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的历史学》书评

近代史所青年读书会研讨《碎片化的历史学》zz

近代史所青年读书会研讨《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作者：李俊领 文章来源：《团结报》“史学版” 点击数： 123 更新时间：2011年08月24日活动形式：读书讨论研读图书：《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历史学的“碎片化”是目前历史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弗朗索瓦·多斯所著《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翻译出版后，这一问题引发了学界的更多讨论。在“中国本位，世界眼光”的立场上，我们禁不住要问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中国社会史学界）存在“碎片化”的现象吗？如果存在的话，该如何看待？　　　　主题发言人胡永恒的发言要点　　一、年鉴学派第三代研究成果的“碎片化”　　年鉴学派是20世纪法国历史学界的一个重要派别，蜚声世界，影响深远。这一学派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时段具有不同的代表人物与研究特色。到目前为止，年鉴学派发展到第四代了。第一代以马克·布洛赫、费希尔·吕西安等为代表，第二代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第三代以勒华拉杜里等为代表。到21世纪，又出现了第四代。　　关于国外对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胡永恒博士指出，除多斯的这本书外，翻译成中文的还有彼得·伯克写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不过，与该书相比，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更为深入，也具有较强的论战性质，“笔锋常带感情”。　　胡永恒博士说，多斯这本书主要批评的是以勒华拉杜里、弗雷等人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三代，其中一条“罪状”就是“碎片化”。在多斯看来，年鉴学派第三代经营的“碎片化”的历史学放弃了年鉴学派第一代马克布洛赫、费弗尔等人所倡导的“整体史”的雄心，也不像年鉴学派第二代的布罗代尔那样关注“地中海世界”那样的“大历史”，而较多地进行系列史、微观史、心态史等研究。这样一来，史学失去了整体认知功能，被分解成一堆碎片；而且，在各种社会科学的“入侵”之下，史学正在逐渐消解自身的特性；史学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做总体综合、探寻历史规律的工作，逐渐沦为给其他学科提供原材料的“矿工”。为了纠正历史学的“碎片化”倾向，多斯开出的“药方”是：一、重回整体历史的研究；二、重回政治史与事件史。　　胡永恒博士认为，多斯的批评很犀利，有不少真知灼见。如他指出系列史虽然能从较长的时段考察某一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但不同的系列之间的有机关系却被忽略了，历史失去了总体性。但是，多斯的批评也有偏颇的地方。如，并非所有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学者都倾向“碎片化”。另外，多斯本人并没有针对“碎片化”提出什么具有原创性的建议，他所说的回归“政治史”、恢复“叙事史”等，别的史学家都早已提出。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　　胡永恒博士认为，当前国内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研究对象的多样化。近年来，史学研究领域大为拓展，特别是社会史、文化史的兴起，使得新论题不断涌现，许多边缘的历史现象也进入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这种多样化的倾向还在延续。（2）研究领域的狭窄化。研究者不断将研究对象进行条块分割，很多学者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画地为牢，自设局限。（3）缺乏整体的历史观照。很多研究只是具体的经验研究，虽然考察细致，但不能以小见大，不能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联系起来，更缺乏理论抽象的能力。　　史学的“碎片化”何以形成？胡永恒博士分析了这么几个因素：（1）学术分工。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历史研究也有越来越专的趋势，但是“专家”往往不“通”，研究法律史的可能不懂经济史，研究民国史的可能不懂晚清史。而且，现在的学术培养机制加剧了研究对象的狭隘化，史学研究生一开始就被要求从事某个具体领域的研究，不少学者以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为追求，甚至终身固守一隅。（2）对过去“宏大叙事”（尤其是“革命史范式”）的反动。研究者对把握历总体历史、探寻历史规律失去了信心，转而关注历史细节，注重史事的考辨。