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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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人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ISBN:9787800797187
作者:马寅初
页数:45页
书籍目录
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十、几点建议
作者简介
《新人口论》由马寅初编写。《新人口论》作者针对我国人口增殖太快、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新人口论》共分为十部分，主要包括：我国人口增殖太快；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错误及破产；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几点建议。
马寅初先生通过对人口增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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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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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把他心目中的人口问题阐述的简洁明了，有破有立，虽面对的再现实不过的问题，但如果只当是学术探讨，相比也不会众说纷纭，却又止步于当时吧。
撇不开的“政治氛围”，是最大的时代背景，赶上了“双百”的年份，能这样著书立说，已算是运气颇佳。
几十年后回望，很多人惋惜若是早听马老的建议该多好，历史容不得假设，况且这个“实践”后的结论，算不算检验了“新人口论”的真理性，同样需要探讨。
任何人都有想象的局限；完全脱了缰的，就成了怪诞。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本质剖析清晰透彻，却料不到，万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会调整；马老谈了人口与农业、工业、科技、文化的关联，有理有据地推论人口暴涨后的困顿，却也没料想到市场本身就是一种遏制人口增长的力量。
另外，《失业问题》读起来很意思，一种发自真心的家长式的关怀与责备，但也让我下意识地想起了《一九八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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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计划生育”日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
首先厘清一个概念：计划生育。叫喊着“废除计划生育”的人没分清楚“计划生育”和“强制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差异。计划生育是针对现状和未来而制定的全部人口繁育政策，不同的时间地点内容是不一样的——咱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就有一个来自《国语》的故事，讲的是吴越相争，勾践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力和兵源，奖励生育，鼓励早婚。这就是早期计划生育的一个例子。“废除计划生育”（其实是废除一胎化）本身就是一种计划生育。
新中国的人口政策走过很大弯路。内战结束后婴儿潮加上全面照搬苏联政策，开国前几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差不多都是1.5%以上，中国不同于苏联，人口密度本来就很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1957年一大四中全会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主张适度控制人口（提倡晚婚晚育和节育，但是反对堕胎），提高人民素质。当时他的观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随后是灾难性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一方面马的学说作为右倾思想被抛弃；一方面决策层看到农业卫星越放越大，觉得粮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认为节制生育不合时宜；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人口增长率骤减。几个因素综合影响下，控制人口的声音随着马寅初被打倒而消失，中国人口再次走上高速增长之路。虽然政府内部也有人觉察到潜在的人口危机，但是忙于倾轧的中央政府一直未就人口问题拿出有成效的措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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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插一句，我觉得当年鼓励生育还有个原因。六十年代太祖的军事思想是：三战不可避免，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出于这种考虑，多准备人口应付核冬天也不失为一种策略。当然，他的判断大错特错，这都是后话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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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共和国前三十年时期结束，邓公上台，中国人口已经有九亿多（1978年数据）。不但太祖时代的“多多益善”已经无法继续，就连马寅初的主张（两胎）也显得不合时宜。为了扭转局面，强制一胎化政策正式出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巨大人口压力和数十年后才会到来的老龄化问题之间，身为实用主义者的邓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因为还有更多更大的问题在等待着邓的继任者们去解决。
