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全两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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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0-12
ISBN:9787100074643
作者:翦伯赞
页数:695页

有时候我无意识的继续了他们的批判姿态

翦老在秦汉史自序最后写道“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可惜才情未尽。作为最早的几部系统的运用唯物史学理论剖析国史力作,比起范文澜那部真可谓文采激昂,而且头一次对那股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没有产生抵触之情。翦老说要完写一部通史,然而直到去世也未完成,仅先秦秦汉两卷便可以想见翦老功力匪浅,说是史纲,却也是浩繁,甚至繁杂,他用大量笔墨去描摹想见原始人狩猎之动魄场景、奴隶工匠含辛茹苦之劳役、长安宫殿之巍峨壮观,拿几个铭文娓娓道来文字之演变、挑几块汉画像石来展现两汉风貌、把古诗十九首独列出来讲讲世人心境,读到此,实在是不像史纲应有的提纲挈领,有点不耐烦。然而我似乎听得到他的呼号,落笔时激愤的颤抖,尽管他承续着唯物史学带来的阶级批判立场,可是作为一个自幼熏染传统文化的历史学者,始终逃不开的是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今一提到唯物史学,很多人都有抵触心理,觉得无甚可读可取,只一味抹黑国史,我同学之中但凡有些才气的大都如此。有时候我却无意识的继续了他们的批判姿态,而未曾以读书的心态来读书。像宾四先生所说,你们读书,还未能了解作者文章的意思,动辄喜欢做批判,只学会了做学问要有一套批判精神,而忽略了一个人读书,要首先清楚了解作者文章的本义,这是对作者应有的敬意。到了有深入了解,然后才去做出评论。

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是普及读物

主题: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思想论战产物,普及读物上世纪三十年代,分别拥护两党的知识分子曾经开展过“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当时翦老是革命派的积极参加者之一;他在论战中所探讨的主要历史问题,后来也都总结吸收到《中国史纲》和其他有关著作中。这部《中国史纲》(一二卷)曾经张传玺等整理后于八十年代分别以《先秦史》《秦汉史》之名出版过,2010年商务印书馆编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大概依据的也就是八十年代的校订本。纸张弹性极好,印刷清晰。满200减100元购得。此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论述史事、评述人物,图文并茂,用语体文叙事,语言活泼生动,可读性强。不过学术研究的作风是严谨的,学术著作不能等同于普及读物。学术研究的过程及方法须是科学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一般是先拥有材料,再由材料产生观点;如果观点先行,由观点来组织材料,势必形成主观臆断的结论。翦老所依据的原则和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姑且不论,就试看第二卷《秦汉史》楚汉之争一节,发现一些说法不妥,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兹由第133页摘引二例——1、阿房宫中的美人珍宝,钱粮户口的册籍,大批运往霸上军中,但历史上却说:沛公“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我们真不理解,这位在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的亭长,何以一入咸阳,便变成一个“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的圣人。2、当时项羽业已扫平河北,正率诸侯联军,如张耳的赵军……和秦朝的降军降将等,浩浩荡荡渡河而南,进抵新安。“阿房宫中的美人珍宝,钱粮户口的册籍,大批运往霸上军中”无史料记载,也不见发掘的实物为据,似有臆断之嫌。“秦朝的降军降将”,此处专述,投降的秦军定然尚存不少。据史书记载,巨鹿一战后,项羽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南,独留高级将领数人,在“浩浩荡荡”开拔的大军中这几个人是不值一提的。从楚汉之争这节叙事行文中可以看出,翦老有意贬抑刘邦,赞颂“少年英雄” 项羽,故前面掩去“坑杀降卒”故事。随意发挥的叙事还不止这些,读起来像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文笔精彩之处不少。撇开学术不论,翦老的这部书曾在读者中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确有它一定的价值,一码归一码,是不能因学术的规范而抹掉的。如果从学术的角度上看,就不为尊者讳。严格说来,“在论战中所探讨的主要历史问题”算不上纯粹的学术活动,倒像是一场生龙活虎的意识形态斗争。为树立某种观点,曲解史料,这种写政论文式的做法有损于学术尊严,实为不可取。商务将之编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也许是戴着意识形态的眼镜看学术问题,或者直接认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超过学术研究的严谨作风,其甑别学术的标准和范围跳不出意识形态的窠臼。如果将政治宣传资料视为学术著作,那么学术的分量和价值就轻得多了。当然,学术精神也是自由的,学者各据一家之言,无可厚非。旗帜鲜明的在特定意识形态指导下研究出来的学术著作,名列这套丛书的还是有一些学术价值很高的,如:《中国通史简编》《西方美学史》《隋唐史》等,称之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也毫不逊色。

