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书评

赵思渊：农村改革中的利益博弈（【读品】94辑）

——旧书新读《明清江南农村社会研究》欲了解明清时代经济命脉的走向，江南及其农村是切入问题的关键，面对明清江南的历史脉动，日本的滨岛敦俊先生是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的《明清江南农村社会研究》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可惜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终不为美。今年柏桦老师和朱海滨老师终于要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于是这本1980年的旧作在中文阅读界又变作了“新品”，更多的中文读者可以随着老滨岛的文笔深入17世纪江南农村生活的脉络之中。17世纪江南农村生活的主题是改革，赋役改革。江南农村赋役改革滥觞于宣德时代的周忱，于张居正时代以条鞭名目波澜壮阔地展开，之后并没有因改朝易代而停顿，一直延续至雍正时代才基本稳定，奠定了以后迄至民国农村田赋体制的基本格局。在这一进程中，作为帝国财赋之薮的江南，其每一个社会细胞都牵涉其中，佃农、自耕农、中小地主、大地主、官方……各种利益团体便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利益博弈。利益博弈在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来，比如地主和佃农的关系，这当然是传统时代农村生活的大关节，也是传统史学争论最多的地方，各种剥削率的计算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大陆史学界，即使不算显学，也绝对是热门话题。当然，这里有一份热忱，很多学者想要证实或者证否某些东西的关怀，不言而喻。而隔海相望的日本，则更为冷静，从具体的案例入手，“把守”江南研究的滨岛敦俊关切明末水利兴修的变迁，从中发见地主、佃农、官方三者间关系的变动。明初江南水利本来由在乡地主率领佃农兴修，然而到了嘉靖、万历之后，由于大量获得高阶科举功名的地主（日本学者称之为“身份性地主”）迁居城市或市镇，水利责任者缺失，水利失修，严重影响了江南农业收成，翻开明末清初江南的方志、笔记，欠税的记录比比皆是，这样的情形迫使官府介入本来由地主和佃农共同完成的地方水利工程，直接指导佃农和仍然居于乡村的小地主、自耕农兴修水利工程，官方、地主、佃农三方的关系就此改变。三者关系的改变最终反映在赋役改革上。明代的身份性地主拥有优免的特权，可以荫蔽一定数量的家族成员免除徭役负担，这项特权在明中叶之后就遭到扩大滥用，身份性地主的佃农实际都在其荫蔽之下。地租率不变，同时免除了大笔赋役，明末江南的身份性地主自然财源滚滚，由此带来的豪奢挥霍，真是令人咋舌。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记载了一个经典例子，常熟徐氏家族，嘉靖时代有一位徐栻担任南京工部尚书，凭籍各种优免权利，家族开始发达，到了其孙徐汝让时富裕称雄一县，玩到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玩的地步，于是在春天的时候登到县城一座塔顶，从塔顶上抛洒金屑，居然使一城映为金色，当今斗富者能玩到这个程度的只怕也是少有，何况还只是在一个县城之中。身份性地主玩到这个程度必然上侵国家下伤平民，再加上官府介入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赋役改革的方向自然是限制身份性地主的优免权利。然而具体措施如何，能明晰者少，而滨岛则在“畸零户”中发现了奥妙。本来明初规定赋役按人户摊派，一些鳏寡孤独可以免除徭役负担，称之为“畸零户”，滨岛则指出到了嘉万之后的时代，在赋税征收册上标为“畸零户”的实际上都是身份性地主的佃农，“畸零户”不过是避税的手段。到了清初赋役改革指向要求“畸零户”也承担赋役，其实是限制甚至免除身份性地主优免特权的手段。而这种改革方向能够在清代成功推进，又同明清易代对江南地主沉重的打击，以及所谓“王学左派”思想即王阳明学说较激进流派的传播，明末复社、几社等党社成员思想的流布，有着密切的关系。清兵南下，一方面是不少南明官僚殉难，一方面是科场案、奏销案两案的打击，使得江南身份性地主群体一蹶不振；王学左派思想的传播，以及复社、几社等党社运动，关注经世之学，譬如编纂《明经世文编》的陈子龙，便是几社成员，经过这一派士人的力量，平均赋役负担的思想传播开来，两者合力，终于造成清初赋役改革向前推进的局面。至此，明末清初的江南农村生活，与一时代之政治史、思想史的宏大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而这一手层层推进、条分缕析的功夫，最是老滨岛引人入胜处。滨岛敦俊的研究路数代表了日本30年代出生这一代学者的中国史研究的轨迹，战败后的日本学界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高歌猛进，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30年代这一代日本中国史学者，同样关心“地主”、“封建”、“古史分期”等问题。虽然从同样的问题出发，秉持着精工细作的精神且较少政治干扰的日本学者很快超越了阶级分析的思考框架，发展出日本自有的理解近世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滨岛这一代学者之前的日本学界理解近世中国农村的框架是所谓“乡绅统治论”，认为近世中国的农村是基于乡绅统治的村落共同体，而明清王朝便是代表乡绅利益的封建政权，这其中显然还可以看到阶级分析的痕迹，而滨岛敦俊，从明末清初江南水利兴修入手，否定了“乡绅统治论”的分析框架，呈现了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中官府、乡绅、农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一思路逐渐发展，与同时代的森正夫、川胜守等一批日本学者的研究合流，便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地域社会论”分析框架，滨岛氏著，正是这一学术转型中的关键之作。滨岛氏著最着力之处在于阐明明末清初“乡居地主”转变为“城居地主”对乡村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江南农村社会变动同明清易代这一大时代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份关怀以及对历史场景的理解，相较于同时代乃至晚近的美国中国史研究，可能更合于国人的心绪，所呈现的历史场景，也更为精细。明清时代的赋役改革，从周忱开始，直到雍正摊丁入地，才算使赋役制度稍微稳定，变革了将近三百年，即使从条鞭算起，也有两百年时间，改革的结果，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不过是简单的“摊丁入地”四个字，按照田产平均赋役负担的意思罢了，然而这中间过程的曲折，内容的繁复，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最令社会经济史学者着迷，却也最是困惑。乡村空间是如此复杂，即使是极小区域内的不同乡村，由于文化、环境、经济条件的细微差异都会在面对相同制度时作出不同的反应，这是赋役改革之所以持续如此长时间、如此纷繁复杂的重要原因，如今农业税取消两年多，有关田赋问题的讨论可能永远地成为了历史问题，不过事理相通，是这一段历史可以为鉴的所在，任何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都将长久地面对农村差异性所带来的挑战，一时一地人群、事态的利益博弈，都不是冷硬的条文可以划为畛域的。[日]滨岛敦俊 著，《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版本文刊于【读品】94辑 　　　　　　　　　　　　 【免费】订阅 点击http://blog.sina.com.cn/dupinjournal 网站订阅框。 或发邮件至dupinjournal@gmail.com订阅 　　　　　　　　 【读品】下载请前往：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dp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