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书评

寻根

很想知道在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没有经历文革，没有经历三反五反，没有经历过大跃进，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没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经历过辛亥革命，没有经历过百日维新，没有经历过天平天国运动，没有经历过洋务运动，没有经历过一次次的西方列强入侵……那个原原本本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好奇。强烈的好奇。那后假象这些都没有发生，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会怎样？它将何去何从？《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给了我更大的想象空间。可能中国社会会像一颗晚期的恒星，在我膨胀到要塌陷。可能它会在我纠正。不管经过多少次蹂躏扭曲，中国社会脱胎于那个社会。不管你承不承认，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根，我们中国人的魂，怎么也割不断的。

读懂近代中国不容易

此时的中国处于“交换与整合”的节点，这是本书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之前的很多中外学者对那时中国的印象估计都不怎么好，因为此时离19世纪的糟糕境遇——鸦片战争、割地赔款、北京失陷……已越来越近了。韩、罗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的空间，220政治腐败不一定代表经济衰败，相反，正是经济的深度发展——走向对外经济、走向世界市场，使得清政府在挑战中失败，政治局面不断恶化，加上之后的外国侵华势力的卷入，终于结束了王朝的生命。——截自本人的书评

绝对的好书，全面驳斥了网络光头党的谎言

剑桥前清史的作者之一，功力深厚，当然这本书是不会受网络光头党们的欢迎的，所以书评标准千万不能人云亦云，尤其是在这个被网络暴民愚民和光头党所控制的网络。烂书往往被推的很高，比如明朝那些事儿。而好书往往无人问津，

其书之读书笔记

最喜欢书中开头“中国的居民很少有人会意识不到他们生活在什么政治制度之下。就像天一样，皇帝也是遥不可及的，但人们知道他在哪儿。他们也会知道当时是哪朝哪代，甚至还能说得清当朝年号。一个农民不必非要去了解清朝的官僚结构，但他会知道在官僚体系中有官员，他们....”。书中描写的中国社会时代，离东西方文明真正碰撞还有几十年。传统意义上，甚至认为那是盛世阶段，两千年来超稳定的封建官僚政治制度在享受着最后的夕阳。老百姓不在乎谁当朝，辛勤劳作只为按时上缴皇税的同时填报肚子，至于制度、经济、文化他们不去关心，更与他们无关，晴耕雨读其实只是个理想之幻觉。无论是历史循环还是“停滞”的中国每个朝代不同只是空间上不同的，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地域与语言不同对应之多元性的中国都必须有所了解。中国国土辽阔，经济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礼是一切社会行为准则，礼是儒家的礼，政治、经济、法律、学术、文化、教育都是一体的，它们组成的便是儒家社会。从春秋战国，为何帝王将相们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帝国政权统治的准则？百家之中，首选为儒家、道家、墨家，但无为的道家或者兼爱平等的墨家实在与帝王统治相悖，看来只有儒家贵秩序、严等级最令秦皇和汉武们心仪（”老子主无名无为，不利于干涉；墨家创兼爱，重平等，尚贤任能，尤不便于专制。惟独孔学，严等差，贵秩序，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仁政，以宗法为维系社会之手段，而达巩固君权之目的，此对当时现实社会，最为合拍；帝王驭民之策，殆莫善于此，狡猾者遂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摘自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儒家和礼、文字令整个国土辽阔的中国成为一个很大的整体，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把它看做一个整体，同样的文字、同样的社会生活、同样的学术追求，同样的官僚管理，不同的只是朝廷和坐在龙椅上的天子。