时代特别的鲜明“自误前途,潦倒终生”

相对于《纲要》而言本书不是好找,主要原因在于新版的时候把书名改成《先秦史》《秦汉史》,当然据说还有《魏晋南北朝史》的残稿。第一卷最为出奇的是武王伐纣奴隶开城门的描写,序言还专门赞了一下子,写的是不错,但是没有史料支撑,纯粹是翦伯赞先生的自我创作,很可惜安阳殷墟没有发现城墙。第二卷不知道为何专门写了叔孙通在鲁地招儒生,有二生进行反驳,不知为何翦伯赞写下了“自误前途,潦倒终生”的评价。首先,这与《汉书》的看法不同,《汉书》在这里对叔孙通进行了人格上的否定。其次,这二生极有可能是《儒林列传》中的伏生与高堂生,二人均是秦博士,相对于博士候补的叔孙通而言耻于与之为伍,而且有趣的是汉代学术传承并没有叔孙通的弟子,或者说叔孙通传习的学术是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自误前途,潦倒终生”读到这里突然想到翦伯赞人生的“不误前途,自杀以终”,值得深思啊。

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是普及读物

主题: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思想论战产物,普及读物上世纪三十年代,分别拥护两党的知识分子曾经开展过“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当时翦老是革命派的积极参加者之一;他在论战中所探讨的主要历史问题,后来也都总结吸收到《中国史纲》和其他有关著作中。这部《中国史纲》(一二卷)曾经张传玺等整理后于八十年代分别以《先秦史》《秦汉史》之名出版过,2010年商务印书馆编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大概依据的也就是八十年代的校订本。纸张弹性极好,印刷清晰。满200减100元购得。此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论述史事、评述人物,图文并茂,用语体文叙事,语言活泼生动,可读性强。不过学术研究的作风是严谨的,学术著作不能等同于普及读物。学术研究的过程及方法须是科学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一般是先拥有材料,再由材料产生观点;如果观点先行,由观点来组织材料,势必形成主观臆断的结论。翦老所依据的原则和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姑且不论,就试看第二卷《秦汉史》楚汉之争一节,发现一些说法不妥,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兹由第133页摘引二例——1、阿房宫中的美人珍宝,钱粮户口的册籍,大批运往霸上军中,但历史上却说:沛公“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我们真不理解,这位在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的亭长,何以一入咸阳,便变成一个“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的圣人。2、当时项羽业已扫平河北,正率诸侯联军,如张耳的赵军……和秦朝的降军降将等,浩浩荡荡渡河而南,进抵新安。“阿房宫中的美人珍宝,钱粮户口的册籍,大批运往霸上军中”无史料记载,也不见发掘的实物为据,似有臆断之嫌。“秦朝的降军降将”,此处专述,投降的秦军定然尚存不少。据史书记载,巨鹿一战后,项羽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南,独留高级将领数人,在“浩浩荡荡”开拔的大军中这几个人是不值一提的。从楚汉之争这节叙事行文中可以看出,翦老有意贬抑刘邦,赞颂“少年英雄” 项羽,故前面掩去“坑杀降卒”故事。随意发挥的叙事还不止这些,读起来像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文笔精彩之处不少。撇开学术不论,翦老的这部书曾在读者中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确有它一定的价值,一码归一码,是不能因学术的规范而抹掉的。如果从学术的角度上看,就不为尊者讳。严格说来,“在论战中所探讨的主要历史问题”算不上纯粹的学术活动,倒像是一场生龙活虎的意识形态斗争。为树立某种观点,曲解史料,这种写政论文式的做法有损于学术尊严,实为不可取。商务将之编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也许是戴着意识形态的眼镜看学术问题,或者直接认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超过学术研究的严谨作风,其甑别学术的标准和范围跳不出意识形态的窠臼。如果将政治宣传资料视为学术著作,那么学术的分量和价值就轻得多了。当然,学术精神也是自由的,学者各据一家之言,无可厚非。旗帜鲜明的在特定意识形态指导下研究出来的学术著作,名列这套丛书的还是有一些学术价值很高的,如:《中国通史简编》《西方美学史》《隋唐史》等,称之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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