（3）西方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的影响。　　对史学的“碎片化”，学者的态度不一。一些学者并不对“碎片化”持批评态度，如罗志田认为，多数人能从事具体史事的研究，恰是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表征。但是，更多的学者表现出了对史学“碎片化”的批评和忧虑。如何走出“碎片化”？胡永恒博士建议说：其一，要注意保持整体的历史观，保持“总体史”的追求。其二，要注意将经验与理论相结合。在这方面，黄宗智所提倡的“连接经验与理论”的做法比较可取，杨念群倡导的“中层理论”也可以借鉴。其三，研究者应有追求学问贯通的自觉。为此，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功力，尤其要注意理论学习。如桑兵所言，年轻学者应经历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　　点评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专门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张旭鹏副研究员做了认真的准备，并参与了这次讨论。他说，法国的“年鉴学派”对世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意大利兴起的的微观史学，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都能看到年鉴学派的影子。这要归功于布罗代尔运用手中权力的“霸道”经营。尽管多斯批评布罗代尔的这种做法，但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的杜赞奇也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推广“后现代主义”史学。多斯这本书写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论战的产物，固然抓住了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一些不足，但他的看法确有偏颇之处，也没有能反映此后二十多年以来年鉴学派的新发展。看多斯的这本书，同时还应参看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位编辑Andre Burguiere写的The Annales School: An Intellectural History（法文版出版于2006年，英文版出版于2009年）一书，他在“年鉴”编辑部工作了40年，对学派的方方面面非常了解，反映了局内人的看法。两本书比较着看，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认识。事实上，21世纪以来年鉴学派出现了新的转型，重新回到了政治史研究，不再坚持所谓的“静止的历史”。　　近代史所汪朝光研究员提到自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喜欢读从整体结构上谈文化的文章，现在却更喜欢从具体的小问题上入手，分析得很细致深入的文章。他接着提问说，历史研究的“小题材”化就是碎片化吗？研究蒋介石、胡适这样的大人物，并不能保证你的研究就是有广度和深度的，如果大而化之，内容空洞，那种文章也是很无聊的，还不如把一些小题目写细写深，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近代史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李俊领认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多样化不是碎片化，微观化也不是碎片化；历史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无意义化，才是碎片化。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制度，这是整体史；他研究名妓柳如是，杨贵妃的处女问题，具有整体史的观照，也不能说是“碎片化”。　　还有与会者认为，究竟什么是“碎片化”，是一个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研究洪秀全不是“碎片化”，研究洪秀全是不是长胡子的问题可能就是“碎片化”了。这两年中国学者也在探索解决历史学的碎片化，比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行龙教授提出避免“碎片化”的办法就是从总体的观点进行多学科的交融，再如近代史所李长莉研究员主张用整体性、联系性、多层面和网络化的观点，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以避免碎片化。