事实上，国土辽阔的中国，因地理区域上的不同，经济、文化、商业、语言则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书中第五章，描述了地区社会，地理上的大区是很有趣的内容，特此记下：华北地区，帝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区域，这里主要是平原，直隶、山东和河南几个省组成，通航水道是连接北京和长江下游的大运河。地势平坦的平原虽然常年容易遭受水旱灾害影响，但肥沃的土地生产处大量的小麦、小米和高粱，漕运，帝国的粮食从长江中下游运到这里。华北平原上典型的住区是小的核心乡村，它是城市化程度较低的一个大区，最主要的城市是北京，有其经过仔细规划带有象征寓意的布局。长江下游的中心地位与华北不同，这里建立在一个更强大、更多样的经济和繁华城市网的基础之上。长江下游大区囊括了苏南、浙北和皖南，这里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江流域平原的地势适宜于灌溉农业，长江三角洲地区覆盖着稠密的水道，运费低廉，并通过大运河与北方沟通，通过长江与西部相连，通过海路与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甚至海外联系。地理和地形使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最高、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经济优越地位的大区，这个繁荣的农业区域以栽种水稻为主，它交的地税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另外它的棉织和丝织业很发达，吸引来自山西、山东和当地的客商；长江下游的城市对外输出粮食，漕粮，这里是全国性的粮食和其它商品的市场，长江流域的交通网络，长江上游、岭南以及华北和其它地方的货物都在这里汇集流通；长江下游地区还想全帝国的精英供应极佳的上好消费品：绍兴黄酒、杭州绿茶、宜兴紫砂壶、南京云锦和各种书籍。徽商在几百年前就开始建立其全国性的商品网。长江下游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向外输出文化，这一地区的家庭富有并在学术成就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就有能力教育后代参加选仕的科举考试，并富有竞争力，同时这里也是出官吏人才的地方，浙江师爷在帝国是闻名的。这里也是朝廷历来最重视的地方，两淮盐运使司、江南织造局、长江沿岸的税关，这里的文人和他们的团体也受到朝廷的严密监视和压制。长江中游，由800多公里长的长江水道加上长江的四条主要支流（汉江、浣江、湘江和赣江）流域组成，包括九个省的部分地区。山脉实际环抱着分区的四周，将每条水系分开，使各个分区独自发展。赣江流域地区，一直发挥着一个文化中心的作用，它有着兴旺的省际商业网，在北部的核心地区聚居着有权势的耆（qi）旧大族，在南面和西面的边远地区有大批客家人居住。汉江流域，它位于大区另一端，这里的山地在白莲教起义时成为官军最头疼的地方。这两个区域不停地爆发土客冲突。东南沿海，18世纪初东南沿海的地区经济正处于低潮。迁海令和明末经济的衰败，沿海的泉州和漳州两个府在40年的争斗中多次易手，先是朝廷和国姓爷，后是三藩和满人朝廷。最后再也没有恢复其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这一地区由几条从武夷山向东流经福建、浙南和粤东入海的河流形成侧谷地组成。山脉隔绝了这些河谷，形成四个大的区域性流域：瓯江流域，其三角洲以温州为主；闽江流域，福州是其三角洲城市；九龙江流域，包括漳州和泉州；韩江流域，其三角洲成为为广东的潮州。这些港口城市都有长期从事跨区域沿海和海上贸易的历史，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放口岸，其繁荣与被山地环绕的内地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汉人中可以按语言分为五个大区：瓯江地区人讲吴语、福州地区人讲福州话、九龙江流域人讲闽南语、潮州人讲潮州话，客家话则是西南边缘地带内地山区的主要方言。东南沿海的平原水稻两季，边缘的内地则是每年一季。水稻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例如甘蔗和烟草十分丰富，向外输出。粮食的不足依赖海上贸易，从东南亚由人们熟悉的路线引进的新世界的粮食作物早在16世纪就被该地区接纳，对边缘山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番薯加入了芋艿、竹笋和鱼的行列成为当地饮食的组成部分。