百花齐放。非此即彼、互相取代的思维方式和理念，只能不断上演以暴制暴、冤冤相报的人间悲剧。以暴制暴难收手，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生起一团和气，吹来一股和风。　  人们呼唤宗教，祈祷和平。因为宗教总是主张和平的。但不幸的是，宗教又被一些人歪曲、利用，他们或是利用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或是打着宗教旗号制造暴力恐怖，进一步挑起隔阂、猜疑和仇视，引发紧张、冲突和对抗。纯洁的宗教也被亵渎，神圣的宗教也遭践踏。2000年《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大会宣言》愤慨地说：“我们的世界被暴力、灾难、战争和各种毁灭行为所破坏，而这些行为常常被说成‘以宗教的名义’。”真正的宗教应该起来捍卫世界和平。宗教对世界和平的捍卫，也是对自身圣洁的捍卫。　  四、发掘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中“和”的内涵　  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华民族在放开眼界观量、敞开胸怀接纳全球人类智慧的同时，可以得天独厚，从自己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中，融摄历代圣哲贤人的智慧精髓，包括儒、释、道等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的思想。李瑞环2002年在英国演讲时，作过一段精彩的概括：“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的《论语》提出‘理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和说——和睦相处和谐共进》）　  佛教文化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已经融入中国文化，其中自然蕴涵着“一团和气”，氤氲着一股“和风”。佛教的根本原理是缘起论（Paticcasamuppāda）。诸法因缘生，佛教的教义正是从缘起论这个源泉流出来的。所谓“缘起”，就是互相依存，这就需要“和”，需要求同存异。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的结果，也必然是“和”。佛教文化里有以告人的信息，正是“和”。佛教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合”智慧。例如，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认为，外部世界的“和”来自人心内部的“和”。慧能说，东方人造了孽、作了恶，希望解脱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去。那么西方人造了孽、作了恶怎么办呢？他要往哪里去呢？所以心净则佛土净。只要心干净了，佛就在心中。这种思想，其实体现了深刻的人文精神。佛教有“六和敬”（僧和同住、口和无诤、义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今天人类精神的提升和社会进步的加速，需要新的六个“和”，即：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　  “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人称“紫气东来”，今有“和”气东来；人叹“文明冲突”，今有“和”风西送。且看中华文明智慧之花，可以催生世界和平进步之果。　  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预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中国问题》）　  五、和气由此东来，和风由此西送　  既然我们看到，以基督教文化、文明为依托的两种文明，在历史上都曾相继发挥过巨大的能量，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思想家认为，近代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经济、政治的原因，还有文化的原因。而文化，不仅要有站在时代前沿、引导时代前进的、科学的先进文化，还要有以先进文化为导向、以积淀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为支撑的，着眼普通人、贴近大多数的大众文化。另外，西方的大众文化中，又有一个全民的宗教——基督教（Christianism）作为其联络民众情感精神的核心，这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因此，康有为曾主张，中国要强大，应提倡“儒教”。章太炎则认为，中国要强大，应倡导佛教。还有学者提出要“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时代不同了，这些主张都过时了，但其中也还有些合理的东西给我们启发。我们今天当然不能以宗教代文化，但也不应忽略民族的、传统的、大众的文化中含有一定的宗教因素这一基本史实，不应忽略宗教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功能。我们今天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时候，不应忽视民族的、传统的、大众的文化的基础作用，包括正确地发掘和运用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既然我们看到，以基督教文化、文明为依托的两种文明，正在现代发生冲突，当今世界正陷入“文明冲突”的困境与“文明依托”的错乱，我们不应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就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必须为世界做贡献、为世界所接受一样，中国崛起的“文明依托”，应该受命于危难之际，解困于错乱之中，也为世界做贡献、为世界所接受。中国正努力 “和平崛起”，我们正构建 “和谐社会”，祖国正迈向 “和平统一”，世界也期盼 “天下太平”，都需要“和”，都崇尚“和”，都要以和为贵。新中国的宗教应该在自己的旗帜上大写着一个“和”字。在党的正确的宗教工作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新中国的宗教可以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构建和谐社会，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中国和平崛起，为世界和平发展，为天下太平、人类幸福，吹来一股“和” 风，带来“一团和气”，做出独特贡献。与中华文化传统融为一体的“佛教文明”，率先向世界发出了新的信息。　  2004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韩、日三国会议上，中国海峡两岸和港、澳的8位高僧，发出了在中国设立“世界佛教论坛” 的倡议。2005年4月，在中国三亚举行的“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圆桌会议”上，200多位高僧长老进而同发大愿，要“为当今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吹来一股‘和’风，带来‘一团和气’”。5月18日，在曼谷举行的有41个国家和地区近千名佛教代表参加的“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ference on United Nations Day of Wesak Celebration）开幕式上，会议主办方泰国政府邀中方作为第一贵宾致辞。我和中国佛教协会学诚副会长在致辞中，均提出了“和气东来、和风西送”的理念和在华举办“世界佛教论坛”的倡议。中方的致辞引起与会代表的关注，纷纷索要文稿。一些国家的佛教代表分别表示祝贺，一些国家与会的使节也赞同我方观点，认为致辞有新意、有所指，不仅传达了中国佛教界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信息，也使人看到了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坚持和平发展的诚意。大会闭幕式上通过的，由与会41个国家和地区代表签署的宣言，一致支持在中国举办“世界佛教论坛”。(The Conference has agreed the followings： …… (6) agreed to support other countries and districts to hold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ferences， and support the World Forum on Buddhism to be held in China. )　  六、结论　  今日世界，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流，但文明冲突、地区纷争，霸权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盛行，需要扬起一股和风，需要生起一团和气。　  今日中国，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奉行以邻为善、和平共处的睦邻友好政策，对内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一团和气正在华夏上空升起，一股和风正在神州大地吹拂。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　  中国的佛教文化中，也蕴涵着“一团和气”，氤氲着一股“和风”。　  既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抓住战略机遇期；民族复兴的文化、文明基础的构建，也应该敏锐地抓住当今世界所谓“文明冲突”的困境和“文明依托”的缺失，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从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我们的优势，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新的“文明依托”。　  走向全球化的世界，需要引导全球化的理念。这个理念不是“斗”，而是“和”。不是“冲突”，而是“合作”。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这里有许多事情可做，比如：我们可以对中国的佛教文化善加引导，支持中国佛教兴办“世界佛教论坛”，支持中国佛教充分发掘和运用其“和”的内涵，支持中国佛教“为当今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吹来一股‘和’风，带来‘一团和气’”。　  “和气东来，和风西送”，是要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活力，排除中国传统文化自身过了时的、可以引向错误的方面，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先进因素，抵制文化的隔绝和霸权，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　  “和气东来，和风西送”，在世界“文明冲突”的困境和“文明依托”的缺失中，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和”的思想内涵，可以为人类文明提供引导全球化的理念，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文明依托”这一大工程中，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书籍目录

