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记》章节试读

《戊戌政变记》的笔记-第614页

附录《湖南广东》情形
“中国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余广东人也，先言广东。
守旧之徒，谈及洋人则嫉之如仇，与洋人交涉则畏之如虎。此实顽固党之公例也，广东为泰西入中国之孔道，濠镜一区，自明代已为互市之地，自香港隶属于英，白人之足迹益繁，故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故中国各部之中，其具国民之性质，有独立不羁气象者，惟广东人为最。
中国内地之人，爱国之心甚弱。其故皆由大一统已久，无列国生存竞争之比较，而为之上者又复从而蒙压之，故愚民之见，以为己国之外更无他国，如是则既不知有国矣。何由能生其爱哉？故中国人乏爱国心者，非其性恶也，愚害之也。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故中国数年以来，朝割一省，夕割一郡，内地之民，视若无睹，而旅居外国之商民，莫不扼腕裂眦，痛心疾首，引国耻如己耻者，殆不乏人，然则欲验中国人之果有爱国之心与否，当于广东人验之也。
中国人工作之勤，工价之廉，而善于经商，久为西人所侧目，他日黄种之能与白种抗衡者殆恃此也。然于中国人之中，具此美质者，亦惟广东人为最。又其人言语与他省不同，凡经商于外国者，乡谊甚笃，联合之力甚大。前者中国曾两次派遣学生，留学美国，后虽半途撤归，而学生自备资斧，或佣工于人，持其工资以充学费，终能卒业者，尚不乏人。其人皆广东产为多，因中国弃而不用，今率皆沦落异国，其实此中不无可用之才也。
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将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
湖南向称守旧，故凡洋人往游历者动见杀害，而全省电信、轮船皆不能设行。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及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陈三立佐之，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江标任满，徐仁铸继之为学政，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与本省绅士谭嗣同、熊希龄等相应和，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今将去年十二月梁启超上陈宝箴一书，论湖南应办之事者录于下。览者可以见湖南办事之情形焉。”

《戊戌政变记》的笔记-第179页 - 改革起原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

《戊戌政变记》的笔记-第166页 - 谭嗣同传

谭君子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好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

《戊戌政变记》的笔记-第170页 - 谭嗣同传

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 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劝君东渡，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谭嗣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戊戌政变记》的笔记-第123页 - 456

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发愤与否，在于此时，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一切不行，则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刲，欲为偏安，无能为计。
因使庆王告西后曰: “ 朕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予我以权, 宁逊位而已。” 西后虽愤甚, 然因别有所图, 始听皇上之所为
专制之国家，最恶报馆。此不独中国惟然，而中国尤甚者也。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
谭嗣同劝袁世凯：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梁启超劝谭嗣同出逃，谭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后友人苦劝，谭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戊戌政变记》的笔记-政变之总原因一 - 政变之总原因一

书中云：“故今综全周大臣之种类而论之，可分为数种类：其一蕒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之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耸听耳，此一种也；其二，则亦知外患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此又一种也；其三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借，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此又一种也。”
任公所论鞭辟入里，状国人入目三分。自洋务之事始，百有廿年，此三种一脉相承，绵延不绝。一者谓之可悲，悲其无知也；二者谓之可惜，惜之有力无心，得过且过；三者谓之可耻，逐己之小利，损民与国之万世之利，岂不知贻害己之子孙乎？
文忠公洋务三十年，谤满天下，南海任公百日而去国旅东，皆拜此三种所赐。无奈任公云“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