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归“魁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ISBN:9787801905086
作者:潘乃谷,王铭铭 编
页数:301页
内容概要
王铭铭，生于1962年，福建泉州人，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对社会史、乡土中国研究、城市文化史也进行了有影响的探讨。著述除了社会人类学理论述评之外，还有《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1998）、《逝去的繁荣》（1999）、《王铭铭自选集》（2000）、《草根权威》（2002，英文，合著）、《漂泊的洞察》（2003）、《走进乡土上》（2004）、《溪村家族》等专题性学术论著及随笔。
书籍目录
上篇 记忆
忆魁阁 费孝通
从禄村到魁阁——1938-1946年间的费孝通 大卫·阿古什
我在“魁阁”的日子 许烺光
魁 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谢 泳
“魁阁”的学术财富 潘乃谷
魁阁的过客 王铭铭
从“魁阁”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马 戎
研究部之灵 杨圣敏
下篇 重访
重访云南三村 费孝通
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 王铭铭
人看我看我们——读费孝通的Earthbound China和《云南三村》 于长江
从“小村”回望“三村”——一个“连锁故事”的整体写法 朱晓阳
禄村农田的经济与象征 张宏明
大理喜洲的地方与超地方仪式 梁永佳
芒市傣族的“摆”与交换 褚建芳
编后记 潘乃谷
作者简介
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几所大学旅迁昆明后，“魁阁”这座曾被人们用来供奉魁星的古楼，便成为费孝通引领下的一小批学者的工作场所。在“魁阁”，一小批优秀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在一个艰苦的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中创造出了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后来作为人文区位学(社区)研究的典范，得到国内外同仁的广泛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 “魁阁”也许又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一个可以被称为“时代”的东西。
在“魁阁时代”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这本混合了各种记忆的书籍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以往成就进行了继承与反思，对前辈学人在艰苦年代中表现出的学术热情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给予了纪念。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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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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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些当事人的叙述，我合上书，抬头望见的是房间的白色墙壁，忽然想问：他们怎么就这么相信自己做的是有价值的呢？要知道，他们聚集在魁阁埋头社会研究的那几年，正是对日抗战的几年，许烺光从英国回来才到昆明的第二天，就遇到空袭，炸弹落在离他10~15英尺的地方……我要说的重点不在这里，我好奇的是，从清末就开始的实业救国的风气，他们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当他们在枪林弹雨的尾声中去访问那一户户踏实生活的人家时，当他们看到农人们在农田里忙碌或在田埂上抽着长长的旱烟短暂歇息时，当他们听到婴儿的啼哭、农妇的怨怒、老人的叹息时，有没有那么一刻，他们觉得——一点点疑惑？我又是谁？凭什么要过问人家尽管琐屑庸碌却也自在平实的生活？我觉得当事人有意回避一个话题：两个字，经济；一个字，钱。费孝通压根儿没提钱的事儿，我边看就边纳闷，这些大男人们扎堆聚在一起，在外人看来不过就是闲聊不务正业，他们怎么还这样得意呢？还是外人解答了我的疑惑，原来是有经费支持的。经费有多少，文章倒没有说得很具体；但生活潦倒的时候，连费孝通也想要出家做和尚的，甚至将自己的这点感受上升到文化理论上去，怀疑“宗教的禁欲主义是否产生于逃避这种牺牲的自私心”，这里所谓的“牺牲”，指的是费当时初为人父时的劳累辛苦。“当他听到他的房东去年盖房子花了那么多钱时，大吃一惊，他说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无知的人突然发家致富。”还有人抱怨说“教授的收入连一个黄包车夫都不如。”我想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很有自知之明地不会再说出这样令人耻笑的话来了吧。不满意自己的薪水的，可以下海赚钱；赚不到钱的，也只好苦笑或装清高，当然不排除有真清高的知识分子，但我怀疑苦境里的清高其实不是天然的人性。