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书评

非君非诸侯。

这本书本来是打算好好做一下读书笔记的，然而因为过年的缘故——也许很多人眼里这根本算不上个借口——不仅没有心态和书桌记录，连阅读进度也一拖再拖。在回老家前不多的时间里记下来的仅有这几句：“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民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只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近代文明…人类的有限性注定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标…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反过来人为物役，这是近代的发现。”然而仅仅是这一些就足够显示出作者的态度了：这是一本讲述历史的书，却并非帝王将相史；这是一本为小人物立传的书，却从这些小的角度颠覆了我来源渠道狭窄的历史印象；这是一本从增量历史观入手的书，却不拘泥于增量，也揭示同一个人的丑恶面。所谓非帝王将相史。开篇作者即引用伏尔泰的话，讲政治家不过是哪个时代都有的、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然而历史，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我们所见的历史，却恰恰多是帝王将相史。这看来合理得很：天下这么大，百姓这么多，怎么可能一一记述下来？然而我们一样可以反问：我们漏掉的不是正是过往的年代里最精彩、生动的部分？除却政治以外，值得关注的东西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古代史里这样的东西被叫做野史多多少少地保留下来，那么更为纷繁复杂、容易被带上党派色彩的近代史里，小人物的历史也许正能折射出更多的真相，更需要被揭开被保留。所谓颠覆。读这本书的过程于我而言是颇有些新奇却又多少有些枯燥的。这源于我历史知识的缺乏，尤其近代史。这种缺乏很大部分是主观上的原因，因为觉得其复杂混乱而不愿去细读，却也有着不可抹杀的客观原因：对一个少年而言，能轻易找寻到的史料实在太少。就如百日维新而言，历史课本上的东西往往只有那么一块豆腐干，顶多有语文课本上一些散文、回忆文章做补，我们所接触的那段历史，往往是从幸存者那里得到的，这里即是康有为、梁启超。“成王败寇”，这句话的应用面绝对不止战场，在政道与史书上的作用尤为精妙。康、梁在多数人心中的地位全然是正面的，包括无知的我。我们当然不能抹杀他们的功绩，然而从另一些时人留存下来的资料看，他们或许也正是失败的导致者。我从来不曾细细了解当时改革、革命、立宪等诸多派系的立场与行动，只能凭最终的结果有个模糊印象。因此这本书的前几篇给我的感觉便是颠覆性的。翔实的史料、平实的论述让人不得不承认主流史带来的误导。历史与新闻一样，都是一门选择的艺术。真实二字在这一现世、一过去的两门学科中，绝不仅仅是不说谎就够了的，那么多的现象、事件，不同的选择性记述便可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不敢说这本书所说的历史就是经过不偏不倚的选择了的，但是起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所谓不拘泥与增量。即是公正地评述人物，褒贬同存。这一特点予我印象最深的是邵飘萍一篇。同时展示了两个不同方面的声音：一是其为报业、为自由而死；一是其实则为金钱而亡。“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邵飘萍也许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不归路是他人生一个突如其来的句点，却封存了“真伪”。这也让我想到了张居正，想到了他改革政绩与几十人抬的大轿的奢侈生活的同存。也许是专业学习的原因，我对于不同角度意见的同时展示很是敏感，也认为这很是重要。本篇便罗列了当时不同党派、不同界别人士对邵飘萍的评价，也不作过多的评述辨析，留与读者和时间来评判。在长长的近代史、这个时间上的片段中，本书截取空间上的一个节点——杭州，来剖析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不得不算是一个不错的横断面。也许有人会说把这许多“知名的‘小’人物”联系在西子湖畔牵强了些，然而就出发点而言，作者想必只是为了从一个较小的切入点缀连一些史料、并使之具象化些，而绝非是要夸大一座城市的历史意义。而作者这么做的原因，除却他本身是耶稣堂弄附近的一名杭州人外，也许还因为杭州是个适宜生活、颇有闲情雅致，却远离政治与官场的城市。也只有从这样一座城市入手，才能写出一部“非君非诸侯”的历史来——这是我私自的揣测。