该大区还有在18世纪中叶向中国大陆引进了鸦片的不好名声，鸦片最早也是东南亚的客居者发现的，后来通过国内的贸易网传布到各地。特产，福建西北提供的木材使得建宁府成为在明代一个有名的印刷中心，泉州的德化窑生成纯白的瓷佛像和瓷质礼仪用品、茶具，欧洲人成为”中国白“。福建西北武夷山出产的茶叶（英语中”茶“的发音就来自厦门）也是一种出名的出口商品（铁观音、乌龙红茶）。17世纪地区经济的复苏后，临近台湾的厦门成为泉州和漳州两地的中心，成为新的海上贸易中心和繁忙的中转港口城市。官方认为东南沿海是一个很难控制的地区，强势的合作组织压制住了阶级冲突，但又扩大了建立在地域、亲属和族性基础上的对抗，与岭南地区的情况一样，东南沿海也以有特别强的家族势力而闻名。东南沿海的社会还产生了一种在清代出现的新型的主要社会组织，三合会类型的会党。与沿海城市相对的是内陆山区，崎岖的山地和相隔不远的村庄点缀着这个地区的乡间景色，表明这里的土地利用率很高。随着许多农村地区都建立了武装，在18世纪村庄修有围墙的情况也很普遍。有围墙的村庄和客家人的土楼说明这里的社会关系紧张，进而导致械斗。官员在这里很难完全控制住地方精英，更别说在边缘地带。岭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与岭南有些类似，17世纪60年的迁海令同样是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影响的大事件，岭南大区包括广西和广东（减去最东面的三个部分）两个省，由三条河的流域组成。广东和广西之间被一座从海边横亘穿过广西的山脉隔开。广西与外界所有的贸易活动都是沿河进入广东，或是向北进入湖南。岭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以广州为主，这座城市正好横跨在三条流向海的可通航河流的交汇处：西江，其支流将珠江三角洲与湖南的湘江和广西的边疆地区连接起来；北疆，最终流向连接岭南和长江中游的山口；东江，深深地切入广东的东北部。岭南处于帝国最南端，它是海上贸易的一个大港口，天朝上国迎接属国们朝贡和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港口。西北地区，这里长期以来就是与中亚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陆上通道，其处于草原边缘的战略位置不可避免地使之与贸易、朝贡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明末清初，在这人口稀少、出产粮食不多的地区出了叛乱的李自成，战火兵事一直不断。西北大区由山西西部、陕西、甘肃和河西走廊中的绿洲组成。河西走廊跨越黄河上游，是该地区的主要通道。狭窄的地区核心地带曾是以前几个王朝繁荣的家园。因为黄河除了很短的几段都不能通航，费用很高的陆上交通限制了大多数地方的贸易机会。长江上游大区包括四川东部三分之二的范围，南面到贵州和云南相邻的山区，北面到甘肃，它位于帝国的西部边缘。该地区的核心地带为成都平原，这里有良好的气候和丰富的资源，这里是天府之国，秀江了灌溉系统，整修了梯田。西南地区，包括云南和贵州的重要水系和四川南部的一片土地。这里靠近东南亚和西藏。先是吴三桂在1657年为清朝夺取了西南地区，而后在1673年发动”三藩之乱“，西南是整个战场。在1681年清政府重新建立其权威，这里山区有丰富的铜矿，除了铜矿还有银、煤、铁、朱砂、锌和铅等矿产。采矿的发展使得有大批移民迁入。少数民族群居地。满洲，在18世纪它是由长城以外的几个地区组成的，辽河的东部和西部，越过柳条沟直到吉林，更远处到达黑龙江。辽河平原有着便利的水运条件和肥沃的土地，是这里人口密集的核心地区。辽东半岛的顶端和山东只有100公里，便利的海运使其将东北地区与整个中国东部沿海联系到一起。北面靠近朝鲜、俄罗斯，西面邻近蒙古大地，军事战略重地。东北是满人部落的老家，1668年采取措施限制汉人移民进入满洲，但这个禁令不能阻止人们从海上迁居满洲，1747年对沿海贸易的限制最终被废除。满洲的许多自然资源成为清代地区间贸易的重要商品，由内务府通过垄断贸易买卖：人参、紫貂、狐皮、鼬皮、水貂、珍珠和黄金。而农产品被长途贩运。台湾，虽然与大陆之间被90海里汹涌的大海隔开，但台湾还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东部边疆。岛中心的高山上住着猎头部落。台湾所处居于东亚边缘的位置使这座岛在早期就经常与外界联系，与北方的日本、南方的菲律宾，还有在16世纪出现在这里海上的西方商人。大量移民迁入这里，因为这里有着富饶的沿海平原。特此从书中摘抄出来，记下。分区的概念和理解无疑有助于加强将来对地方史的了解和中国地理的了解。对于地方志和区域性差别的认识，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揭开了地方志的研究和意义。