我们下田野做调查，对这些早已看做是稀松平常了，前段时间去广东一个农村，一个60多岁的村长，说自己的资产有三千万，分给他儿子的那部分还不算在内。就连我自己的家乡，资产过亿的“无知的人”也不止一两个，更不要说浙江农村了。谁有资格说他们是“无知的人”？反正我觉得他们是极有头脑又肯干的聪明人。就算不是这样的亿万富翁，哪怕是“黄包车夫”一类的人，我都觉得他们是踏实的。我常常羡慕他们。我在田野里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欣赏乡土中国这一种最平实可敬的人世风景。可这些战时的知识分子，他们却常常是有抱怨的。他们一面做人家的调查，一面又对人家显示出自己的愤愤不平之气，他们实际是还没有从旧式文人习气中走出来的一批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毕竟形成了一个学术小团体，而且是西式的，他们似乎从不怀疑自己这种研究的价值，这种观察人家的生活，记录人家的生活的工作的价值。今天把这类“研究”称作“应用型研究”——我实在怀疑“研究”二字缀在“应用”一词之后的正当性。其实我觉得这类研究实在是滞后型的“研究”，说得难听一点简直就是给人家擦屁股的所谓“研究”。有太多因素左右着当今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真正是“日”新“月”异啊——的科技，强大武力支撑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爆炸式的网络媒体信息……更何况，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们，实在已经被这一切——金钱、财富、权力，等等，收买了，屈服了。于是，在强大的体制面前，我无话可说了。 -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李煜《浪淘沙》了解费孝通教授或者中国社会学史的人大约知晓，云南呈贡有一座魁星阁，距今60多年前，它见证了中国社会学乃至中国知识分子一段平凡、扎实而又峥嵘的岁月。在这段岁月中，这些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是，头顶时不时遭遇日本人敌机的突然轰炸，手里拿着和车夫不相上下的工资待遇，艰难地往返于魁阁与田野调查之间。然而，正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成就了一段足以令后人荣耀却又扼腕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因为这注定被铭记的历史只有短短的6年光景。有学者将这些知识分子看成是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它具备较为扎实统一的学术传统与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被它的后辈们亲切而带有敬仰意味地称为“魁阁”。“魁阁”时期的知识分子至今没有准确的名单，根据多种回忆的文字记载，大约在十几人上下。作为“总助手”的费孝通与林耀华，其思想与学术已享誉国内外，然而，除此以外，大多的“魁阁”参与者，或在52年科系大调整后沉寂，或于解放前远走海外，历史的“选择性”淡忘或许成为他们共同的命运。请允许我在此，一一列出其中几位成员的名字：张之毅（1917-1987）、田汝康（1916-2006）、史国衡（1912-1995）、谷苞（1916-2012）、许烺光（1909-1999）、瞿同祖（1910-2008）、陆云逵（1904-1944）...他们一半以上都拥有博士阶段的欧美留学经历，但学成之后，既没有留在国外，也没有因势而加官进爵，反而不约而同地来到云南呈贡，这个凋敝却又充满憧憬的地方。在这个相对学术自由的一隅，每个人在做完阶段性田野调查后，无论年长者还是年轻人，都在“席明纳”（seminar）中为不同的见解争得面红耳赤。正如陆云逵所言，“我们不是没有辩地不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然而，这种对学术的向往不是没有代价的。陆云逵便是在魁阁中结的婚，但新婚才三天，便托人将妻子送回老家。他的第一个女儿也是在他“魁阁”时期病死的，他却成为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人。伴随着挥之不去的内疚，他依然奔走于偏远的边区，最后累死在了抗争胜利的前夕，情形很惨，他的朋友喟然叹道：“宁为治世犬，毋为乱世人。”至今，仍有人对“魁阁”提出异议，认为在前方“吃紧”的情况下，一群学者不务正业地做着学术调查。然而，我认为，这群人才是当时中国少有的清醒与冷静的知识分子与践行者，因为他们已经想到了抗争胜利之后的事。正如费孝通所说：“在抗日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将来建设成怎样的国家，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单靠“进化论”思想来救中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面临着一种“大绝望”；胡适也同样看到了这点，认为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里的“问题”不是日常生活各种操作性的问题，而是属于中国的真问题。“魁阁”的知识分子并不“先验”地带着任何主义，而是“轻装上阵”，去探寻中国固有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来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宝贵的依据与思路。