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十二讲》书评

思想者，还是手艺人？

声明：这只是一篇极不严肃的读书笔记罢了。这本书读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在网上吆喝了一句，感叹咱中国大陆的历史系本科生为何没有这么一门课。被RE了一声，转达某博士对此书的看法，——写得有点儿浅了。浅是自然的，即便受众是思想大国法兰西的本科生，那也是本科生啊，一定的简单明晰是必要的。所以个人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好看的。即便看完这本书，你其实并无法清晰的知道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学完交规就变司机，念完教材就当律师一样，充其量是做点上手前的准备工作，具体点滴还需要在实践中慢慢个人体悟，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嘛。这本书其实是一门课，讲的不是历史是什么，而是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工作者都干什么，他们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目的是通过种种方法使学生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人们自称在研究历史时的所作所为。”作者在不同章节讲了历史学和历史学者应该是什么，比如大量翻阅档案，客观叙述事实，分析因果联系，解释来龙去脉。要随时保持自己中立的立场，不阿谀不抹黑。首先要保证史料的真确性，这真确性来源于一系列的追问，——史料从哪儿来？作者是谁？史料是如何流传和保存下来的？作者是全然真诚的么？作者会不会有意无意歪曲事实？他说的是真话假话？作者的身份和位置能够保证他掌握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吗？有无偏见？这一系列问题问完作者已死的那些史料，当然最好还要问问历史研究者本人。然而即便翻来覆去追问几遍，最后的研究成果还是有限的。因为文字本身是种建构，史学与文学再不同，形诸文字表述这一点还是一致的。我们看似揭示了具体事件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但其结论依然是局部有效的。因为，如韦伯言，即使是对实在中最微小碎皮的描述也永远无法被详尽无遗地思考。决定任何一件独特事件的原因的数量和性质总是无穷的……说历史学只是为了把事儿说清楚，这眼就浅了。历史事件自身和事件之间有着行动者的意识贯穿其间，没有纯粹的自然而然的历史，任何事件中都蕴含着意味、意图、意志、恐惧、想象和信念，后者正是史学研究者反复比勘不断推敲意欲揭示的目标，虽然其最终的结论可能基本上都差不多，即历史发展的本质，基本上就是不同群体的冲突。那么，具体的史学研究，其特色何在呢？在于其视角的择取、主题的拟定、概念的辨析、用词的精准、叙事的节奏、分析的条理以及论证的逻辑。通过叙事和解释相结合，优秀的史家往往能写就“一种得出融贯性和内在联系的历史表达模式。它关注研究对象的特性，关注那些保证了对象统一性的东西，并在各种特性之间联接成一种当时事实的多样性，并由此构建出一个总体，一个在其中事物互为奥援，柔和在一起的整体”。的确，好的历史学著作几乎是自足的，在情境的束缚和主体的自由之间张弛有度。它排斥以理论或实证的标准去衡量，甚至无需用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艺术史等区隔去分类。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不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史学工作者简直就应该是人文学科中的老大。然而作者在本书中所揭示的，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应然”层面，而是照顾到了现实情形，即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在对历史和历史学本身负责之前，他更着急的，是得到同行和社会的承认，当然还有，前辈大哥的提携。因而，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然后才是一种学术实践。关于这部分的描述，本书有其犀利刻薄的一面。关于学术研讨会的那段描绘可谓生动精辟，书中是这样说的：至于学术研讨会，实在是过多了，我想说，若是出于科学上的正当理由，就不会这么多。会议组织者可能的确是在追求科学上的目标；至少他们对别人这么说，也许他们也真的这么想。但他们也同时志在将自己或自己所属的机构打造成此领域里在科学上具有合法性的决策者：有时候这是有底气的抱负，有时候则是无根据的妄想了。勒高夫曾批评过滥开无用的研讨会，他说这些会议“盗用了太多研究、教学和撰写论著的事件”，“我们去参加研讨会的次数之多，已经到了有些病态的程度。我们应该注射防止开会病的疫苗。”诚然，研讨会给讨论提供了场所；有时也很有趣。然而许多研讨会却很无聊，也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收获。这不是因为会议主题无趣或是与会者无能：只是他们去开会并非为了讨论，而是为了露一下面。最想有所表现的是有话要说的新手；因为他们需要被人认识和认可，这些人在会场里呆的时间比较长。