现任当局在人口问题上还是表示出了一定的灵活性，比如有条件开放二胎。但是这样的灵活性还是显得不够（考虑到本届决策层都是些只会萧规曹随的主儿，这点灵活也算难能可贵），他们或许是担心人口政策被泛政治化解读从而勾起诸多路线斗争的公案吧。
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高峰，未富先老正在成为我们即将面对的现实。中国的人口政策该走向何方？这是个两难的问题。
即使放在今天回顾，五十五年前马寅初先生提出的理论仍然有很高的价值。若是贵党少些内讧而纳马氏之言，今日之中国必是另一个局面。 -
前天闲来无事上网，看见有个激进的马寅初拥护者说：马老的人口论无错，引火烧身的是他在一个愚蠢的时代里，执着地把真理讲给蠢人听。我逗他：别忘了这书上不全是真理，还有小半本政治，比如与马尔萨斯划清界限，歌颂马列毛周、人民公社。他过了许久回复：学术本来是应该与政治分开，可是在那个时候，他的辩驳是趋利避害的大智慧。我便不再理睬他，激进的人难免极端。在计划生育政策逐渐为人权妥协而松动的今天，重读《新人口论》对于国人来说的确很有必要，一来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瓜熟蒂落的过程，二来感受马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敢言”的大无畏科研精神，三来将这些深入浅出的事实与常识作为今天的警醒与借鉴，此乃最重要的一点。本书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改变人口数量，主要通过计划生育；改变人口结构，提倡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调配工人与农民的比例；提高人口素质，使农民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并解决数量与质量的冲突。
马老的著作优就优在结构清晰。本书从大背景开始谈起，简要介绍了农业合作化生根发芽、矛盾已从阶级转向生产、资金多用于消费而不是积累、重工业不发展社会主义难以实现等。这几点都是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的现象， 于是马老顺藤而下，指出人口过快增长的事实。书中记录了1953年静态观察的数据，6亿193万8035人。预估每年增长1200至1300万人，增长率千分之二十。城市增值率高于农村，上海一市增长千分之39。列举具有极强说服力的精确数据后，马老解释了人口膨胀的原因：一国家分配工作，工作不愁，婚事也不愁了；二信仰危机，尼姑和尚还俗，增加可生育人口基数。我以为，这两个解释暂时欠缺数据支持，且没有对比分析，所以主要基于社会学的想象力，很难站得住脚。三国家政策扶持，孕妇拥有了民国未有的产假、正规接生的卫生所，幼儿有了公费入学的托儿所及教育环境，养老金保证了寿命的延长，减少了老人的死亡率，另外，一胎多婴还有嘉奖。这一点虽然有拍马屁求自保的嫌疑，但在强大的统计数据面前，还是可以被信服的。四没有灾难战争，秩序相对安定；五多子多福的余旧思想。在中国，谈论人口增长，必定要涉及到传统文化层面，思想观念作为内在驱动力，比市场自由发展还要难以控制和改变。后面接着谈消费与积累的平衡问题，马老的观点是，消费太小，人民生活不改善，积累太小，降低扩大再生产的速度，从中嗅出马老无处不忧国、无处不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可是把它穿插在人口增长的原因解释及确立理论基础的中间，我觉得很费解。论调必须先破再立，于是乎马老花了很大的功夫批判马尔萨斯。马尔萨斯人口论建立在粮食与人口的增长速度的赛跑上，他的目光也许不如马老那么长远，未曾想到科技会让粮食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他的脑袋也许比马老狡猾，制造出掩盖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错误的理论，将一切灾难推给个体自身的消长衰亡，这理论未必能使马尔萨斯名利双收，不过文化大革命要是发生在英国，他是一定不会像马老这样惨的。否定了马尔萨斯对人口前途的黯淡估计后，马寅初先生提出他的基础理论：控制人口与知识的传播率、劳动生产率有关。文化素质的提高不仅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还能带来生殖力的降低，因为脑力劳动者有各种娱乐的渠道代替性欲发泄，大多把生儿育女看做包袱。做好一切的铺垫后，新人口论意欲号呼的口号应运而生：人太多后果堪忧。具体的后果马老不胜其烦、苦口婆心地一一罗列：房子拥挤、补助金开销大、妇科病增多、孩子得不到必要的营养和教育、影响妇女工作进取心、工作岗位难以调配。这些与个体生活休戚相关，但更严重的大方向竟也要受人口问题影响。在经济上，人多会影响重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根据马寅初分析，人口膨胀会增产粮食作物而缩减经济作物，缺少了经济作物作为轻工业的原料，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展重工业，会使社会主义道路受阻；另外经济作物的减少会影响出口的货物量，先进的重工业机械化产品就根本无法作为交换物进入国内。在政治上，会影响工农联盟的稳定性。农民是生育大潮的主要群体，人口基数与增长率大大高于工人，而工人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农民，故两者的工资差距不能维持公平的状态，经济上的不公平势必带来地位的偏斜与阶级间的冲突。在文化上，人多使科技发展滞后，还会带来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导致思想问题多、生活问题多、工作扯皮多、官僚主义多、窝工浪费多。这一切人口问题的严重后果，逐步推进，层层深入，都反证了实施计划生育的紧迫性。最后，马老也不忘提出简单却有效的对策和建议，以保证提案的完整性。一是做好人口普查、追踪数字的动态变化；二是以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来改变生育观念，先宣传，后修法；三是倡导科学避孕，摒弃人流。有了如此清晰明朗的结构做画框，配上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的笔杆，仍旧不是一幅佳品，《新人口论》的出彩还在于绘画技巧。
