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导论》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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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0
ISBN:9787301132999
作者:〔英〕沃尔什,W.H.Walsh
页数:275页

王树人:历史“复活”与历史理性

  (原载《文景》杂志2009年第三期)     北京大学出版社颇有学术眼光,特别关注外国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历史哲学。近年来,该出版社不惜花大力气与中外学者合作编辑《历史的观念译丛》。这部丛书由耶尔恩·吕森(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与张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编,并有国内外众多编委通力合作,计划将出版三十多部具有代表性的译作。今已出版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等十部,并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重要影响。这些译作不仅直接有益于历史哲学研究,而且对中国哲学界和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都具有开阔视野和启迪创新的价值。本文系笔者读这套丛书的点滴体会,并以此祝贺该丛书的出版。    历史研究著述的真实性问题    历史哲学虽然很重要,但在中国大陆一直处于边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何谓历史哲学?我的理解就是,借助不同哲学观点对于历史和历史研究所作的反思。当下这套翻译丛书,称为“历史的观念译丛”,也点出这种哲学反思的特征。所谓历史的观念,就是对历史和历史研究在反思中给出的种种形上学观念。  在中国大陆,以往半个多世纪,由于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花独放,而在这种哲学那里又找不到相应的“历史哲学”这个词语,所以历史哲学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即使它在外国哲学的研究中存在,但也在主流之外。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属于历史哲学的一种。但遗憾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独尊时期,其他历史哲学著述也只能被弃之不顾。历史作为往事,是一个消失的领域。在其未消失时,也是灿烂、丰富并且极其复杂。但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或上万年,所能留下的痕迹却变得越来越少,因而对于今人来说,也就显得越来越陌生,甚至很神秘。1以至历史作为信史的研究,就变成非常困难的事情。也许由于领会到作为信史的难产,所以对历史著述的真实性不能不产生疑惑。这种疑惑,突出表现在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提出的一种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历史是往事,今人写往事,不能不有今人不同于古人的思想框架和眼界。或者??说,任何今人写之历史,都不能不有当代的思想色彩和印记。国学大师胡适之先生也有类似观点。他的观点大意是说,历史像一个天真烂漫女孩子,可以任人打扮。不难理解,正因为历史只留下很少的痕迹,所以史家写史不能不根据极为有限的痕迹在联想中作“复活式”的推论和描述。由此可知,历史著述,确实不能摆脱当代性和作者在当代眼界下所作的联想。但是,我们要问,在这种带有当代性和作者联想的历史作品中,就完全不可能保有历史之真吗?当然不是。由于任何历史作品,都不能没有真实历史的痕迹(文献流传和地下发掘之实物等),并总是从这些历史真实痕迹出发,而加以思索和阐发。因此我认为,不能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绝对化。克罗齐也不是坚持这种绝对化的理解。就是说,历史著述有当代性和作者的联想,但又不可完全归结为当代性和作者的联想。实际上,不仅追求历史之真的历史研究著述,能保留相当的历史真实,甚至在总体虚构的小说中,也能保留相当的历史真实。例如,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长卷中,其所反映18、19世纪法国的社会情况,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不仅保有历史的丰富生动性,而且其真实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任何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历史著述。  关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是现代历史哲学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推动历史研究深化的重要问题。所谓“历史理性”,也许就是游弋于这种包裹着一定历史真实的联想之中吧?但我们学界对于历史真实性问题,似乎缺乏应有的讨论,甚至在有些人那里显得无知和僵化。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与一位研究历史的先生谈话,其间我提起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观点时,他几乎跳起来并提高声调,连声说:“胡说八道!”