“魁阁”另一个弥足珍贵之处，便在于对待西方社会科学思想与方法的态度上。当时“魁阁”的成员多运用社区研究与田野调查方法，而这两者都源自于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术经验。用4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前辈吴文藻的话来说，“应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试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社区研究能以解剖麻雀似的方式获得详细定性关系，而田野调查的实地性又给于这种方法以准确与真实性。这两种工具的融合，并非依靠既定的理论，而是更好地在方法上帮助中国知识分子科学地去记录与发现中国社会。“魁阁”时期，田野调查后，硕果累累：费孝通与张之毅的《云南三村》、史国衡的《昆厂女工》、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许烺光的《喜洲调查》等等，堪与欧美同时期学界的作品比肩。实地调查的结果与欧美为代表的现代性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这也促发了“魁阁”知识分子的理论反思。要与西方的理论形成对话，首先，需要总结出属于中国本土化的思考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消暇”观、富有宗教转世色彩的“摆”与“本主”崇拜等，都在“魁阁”时期运用相似的调查方法下，给出了五彩斑斓的“中国化”的社区研究结论。1946年后，这种在同一时间截面的不同理论思考，也有了纵向理论概括的“余温”，只是这种“余温”的生长显得那么地微弱而孤独。费孝通后续的《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的见解，皆得益于早年与“魁阁”时期扎实的微型社区调查。更被国内学界所忽视的是后期两位远涉海外的学者作品，许烺光的《祖荫下》与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三位高寿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家将乡土社会、家族制与中国法律进一步抽象化，部分完成了吴文藻倡导的“获得一种新综合”以及“魁阁”的最终使命，只是这种兼具中国传统文化领会能力与西方理论视野的学者，似乎已成绝唱。“魁阁”能够得上弗里德曼所称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费孝通对“魁阁”作品的翻译与推动东西的双向交流上。社会学以及其理论与概念多是西方“舶来品”，那么要让中国化的社会学走向世界，只有使其变成中国的“输出品”。1943年，费孝通远赴美国访学期间，着手将《云南三村》翻译成“Earthbound China”，将《昆厂女工》翻译成“China enters Machine Age”。从翻译的名称中可以清楚发现，费孝通就着西方人的理论“口味”意译了作品名。而且，在篇幅和内容上，也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调整。站在西方人的认识角度上，将自己变成一个“他者”，描述着一个“陌生而详实”的中国。以此，才达到了“人看我看我们”的效果。“魁阁”被中国社会学者乃至中国的知识分子忘却也许是有理由的。从自身而言，无论在民族情怀、学术激情与学识素养上都远不如他们；而从理论与方法上，通常认为“魁阁”的功能主义理论已是“陈年旧货”，哪比得上前沿的理论来得吸引人。这种过分的自卑与自大使我们在社会学中国化乃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道路上深陷泥沼，不能自拔。一个独立的学术集团心路历程与理论的中国化之掠影，已毕具于君前，当见贤思齐，如能有所超越，更使人欣慰。当代的社会学中国化可能需一个甲子来沉淀，也可能需一个百年来实现，可以选择不问终点，常问新的起点，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
前几日看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历史上各个时代》一书，才发现“席眀纳”是兰克先生首创。原来一直以为是马老师（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发明的新玩意。因为在费老的多本著作多篇文章中屡次提到了马老师的“席明纳”。以至于我以为“席眀纳”是人类学的专利，这就好比用“博厄斯比喻兰克实在是太高看了人类学”，但谁让我们最好“比较”这口呢？博阿斯比兰克和神马大核民族比盐荒子孙这样的“比较”还是靠谱的多了。这不，我又开始比较了？“席明纳”是英文seminar之音译，seminar原意是研讨班、研讨会，强调“讨论”的意义。席明纳主要指大学中的学生老师参与的讨论会，不如conference正式，也不是workshop强调动手动脚。从费老的文章看，马老师的席明纳是师徒几个聚在一起讨论若干学术问题，重要的是，讨论不讨论，一个老师是核心，不多，不少。马老师的席明纳气氛应该较为轻松，也许兰克的席明纳更加严肃一些，这与老师的性格脾气有着较大的关系。费老从英国回来后，在云南呈贡县古城村魁星阁组织了一个“席明纳”，就是后来被若干中国社会学史或者中国人类学史津津乐道的“魁阁”。当然费老的席明纳和兰克先生及马老师的不同，因为社会学需要动手动脚，自己得去跑跑才能拿到所谓的“第一手”资料。