下面谈谈本书写作的方法是如何聪敏地为论点添彩的。最明显的，就是理论与实践，即理据，不分家。马老每提出一个观点，支持他的一定是庞大的数据，不论是实际调查的，或者仅仅是预估的。比如，说到人多影响轻工业发展，附表中就有1953年至1955年国内各项轻工业的产值对照表，可以非常直观而且清楚地看到，陶瓷、火柴、油脂、肥皂、香料、化妆品这些依靠原料大量供应而运作的工厂，全都是一路下跌的态势。再比如，预估的数据有人口的年增长率等。建立模型也是马老的一处小智慧，在阐述现今生产力不足以养活众多人口时，马寅初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构建了仓库模型，估算出每年需要1200亿万斤粮食，假使每个粮仓可以容纳7万吨粮食，并且7天就可以自动化翻晒一次，共需要857座，它们才勉强可以在四季供应充足的粮食，可25亿5000万元的资金没有着落，钢筋混凝土也没有技术支持，这样就否定了地大人多物博的观念。另外，他善于抓住人的心理来增加建议被接纳的可能性。政府爱听建议而不是意见，尤其不喜欢直接交锋的谏言者。马寅初利用来华访问的专家陈翰笙的口吻，指出我们国家的问题不是在生产关系上，换言之表达了对人民公社制度的赞赏，然后再提出问题出在生产力上。
然而，这些都并不能成为将《新人口论》捧上神坛的理由。因为，以挑剔而客观的眼光来检验它，依旧有些许纰漏。在思想内容上，马老把人口问题看的过分严重，并始终认为它是制约社会主义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他为基数最大的农民群体分析，却忽略了城市人口的发展状况，为整体国民做普遍状况的研究，忽略了拥有文化习俗差异的少数民族。另外，这本小册子仅仅停留在呼吁的泛泛而谈阶段，很多问题不够区域化、不够具体化。《新人口论》的生动形象归功于想象力，但是不严密的论证同样出自想象力。有人说，对于历史的产物，当今的人只能解释，不能评价。可我认为，此书属于科学范畴，只要是科学的产物，就受得住不同声音的质疑，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能检验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特别是带有预言性质，提出对未来危险的防范措施及建议的著作的，唯有时间而已。在二十一世纪翻看《新人口论》，马老的回眸依旧目光如炬，犀利而坚毅。马寅初睿智的指出了三峡大坝带来的经济效益大于破坏生态的后果，提出应当由知识分子将农业经验编纂成册来广泛传播，并且向家务劳动者提倡节俭。这些已被实现的预言，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显得尤其具有前瞻性。对科学成果的尊重拷问着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对真理的接受程度决定着航行的大方向。大实话不好听不中听，也永远缺少耐心聆听的人，或因为无知，或因为妒忌。只有当预言变成现实，人云亦云的大众才会拍手叫好，可惜了科研工作者勤勤恳恳研究的成果和满怀社会责任感的赤诚之心。马寅初绝不是深山老林里的先知，掐指一算就能道出天下大事的变化，他只是个风雨里苦撑来的渡船人，勇敢地和海浪搏斗，兢兢业业运粮食，不愿运鸦片烟，未曾想，这一杆，还真把船撑到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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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就知道马寅初，是因为群众运动。后来有句话：批了马寅初，多增5亿人。
不过真的对马寅初的人口论有所了解，也就是近日读《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的提出
按照本书资料，1955年，70多的马寅初鉴于中国人口快速增长，在人大会议上即提出他的观点，但会议组鉴于苏联当时鼓励人口增长而将其议题压下。
1957年3-4月，人口问题有所松动，马寅初在1957年3月31日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谈了控制人口问题，4月末接受文汇报接着采访再次谈了人口问题，在《文汇报》发表该采访的当天，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对师生就此讲话。
1957年5月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马寅初发表了他的人口论，并在5月9日《大公报》发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马寅初讲话《新人口论》。后又于1958年2月10日发表《有计划的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其后，财政出版社出版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其中包括《新人口论》、《关于<新人口论>的说明》、《失业问题》等。
此后，批判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多。1959年，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为什么强调人口质量》、《附带声明》（包括“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和“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1960年初又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