难得的一本好书——《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难得的一本纵横开阖的好书。佩服作者<傅国涌>信手拈来的历史掌故，以及非常的驾驭文字和从繁密的历史中寻找线索的能力，读史当如此，何其蔚为壮观哉！ 看过这些在新旧交替时代，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前仆后继的人物，对自己深陷浮躁的现代、没有信仰，终日为稻粱谋的日子，无比汗颜！读过这本书，才知道西湖周围如此多的名人墓葬，想想每次去西湖，只顾欣赏西湖的美景，无暇凭吊他们，感觉惭愧，但了解到很多失修的英冢，也自觉当代人心不古的无奈，前段时间听说齐白石的墓葬竟然快成了厕所，也无比的愤怒，查了下西湖周围的名人墓葬，现一一列举出来，再有机会，一定前往凭吊，追思英魂！1、北山街：从断桥开始一直往西，依次是孙惟信墓、陈文龙墓、岳王墓2、孤山：林和靖墓、秋瑾墓3、西泠桥：苏小小墓4、鸡笼山：这里设有西湖文化名人墓地，包括苏曼殊墓、林启墓、徐自华墓、马东林墓、史量才墓等人墓在这里可以寻访到。5、龙井、南天竺一带：这里设有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徐锡麟墓、陈伯平墓、马宗汉墓、陶成章墓等革命志士的墓都在这里。6、南山公墓：这里的名人墓和烈士墓相对集中，有黄宾虹墓、都锦生墓、马一浮墓、马寅初墓、沈干成墓等。7、虎跑梦泉：李叔同墓8、烟霞洞：刘师复墓、胡明复墓9、九溪：陈三立墓、陈师曾墓、陈布雷墓10、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墓、张闻天、吴寅墓等11、灵隐：刘大白墓、瞿鸿禨墓12：三台山：于谦墓、俞曲园墓、陈夔龙墓他们的故事孙惟信：字季蕃，号花翁，宋时开封人，居婺州(今金华)，光宗时辞官隐居西湖，善于雅谈，尤工长短句。著有《花翁集》一卷，今已不传，唐圭璋《全宋词》存其词十一首。 晚年辞官后曾隐居西湖。虽然当时孙花翁的文学成就比不上同时代的周邦彦和姜夔，但当年他住在西湖边时，也是名噪一时。 据史料记载，当时江浙的不少达官贵人，都以请到孙花翁为座上客为荣。听说他来了，有人连鞋子都穿反了。他的墓在北山街坚匏别墅右侧的坡地上。陈文龙：宋末民族英雄》1277年元军入闽，陈文龙领军抗元于闽南一带，因寡不敌众被俘。在押往临安途中，他要求拜谒岳庙，瞻仰先烈塑像时他悲恸不已，当晚气绝，随后葬于西湖智果寺。后人将他与岳飞、于谦并称为“西湖三忠肃”。他的墓在北山路葛岭居民区中。林和靖：林逋，字君复，北宋初年著名隐逸诗人，一生不娶不仕，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有“梅妻鹤子”之说。 宋真宗赐号“和靖处士”，仁宗赐谥“和靖先生”，故后世称他为“ 林和靖”。林和靖的一生是隐居的一生，也是他刻意学术的一生。他写的诗，风格独特，清新自然，尤多奇句。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称赞他：“风格固若厚，文章到老醇。” 他的墓在孤山放鹤亭。徐自华：秋瑾的挚友。1906年，秋瑾创办《中国女报》缺少资金，她偕妹妹捐赠1500金。秋瑾组织的浙江起义缺少军饷，她将自己的全部首饰约黄金三十两作了捐赠。秋瑾在绍兴遇难后，徐氏姐妹冒风雪渡江去绍兴，将停厝在文种山的秋瑾灵柩护送至杭州，觅地安葬于西泠桥畔。这件事在革命志士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以为徐氏姐妹之高义不让须眉！她的墓在鸡笼山的马坡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辛亥革命运动中为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英勇斗争的杰出战士。他们的墓地在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吴寅：浙江省著名古建筑专家，青年时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上海南洋路矿专门学院，攻读土木建筑。抗战胜利后任杭州市工务局副局长等职，从事杭州的市政建设。解放后，吴寅与苏联专家一起对杭州城市建设设计了总体规划方案，至今杭州仍然以此为基础。他曾先后参与钱江海塘建设、六和塔、灵隐大殿、苏堤、白堤、湖滨公园、西山公园及大量市政工程的设计与建设，并且是首届西湖博览会的设计者之一。吴寅墓位于安贤园。刘大白，浙江绍兴人，原名金庆，清末举人。民国初年编《绍兴公报》因发表反对袁世凯的文章，东度日本避难，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中，与经亨颐、陈望道、夏丐尊等并称为“五四浙江四杰”。他从五四运动前开始写白话诗，是新诗的倡导者之一。他的墓位于灵隐法云弄杭州雕塑院内。陈师曾：民国初年声震画坛的领袖，著名诗人陈三立（陈散原）长子，历史学家陈寅恪之兄。他的墓在九溪牌坊山黄泥岭。俞曲园：近代著名书法家，清末著名学者。