而兰克先生的历史学理想必然是“坐而论道”的思考“与上帝的关联”，马老师可能也想带着一帮学生出去跑跑，但可惜马老师的时代，人类学还是研究所谓“遥远的”、“落后的”、“奇异的”社会，需要长时间的跑路和一年半载的蹲点才能得出“科学的”答案，显然当时条件不允许。费老赶上了西南联大的好时机，加上云南本来就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念念不忘的地方，于是将seminar和workshop合二为一，既坐而论道，也动手动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席明纳”。斗转星移，西南联大消失后席明纳也就成了回忆中念叨的内容，苏式学术是不太喜欢席明纳的。直到当年“魁阁”中大部分人物阴阳两隔的时候，席明纳得以复辟。当然此时费老非彼时费老，这得益于费老50年代补课比潘光旦等老先生补得多补得好。加上“席明纳”被这时注入了中国特色的“学会”，于是这个新“魁阁”在规模和规格上远远超过西南联大时期的动手动脚。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兰克式的席明纳早已成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只有一点被无限放大，就是“坐而论道”的精神。再后来有一位费老的校友，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横空出世。他试图复原“魁阁”的理想。但理想与中国特色的拨接中，尤其是在兰克式的还是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精神内涵和中国特色学会及新“魁阁”的互相妥协上存在着诸多技术性的难题。而能够解决这些难题的方式只能是借尸还魂，毕竟此时费老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费老。于是他发挥自己高产的特性，首先从高端研讨班开始复兴“魁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也经历了费老的西去，甚至经历了各种文人相轻所引发的悲剧，这个“魁阁”部分的解决了内涵与实质这个艰难的命题。但也导致了高端化的研讨使得学生位置彻底边缘化，有可能进一步导致高端化的自娱自乐而学生们只能是特罗布里安岛（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航海者》的调查地）上那些遥远的他者。当然这个时代已经从“魁阁”复辟时“百里挑一的中专生”发展到了“一个板砖砸死三个蚁族”，这或许与兰克的学生布克哈特“发展就是人与人为了获得不平等地位而不停斗争”的著名论断相悖。今天环顾当年继承老“魁阁”主要人脉的魏公村，直观的感受是中国特色比席明纳多，坐而论道比动手动脚多。魏公村的悲剧主要在于只继承了“魁阁”的人脉、资源而没有继承制度；只继承了学生老师三五闲谈的形式而没有理解兰克先生和马老师的精神。不过魏公村还是有一条断断续续的线索，在《重归“魁阁”》一书中，魏公村一位靠两本书打江山坐江山的教授提到了几个细节：费老的传记作者奥古什来魏公村搜集口述史材料时，提到了西方一直以为50年代魏公村研究部时期费老和诸位先生经常“争论”，该教授随即否认。按照中国特色的阿多诺否定性辩证法原则，奥古什的论述可能更为接近于事实。虽然魏公村的研究部的起源是苏式制度和英国思想的杂交，这一杂交的产物爆发力极强，诞生之初就主导了那次令马老师都要叹为观止的大调查。但他的致命缺点却和骡子一样，没有繁殖的能力。当调查过后气候突变，曾经强大的骡子很快奄奄一息。虽然后来气候逐步转好，但骡子已经廉颇老矣。当新“魁阁”轰轰烈烈的复辟时，这头骡子却从一栋复古的楼房搬进了一栋苏式建筑的六层，并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骡子死后被分成好几块，而且越分越多，因为原来的家庭相当户主的人越来越多，加上有计划生育和家庭联产责任制带来的好处，魏公村这一大户逐步分成了几个小家庭。这几个小家庭和附近几个村子的家庭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虽然没有了当年强大的爆发力，但有了计划生育的权利和能力也不错，只可惜由于遗传，生育能力不强。当然，今天魏公村村里好像又出现了几群没事爱瞎扯的闲杂人员。他们由于不够高端，因此和新“魁阁”万万不能比；又由于不爱补课，因此没有怎么自学中国特色。他们似乎听说过兰克先生和马老师，也看过一点费老、费老的校友和教授的文章。他们听说兰克先生从亚瑟王那里继承了一个圆桌，后来被其他人弄丢了。可惜他们没听过帕西法尔寻找圣杯的故事，也没有什么见贤思齐的心思，于是用又本又懒的方式闭门造车造出了一个圆桌，开始围着这个圆桌吹牛X，吹着吹着就以“烟酒生”自诩。他们还经常找一些读过兰克先生和马老师书、见过费老尊容以及参与观察“魁阁”重建过程的前辈们请教，他们最爱提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席明纳和魁阁、西南联大和魏公村会有各自的命运？”前辈们的回答，有时候也让他们失望。其实，兰克先生早就给出了回答“因为每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
精彩短评 (总计3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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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布克哈特就知道 -
把相关的文章和资料汇集起来，方便利用，如此而已。 -
他提了什么咚咚，是人类学的捏？ -
我也弄错了一个人，呵呵，不好意思。
只身深入凉山的是杨成志，不是林耀华。 -
但是老张某种程度上也误读了布克哈特 -
