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自选集》书评

留在历史中的足印

厚重的“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是近年来独具魅力的一套丛书。主编童兵教授在谈及编辑初衷时指出，这套丛书主要是为了满足三方面的需要：一是展示学科建设水平，二是系统介绍新的领军人物的研究领域及其在这些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三是为年轻学子了解自己导师的学术观点及研究方法提供一个平台。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异军突起、日新月异，入选此套丛书的作者都是第二代学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和老一辈学者一道，筚路蓝缕、披沙沥金，共同塑造了新闻传播学今日的样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自选集既描摹出个人学术成长的足迹，也于无形中勾画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当代史。举凡人文社科类的学术成果，无不是作者与时代和环境进行“潜性对话”的产物。按照当代著名思想家昆廷·斯金纳的说法，“任何陈述都必定是在特定场合、就解决特定问题而发出的，必定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意图，因而有着特定的情境，超出这个情境去认识就只能是幼稚的。”如果脱离历史语境，自选集中的文章宛若散珠碎玉，虽然不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知灼见，但是其历史价值难以判断，其真实观点也易遭误读。所以这一套自选集虽然是从历史中抽取出来、重新编排的，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最好还要有一个还原回去、连缀成串的程序。同时，如果脱离历史语境，自选集中的名家们犹如独苗孤木，尽管拥有傲岸参天的姿态，但是其独秀于林的个性特点难以把握。所以虽然每一本自选集突出的是个人，但是，恰是以其他自选集为背景，似乎才能真正领悟其卓然独立之处，做到既见树木也见森林。——从这种历史语境的角度看丛书主编童兵教授的自选集，常有字里行间、大言希声之感。按照时下流行的“学统”，童兵教授1968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1年在人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更是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可谓系出名门、学养深厚。但是自1968年至1978年十年的基层采编生涯，使他比一般囿于象牙塔里的学者更了解中国的媒介生态，更能理性把握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也更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当今这个话语泛滥、解构横行、主义满天的时代，文人的“掉书袋”几成通病，学者的“文化批判”几成习惯，研究者“坐而论道”的风气大盛，而童兵教授的文字干净、朴实，面向问题，深思熟虑，彰显出第二代学者特有的品格和风范。童兵教授将这本自选集定名为《新闻科学：观察与思考》，其实颇含深意。曾几何时，中国流行“新闻无学”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坚冰才被打破，在一代人的努力之下，至新旧世纪之交，新闻学终于由“无学”变成“显学”。但是，所谓“真理前进半步就是谬误”，从1998年发表的论文《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里，当能发现作者对新闻“显学”的忧思：把不属于新闻自身的东西当作新闻规律来研究，其实与“新闻无学”殊途同归。再细致探究，学术界倾向于区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新闻学是像文学那样向“人文学科”倾斜，还是如社会学那样坚守“社会科学”立场，实乃一个关键问题。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科学和人文的新闻观》中，童兵教授倡导科学和人文的交融，也就是既在“新闻学”中倡导科学精神，同时又在“新闻观”中持守人文蕴含，换而言之，科学为用，人文为本，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具体到新闻学研究中，他倡导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因此标举“新闻科学”，副标题“观察与思考”也浸染着实证主义的色彩。更进一步说，新闻科学之所以名为科学，乃是因为它与高飞远举的新闻哲学不同，与其说它所关注的是“应当怎样”的理想境界，不如说它更贴近的是“权且如此”的现实可操作性，而正是在现有条件下向着理想目标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方才尺积寸累地促成了我们的新闻改革。这是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这是睿智的实干主义者的选择。应该说，至此新闻学之“学”的界定才算功德圆满。这本自选集共收录47篇文章，是作者从20余年所发表的400余篇文章中遴选出来的。童兵教授坦陈选文依据不完全是文章质量，而是旨在尽可能广泛地向读者展示自己20多年来“一路小跑”所涉及的学术领域。于是这里既有洞幽烛微的新闻学基础研究，也有经世致用的新闻学应用研究；有着力颇多的理论梳理，也有信手拈来的现象分析，而一以贯之的是他对新闻科学的深刻理解。所谓“冷眼看世界、独立看人生、无畏看权威”，这些文字不哗众取宠、不人云亦云，有着独立而沉着的风骨。和许多第二代学者一样，童兵教授也是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开始学术之路的，1980年还在攻读硕士期间他就在《社会科学辑刊》上发表了长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人民报刊的思想初探》。不能不提及的是，同年另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大家陈力丹先生也在《新闻学会通讯》上发表了《谈谈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而两篇文章不仅存在着一种潜在对话关系，共同拓展深化了学术界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理解，而且在风格上各有特点，显示出不同的学术个性——如果说后者更注重抽象的理论演绎，前者则更注重产生理论的具体语境；如果说后者更擅长对话语作条分缕析的解剖，前者则更擅长对数字作翔实客观的运用。在当时风靡一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大潮中，这二位未来的大家脱颖而出，却又各擅胜场。文集中收录的第二篇论文《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历史经验》，论及舆论监督、党与党报的关系等问题，在1985年的学术氛围中是一篇有胆识、有见地、超前于时代的文章，当年有些人甚至说此文是“借死人骂活人”，为此童兵教授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本着绝不说假话的人生原则，他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以他为代表的学者们一次又一次的坚守，潜移默化地奠定了中国新闻学的未来。除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童兵教授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针对新闻传播界新变动以及党与政府监管传媒的新举措所发表的意见。例如《关于新闻立法指导思想的对话》一文发表于1989年，在敏感的舆论氛围中提出新闻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新闻立法保护公民的新闻传播自由，他指出法律是一柄双刃剑，既要保护公民的自由，又要防止和反对对自由的滥用，但防止和反对对自由的滥用，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全文立场鲜明，现在读来依然颇有启发。再比如《非典时期新闻传媒的角色审视》一文发表于2003年10月，及时总结了传媒在刚刚过去的“非典”灾害里所扮演的角色，从传媒的“缺位”、“到位”与“错位”说开去，由表及里，对公民知情权、传媒功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针对非典后期的媒体表现，不少学者一味褒扬，但是童兵教授勇于指出其中的非理性运作，批评“病房里的婚礼”、“火线入党”等报道刻意煽情，可谓有胆有识、鞭辟入里。而诸如《市场经济与新闻信息优化配置》、《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等文章，也都秉承了作者的一贯风格，用数字说话，用事实说话，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及时总结，大胆建言。结合发表时期的历史背景，不难领会其中的济世情怀和赤子之心。世上的文章大概有两种，一种如彩虹，遥遥挂在天际；另一种如春雨，紧紧拥抱土地。一种的哲理性能够超越时代，一种的实践性已经融入了时代。在童兵教授的这本自选集中，更多的文章属于后者。人们也许不该忘记，有些现在看来似乎“过时”了的文章，其实已经产生过深远影响，于是在学术史上有着不能被抹杀的价值。文本是思想的蝉蜕，历史是行动的足迹，在《跋》中童兵教授自谦说此书是“留下一串小跑的脚印”，这串脚印，已经留在了历史之中，让我们期待它的延续、以及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