曾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博通经学、易学、文学，有经学大师之誉。俞曲园与杭州具有密切深厚的血缘关系。他的母亲是临平人，他便是杭州人的外甥，后又成了杭州人的女婿。更有趣的是其女儿嫁于城东横河桥许家，儿媳娶于塘栖世代药商姚家，连曾孙俞平伯先生也是杭州人的女婿。他的墓位于三台山东麓之右台山。陈夔龙：字筱石，号庸庵，贵州贵阳人，清光绪进士。庚子年（1900）任顺天府尹，后历任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亡前夕，陈夔龙以病告假，退隐上海，1948年8月去世，当年下葬杭州。陈夔龙墓位于俞樾墓南侧，占地约十几亩，呈半圆形，规模较大，从前至后依山势逐渐升高，颇有气势。历经半个多世纪后，原有的墓碑、砌石和台阶等均已无存，周围杂草丛生。2004年经过改造，恢复了墓主体及墓道，并在墓前复原了牌坊，基本恢复了旧时景观。他的墓位于右台山麓。“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10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于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该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西湖边的文人故事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1841年就已经去世。而1876年才出生的司徒雷登，以燕京大学为发展基地，“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被学生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李慎之），担任校长的司徒，又怎么会扯在一起？本书以西湖为线，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人物一一书写。从他们的思想、行为解读他们的人生。作者所写并不是大家都耳闻能熟的人物，有些已经被慢慢淹没在俗世中，不复那么追忆。但是在作者的笔下看来，他们都曾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了厚重的一笔财富。对于本书来说，内容当成故事来读。但是本书的后记让我重新思考了历史。作为历史系毕业的研究生，对于历史这个概念一直处于有点迷茫的状态，也在追索，历史是什么？对于近现代来说，又有什么重要性？当今浮躁的社会，笑贫不笑娼的年代，历史这个“明智”的作用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看历史书找寻答案？有时候有些解答显得很苍白，也许对我们这些还未入历史学科门槛的人来说，也只能是追随别人的脚步而慢慢前行。书中提到胡平先生说的话“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还有“到了近代，历史承担的已不是单纯的道德功能。”对于我们来说，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去感染，将中国的历史观继续的延续下去。

为非主流人士立传

为非主流人士立传但凡主流的历史，都以政治为主线条，尤其是中国史。但凡主流的政治，都以核心关键人物为主要记载。本书写的是一些非主流的人物。却是滚滚历史洪流中不可或缺的。后续的成就者大多受这些人影响。他们是历史潮流的先驱者。记录的线索又点散，可能因为篇幅的原因不全。需要对近代史细节有一定了解的人可读。

拿掉腰封，竟然是一片空白。

大多数的腰封都有多余的嫌疑，不比美女的腰带，可以勾勒腰的纤细，可以凸显胸的汹涌。然而这个腰封，当我扯下一贯给阅读带来不便的腰封后，竟然袒露出一片空的白。让人产生怜惜，产生联想，产生兴趣。从内到外的一致。

社会进步需要殉道精神

1904年，汪精卫在香港结识了一个青年，他们相约一起从事暗杀活动，汪精卫北上暗杀摄政王，而这个青年则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因为凶狠残暴的李准当时称了广东革命的一个大障碍。1907年，这个青年在广州等待暗杀李准的机会，不料在一次制造炸弹时发生了意外的爆炸。在医院抢救时，他被仇人，时为广东营务署总办的郑荣认出，本来可以保下的左手，在郑荣的干涉下被锯掉。接着，他又被送进了监狱，禁囤了三年。 出狱后，这个青年即到香港结合有志于单独行动的个人，组织暗杀团，以反抗暴政。1911年，暗杀团团员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炸李准，李沛基在大南门炸死广东将军凤山的行动，都是他精心策划的，炸死凤山的炸弹还是他亲手制造的。辛亥革命后，这个青年看透了革命党人内部的争权夺利，政治的乌烟瘴气，为了寻找出路，他从热烈的民族主义急先锋转向了无政府主义信仰。