对于中国的历史以往总是把中国看过一个整体，历史还是围绕在帝王将相，但中国的领土如此辽阔，地方的区域性差别大且复杂，而且在近现代史上，地方的历史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鸦片战争，无疑广州是两次战争发生的核心地点，基督教在广州地区的传教；科举失意的洪秀全和冯云山都到过广州游历，而在广西客与土关系紧张的区域，金田县传教并组织反叛；太平军离开金田，并没有南下广州，而是沿江北上到湘江，朔江而上，沿途地域失业的大军不断地加入反叛的太平军；而经世致用的学术中心在湖南，曾国藩大人与他的湘军逐渐在于太平军的战斗中不断强大，进而取代已经衰败的帝国绿营，那时除了反复争夺彼此城市军事史外，人们如何在这样的乱世下生活却很少记载；太平军平定后，东南地区的赋税、粮食改由海运和新式海上轮船，漕运被取消，大运河区域的衰败，无疑对不久后的义和团发生起了催化的作用；而起源于山东的义和团，他们却是在直隶地区聚集，天怒人怨，所有的怨念和仇视，成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区域性的历史和社会、民情无疑是如此重要，以后多看些其它的书。2014年9月12日

笔记

本书的中心论题认为：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众多学者不够重视中国18世纪而更为关注19世纪的历史，认为18世纪腐败奢靡、文化停滞（比如，梁启超认为，18世纪的文人对明晚期的激烈党争心有余悸，又畏惧官方的文字狱，因而退而进行史学和哲学研究）；本书作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有失偏颇，18世纪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在：向边疆地区大量移民；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有固定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们的往来活动以及他们扶植培育的城市文化也有助于清帝国的统一和整合。研究方法：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采用了布罗代尔“长时段”的概念，研究对象是1680～1820年的中国社会，向前溯源，向后影响，由此可见历史发展的渐进延续。与年鉴学派不同的是，作者不忽视政治史，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举措对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有明显的影响，还运用了施坚雅的“大区”研究范型，讲中国分为若干大区分别研究，以避免将庞大的清帝国视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第五章）马克思主义的模式认为：清代之所以不能发展成熟到一个自发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不仅是因为国家和上层统治的压制还因为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阻挠。因而，晚清的失败在18世纪90年代就已有预兆：腐败成风、中央控制不力、人口激增、鸦片贸易增长，成为持续不断的问题。（作者不同意上述论述。）一、政府政策满人身份的特点在王朝统治的体现：内务府任用家奴包衣，他们扮演着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既管理宫廷事务，也管理统治者家庭的私家收入和财产。这一部门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规模逐步扩大，功能趋于完善。统治者意识到权力受到了制约，整个官僚体制在抗拒朝廷指令和抗拒内政改革方面都是既有韧性又有力量。另一对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是，统治者想越过官僚体制直接控制官方的愿望和得不到地方精英合作的矛盾。官僚制度越来越难以真正实施，地方精英越来越多地行驶政府职能。社会政策满清政府延续了朝廷与地方富有的权贵家族的依赖关系，但试图进行改善，尽可能对地方权贵的势力进行制约。清朝为了征服汉人，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采用一切严厉政策处罚那些留念亡明的人，在征服文化中心长江中下游地区时还早到了精神抵抗，这是1661年江南税案的重要因素。18世紀是一個社會流動性很大的時期，這是因為有了許多新的財富資源可以利用。清代政權發現，控制社會流動比控制地域流動更加方便。（人口登記：保甲制度）針對人口向少數民族地區流動，清政府的措施是：將土司控制地區改為正式的行政區域；建造學校、廟宇以促進對少數民族的漢化。