解构法国年鉴学派的神话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 “新史学”》对人们一向甚为推崇的年鉴学派进行了大量的反思和批评，预言他们所代表的新史学已出现危机并必将瓦解。译者马胜利的“前言”题为《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墓志铭》，“墓志铭”三个字显然是定了性。 起初，年鉴学派对多斯的批评采取抵制和“冷处理”的态度。“他们商定永远不提及《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并把该书提出的问题视为无端的攻击。”可是年鉴学派不得不正视新史学面临的危机。在该书出版的两年后（1989年），《年鉴》杂志发表一篇社论，承认其主要批评是有根据的，声明应当对以前的立场进行批判。尽管带有明显的论战的色彩，此书已被学术界视为一部全面评价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权威性着作。正如《再版序言》所说：“这本书已成为众多立论的源泉，以至于其标题已是表述第三代年鉴学派所代表的史学时期的约定俗成的用语了。该书出版后很快便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反响。” 人们一般认为，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取代旧史学，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中专论“法国年鉴学派”的第十三章（由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姚蒙博士撰写）说：“年鉴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危机的背景之下。”然而，史学危机只是年鉴学派产生的小背景，即内部背景，此外还有更重要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值得人们注意。多斯指出，《年鉴》杂志诞生于1929年并非偶然，因为“法国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明显改变，经济开始成为权力机器的主要部件。在19、20世纪，一向重要的经济因素成为了主导性制约条件，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支撑着整个社会。为适应这种演变，史学论说也要与时俱进，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年鉴学派革命，也是认识论方面名副其实的断裂。在这场革命中，历史学家把目光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由于经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年鉴学派十分重视社会史及全面的历史，他们创立的杂志也因此取名为《经济与社会历史年鉴》。 不过，多斯并不认为年鉴学派是“全面历史”的首创者。伏尔泰等学者较早提出“全面历史”的想法，1900年亨利·贝尔创建《历史综合杂志》，提倡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学。年鉴学派的观点则比之前人更鲜明，而且顺应时代的发展，有效地付诸实践。 年鉴学派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它的成功不仅在于提出新观点，并用新方法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还在于某些学术研究以外的活动，即运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法国《外交世界》周刊评价说：“弗朗索瓦·多斯描述了年鉴学派大刀阔斧夺取权力的过程，及其在战略方面显示的巨大才能。该学派从不拒绝传媒、商业利益和广告宣传，因为在当今社会没有它们的帮助便会一事无成。年鉴学派先是夺取了社会学家曾试图控制的领地，并在其上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帝国，然后又借助天时地利，加上其诱人的说服力，收编了所有人文科学。在向读者介绍‘新史学’的来龙去脉和种种变化方面，弗朗索瓦·多斯是个难得的向导。” 多斯着力揭示年鉴学派如何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以推行霸权主义。首先是组建队伍和建立阵地。《年鉴》杂志无疑是主要的阵地，也是一面颇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旗帜，然而仅此还不够。“年鉴学派的成员夺取了传媒社会的所有关键岗位。……大多数出版社负责历史丛书的都是年鉴学派的人。他们身居要职，大权在握：哪些着作能够出版，哪些着作要打入冷宫，全由他们定夺。享有霸权地位的年鉴学派还控制着新闻机构，并用其宣传自己的出版物，从而保证其影响和争取更多公众。从研究实验室到发行渠道，法国的史学生产几乎都被年鉴学派所垄断。”在向大学和社会渗透的同时，年鉴学派致力于创立新的史学基地。1947年，费弗尔提请政府批准，设立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经济和社会科学部，费弗尔和布罗代尔先后任该部主任。第六部作为政府机构，比杂志和媒体拥有更大实权。年鉴学派利用它掌控国内外给予的研究资金，依据自己的需要安排研究项目和研究人员。 多斯多次强调布罗代尔的组织才能和称霸野心，说“他像君主和国家元首一样领导着他的事业。”布罗代尔“利用他手中的可怕机器奠定了一种体制基础，从而实现了第一代年鉴学派史学家梦寐以求的整合。”他将第六部作为“历史学家吞噬社会科学的重要工具。”法国其他学科的学者因受到压制而谴责布罗代尔大搞帝国主义，将他比作新的路易十四。 以强大的组织为后盾，年鉴学派全面出击，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是对付内部敌人，与传统史学的论战成为年鉴学派的家常便饭。