前几日看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历史上各个时代》一书，才发现“席眀纳”是兰克先生首创。原来一直以为是马老师（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发明的新玩意。因为在费老的多本著作多篇文章中屡次提到了马老师的“席明纳”。以至于我以为“席眀纳”是人类学的专利，这就好比用“博厄斯比喻兰克实在是太高看了人类学”，但谁让我们最好“比较”这口呢？博阿斯比兰克和神马大核民族比盐荒子孙这样的“比较”还是靠谱的多了。这不，我又开始比较了？
“席明纳”是英文seminar之音译，seminar原意是研讨班、研讨会，强调“讨论”的意义。席明纳主要指大学中的学生老师参与的讨论会，不如conference正式，也不是workshop强调动手动脚。从费老的文章看，马老师的席明纳是师徒几个聚在一起讨论若干学术问题，重要的是，讨论不讨论，一个老师是核心，不多，不少。马老师的席明纳气氛应该较为轻松，也许兰克的席明纳更加严肃一些，这与老师的性格脾气有着较大的关系。费老从英国回来后，在云南呈贡县古城村魁星阁组织了一个“席明纳”，就是后来被若干中国社会学史或者中国人类学史津津乐道的“魁阁”。当然费老的席明纳和兰克先生及马老师的不同，因为社会学需要动手动脚，自己得去跑跑才能拿到所谓的“第一手”资料。而兰克先生的历史学理想必然是“坐而论道”的思考“与上帝的关联”，马老师可能也想带着一帮学生出去跑跑，但可惜马老师的时代，人类学还是研究所谓“遥远的”、“落后的”、“奇异的”社会，需要长时间的跑路和一年半载的蹲点才能得出“科学的”答案，显然当时条件不允许。费老赶上了西南联大的好时机，加上云南本来就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念念不忘的地方，于是将seminar和workshop合二为一，既坐而论道，也动手动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席明纳”。
斗转星移，西南联大消失后席明纳也就成了回忆中念叨的内容，苏式学术是不太喜欢席明纳的。直到当年“魁阁”中大部分人物阴阳两隔的时候，席明纳得以复辟。当然此时费老非彼时费老，这得益于费老50年代补课比潘光旦等老先生补得多补得好。加上“席明纳”被这时注入了中国特色的“学会”，于是这个新“魁阁”在规模和规格上远远超过西南联大时期的动手动脚。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兰克式的席明纳早已成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只有一点被无限放大，就是“坐而论道”的精神。
再后来有一位费老的校友，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横空出世。他试图复原“魁阁”的理想。但理想与中国特色的拨接中，尤其是在兰克式的还是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精神内涵和中国特色学会及新“魁阁”的互相妥协上存在着诸多技术性的难题。而能够解决这些难题的方式只能是借尸还魂，毕竟此时费老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费老。于是他发挥自己高产的特性，首先从高端研讨班开始复兴“魁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也经历了费老的西去，甚至经历了各种文人相轻所引发的悲剧，这个“魁阁”部分的解决了内涵与实质这个艰难的命题。但也导致了高端化的研讨使得学生位置彻底边缘化，有可能进一步导致高端化的自娱自乐而学生们只能是特罗布里安岛（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航海者》的调查地）上那些遥远的他者。当然这个时代已经从“魁阁”复辟时“百里挑一的中专生”发展到了“一个板砖砸死三个蚁族”，这或许与兰克的学生布克哈特“发展就是人与人为了获得不平等地位而不停斗争”的著名论断相悖。
今天环顾当年继承老“魁阁”主要人脉的魏公村，直观的感受是中国特色比席明纳多，坐而论道比动手动脚多。魏公村的悲剧主要在于只继承了“魁阁”的人脉、资源而没有继承制度；只继承了学生老师三五闲谈的形式而没有理解兰克先生和马老师的精神。不过魏公村还是有一条断断续续的线索，在《重归“魁阁”》一书中，魏公村一位靠两本书打江山坐江山的教授提到了几个细节：费老的传记作者奥古什来魏公村搜集口述史材料时，提到了西方一直以为50年代魏公村研究部时期费老和诸位先生经常“争论”，该教授随即否认。按照中国特色的阿多诺否定性辩证法原则，奥古什的论述可能更为接近于事实。虽然魏公村的研究部的起源是苏式制度和英国思想的杂交，这一杂交的产物爆发力极强，诞生之初就主导了那次令马老师都要叹为观止的大调查。但他的致命缺点却和骡子一样，没有繁殖的能力。当调查过后气候突变，曾经强大的骡子很快奄奄一息。虽然后来气候逐步转好，但骡子已经廉颇老矣。当新“魁阁”轰轰烈烈的复辟时，这头骡子却从一栋复古的楼房搬进了一栋苏式建筑的六层，并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骡子死后被分成好几块，而且越分越多，因为原来的家庭相当户主的人越来越多，加上有计划生育和家庭联产责任制带来的好处，魏公村这一大户逐步分成了几个小家庭。这几个小家庭和附近几个村子的家庭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虽然没有了当年强大的爆发力，但有了计划生育的权利和能力也不错，只可惜由于遗传，生育能力不强。