事實上清政府很難將少數民族隔開管理，不能阻止少數民族向漢族商人借錢、民族間通婚等，尤其是無法阻止滿人漢化。對於佛教的態度：康、雍、乾三朝都支持佛教，包括給寺廟題詞、出錢修廟宇、印佛經等；但另一方面對於組織描繪和進香活動一直疑心很重。對於基督教則更加牴觸，禁止傳教。經濟復甦取消了明朝的附加稅，還試圖獲免了一些稅務；為了打擊鄉紳控制賦稅，徵稅的法令被有選擇性地執行。到17世紀80年代解決了明移民地抗清鬥爭和“三藩”問題之後，清王朝才開始大規模地減免賦稅。扶持农业，兴修水利设施；经济的复苏为耕地和人口的大量增加打下了基础。对外关系中心权势、优越地位和自给自足的自我认识；朝贡关系（与朝鲜等）；对待有领土争端的俄国关系则不同，对外贸易并非朝贡态度；作者认为对于这样一个不太重视商业的国家来说，是很超前的；19世纪以前对外贸易对清代国家和经济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二、社会关系中国人很早就有“家国同构”的社会关系概念。家庭的结构和目的：人丁兴旺，几世同堂，家长治家的目的是维持财富和地位。妾来自比较低的社会阶层，与此相似，家里的仆人来自不同的地区，社会背景不一样。《红楼梦》说明了上层家庭中个人生活与社会提倡奋斗之风气的反差。父权制家庭家规森严，这是为了保障财产的合理使用和继承；祭祖活动就是一个代表。控制力强、且能够压制小姓的家庭在北方和西北不多见，多见于岭南和东南，在农村地区比较典型。婚姻是社会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通过姻亲，大家庭之间强强联手，文人和商人家庭可以利用对方的优势。正妻的地位体现在她对财产的控制上：结婚时带来大批嫁妆，婚后掌控比较大的财产支配权。穷人家庭的婚姻状况则完全不同，由于受到经济上的制约，男人妻妾少，可能成为鳏夫；寡妇总是希望再嫁；童养媳和入赘都是常见的现象。穷人更容易独身和绝嗣；富裕家庭的多妻和财产分割导致整个社会在整体上呈现向下而不是向上流动的趋势。（何炳棣从科举制分析社会流动情况，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乡村的变化：尚武成习、经济困难以及上层精英介入征服职能，促进后来的村庄出现了武装病筑起围墙。三、文化生活城市文化：16世纪的经济繁荣让农村的精英人物向城市流动；随着商业的发展，书面和口头形式承载的文化不断扩展。已获得功名的精英有紧张焦虑的情绪：一方面要让后代维持其地位；另一方面源自与朝廷的冲突。在城市中，出现了价值取向向上的流动，附上模仿文人的生活方式；财产的分割继承则使得大的精英家庭中更容易出现向下流动的情形。在18世纪，商人群体成了最有活力的社区领袖，倡导福利与市政服务；到了19世纪，文人和商人在城市中发挥政府功能的过程仍在顺利进行。18世纪的商业繁荣仍在进步，城市文化的另一个部分是识字情况，这受到了商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最基本的教学活动是在富人家中以及村子和家族的私塾中进行的；世袭权利受限和科举是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因，提高识字的另一个动因是碎文书和契约的重视的。城市妇女也有机会识字，富裕人家的女儿有私人家庭教师；妓院为有品味的主顾培养受过教育的交际花。另外，城市繁荣和科举中榜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戏曲是清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明代戏剧的重点在剧本和曲调，而在清中叶观众感兴趣的是表演和演技。公众剧院发展兴盛起来。戏曲和赌博一样属于被谴责的城市文化，因为娼妓和演员类别相互交错，都被认为身份低下，是精英人物的床笫伴侣。流动与变化是18世纪城市生活的重要特点，流动也就意味着不安定，高度商业化的气息破坏了传统的关系，并造就了一个充满机遇和担忧的分层社会，金钱成为成就的衡量尺度。许多人在争取向上流动，上层人士则害怕失去他们的地位。（晚明？何书。）学者文化文人学者在城镇是天然的民间领袖，他们还与商人一起在创造独特的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还是想在学术、艺术和娱乐方面保留一种雅致的传统。这种传统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那些只是有钱的人区别了开来。学者文化的领地既在城市也在乡村，过去这一文化只被那些希望博取功名的家庭垄断，而在清袋则越来越多地被那些有钱有闲的人涉入。清初学术注重考证的方法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风行，并得到官方和私人资助。