并放弃了从政，走向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不归路。1912年5月，他在广州发起成立“晦鸣学舍”，开始实践他的无政府主义救国的思想，随后他又创办了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推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3年，他又创办了《晦鸣录》，此后又更名为《民声》，成为传播无政府主义最有力的刊物之一。《民声》的编辑几乎由他一个人负责，从写稿子、校对、处理来信到排字、印刷等，工作繁忙，结果把身子拖垮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无钱医治，友人多劝他把唯一值钱的印刷机器卖了，他坚决不干。好不容易有朋友借钱送他进了医院，医生让他多吃肉，补充营养，他却要恪守“心社”社约，宁死不破戒，最后病亡在医院的病床上。这个年轻人就是刘师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奠基者。我在傅国涌先生的新书《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中读到了这个故事，为之感动，为之震撼。傅先生称道他为，火一样燃烧自己的师复。确实，我看到了这团火，它就是蕴含在刘师复身体中的民族之火，自由之火和理想之火。这团燃烧之火，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殉道精神。它与宗教无染，却与信念有关，它是世代中国读书人献身于济世、治平的理想和追求。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傅先生选取的其实是一段百年中国近代史。这段历史中，中国正处于摆脱“衰世”的进程中，这个时代充满了打打杀杀、权谋诡计，你方唱罢我登场，争舞台、争交椅的皇室贵族、军阀政客。但怀抱各种梦想，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播种的民族精英们，龚自珍、魏源、陈三立、徐致靖、汤寿潜、宋教仁、刘师复、胡适、徐志摩、张东荪、张元济、邵飘萍、史量才、陈布雷等等，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文明转型，使老中国早日步出“衰世”。他们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知其可为而为之，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们当中，有人付出了智慧、有人付出了时间，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 马克思曾指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因此，他认为，具有殉道精神的人物总是会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样的牺牲，也正因为有了人类这种恒久的殉道精神，人类才每每获得从利欲的渊薮中超升和跃进的激情。 正因如此，傅先生才会不无感慨地说道：“在文明史的视野下，在增量历史观下.......正是他们才把一个老大民族带入近代文明社会，他们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人。一部通向希望之门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他们书写的”。1913年3月12日，宋教仁发表了《驳某当局者》，针对外间谣传他之所以批评袁世凯政府，是因为当不成总理之故，他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让你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当好友谭人凤劝他“劝权养晦”时，宋教仁却婉言拒绝，对他而言，权位金钱不能淫，政见则不可牺牲，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但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3月17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从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他的死，直接促成了“二次革命”，加速了袁世凯的倒台。傅先生在“后记”中提到，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虽然如此，可是，中国人不缺乏道德的坚守，不缺少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其他国度或其他民族，用宗教提供的这一切，在我们这里是由历史提供的。我们不相信头上有一个公正的上帝，却把立言、立功、立德成为不朽，相信在人类自身的历史中能够获得公平。从本质来说，文明的过程是人不断自我确认，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过程，由此可见，如果社会要进步，这种敢于牺牲的殉道精神是多么的重要。