完全拒绝思考历史研究的真实性问题,仿佛史家写出的历史作品皆为信史,是历史的完全“复活”,不容许有任何怀疑。      “历史感”与历史理性    对于19世纪以来的德国思想文化,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给我们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历史感”。其实,说到日尔曼民族与中华民族,两者的共同点之一,似乎也是“历史感”,即都非常重视历史。但必须说,两者重视的角度和层次却不同。不能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没有历史理性,在二十四史著述中,我们不难找到这方面的零散论述,如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等,但主流却是落在经验层次上。一直到毛泽东也主要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人常说“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也是从经验意义上看待历史。当然,这种看待历史,也有其重要价值,不能否定。但是,从理性上反思历史,从而更深刻的领会和把握历史和历史研究的脉络,却是19世纪诸德国思想家通过历史哲学的创立和研究而作出的贡献。  现在人们经常把理性挂在嘴上,言谈几乎总离不开理性如何。但是,理性并非单一,而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范畴。这一点,却非人人能够领会。一般而言,所谓理性是指与感性相对应的理性,主要指科学思维理性和逻辑理性。特别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人们所崇拜的理性,就是这种理性。一则,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欠缺这种理性,二则,还因为这种理性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科学民主和走现代化道路相关联,或者说,为在各领域提倡秩序、透明、追求合乎逻辑、追求合乎规律等现代化所必需。但是这种科学思维理性和逻辑理性,并不是唯一的理性,毋宁说,还属于一种狭义的理性。我们知道,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还有一种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理性,属于一种区别感性和知性的广义理性,如康德的先天综合理性,黑格尔囊括一切的绝对理性或思辨理性。而在现代德国哲学中,海德格尔在批判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时,干脆把以往划到非理性的艺术思维、诗意思维,也都划入理性。可见,理性有广狭之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由于缺乏西方的科学思维理性和逻辑理性,所以近现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补这一课。这无疑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须,非补不可。但是,由此而走全盘西化之路,特别是在教育体制上,把中国特有的智慧和思想精华,完全从教育内容中剔除,却给我们的事业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众所周知,中国具有深邃的动态整体观传统,如奉行“天人合一”思路,很是宝贵,而且能与西方广义理性之思有所相通。本来,我们应当在自己这种思想文化基础上,会通和借鉴西方思想文化以创新,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我们却丢弃了具有广义理性的动态整体观思路,而把自己完全陷入狭义的理性,即局限于科学思维理性和逻辑理性思路之中。从而,在看问题时,总是以这种科学思维理性和逻辑思维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在这一点上,甚至比西方还西方。因为实际上,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开始批判狭义理性即科学思维理性与逻辑理性的局限性及其异化形态。但是,中国不少“五四”以降的精英们却一味痴迷于狭义理性,而对西方的自我批判不闻不问。甚至,把这种狭义理性的异化形态,即所谓理性至上和科学万能当作宝贝。2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由于这种僵化的片面性,就不能不在思想上极大地消弱了我们的原创性思考能力。可叹!  所谓“历史感”,就其合理性而言,应当是以广义理性或动态整体观考察历史和历史研究。这种考察,才是真正的“历史理性”之研究。或者说,“历史理性”就是要从动态整体的视野考察历史与历史著述。必须说,在整体观上,中西有共同点。在西方,突出地表现为从斯宾诺莎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斯氏的“唯一实体”和黑氏的“绝对理念”,都具有把世界看成一整体的思路。这与中国“天人合一”观,虽然内涵不尽相同,但确有共同点。所谓内涵不同,在于西方一直到黑格尔仍然囿于逻辑理性的思维,而中国则是崇尚悟性的“象思维”。虽然黑格尔的整体观,具有概念演变的动态性,但局限性很大。他看不到思之外的世界也具有动态性,在《自然哲学》中,他的名言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在这一点上,黑氏不如赫尔德。赫氏在谈到宇宙发展整体时,还把无机界到有机界一直到人类及其活动包括思的活动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一点,受到康德的重视。