学者对前700年儒学的发展持激烈批判态度，指责明朝的覆灭与文人追求炫智以及卷入党争有关。清初的文人则试图通过在语义上辨别古文而重建理想的儒家秩序，他们探求早期还没有收到佛家和道家观念混杂的儒学。与文献研究同时的还有印本的大量出现以及藏书楼的建造。重要的考据学著作的作者绝大部份都是江南人，绝大部份人得过功名，超过一半的人是进士。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编纂工作繁荣起来，地方志以非常大的规模出版；由政府主持的《四库全书》编纂工作是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大约收缴并禁毁了两千多种政府认为是悖逆的书，其中许多事晚明所写。疏离感是18世纪的一个重要话题，一直到清代后期都是如此。一方面，理论上做官需要非常难得的教育和道德资格，另一方面，只要花钱却能轻易地获得这些权势，这两者直接不断增加的不和谐加深了失意学人的挫折感，他们越来越强烈地以批评和嘲讽的眼光去观察官僚社会，比如吴敬梓就写了《儒林外史》，批判了腐败的官场和让人无知无能的科举制度。白话小说在18世纪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充当了受人敬重的知识分子表达政治批评和正统观念的渠道，《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就是代表。在绘画方面，继明朝画坛流派纷呈之后，朝廷鼓励的画派与文人画又重新归一。宫廷画师多才多艺、注重技法而且愿意大量作画，而不是像17世纪的道济和朱耷那样注重个人风格。明代画家董其昌的理论被当作新的正宗教堂供奉。乾隆皇帝继续冲上康熙朝的文化和文学风格，他成了自宋代以来最大的皇家艺术品收藏家，收藏历朝化作，编纂目录，由此来确定自己的欣赏品味。本来作为学者特权的诗歌也向广大公众开放了，当然诗歌仍是高雅文人文化的标志。有能力写雅致的诗篇被看作是任何年轻男子受教育基本的内容，实际上对许多年轻妇女也是如此。有条件的人还要出版诗集并大量印刷；编者要尽其所能邀请许多有影响的人提供诗篇，以纪念某个老师或朋友为由，目的是显示他的交游之广和品位之高。对那些希望得到社会承认并获得地位的外来者（满人、来自文化低地者、向上流动的商人）来说，作诗是一种证明。虽然有些学者和官僚把写诗看作是年轻人轻薄之习的表现，但清代的科举考试实际上还考核这种技能。诗社即可以成为休闲活动的载体，也可以进行关于文学和学术的讨论，甚至诗社成员共同为社会和政治改良作出努力（如19世纪前期北京的宣南诗社）。物质文化与其他方面类似，在物质文化中两个最有品味的中心是长江下游的城市和北京。如同戏曲和白话小说的革新已经被确立为全国范围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一样，地方菜肴、时尚衣着和典雅家具也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精英层的共同用语和体验的组成部分。像任何前工业时代的菜肴一样，中国人的食物有着明显的季节和地域性的特点，官员和旅行者的流动以及大城市中客居者的增加使人们意识到不同的食物值得品尝。清代城市生活的一个特点是有机会外出吃饭，带有地方风味的饭馆为各个阶层的主顾宴请客人服务。在制衣行业，传统纺织（丝织、棉织和麻织）闻名已久。在17和18世纪棉花被广为采用，代替了亚麻等织品，使人感到更加舒适、便利。丝绸不再被用于缴纳赋税，同时由于受到外国人喜爱需求量增加，丝绸业得到了发展。四、社会变化男女儿童成长标志；婚丧礼节； 节日风俗；白银&铜钱的使用；人口变化趋势：人口增至三倍是18世纪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清代的和平与繁荣不只是恢复到明代的程度，而是在此之后还继续发展。人口的增长导致对土地和就业的竞争变得尖锐起来，物价上涨，国家对这一巨大人群的控制力减弱。大家庭中的主仆关系；社会结构的变化：雇工中长工和短工的重要性增加；身份可继承&财富决定地位的矛盾，可以在艺术上体现出来，艺术的高下与作者身份有关，而非艺术风格本身。社会流动社会上流行的概念加大了向上流动的力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谚语、戏剧和故事中一再谈到这种观念，还有强调教育、勤奋、善举的道德观和个人物质条件的改善，这些结合在一起都会发展有推动作用。在清代，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增长和分散一方面学弱了政府和精英队社会的控制，也提供了推动教育发展和向上流动的财富。有关转世、占卜和命运的看法将失败和向下流动看成是合理的，认为个人努力并不能阻碍这些事出现。清代社会有个特点，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财力就能够进入精英层，他可以出钱资助教育，交合适的朋友，买到现成的功名和管制；这样的人的下一代更有机会获得功名，但也会因为遗产分散而威胁到精英地位的延续。