当然，今天魏公村村里好像又出现了几群没事爱瞎扯的闲杂人员。他们由于不够高端，因此和新“魁阁”万万不能比；又由于不爱补课，因此没有怎么自学中国特色。他们似乎听说过兰克先生和马老师，也看过一点费老、费老的校友和教授的文章。他们听说兰克先生从亚瑟王那里继承了一个圆桌，后来被其他人弄丢了。可惜他们没听过帕西法尔寻找圣杯的故事，也没有什么见贤思齐的心思，于是用又本又懒的方式闭门造车造出了一个圆桌，开始围着这个圆桌吹牛X，吹着吹着就以“烟酒生”自诩。他们还经常找一些读过兰克先生和马老师书、见过费老尊容以及参与观察“魁阁”重建过程的前辈们请教，他们最爱提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席明纳和魁阁、西南联大和魏公村会有各自的命运？”
前辈们的回答，有时候也让他们失望。其实，兰克先生早就给出了回答“因为每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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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下这段话时，还不知道列维-斯特劳斯已经去世的消息。恩，以此为纪念吧。纪念一个时代。纪念一些人。一些事。一些作品。 -
另外哦，不知道在哪里看的，潘光旦先生研究的沈小青传，是不是跟他们的路子特不一样。 -
蓦地发现，“魁阁”精神与“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貌似是结构同源的~~ -
张亚辉
如果按照德国体系来看，人类学和历史学慢慢的变成一坨卵，当然，布克哈特在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给人的启发比较大 -
很好，包装看起来就是好，正版，内容丰富，不错哦。 -
原来他们也有人想出家，想自杀，在孤独的某一刻。 -
好吧。。等我认真拜读的 -
了解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发展史，感受往昔学者的风采和困惑。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
话说魁阁派还有一个人物，田汝康，他的经历对于回答我的疑问是有帮助的，记在这里吧：
P283-284
当年在夏天的时候，由于住在房东家柴房的二楼上，下面是牛棚，每逢下雨，一楼便积起齐膝深的雨水和牛粪的混合物。此时，田先生便无法下楼。客居异地的孤独寂寞加上生活上的不适应使得他曾一度想过从楼上跳下去。
——看来，男人也不是那么坚强的，呵呵。也许任何一个被放逐的人的心境和体验都是相通的，不分男女。 -
布克哈特用读管弦乐总谱的方式读历史，因此历史得到了音乐般的魅力，这似乎是布克哈特的重大追求。 -
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情怀……整本书里让我最念念不忘的还是陶云逵。有诗人气质却去干了人类学，有远大的情怀却偏偏英年早逝，费孝通写《物伤其类——哀云逵》，看得几度落泪。整本书讲魁阁诸多学者却少有提及他，就连著作也不易得见，叹。 -
可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在NNNN年前不也提过文化的东西咩~
人类学家也木有说，文化只是人类学的专利啊~
ls，老张素谁嗄~ -
当发现人类学很多东西其实都被历史学那帮曾经佛提出过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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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 -
林耀华，没有杳无音讯，人家跟当地人处得很快乐，差点当上了压寨女婿。
潘光旦研究的那个女孩子叫冯小青，哪里又冒出来一个沈小青？性心理学，怎么能跟社会学一个路子呢？ -
“魁阁”精神始终让人魂牵梦绕。 -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李煜《浪淘沙》
了解费孝通教授或者中国社会学史的人大约知晓，云南呈贡有一座魁星阁，距今60多年前，它见证了中国社会学乃至中国知识分子一段平凡、扎实而又峥嵘的岁月。在这段岁月中，这些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是，头顶时不时遭遇日本人敌机的突然轰炸，手里拿着和车夫不相上下的工资待遇，艰难地往返于魁阁与田野调查之间。然而，正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成就了一段足以令后人荣耀却又扼腕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因为这注定被铭记的历史只有短短的6年光景。
有学者将这些知识分子看成是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它具备较为扎实统一的学术传统与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被它的后辈们亲切而带有敬仰意味地称为“魁阁”。“魁阁”时期的知识分子至今没有准确的名单，根据多种回忆的文字记载，大约在十几人上下。作为“总助手”的费孝通与林耀华，其思想与学术已享誉国内外，然而，除此以外，大多的“魁阁”参与者，或在52年科系大调整后沉寂，或于解放前远走海外，历史的“选择性”淡忘或许成为他们共同的命运。请允许我在此，一一列出其中几位成员的名字：张之毅（1917-1987）、田汝康（1916-2006）、史国衡（1912-1995）、谷苞（1916-2012）、许烺光（1909-1999）、瞿同祖（1910-2008）、陆云逵（1904-1944）...