转型时代的社会空间

上月底回杭，我与女友一同拜访了傅国涌老师。傅老师素来热情，此行不但留我们吃了饭，还送给我们他的新作《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让人备受温暖。拜访归来之后，笔者随即花了几个时间片段读完了此书，同时也相应地涌现了一些思考。傅老师所著有一格外值得介绍之处，便是全书十九篇共涵盖二十余位近代转型人物，无一不与西湖结下了深厚渊源。所以，在追溯昔日名士的精神风范与人格操守时，此书也不忘挖掘他们与西湖之间的点点滴滴与不灭情怀。历朝历代，西湖向来不乏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客的青睐，但傅著所涉的二十余位近代转型人物，无论是威名赫赫政治人物如徐致靖、汤寿潜、陈布雷，或是名噪一时学者文人如徐志摩、胡适、张东荪，或是大名鼎鼎的实业家如蒋抑卮、穆藕初，还是意气风发的报人如邵飘萍、史量才，以及教育界的名宿如经亨颐、竺可桢、司徒雷登等。这些堪称社会上流的人士较之其他时代的名人雅士，普遍更富精神上的独立，也更富对社会建设的真诚与热切。或许是笔者出身浙大的缘故，在一则则令人钦佩与感慨的故事中，印象最深一处独属对竺可桢老校长的记叙。1936年，蒋介石希望专业成就卓著、社会名望颇高的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一职。这位1919年即从哈佛拿到气象学博士，在当时的国内已是所在学科领军人物的学人，却因为自己长期置身书斋、不问政事而对此事犹豫再三。不过，他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这一职务，前提是蒋介石必须答应他开出的三个条件。三个条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用人校长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对此，蒋介石给予了首肯。竺可桢老校长对于浙大的再造之功早已被后人熟知。今天，任何一个浙大师生都会不假思索地认定竺校长是浙大百年校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尽管离他卸任浙大校长一职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不过，此事在让我慨叹竺老先生铮铮风骨的同时，也令我想起了另一件与之相仿的轶事。1953年，大部分学者还笼罩在新时代到来的欣喜之中，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并没有使他们意识到暴风雨的顷刻降至。这一年，社科院决定成立历史二所（中古史所），时任社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建议由此时偏居岭南的陈寅恪先生担任所长。对此，陈先生也曾提出两个条件：一、历史二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则故事在今天的中国的文化界早已人所共知，故事的结局也就无需多言了。史学界早有考证，上述两则故事并无半点虚构。这就不能不唤起笔者的思考了：两则故事性质相仿，竺陈二人的要求也类似，仅仅相隔十七年，事情的结局却截然相反。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缘故？我们当然可以用朝代更替，统治者变更，领袖气质不一来解释。然而，这些原因似乎普遍难逃流于表面、过于笼统的毛病。再回到那个令人神往的时代。我们发现青年政治家宋教仁可以掀起属于自己的政治旋风，角逐共和国的总理之位；报业巨子史量才为了维护报纸的“报格”，敢以“百万读者”抗衡蒋介石的百万雄师；对于张东荪而言，以“中间势力”代言人的身份，在1949年大局已定之时却仍为国共和谈而频频奔波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而像蒋抑卮、穆藕初这样的实业家，依凭自己的地位与财富回馈社会则是极为稀松平常的。连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先生在入仕之后，也依然对报人、教育界人士保有令人吃惊的尊敬，以至于《鲁迅全集》这种沾满“左派”色彩的书籍也都是在他的关心下得到顺利出版。那个时代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才气勃发、性格洋溢的人物，这个在今天看来无比包容的时代到底是如何出现的？