为了保持地位，这些家庭使得统一家庭的不同成分别去经商和治学，因而阻碍了文人官员从经商的家庭中完全分化出来。（和现代社会真像，尤其温州。）一旦得到了精英的身份，他们就会采用上一代精英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少数民族的同化：因为旗人本身是一个多民族而且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群体，所以清朝皇帝对其他少数民族非常关心。他们对汉族文化摧毁性的影响很在意，不时地要阻碍这一文化进入边疆地区。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在迅速童话，并鼓励高雅文化，热心地衣传统方式推动其发展。最终，稳步地童话和坚持多元化两者在清帝国同时并存。随然清朝统治者为了阻止满人被同化使用了许多手段，但旗人迁入北京对斩断他们的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清朝对其他少数民族的隔开和保护方法也没有成功，人口增长和市场经济的扩展推动了汉人向少数民族地区迁移了地方政府和科举考试学额的确定又促使少数民族“来受教化”。世袭的少数民族首领逐渐变得无足轻重，与清朝国家的关系密切。五、地区社会华北1644年华北落入满人手里，但还要花费几十年才能恢复当地的秩序，修复晚明叛乱造成的伤害，其中河南损害尤为严重。北京被指定为都城，使得华北在国内有着中心的地位。朝廷对当地事务特别关心，维修大运河促进了沿河城镇商业的发展。在华北18世纪是一个和平的时期，1774年爆发第一次白莲教起义之前都很少有大的动乱。长江下游农业商品化概率高；科举竞争力强；是经济中心，因而遭到北京的严密监督。长江下游的市场中有三个城市最重要。苏州在恢复时期人口增长最快，19世纪中叶达到70万，成为全国的稻米交易和棉织、丝织业中心，还代替前明的首都南京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杭州和南京继续发挥着地区都市的作用。接下来是扬州，是大运河边的一个大的商业中心，盐业衙门所在地，也是徽商经营网的一个关键点。宁波是18世纪兴旺的沿海和海外贸易中心，尤其是与日本的贸易。上海是当地的纺织中心，18世纪成为粮食贸易的大港口，上海的兴起是19世纪中期变化的一个先声，这一变化使上海而不是老的长江下游城市在这一地区最终在全国地位显赫。东南沿海、岭南、西北等等六、18世纪的遗产鸦片战争

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和信仰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读书笔记“到清代，子女的孝顺意味着要服从父系家长，无论其健在还是去世，这种观念是如此强烈以致它不仅影响到个人的行为，还影响到许多政治和社会制度。对家庭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们所知，与西方相比个人主义显得微弱而不成熟。在许多基督教和穆斯林社会很重要的对个人救赎的关心在中国则会被回避。对个人皈依的重视主要出现在异端派别宗教中，在中国文化中不被当作正宗，而在中国文化中大多数宗教内容都是集体参加的礼仪活动，而救赎观念又受到对业报轮回信仰的抵消。中国人在孩童时就被教导，他们要在履行社会职责和义务的过程中寻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因而秩序的一个重要源泉是要团结，效忠群体以对付外来的威胁者。另一个源泉则是正统，遵守被公认的规范；对偏差应该予以纠正，至少是要忽略不问。整个官僚体制的国家盛行以家庭来打比方：皇帝被称作天子，知县称为父母官，而且官僚体制还为建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强势的可用模式。当然，对成就是以特有的还是普遍的标准认定，以及公私利益之间这些方面一直有着矛盾，但愿意接受建立在客观、正确标准基础上的控制以及接受一种高度的非人格化的规则是18世纪公民世界观的标志。中国人把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国家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帝国，鼓励人们遵守儒家规范，而且政府官员仍是地位最显赫的职业。