代序【叶小文】和气东来和风西送——中国佛教“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中华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展【邵鸿】当代史学的公共面向和大众参与——对曹操墓认定风波的初步分析【黄易宇】中华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展论坛研讨的几个重要问题【李祥熙】关于中华文化在两岸传承与发展的几点思考【俞如先】台湾与海峡西岸客家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再探【蔡天新】兴化书院文化对莆台科举教育的历史影响【徐道彬】论儒学传统下的徽州学者的经世思想【陈义扬】中华文化、科文共裕与两岸和平【毛艳云 郭敏丽】藏传佛教的源流和特点【苏文菁】闽商在两岸经济文化一体化中的作用与意义【陈宜安】妈祖文化与公共善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许剑波 徐志青】正确认识中华文化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统战功效【万利民】传承中华文化精髓，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李冰】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陕西中华文化学院】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不断推进两岸发展【刘萍】加强豫台两地文化交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王远启】文化软实力与两岸和平发展【李菡 李静】以中华文化为纽带，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刘洋】浅论兵家文化与对台策略【许超宇 白树海】弘扬中华文化思想精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汪震国】推进两岸文化认同，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秦江明】论对台文化统战工作的体制机制建设【刘晓楠】儒家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华文化与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李道湘】两岸文化交流的定位、内涵和意义【金少琦 孟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浅见【卢国能】发挥传统渊源优势，扩大漳台文化交流【谢丁宁】两岸闽东文化交流先行研究【谢丁宁 郑晓勤】促进和平统一的两岸文化交流【许家鹏】从世博会看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吴心福 徐宝军 蔡清娟】增强两岸中华文化认同，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李少金】两岸文化交流重在因地制宜——从黑龙江地域文化特点看两岸文化交流【韩风春】妈祖的谐和功用与两岸的沟通交流【曹贱保】隔海相望，根系相联，互赢双胜——两岸历史与现实融合的回顾与前瞻【严子杰】华商与现代中华生态文化【陈汉洲 万世杰】中华文化与两岸民间宗教文化的源流【斯热文】弘扬草原文化与海洋文化优秀精神，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中华文化与两岸和平统【彭慧 潘国政】中华文化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于铭松】建构两岸共同的文化认同【刘强】社会记忆与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

作者简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展》汇集了众多大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华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图书封面

---

 中华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展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