这一疑问与之前对于竺陈两个故事差异的追问并无二致。在笔者看来，1949年之后，我们社会中的力量被政党-国家逐步吸纳，直到三十年后才又被逐步放开。但六十年前的中国却并不仅有国家，而是处于一种国家与社会并存的状态，社会可以一直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待至晚清遭遇内忧外患，国家权力失范，社会的空间则愈来愈大。傅著中的“龚自珍、魏源”一篇曾提到了龚自珍所看到的“衰世”，独具慧眼的龚自珍所预言的不仅仅是清王朝本身的衰败，而是更大意义上的传统文明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式微。1841年离世的龚自珍并没有能目睹晚清王朝所经历的异常惨痛的亡国历程，但笔者相信如果龚氏看到了后来的历历情形，定会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下和国内农民起义的轮番冲击下，“同治中兴”、“戊戌变法”乃至“晚清立宪”都没有能挽救帝国的命运。不过，帝国的命运被真正终结似乎定在1916年袁世凯黯然逝世这一年显得更为合适，这位执掌当时中国主要暴力资源的军事强人甫一离世，国家的权力便遭遇迅速的分散。尽管后来的蒋介石在中央集权方面着力颇多，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权力分散的基本状况。国民党内部众多的派系，以及一直被蒋视为眼中钉的共产党势力，共同分享着这片土地上的“权力蛋糕”。同时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力量之间形成了一种制衡，尽管这种制衡并没有制度保障，因而缺乏稳定。但这些力量之间的对抗却在客观上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从另一方面说，由于各派力量忙于互斗，中间力量也往往容易成为各派争取的“中坚力量”，更何况各派之间的斗争也延缓了国家向社会实现权力渗透的步伐。上述几个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空间的扩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发现那个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的来由竟然是“国破”，如果没有传统国家权力的失范，一系列内忧外患的到来，社会空间便会被国家权力所挤压，而那些在今天看来铁骨铮铮的名流雅士自然也很难以获得那么大的展示舞台。但细究这一舞台，却是缺乏根基，没有制度保障的舞台。最终新的军事强人用武力统一了国家，新的政权拥有无比强大的权力，在保障了国家与民族独立的同时，却也吸纳了整个社会的力量。所以，伫立今天回眸历史，我们固然羡慕那个年代所拥有的广袤的社会空间，却也应该明白今天我们所要争取的是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处于稳定状态的政治结果。我们拒绝强大的国家吞噬充满活力的社会，却也不愿意看到因为国家权力失范而带来社会空间的扩大。因为那终究只是西湖上空一缕美丽的云彩，拂袖一拭，便飘逝得无影无终。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西湖旁的百年中国

笔者曾经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民国史观的形成，和傅国涌这样的学人关系密切。这不是说正统的民国史学院研究没有意义，那些研究侧重于社会多重层面的史料整理，千头万绪；而正如这本书所说，为史料注入一种精神，为时代注入一种精神层面的解释，则是国涌先生他们写作的意义。从以民国报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史、到一个时代民国实业家们为民族奋斗的史料梳理，再到今天这本围绕西湖、围绕杭州展开的历史人物的讲述，人们一路随着这样的思考轨迹，渐渐开始领悟到作者研究的真意。民国是一个书写传统的时代，今天恰恰是一个思想界认识传统之迷失、重新找寻和评估传统的时代，审视和反思、对不同时代社会的横向比较，成为时代的主体，也成为阅读界的热点。傅先生对此说到，“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笔者认为，正是从这本书开始，作者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思考理路和判断标准逐渐明晰起来。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对于所研究的对象采取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时至关重要的，那种完全没有研究者主观判断的历史研究往往客观的毫无头绪可言，后世“槛外”的读史者往往被置于一种尴尬的位置。