他们一半以上都拥有博士阶段的欧美留学经历，但学成之后，既没有留在国外，也没有因势而加官进爵，反而不约而同地来到云南呈贡，这个凋敝却又充满憧憬的地方。在这个相对学术自由的一隅，每个人在做完阶段性田野调查后，无论年长者还是年轻人，都在“席明纳”（seminar）中为不同的见解争得面红耳赤。正如陆云逵所言，“我们不是没有辩地不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然而，这种对学术的向往不是没有代价的。陆云逵便是在魁阁中结的婚，但新婚才三天，便托人将妻子送回老家。他的第一个女儿也是在他“魁阁”时期病死的，他却成为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人。伴随着挥之不去的内疚，他依然奔走于偏远的边区，最后累死在了抗争胜利的前夕，情形很惨，他的朋友喟然叹道：“宁为治世犬，毋为乱世人。”
至今，仍有人对“魁阁”提出异议，认为在前方“吃紧”的情况下，一群学者不务正业地做着学术调查。然而，我认为，这群人才是当时中国少有的清醒与冷静的知识分子与践行者，因为他们已经想到了抗争胜利之后的事。正如费孝通所说：“在抗日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将来建设成怎样的国家，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单靠“进化论”思想来救中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面临着一种“大绝望”；胡适也同样看到了这点，认为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里的“问题”不是日常生活各种操作性的问题，而是属于中国的真问题。“魁阁”的知识分子并不“先验”地带着任何主义，而是“轻装上阵”，去探寻中国固有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来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宝贵的依据与思路。
“魁阁”另一个弥足珍贵之处，便在于对待西方社会科学思想与方法的态度上。当时“魁阁”的成员多运用社区研究与田野调查方法，而这两者都源自于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术经验。用4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前辈吴文藻的话来说，“应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试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社区研究能以解剖麻雀似的方式获得详细定性关系，而田野调查的实地性又给于这种方法以准确与真实性。这两种工具的融合，并非依靠既定的理论，而是更好地在方法上帮助中国知识分子科学地去记录与发现中国社会。
“魁阁”时期，田野调查后，硕果累累：费孝通与张之毅的《云南三村》、史国衡的《昆厂女工》、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许烺光的《喜洲调查》等等，堪与欧美同时期学界的作品比肩。实地调查的结果与欧美为代表的现代性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这也促发了“魁阁”知识分子的理论反思。要与西方的理论形成对话，首先，需要总结出属于中国本土化的思考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消暇”观、富有宗教转世色彩的“摆”与“本主”崇拜等，都在“魁阁”时期运用相似的调查方法下，给出了五彩斑斓的“中国化”的社区研究结论。
1946年后，这种在同一时间截面的不同理论思考，也有了纵向理论概括的“余温”，只是这种“余温”的生长显得那么地微弱而孤独。费孝通后续的《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的见解，皆得益于早年与“魁阁”时期扎实的微型社区调查。更被国内学界所忽视的是后期两位远涉海外的学者作品，许烺光的《祖荫下》与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三位高寿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家将乡土社会、家族制与中国法律进一步抽象化，部分完成了吴文藻倡导的“获得一种新综合”以及“魁阁”的最终使命，只是这种兼具中国传统文化领会能力与西方理论视野的学者，似乎已成绝唱。
“魁阁”能够得上弗里德曼所称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费孝通对“魁阁”作品的翻译与推动东西的双向交流上。社会学以及其理论与概念多是西方“舶来品”，那么要让中国化的社会学走向世界，只有使其变成中国的“输出品”。1943年，费孝通远赴美国访学期间，着手将《云南三村》翻译成“Earthbound China”，将《昆厂女工》翻译成“China enters Machine Age”。从翻译的名称中可以清楚发现，费孝通就着西方人的理论“口味”意译了作品名。而且，在篇幅和内容上，也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调整。站在西方人的认识角度上，将自己变成一个“他者”，描述着一个“陌生而详实”的中国。以此，才达到了“人看我看我们”的效果。
“魁阁”被中国社会学者乃至中国的知识分子忘却也许是有理由的。从自身而言，无论在民族情怀、学术激情与学识素养上都远不如他们；而从理论与方法上，通常认为“魁阁”的功能主义理论已是“陈年旧货”，哪比得上前沿的理论来得吸引人。这种过分的自卑与自大使我们在社会学中国化乃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道路上深陷泥沼，不能自拔。一个独立的学术集团心路历程与理论的中国化之掠影，已毕具于君前，当见贤思齐，如能有所超越，更使人欣慰。
当代的社会学中国化可能需一个甲子来沉淀，也可能需一个百年来实现，可以选择不问终点，常问新的起点，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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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阁”是昆明的一座古楼，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几所大学南迁，此地便成为费孝通等人类学学者的工作场所，创造出了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因此“魁阁”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精神“圣地”。读此书，感概系之。 -
记得是中山大学的哪位老先生当年跑到凉山沟沟里呆了几个月，杳无音信。。。当年是什么让他这样坚持的？
我们为了学位论文下了田野，我们都想了些啥？
像谁谁谁非要揪着别人的领子问到自己想要的？
呵呵，惭愧呢。
(*^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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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八卦 -
刚从呈贡参观魁阁归来，不出意料，如今被重修装修成公园、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魁阁”已完全没有了昔日战火动乱中费孝通们的精神家园的模样。斯人已逝，同时死去的还有那一代人的精神、理想与情怀。他们曾为救亡图存前赴后继，今天的大国崛起和平盛世会使他们满意吗？ -
冇事，人家只考据…… -
噢噢，冯小青，呵呵，我记性太差了 -
列维-斯特劳斯当年跑到亚马逊丛林，寻找他心目中的伊甸园，当他遇到的人们越来越接近那种被想象“野蛮人”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接触到野蛮的极限的时候，他却又空虚了。他们是“过分野蛮”了。因为语言不通，根本无法交流，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相处的时间也不够了。当人类学家研究他们时，他们的奇异性就在减少、消失；当他们保持自身的奇异性时，人类家又根本无法得知那些奇异的内容。我们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生存，编织着各种借口，欺骗别人，或者欺骗自己。到底如何才能满意呢？
斯特劳斯说他在马克思（可能还有卢梭）那里找到了答案。
——详见《忧郁的热带》
P.S.