并非是巧合，神的世界则建立了一个冥界的官僚体制，在那里实际的功德和个人的祈求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像那些要想控制自身世界的个人有时会遭到命运打击一样，外部的灾难也会导致国家的分裂，但在清代即使是遇到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国家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在家庭和社会这两个层次，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将才智、关系和运气巧妙的结合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这是一个在各个社会层次促进经营和管理技能发展的复杂社会。“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像这样的民谚说明人要有主动性和进取心，而这些又弥补了听天由命的宿命论之不足。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不注重个人的救赎，强调的是集体的父系家长制，同时也珍视建立在有关维系社会和宇宙秩序的古老儒家教条基础上的礼仪和行为，另外还鼓励个人努力工作以改善他们的命运——这些不仅仅是在18世纪同时也是整个传统社会的核心内容。18世纪时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只是将少数民族带入了汉族文化强势的轨道之中。即使有考证学者将他们对古典教育基础的怀疑散布到了当时人的思想中，这也只能非常缓慢地产生出疑古和排斥的情绪。尽管很想寻求其他做事的方法，但是看来对中国核心价值观念的信念是无法动摇的。虽然已有少数人发现这样沾沾自喜是应该警惕的，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但这只是后来的事，他们注意到了西方技术先进，其文化也有着同样的自信，于是中国人开始急切地对中国文化优越性提出了质疑。”（《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美）韩书瑞，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美）罗友枝，美籍日裔学者，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P91-92“价值观与信仰”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

作为通论性论述，给大二的人读大概很合适，顺便说几个没翻出来的，也感谢译者的努力：p.8,notes part,the title of the book of J.Spence(Chinese edition) should be 《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密》;p.20,22,104,notes part,the title of the book of HoPing-ti(Chinese edition) should be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p.97,109, notes part,Arthur Wolf’s Chinese name should be “武雅士”;p.98,paragraph two,line 4and 6 ,“白约”、“红约”should be “白契”、“红契”;p.138, 197,212,223,notes part,the title of the essay of W.Skinner(Chinese edition) should be 《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p.166, notes part,Fu Lo-shu’s Chinese name should be “傅乐淑”;p.212, ,notes part,the title of the book of D.Perkins(Chinese edition) should be 《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p.221,paragraph one,line 7,P.Kuhn’s Chinese name should be “孔飞力”(Probably the translator mistook it as another Kuhn,which could be find more easily in google);p.223, notes part,the title of the essay of J.Watt(Chinese edition) should be 《衙门与城市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