换句话说，探求研究者本人对历史的价值标准是阅读时最应当注意的地方，“由胜利者单独书写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胜利以外的东西，无视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没有悲壮的失败者，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没有那些怀抱灼热理想、贴着地面行事的人们，这样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仑、希特勒，没有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放在文明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以胜败论英雄者，以暴力和计谋受到欢呼和膜拜者，给历史提供的往往是负数，而不是增量。我更关注那些真正推动了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开创型人物，他们散布在各个领域，未必是强势者，但他们的出现是为历史做加法，不是做减法的，他们才是历史的增量。我把这一思考称为‘历史的增量观’。”显然，在这一价值尺度下，那些默默耕耘、推动社会进步、曾经填补过很多事业上空白、为社会建立起很高起点的人们，一定会进入傅国涌先生的视野，被他视为时代“真正的主角”。这幅历史人物的众生相之中，写张东荪的章节特别引人注意。张东荪先生作为一个著名中间人物，他的生平和历史作为正由于谢泳、傅国涌等人近年的研究，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来。这一章节引人注目，是因为找到了出版于海外的新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抗战胜利三年之后，在当时中国社会两只巨大的力量交锋的前夜，张东荪还在为和平不停地奔走，做着自己微茫的奋斗。“自经丧乱少睡眠，”张先生作为一个从不实践而畅谈政治的民国知识分子，正和他同时代的民国人一样，对战乱给民众和社会的消极影响一定有内心极大的创伤感。我们不能回避这个人物的复杂，但是在这一刻，历史的定格中，这个人的作为无愧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同样复杂的，还有邵飘萍，而且据书中提供的侧面材料来看，“萍水相逢”的两位以身殉报的著名报人似乎都有依靠媒体资源同军阀建立一种博弈关系的可能性。对于像邵飘萍这样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笔者从不否认，也从不吃惊。值得注意的是国涌先生在讲述邵飘萍的章节中，并没有刻意去取舍不利于主人公的材料，尽管他的态度也是在肯定邵以身殉报的牺牲精神和独立意识，并以此作为主要视角，但是仍然保留了缺乏旁证的龚德柏先生回忆录中的材料。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而言，这样的材料能否彻底颠覆邵飘萍的历史形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材料一出，使人对当时媒体行业状况及其社会关系有了一个生动的感觉。我们说，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历史感。这本书中涉及到的人物，他们的生平有一些线索都和杭州有关，遵循由人物而入手时代的原则，作者将这本书视为“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实地寻访笔下人物曾经思考和生活过的地方，是傅国涌先生写作准备的习惯。读这一组与杭州发生关联的历史人物的众生像，我们不难感觉到，作者踏遍了书中人物曾在杭州的流连之地。当生动的史料和真实的背景环境同时汇聚，他一定每每在心头寻访这些历史人物彼时的所思所想。故地重游，遥想当年，放佛更能找到那些曾经在这里徘徊的灵魂，体验他们的精神历程。登临南高峰，探访烟霞洞，寻找已被荒草掩去的远年报人的墓冢，迷人的自然景色和鲜活于纸面的人物生平，本体与背景交相辉映。这种情景对一个历史研究者而言，无疑使他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傅先生在杭州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和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发生如此近切的联系，或许更使傅先生有三十年河之东西的感慨吧。司徒雷登这位“作为一个中国人多于美国人”的虔诚的基督徒，正在长期背负一个误识之后，渐渐走出人们的视野，慢慢被遗忘，这个美国人在中国的事业也渐渐为人所漠然。他们要拆掉司徒雷登的故居。201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