best，Jude -
起码他在纵向的记述历史的基础上还想到了文化的横向延伸对纵向发展的影响。。对吧 -
唉。。。越补越倒退。。当发现人类学很多东西其实都被历史学那帮曾经佛提出过的时候。。我就特别羡慕嫉妒恨奚培坤。。。我们学人类学学什么！！ -
时隔一个月读的第一本书；在贺老师主持的读书会和农村调研队伍上看到了“魁阁”甚至Seminar的影子~ -
看完那些当事人的叙述，我合上书，抬头望见的是房间的白色墙壁，忽然想问：他们怎么就这么相信自己做的是有价值的呢？
要知道，他们聚集在魁阁埋头社会研究的那几年，正是对日抗战的几年，许烺光从英国回来才到昆明的第二天，就遇到空袭，炸弹落在离他10~15英尺的地方……我要说的重点不在这里，我好奇的是，从清末就开始的实业救国的风气，他们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当他们在枪林弹雨的尾声中去访问那一户户踏实生活的人家时，当他们看到农人们在农田里忙碌或在田埂上抽着长长的旱烟短暂歇息时，当他们听到婴儿的啼哭、农妇的怨怒、老人的叹息时，有没有那么一刻，他们觉得——一点点疑惑？我又是谁？凭什么要过问人家尽管琐屑庸碌却也自在平实的生活？
我觉得当事人有意回避一个话题：两个字，经济；一个字，钱。费孝通压根儿没提钱的事儿，我边看就边纳闷，这些大男人们扎堆聚在一起，在外人看来不过就是闲聊不务正业，他们怎么还这样得意呢？还是外人解答了我的疑惑，原来是有经费支持的。
经费有多少，文章倒没有说得很具体；但生活潦倒的时候，连费孝通也想要出家做和尚的，甚至将自己的这点感受上升到文化理论上去，怀疑“宗教的禁欲主义是否产生于逃避这种牺牲的自私心”，这里所谓的“牺牲”，指的是费当时初为人父时的劳累辛苦。“当他听到他的房东去年盖房子花了那么多钱时，大吃一惊，他说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无知的人突然发家致富。”还有人抱怨说“教授的收入连一个黄包车夫都不如。”
我想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很有自知之明地不会再说出这样令人耻笑的话来了吧。不满意自己的薪水的，可以下海赚钱；赚不到钱的，也只好苦笑或装清高，当然不排除有真清高的知识分子，但我怀疑苦境里的清高其实不是天然的人性。
我们下田野做调查，对这些早已看做是稀松平常了，前段时间去广东一个农村，一个60多岁的村长，说自己的资产有三千万，分给他儿子的那部分还不算在内。就连我自己的家乡，资产过亿的“无知的人”也不止一两个，更不要说浙江农村了。谁有资格说他们是“无知的人”？反正我觉得他们是极有头脑又肯干的聪明人。
就算不是这样的亿万富翁，哪怕是“黄包车夫”一类的人，我都觉得他们是踏实的。我常常羡慕他们。我在田野里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欣赏乡土中国这一种最平实可敬的人世风景。
可这些战时的知识分子，他们却常常是有抱怨的。他们一面做人家的调查，一面又对人家显示出自己的愤愤不平之气，他们实际是还没有从旧式文人习气中走出来的一批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毕竟形成了一个学术小团体，而且是西式的，他们似乎从不怀疑自己这种研究的价值，这种观察人家的生活，记录人家的生活的工作的价值。
今天把这类“研究”称作“应用型研究”——我实在怀疑“研究”二字缀在“应用”一词之后的正当性。其实我觉得这类研究实在是滞后型的“研究”，说得难听一点简直就是给人家擦屁股的所谓“研究”。有太多因素左右着当今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真正是“日”新“月”异啊——的科技，强大武力支撑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爆炸式的网络媒体信息……
更何况，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们，实在已经被这一切——金钱、财富、权力，等等，收买了，屈服了。
于是，在强大的体制面前，我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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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看布克哈特就知道。。关于文化的东西他比人类学家提的早 -
semin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