“他们抨击对手的语调充满论战色彩”，多为“严词攻击”和“毁灭性的评论”。同时他们不断向外扩张，全力收编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因为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摧毁传统史学，年鉴学派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他们吸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地理学家入盟并非为了对历史学进行无关痛痒的改进。”年鉴学派利用各种学科对付传统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征服这些学科的过程。“《年鉴》杂志两位创建人很明白：为了赢得牌局，仅和其他社会科学和睦共处是不够的，只有将他们并吞才能最终获胜。这表现了年鉴学派的本性。该学派各阶段的论说都表现出非凡的搜罗、捕捉和俘获能力。”这与人们通常理解的“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显然不尽相同。 为权势集团服务也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和权力向来密切相关。20世纪的权力与以往有所不同，年鉴学派的力量在于成功地依附于这些新型权力（即以上所说的经济权力）。而权力则利用历史学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历史学家将某种意义赋予政权，并成为其合法性的担保人。”书中说，后期的《年鉴》杂志与银行家、金融家、资产阶级政客和技术官僚们的关系日渐密切，而这些人正是政府倚重的力量。就这样运用全面的战略手段，“年鉴学派通过运动战建立起庞大的帝国”。 除了集中介绍年鉴学派争夺权力的过程外，该书也论述他们的学术成就。多斯对年鉴学派三代人的评价明显不同：对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给予高度评价，对第二代的首领布罗代尔既充分肯定、也提出一些批评，对第三代则主要持批评和否定态度。他指责以勒华拉杜里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学派违背“祖训”，一方面否定人类中心地位的历史观念，另一方面，将“整体的历史学”变为“碎片化的历史学”。 总的看来，多斯认为，年鉴学派对以往的方法学派（传统史学）持完全负面的看法，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未免有些极端。他提出：“更新史学论说和创立真正新史学的使命落在主张总体历史的史学家肩上。历史学若要重新成为马克·布洛赫所称的研究变化的科学，它就必须与年鉴学派中占主导地位的永恒时间说实行决裂。”要复兴历史学就必须恢复被年鉴学派抛弃的事件。多斯并不希望回到传统史学的事件史学，而是要对事件进行区别和选择，“我们应该避免只在讲述无谓的事件和否定事件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有待复兴的应是那些与结构相关并由结构促成，可引发创新的能指事件。‘真正的现代科学只能在承认事件的基础上起步’（莫兰语）”。 英国学者彼得·伯克也看到了年鉴学派争夺权力的那方面，说“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两人都是令人生畏的学术政客”。但是他的着作《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为了集中介绍年鉴派的学术成就，很少涉及那些“争权夺利的斗争”。台湾学者汪荣祖的《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对第三代年鉴学派的评价与多斯的批评不同，认为他们开展多种史学研究，扩大了研究领域，并且突破该派的禁忌，回头研究政治史和事件史，“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若说这种发展是在挑战布罗代尔，毋宁说是学术领域的更上层楼，布罗代尔未必不乐观其成。”看来他并未把史学的“碎片化”和“违背祖训”看作是坏事。 当今世界学术的发展变幻莫测，新方法、新学派层出不穷。对年鉴学派的反思是一种必然趋势。美国学者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的《新旧历史学》（余伟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旧史学不旧”（因为传统史学的政治史、事件史和叙事史已受到人们的重新重视）“新史学不新”（因为还有更新的史学不断出现）。他把人们通常说的“新史学”命名为“旧新史学”，以区别于其后的“新新史学”。 尽管反思旧史学是一种历史趋势，但是像多斯这样从学术与权力的关系来反思则值得我们重视。以往人们仅仅把学术成果和学术流派看作是平面的、书本上的东西，而忽视了学术自身是如何运作和生成的。实际上年鉴学派的不少学术观点都是为了应对论敌而提出的，例如布罗代尔为了对抗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的永恒结构理论，而提出他的着名的“长时段”理论，“他以历史学家的王牌——时段来对抗列维·斯特劳斯”。后人在反思年鉴学派理论时，对此论的片面性提出批评，却没有注意到学术的缺陷是非学术因素造成的，如同多斯所尖锐指出的，历史学家并非是天真无邪的。在我们看来，如果一种学术需要靠权力来推行，如果学者出于强烈的主观目的去研究，那么这样的学术成果本身也是十分需要质疑的。在世界范围，年鉴学派的影响不仅历时长久，而且广泛深刻。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其也多有介绍，然而我们能听到的只有普遍赞誉和推崇之声，在这种情况下，听听多斯的这种不同的声音是大有好处的，至少它能让我们避免陷入“偏听偏信”的境地。　　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04月29日