这就是本书的内容。
就在1960年1月4日，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居家赋闲。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才没有受到致命打击。
直到1979年，马寅初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兼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92年，百岁老人马寅初离开这个世界。
马寅初的主要建议
1、普遍宣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
2、适当时候修改婚姻法，推迟婚育
3、以行政力量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一对夫妻两个孩子
4、计划生育最重要的是宣传避孕 -
就是放在今天来看，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还是很有价值的。他提出的控制人口不能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从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生两个孩子的，生三个及以上就征税。但是由于后来实施政策事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才不得不规定只能生一胎。如今的“单独二胎”政策也是人口控制，人口控制就是有计划的生育，使人口与社会力量达到一个平衡。在50年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不得不说马寅初高瞻远瞩，勇气可嘉。这个理论从宏观上阻止了很多矛盾的恶化，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很多人惋惜说如果早实行会少更多麻烦，更早受益，但这也是我们回望历史的车辙后跳出了当时时代说的话，历史没有假设，就像社会发展后的今天，养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我们不会再盲目的追求“多子多福”，当时的马寅初也不会想到这一点。
另外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用事实说话的严谨的科学精神。本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和具体例子来论证论点，没有空喊口号，唠唠叨叨。人文学科也是需要严谨精神的。把政治问题道德化，把经济问题道德化，追求形而上而不是踏踏实实的列数据讲道理的人现在也大有人在，不做调查不做探究和思考，盲目“愤青”也是很多人的通病。严谨不仅仅是学者的基本素养，科学精神也应该成为浮躁风气的克星。同时这篇文章语言通俗，逻辑严谨，论点鲜明，论据详细充分，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十分荒谬的观点论证得流畅有力，让人充分感受到了人口控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但是，马寅初也有他的历史局限，在文中他花了大力气来辨明自己与马尔萨斯的不同，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他在当时政治制度下的如此做法，但他也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过于强调了重工业的重要性。虽然他提到了要重视人口质量，但是没有深入的谈。质量具体指什么？怎么提升？与数量控制的平衡如何做到？有什么益处？都可以再深入的分析。而人口质量的重要性不逊于人口数量控制的重要性，提高人口质量本身也可以控制人口数量。而且他只看到了人口数量，没有重视人口结构的分析，没有做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调查，这都是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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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薄的册子，在往来于学校与单位的地铁里透着人缝看完的。合上书，眼前就是北京早班地铁里壅塞错杂又望不到头的人群，忽而觉得手里的书既有它的骄傲，也有它的悲哀。
马寅初先生的道理说穿了只是两点：事实和常识。五十年代中国的人口和经济都是骗不过眼睛的事实；理清两者的矛盾，也就腾出片刻常识的功夫，想一想就通。
更兼马寅初先生爽如哀梨、快若并剪的一支健笔点化，即便如我这般与经济学隔膜如山的人也觉得探出了条幽微的小径。
只是，在那个到处都是卫星的时代眼见得多少事实，而一群狂热到自信可以破除一切传统的人群又惦记着多少常识？
所以前些年梁文道的新书取名《常识》，我感到意外的惊喜而又格外的难受。这几乎是击到了中国的软肋上：我们，多久没有谈谈常识了？
如果说过去的我们是被规训得没有了常识，那么现在，一个中奖电话就骗去了好多人一辈子积蓄的时代，你说金子那亮堂堂赤裸裸的诱惑把常识都碾碎成了什么？
当然，事实和常识，总像最坚实的河床，喧嚣一时的浪花过去后，河床都会袒露出它沉稳的胸膛，不过，那条河已然被糟践得可惜了，剩下些侥幸留下来的生命，挣扎着也成不了气候。顾准、穆旦一类的人物刚刚见着光亮的世界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季羡林、杨宪益一类真熬下来的，除了四下无人的呐喊几声，也被眼睁睁看着用生老病死捎带走了多少故事。
当然，像马寅初先生这样高寿到足足一百岁的人，实在是风风浪浪里苦苦撑过来的渡船人，这一竿子，还真把船撑到了底。不过暮雨时分，不知道老人能否像《边城》一样有个可以说说故事的翠翠，想来那些故事都该流成一条长长的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