而这个行当里的名流有诸多要事缠身，他们只是来走走过场，以示对组织者和会议主题的关心；稍微转一圈，既是对会议的支持，又履行了自己学术掌门人的职责，然后他们就心满意足地走了。有些人有职业素养，他们在出席或是主持会议之前会浏览一下提交的报告，而另有一些更自以为是，或是时间更紧，却未必更年长的人敢冒违反常理的风险而不读报告；他们甚至大庭广众之下给自己未曾读过的报告作点评……这很好地证明了，参加研讨会不是为了科学的要求，而是职业方面的社交和权力上的策略。最后一句使我突然惑解，为何研讨会上，大家一通发表，却根本难以真正讨论起来，甚至有些议题，听众根本连发问的兴趣都没有。唯一心照不宣的共识在于，大家对学术研讨会应该走的各种程序烂熟于胸，因而有没有实质性的研讨倒成了其次，会还是要照开下去的。不仅研讨会开得像模像样，论文集里的每篇文章都写得是如此看上去像“学术论文”似的。不说别的，就说注释吧，注释几乎成了现代学术论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为了让正文行云流水，另一方面也提供出处以备读者查阅。然而就是这小小的注释，也大有学问可言，本书作者是这样说的：参考注视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是确证文本的权威性，那些大大小小的注释仿佛在说，“我所说的东西不是我发明出来的，您自己去看，您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是科学性以及作者将知识展现出来的显眼标志；又像是论证权威性。某些历史学家甚至将注释当做一种威慑力量来用，拿他来吓唬读者，来宣告读者的无知，并通过这种方式激起读者对如此博学的作者的尊敬。有时候，没有必要的参考注释也被用来避免同事的批评，赢得他们的敬仰，或是标明作者没有忽略任何当前的争论，采用这些无益的参考注释，正是那些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的作者的特点，他们需要巩固没有坐稳的权威地位，他们认为这对历史文本发出言语来说必不可少。是的，注释越来越多，越来越繁琐，研究主题却越来越具体、个别、另类。尽管随机看看书店或者博硕士选题，可谓玲琅满目，精彩纷呈。有食品、疾病、经济增长、避孕、卖淫、节日、生日、语族、民俗、社会性、扫盲、去基督教化、神秘主义，还有农民、资产者、财富、城市、工人、罢工、钟表、钓鱼，还有技术、科学、书籍、报纸、杂志、和成百上千形式的艺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不能拿来作为研究课题的。说得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有创意，可人味儿却越来越稀薄，什么都有，就是人没了。即便是信仰这一最关乎人类的事情，也变成了从图像到文本，从文本到器物，再从器物到图像的循环论证，人呢？没人在意，谁让现在流行文本分析和文化批评的路数呢。关于这一点，作者说：美国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为这股潮流提供了论证，使之更为强大。经心理分析、语言学和语义学改造而焕然一新的文学批评的诸多方法被运用于历史学作品，而史料工作和构建解释这些历史学特有的方法则被弃之不顾，以便只对文本本身进行考察。于是，文本与它想要让人认识的现实之间的关联消失了，历史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也随之消失。简言之，对资料的考证被对范畴与书写模式的批评所取代，“在说什么”的问题被“是谁在说”的问题所取代，于是结论便迎面而来，历史学中只有文本，还是文本，永远是文本，而这文本不再以任何外部环境为参照；历史学是虚构，是不断重整和修订的主观解释，是文学。历史家“并不构建其他人可以使用的知识，他们生产关于过去的话语”，历史学整个被缩减成一种作者之语。作家之语，几乎成了“私人写作”的学术表达。我不知道实际情形究竟是不是这样，不过即便同一专业领域中的学者聚在一起也基本上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倒是现实。于是，原本应该是人文学者中的“思想大师”的史学家，在流行的学术风潮中，却一个个地变成了娴熟的“手艺师傅”，他们“娴熟于制作各种精雕细琢的文本，这些文本上闪耀着的，是他们的知识和才干，是他们的博学，是他们理论修养和方法论上的灵巧，然而，他们处理的是他们驾驭自如的细微主题，或是不会对其当代人有什么影响的主题，又或者他们游戏般的喜好对不断经过修正的假设和解释进行系统的试验。”这些俏皮而桀骜的文本看上去是如此像那么回事儿，以至于读到这些作品的同仁不能不赞扬其精湛，于是，“史学行会”就这样变成了互相之间高唱赞歌的俱乐部，人们在其中愉快地欣赏匠人们的小小杰作，然后呢？and then, what?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没有答案。我当时想到是，然后就是一顿又一顿价值不菲的会议餐，大家继续在餐桌上觥筹交错，杯光碟影中，你一言我一语兴致勃勃地讨论着房价和职称那些在他们看来意义远大于学术本身的问题，每每这一今宵难忘的时刻，大家倒是颇聚共识的。这当然是幽了一默。还是应该抛出作者的质问，——炫耀博学，炫耀处理无足轻重的对象时的才赋，这样的历史学家将我们引向何处？或者说地更准确些，只对某一领域内历史学家才有意义，只有他们才感兴趣的历史学家要将我们引向何处？——这个，答案反正是没在前方不远的路上，大概在风中飘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