3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整体观的突出特点,恰恰是与“生生不已”的生成动态性的真实世界相应。把握动态整体生成的世界,不能简单地诉诸概念逻辑的抽象和推理,而只能诉诸“象以尽意”在体道中的开悟(使身心融于整体大化流行中来把握整体)。中国这种动态整体观的理论和实践,可在中医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中找到一个生动的和具有说服力的范例。  关乎人类历史,主要是讲进入文明后人类可考之历史。在史学研究中,所谓“历史理性”,除了前面提出的历史研究所反映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之外,重要的问题还有:如人们常常提出的历史有无发展?如果有发展其间有无规律性可寻?如何理解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历史发展的动力何在?历史进步的标志何在?等等。其实,这些问题的核心,归结为人本身在历史中如何的问题。      作为双刃剑的文明创造    从史前到跨入文明时期,一直到如今,历史确实为人类自己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所创造。因此,人类及其活动,就构成历史的核心。历史之发展与否、规律性有无、进步的标志何在、发展曲折性和动力如何,也都应当从人类及其活动本身如何考察之。有一点很明晰,从原始人到文明人,几万年到如今,人的聪明才智确实有极大开发和进步,以至人如今能暂时离开地球,到大气层之外活动,甚至有可能暂时到达别的星球上。但是,作为人之为人的人类德行是否随着才智的进步也更进步了呢?从整体上看,似乎没有。人类今日的德行,在与人类早期那种真诚和纯朴敦厚相比,不仅看不出进步,而且在一些人那里倒退得非常厉害,几乎可以说:禽兽不如。从两次世界大战之残酷的血腥屠杀,以及其后局部战争的野蛮屠杀,以及近观中国今日贪官之多,腐败之严重,都足以说明人类德行并没有随着聪明才智一起进步。就中国贪官而言,这里仅举一例:江苏省前建设厅厅长徐其耀。他不仅贪污赃款达两千多万,有一百四十六个情妇(这里称“情妇”不准确,应当说多为权财色交易的“性妇”),而且他对中国贪官大行其道的潜规则,非常精通。在他给儿子信中传授这种为官之道时,其贪婪无耻和露骨程度,不能不令人震惊。从这个贪官的为官之道,使笔者想到老子两千多年前说的话:“智慧出,有大伪。”4可知,作为创造文明的聪明才智,历来都是一把双刃剑。许多贪官落马的事实说明,他们并非缺少聪明才智,但是他们却用这把双刃剑捅破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掉进罪恶的深渊。  不过,老子“智慧出,有大伪”所包含的真理,其普遍意义更在于,这个真理揭示了人类在创造和发展文明的历史活动中已经使自身陷入几乎不可克服的悖论。首先,如果人类没有欲望,就没有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为世所公认。但是另一方面,人类这种欲望一旦被释放出来,又变得难以控制,并且现今人类这种欲望已经异化,变成欲壑难填的无底洞。试看今日之世界,一切悲剧,一切罪恶,都无不源于这种欲壑难填。应当说,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活动,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外部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人本身的德行进步却没有发生,相反人类的德行正是在改变外部世界中日渐倒退。如今,在外部世界被改变的亮丽外表下,已经酿成几乎可以毁灭人类自身的危机。何以酿成这种危机?应当说,这种危机恰恰主要是人类德行倒退导致的必然后果。因此,有良知的人们终于觉悟到,善良、真诚、纯朴的人之初,才是值得追求的本真人生之路。从而现在有“回归自然”之说。而所谓“回归自然”,其最根本处,就在于要找回人类已经失去的本真。那么,处于悖论并向深渊沉沦的人类何时能觉醒?何时能知道必须找回自己的本真昵?这种寻找的提出,是理想还是空想呢?显然,这都是非常值得深思和讨论的重要问题。      史学道术“为天下裂”之意味    这里讲史学道术“为天下裂”,乃借用《庄子·天下篇》之词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出现,在庄子看来,正是当时学术从一元道术到多元的转变,他称之为“道术将为天下裂”。当今,史学研究经过后现代思潮的颠覆,也在多元化,甚至出现“细碎化”倾向。通史、断代史等宏大叙事体研究已经不能独尊,并且往昔许多所谓统一之见或规律之见、平衡之见等,也渐被打破。5虽然如此,史学之研究并未因此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所谓细碎化的个案研究,甚至钻牛角尖的研究,仍然没有离开求历史之真的追求,因而也具有深化历史研究的价值,不能否定。  在学术研究中,总处在一个视角或方法论下考察和研究其对象,很容易僵化,以至把自己的视角或方法论看得唯一正确。实际上,如果对象复杂且处于动态,如复杂的有机体,对之研究就需要多角度,而且不能固定一种方法论。如果承认历史曾经也如现实事物一样活灵活现过,那么从非常有限资料出发去“复活”曾经的活灵活现,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此而言,历史研究决不能局限于收集、整理、解释历史资料上,尽管这是必须做的基础事情。但局限于此,还达不到求历史之真的目的。历史之真,在于“复活”已经消失的人的活动及其活动产生的条件,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条件,尽管这种“复活”很有限度。但是,这种“复活”,仍然具有通过有限历史资料与古人对话之意味。所谓历史事情在当时“活灵活现”,就是指那时的人,其活动不仅是有血有肉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是在具体思想和情感支配下的活动。因此,历史研究在“复活”人的活动所形成的历史事件时,还要追述其思想情感。