暑假读书笔记: 碎片化的历史学之一

题记：时间如梭，往日不可追。然俗务繁多。几乏时去读书，突然会想起网友“潜研法史”，想起他认真读书，潜心学问的样子。想起自己也算忝列为读书人，本应以读书为业。且用暑假短期，做一番阅读，预作笔记若干。1． 新史学的早期，第一代等，强调“人类中心论”认为“人是历史学家关注的唯一对象，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历史只能是人类史， 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事件也是人类所为。 前言但到了第三代新史学，年鉴学派，放弃了人类中心主义，放弃了整体观念，热衷历史的解构。“以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史学派甚至用电脑构建出历史幻想的模型。该学派在进行计量研究时排除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如独立战争，其结果表明，即便没有这些事件，美国也会有同样的经济增长。事件被长时段排除在外，当一些哲学家发现了人类的死亡时，一些历史学家也宣告了事件的死亡。”p2191988开始回归：阐释学被树立为理论的本源，行动者受到重新关注；时间形态被重新确定，短时段再次受到重视；超脱时间的观念受到质疑。前言年鉴学派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理论的起伏发展，变化，特别是对于人、对于事件的认识。无疑，历史是人文科学，是人的历史，如果排除了人的存在，那就排除了实在的生活，那历史的研究还有何生气可言？2. 关于结构和情势。 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很快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布罗代尔为了对抗斯特劳斯， “决定以历史学家的王牌——时段——来应对斯特劳斯，这便是用以制约永恒结构的长时段。斯特劳斯的挑战促使布罗代尔以近乎永恒的时间概念把历史结构化”。“布罗代尔把时间分成性质和长短各异的三种节奏：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 前言至今不明白斯特劳斯所谓的“结构”是何指，？？长时段的概念何以就能对抗结构主义？？这是个问题。3. 年鉴学派的特点：一是主张超越哲学理论的客观和真实历史，表现对实证史学的反叛，反对单纯的国家史、政治史、军事史。更注重经济和社会现象。其二是倡导问题史学，：“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认为，历史学家不应满足于根据史料写作，而应当向史料提出问题，要把史料纳入一个总问题。”问题史学史相对于过去客观、全面的真实史学而言，就中国传统史学而言，何尝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样是限于对历史过往的描述，限于对真实的还原，但却远远不够。我理解，问题史学，一是倾向于微观史，以小见大；二是部分代表了解释史学，即不知用历史材料讲出好故事，还点出故事的意义。不知然否？！！二〇一〇年七月三十日

“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年鉴学派的再思考

年鉴学派及其所代表的“新史学”当属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而且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本书作者弗朗索瓦•多斯则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向年鉴学派提出挑战，并以其《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评价。在本书中，弗朗索瓦•多斯以大量资料和证据为基础，向我们讲述了“新史学”的历史。除了介绍费尔南•布罗代尔、埃马纽艾尔•勒华拉杜里、雅克•勒高夫等声名显赫的“新史学”学者之外，多斯还对“历史的终结”、“人类的隐退”、“结构的作用”、“抛弃政治史”等年鉴学派所提出的众多观念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并使我们看到，在年鉴学派的促进下，历史学在实现了奇异的复兴后，也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况。多斯对三代年鉴学派的评价存在明显差别，他对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曾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对布罗代尔既表示了充分的敬重，也提出一些批评；对第三代年鉴学派则主要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作者认为，年鉴学派的历史表明了一个从兴旺到逐渐衰落的过程，三代年鉴学派之间有连续性也有断裂。