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业年度报告》章节试读

《中国书业年度报告》的笔记-1 - 1

关于实体书店倒掉的一些零碎
目前13%的出版物增值税税率对于微利书业来说，负担沉重。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对书店实行税率不超过7%。
政府扶植书店早已经是全球管理。法国长期对书店免征所得税，还采用大型书店反哺小书店的政策。日版韩国制定图书最低折扣以保护实体书店。
如果传统书店在成本领先、专业化差异化无法胜出，被市场淘汰，就没有扶植的必要，但是倘若将书店纳入城市文化场所概念，书店不再只是卖书的地方，而是文化交流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应该予以关注和重视。
对新技术不敏感，对读者需求变化缺乏应对，对新的市场业态投入不足，对读者的服务意识不强，这也是书店需要面对的问题。
民营书店就是要走专业化的道路。
诚品书店在数字时代，出版社与发行商应该寻找新的方向，从作者、内容加工平台、传输与收费平台、消费者四大环节中寻找利基，其中内容加工平台(信息厂商)、传输与收费平台(电信业者/硬件加值商)是关键环节。它们应该从图书出版商转变到数字出版商，再到虚实整合的加值者。而对实体书店而言，所有的实体书店必须从顾客的角度来思考。现在的消费者希望进入何种型态的门店消费？传统专业店？大型复合店？主题式的加值型复合店？实体书店应该从产业价值链切入，从图书产业价值链再扩大到文化产业价值链。文化的范围很广，但是文化产业必须有产值，可是这个行业里有非常多人没有产值的概念。产值其实就是经营能力，面对市场变化的能力，这个跟政府跟产业跟同业无关，最重要是自己。

微博营销是一把双刃剑，只是锦上添花绝非雪中送炭，容易使得图书宣传信息极易碎片化、片段化，造成读者曲解图书本身，而读者感到宣传与实际南辕北辙，这样就会造成出版机构在读者心目中形象的受损。
目前我国图书市场除了教材之外的市场化部分约有300亿的规模，当当卓越2010年销售规模分别是15亿和10亿。
数字内容产品缺乏统一的格式，在各个分销商处获得的产品，需要在多个终端或需要多个客户端进行阅读，似乎是此前一段时间各平台均在反映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尽快出台数字出版的格式标准，修改相关著作权法，保障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尽管数字出版发展迅速，但纸质出版并没有萎缩，并不是此消彼长的态势。

《中国书业年度报告》的笔记-第5页

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地提出公益性文化单位和经营性文化单位“两分”的概念。
计划经济条件下，吃皇粮，不问经济效益，一元的线性的指向必然导致出一元的市场，产生落后的精神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尖锐矛盾，内支外绌、捉襟见肘、弊端丛生、干疮百孔。是时，文化逻辑的过分被强调，事实上更多地演化成了单一的政治逻辑，线性的指向注定了其“主业”上日渐贫瘠，“文化”上归于假、大、空，经济上归于“一穷二白”的宿命。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的书业体制改革，对其商业逻辑、经济站位、产业属性的认知和强调，对其书业政经、书业产经、书业财经的脉动的把握和掌控，使得出版业脱胎换骨、天翻地覆，产业壮大、产品丰富、市场繁荣，有目共睹。然在一派喧嚣躁动之后，蓦然回首，客观冷静去看，我们又十分遗憾地发现，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一种倾向正在掩盖另一种倾向，文化，那种业界、业者印入骨髓、引以为豪的职业荣光，在一些部位、一些人那里，正在逐渐黯淡，乃至渐行渐远。要GDP，要形象工程，要统计报表、要卖点要票房，也许，就其商业逻辑、经济效益和产业发展本身而言，都没有错，都无可厚非，但危险在于，我们有可能正在滑向另一种线性的、单指向的、一元的“指标体系”：价值缺失、诚信缺失、唯利是图等甚至伤天害理的出版取向、出版行为、出版产品，所在多有，相当量的文化残品次品废品赝品、文化垃圾乃至毒品，正在对文化、精神、价值观、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等文化业、出版业所赋的本质属性、本质要求实施无情的阉割、戕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文献反复强调的重点之一。这当然也是2012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业界、业者必须直面的现实。
有人疾呼：重塑文化；有人吁请：让文化的回归文化。无论如何，作为作用于世道人心的出版，“文化”二字的分量，必须永远有自身的高指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解决方案是，一方面，业者自省自律，一方面，政府、政策层面应体现其矢志不移的“国家意志”，不要有意无意地将文化“化外”，同样不能让商业逻辑变成单一的商业指挥棒，漫天而舞，耀武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