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章节试读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的笔记-第198页 - 知识分子环境

……卓越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最后甚至清楚地写道——必须独裁。而且对他自己来说，顺理成章的一件事就是，他于1933年5月1日加入了国社党，作为回报，他得到一份专门面向法学家的报纸的主编位置。于是他在那里将希特勒介绍成“法律的守护者”。汉斯·策勒尔的命运没那么令人称羡，他从1935年开始不参加政治活动，在生活中也与政治保持着距离，可他在1933年4月是赞成解散政党的，赞成结束自由主义的，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打败“左翼的知识领域”。最惨的是爱德加·容格，他在1931年颂扬“国家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并于1932年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唯一能将德国未来真正掌握在手中的政治家，但却在1934年的大清洗中被清算掉了。
30年代初，卡尔·冯·奥斯茨基在左翼周刊《戏剧世界》中指出，这些理论者用如此模糊的精神来对危机作出反应，实际上是纷纷投向了极右翼的怀抱。事件结果也证明的确如此。而且，某些人还完全心甘情愿这么干。费【199页】尔迪南德·弗里特，《行动》杂志撰稿人，因经济方面知识渊博而受人欢迎，他不久就成为纳粹的秘密警察。1934年9月，由于曾为希姆勒（希姆莱？）帮过几次忙，故此从他本人那里得到了党卫队军官头衔。至于其他人，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发自内心的盲目之中，他们正致力于启动一个早晚会将自己碾碎的机器。在这方面，保罗·尼科劳斯·科斯曼的经历更为惊人，这位转变得比德国人还德国人，比民族主义者还要赞成民族主义的人，在其杂志《南德月刊》中为反犹太者们开辟了大量版面，1942年却被关进了特来西安施塔特集中营，因为他不是“雅利安”种族的。这是何等的经历啊！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的笔记-第153页 - 衣、食、住——新的建筑

魏玛共和国的各城市也不仅仅都是帝国时期精雕细做或兵营式住宅风格的古老楼房。在某些人看来，这些楼房变成了脏乱差的陋室。起草宪法的人充分意识到，有必要出台一个城市化和居住环境的革新方案。于是这部宪法的第155条指出，国家打算为所有德国人保证健康的居住环境。计划倒是雄心勃勃，但只是在施行之初烧了三把火。
1923年末德国克服通货膨胀后，开始重建和建设工作。……
……
……倘若建设工作能在德国能按1928年的速度继续下去，这个问题在20年内倒是能够解决。不幸的是，经济危机破坏了所进行的努力，许多本来有机会搬家的人只好放弃新公寓，再次住进租金低廉的老楼里去。……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的笔记-第37页 - 魏玛共和国及其难产

……有七年任期的共和国总统也是由普选产生，但在危急情况或国会中没有多数的情况下，他有解散国会并自行任命总理的职权。……
起草这份宪法的宗旨，是着力于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但奇怪的是，整篇文本里一直小心地避免使用“民主”这个词。德国仅仅被指定为共和国，其政治权力来自于人民。
胡果·普罗伊斯要求分割普鲁士邦，因为他觉得普鲁士邦对那些军事行动以及后来所遭受的失败负有责任，但未被允许，它依旧保留了其霸主地位。……至于国会，当然是给了它一些权利，但根据宪法第48条，共和国总统可以解散它而实施全权管理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的笔记-第63页 - 混乱、矫正与危机重现

早在1920年，哲学家贝尔纳·格律退森……便把德国人描述成一个失事遇险的民族：“有些事情，好像人们如今已经丧失了，丧失了挣脱生活摆布的心情进而在当下时刻的信心……”在《明亮》杂志的一位撰稿人看来，正是在1921年底，借一次旅行的机会，他发现德国在他心里留下了一种苦涩的感觉，他写道：“在柏林，我有一种模糊的压迫之感和几近绝望之情。”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的笔记-第36页 - 魏玛共和国及其难产

……未来和约的文本已经在巴黎的和会上起草好了，却未与德国人进行任何商量。当这份文本于（1919年）5月7日交给德国代表团，让他们签字的时候，所有右翼和左翼的书刊都怒吼起来，诅咒那种让德国人民屈膝于人，忍饥挨饿的丑恶想法。
于是各城市民众被动员起来，进行示威，组织宣传运动，呼吁拒绝在屈辱条约上签字。组织者和参加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可是对于协约国列强，尤其是法国将成为帝国主义剥削者，工人们也不能无动于衷。《画报》发表了一幅封面插图。图中，西格弗里德挥舞着利剑，叉开五指挖土，仿佛是要发掘宝藏，口中高喊：“别碰我”！
5月12日，谢德曼在议会宣布，他不会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说条约上的条件在他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他为此从政府辞职。很快，他党内的同事古斯塔夫·鲍尔接替了他，这个人的观点是建议在条约上签字。否则会看到德国被投向混乱之中。……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的笔记-第214页 - 远非公正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