首先，它们都否定政治，将政治视为死角；其次，它们都从其他社会科学攫取新成果，并力图从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为此，年鉴学派大力开发新领域：心态取代了意识形态，物质性取代了唯物主义，结构取代了辩证法……本书在勾画了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兴衰之后，还对史学今后的复兴和发展提出了见解。作者写道，如今，更新史学论说和创立真正新史学的使命已落在主张总体历史的史学家肩上。历史学若要重新成为研究变化的科学，它就必须与在年鉴学派中占主导的永恒时间说实行决裂，与厚古薄今的观念实行决裂；史学研究应当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因为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要复兴历史学就必须恢复被年鉴学派抛弃的事件，因为排斥事件导致历史学走上了消解自身特性和功能的道路；历史学当属唯一能把握系统与事件、长时段与短时段、结构与情势之间辩证关系的实践活动。然而，多斯并不主张回归传统史学，他提出：“我们并不主张回到拉维斯的事件史学，我们应该避免只在讲述无谓的事件和否定事件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有待复兴的应是那些与结构相关、由结构促成，并可引发创新的能指事件。”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莫兰所说：“真正的现代科学只能在承认事件的基础上起步。”

年鑒學派123

年鑒學派，想必很多人都聽說過。可是年鑒學派到底是怎樣，大多數人都語焉不詳罷。那就請看看這本書。這本書仔細爬梳了年鑒學派的來龍去脈。年鑒學派的肇端、成立、發展、輝煌、分裂、衰微在這本書裡都談到了。而且每一代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的身世、學說、個性都有論及。作者文字平實，富有總結韻味，關鍵時刻也肯跳出來一舒胸中塊壘。譯者的翻譯也很流暢。由於本人法語有限，不敢再對翻譯亂說些什麽。+++++++++++++以下是些摘抄，頗精彩。布羅代爾把經濟事實納入一種初始狀態，在總體研究中運用了經濟視野。這種總體研究爲他提出的三種時間性注入了活力。作爲歷史學家，他並不滿足於提出永恆的地理制約和事件的泡沫。『經濟人』向他提供了上述兩者之間的另一種時間性。爲了將有意義的運動注入莫測的深層與表層的泡沫之間，表現情勢和週期的時間性便成爲必需。布羅代爾說過：『歷史學家的神奇在於，所有被我們觸摸過的人都會栩栩如生。這是對死亡的勝利。』布羅代爾試圖表明，人類自由是一扇極爲狹窄並不斷縮小的門。雅克·雷韋爾：全面的歷史僅體現在計劃之中，一旦進入實驗操作，這種全面性便分化爲無數個有待闡述的研究對象。米歇爾·福柯：歷史學不應再描述演變，因爲演變是生物學的概念，牠也不應再探索進步，因爲進步是個倫理概念。歷史學應當分析多種變化，發掘眾多不連貫的瞬間。推翻歷史的連續性是廢黜歷史的主體所導致的必然後果：『人類不再擁有歷史。或者說，人類在說話、勞動和生活的過程中形成了自身，儘管他們與各種歷史交織在一起，但這些歷史並不從屬於人類，也與人類不具同質性……從19世紀初起，人類便被剝奪了歷史性。』因此，自我意識最終消融在客體論說和層出不窮的異質性歷史中。雷蒙·阿隆：根本不存在推動全面歷史運動的原動力。在馬爾薩斯的模式中，人口祗是個毫無價值的抽象概念。而實際上，人口分爲不同的階級和社會階層，牠在不同社會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無視生產與交換條件、勞動社會分工和價格與收入的情況上空談人口祗能是故弄玄虛。馬爾薩斯完全忘了：科技創新能力和經濟進步的潛力可以使資源迅速增長。馬爾薩斯的整個模式不堪一擊，因爲牠的依據是：缺乏彈性的生產難以應對令人不安的人口增長。在結構史所限定的新範圍內，社會結構把任何干擾和妨礙反復進程的因素都排除在外，從而實現自我更新。這種研究方式的思想基礎屬於極度的悲觀主義，牠把現實看做一個不受人類控制和幾乎不變的恒定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類的本性與動植物一樣是永恆不變的。由此可見，歷史學家已深深扎到歷史性之中，不再顧及在表層現象中掙扎的人們了。事件的地位也不同以往了，從有象徵意義的徵兆變成了不足爲訓的造作和神話。……這種新說法規避了任何相關的歷史背景，因而更需要大力灌輸和反復宣傳。節慶是突破禁忌與規範和表達自發性的最佳形式。……在涂爾幹看來，節慶是被政權集合在一起的人民做出的萬眾一心表現。此時的節慶屬於構建管理與控制體制的一種措施，牠使不斷擴張的政治權力把個人納入一個新的空間。這種權力空間是公開、開放、露天和無界的，並有意避開象徵等級的高山；牠用於舉行紀念活動，並能使教堂門可羅雀。公開性有助於控制和排除任何異常舉動。節慶對個人的安排就像調動學生編隊，牠儼然成爲訓練服從的營地和惡魔利維坦式的國家工具。這種國家甚至企圖用魔爪來控制時間。戲劇化的表演和祖國祭壇周圍的龐大隊列都旨在表明革命躁動已經結束，時間停止在功德圓滿的當下。當政權想制約民眾的壓力時，上述現象便會出現：節慶儀式成了化解革命暴力的虛幻寓意。勒華拉杜里提出：『我認爲，歷史有點像逃離二十世紀的手段，因爲我們生活在一個比較兇險的時代。』歷史和權力向來密切相關。……歷史學家將某種意義賦予政權，並成爲其合法性的擔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