那么,当如何与古人对话?如何追述那时人们的思想情感?这是更为复杂的事情。历史之所以成为克罗齐称之为“当代史”,就在于历史研究者往往用当代人的思想情感代替那时人的思想情感。就历史研究需要追述产生历史事件的思想情感而言,柯林武德把历史归结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并非没有真理,而且似乎还饱含深刻的真理。因为,人的主要活动都是有意志、有思想、有情感的活动。意志、思想、情感既然是个人和人群活动的动因,也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确实找到了历史的某种根本和基础。要知道,进入文明之后,意志、思想、情感已经成为人和人群一切有意义活动的前提。如果把唯心主义作为错误的贬义词,那么单纯从人和人群的物质活动出发解释历史事件的观点,则是不折不扣的离开历史深刻真实动因的唯心主义。相反,柯林武德式的唯心主义似乎可以称为更符合历史真实动因的“唯物主义”了。  用“颠覆”来形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人文学科各领域的作用,主要是指它的批判价值,它能打破以往许多僵化的框框。因此,所谓“颠覆”并非贬义。相反,正是这种“颠覆”,具有重要的开启多维创新价值。亦如前面指出的历史研究的“细碎”化,对历史研究深度广度的开掘,也有其积极意义。从方法论上看,后现代主义所“颠覆”者,就是以往的僵化,或者说只能从单向度面对具有丰富层次的复杂历史。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大陆曾经把历史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度把超出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都加以剔除。因此,后现代主义所作的“颠覆”,从积极意义上说,就是“颠覆”对历史和历史研究的简单化。       历史著述何以需要不断重写    任何重要的历史阶段和重大历史事件之历史研究著述,都非一锤定音。相反,几乎每一新时代到来,都有修订或重写的新作出现。这除了说明,历史从来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总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而有所取舍。另一方面,从历史研究本身看,这种修订或重写之必要,则在于作为历史痕迹的资料,总有新的发现。这些资料,或者能丰富以往的研究,或者能修正以往研究的错误。此外,更重要的是,随着理论的创新,使历史研究的视野不断开阔,而处理历史资料的手段也日新月异,从而使历史研究著述必须不断更新。而唯如此,才有可能使历史研究不断逼近历史之真。  当历史的丰富灿烂已经消失,历史对于研究者就变成陌生、神秘而需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加以解密的对象。所谓历史曾经丰富灿烂,就是指历史本来面貌是极其复杂、多层面的复合的动态的整体,就像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一样。历史研究的理想追求,就是写出趋近历史本真的研究著作。对于消失得只剩下极少痕迹的对象,如何通过研究趋近历史本真,不能不说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历史研究趋向历史本真的手段比以往大有长进。C14对实物历史年代的测定,全息摄影术对历史实物原貌的恢复,IT信息高科技对材料处理的速度加快等等,无疑都对历史趋向本真的研究很有帮助。至于传统研究历史所借助的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哲学、艺术理论、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文学等等,在趋近历史本真的研究中,依然不可缺少。由此可知,现今的历史研究越来越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教养。6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不能要求这些方面都具有各科专家水准,但具有一般知识教养则绝对需要。7现在,中国大学的历史系受到轻薄,实在是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其艰难性的轻薄。人们通常批评有些学人浅薄,就包括批评其缺乏历史知识的学养。轻薄历史,必然使人变得浅薄。记得恩格斯说过,人文科学本质上都属于历史科学。因此,过去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不无道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学乃是一切人文科学的基础,值得一切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者重视。岂可轻薄?  中国今天,正处于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需要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重新研究和书写自己几千的文明史,以求在反思历史中找回中华民族振兴和创新的文化的活水源头。历史也不单纯是一面呆板的镜子,其中还蕴涵着取之不竭的文化原创基因。因此,历史研究的目的也不是单纯回归或趋向历史的本真,而且更在于要激活其中所蕴含的原创基因。如果在这种意义上谈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就赋予了克罗齐这句话以鲜活的现实意义。无疑,当下的中国,非常需要给人们以创新启迪的历史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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