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章节试读

《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的笔记-第694页

（三）车鼻施部与七河流域政治（第691-694页）：
此小节将车鼻施作为契苾的同名异译，认为车鼻施是一个部落名称，如前所述，这是根本无法成立的，由此作者论述之基础便不存在，在其上所作种种发挥与引申都是空中楼阁。此外，尚有一些其他的具体硬伤，列举如下。
第691-692页：……阿史那步真死后，西突厥右厢部落出现了一个附蕃可汗李遮匐政权……李为唐朝皇族姓氏，必为唐朝所赐姓，说明李遮匐也必出身于西突厥可汗家族阿史那氏，李遮匐的本来姓名应是阿史那遮匐，而西突厥又无遮匐爵号，则又说明遮匐未必是爵号而是部落名称，以此判断，此人大约也同率先叛唐的阿史那都支一样，其身份也是一位监国吐屯，则遮匐应即车鼻的另一异译，仅漏一“施”字，可见这时西域的车鼻施部已非常强大了。此处作者故伎重演，先将“遮匐”强行说成是部落名，再根据今音的近似令其等同于“车鼻”，殊不知两者的古音并不近似，“匐”收[-k]声，“鼻”则非入声字，且将突厥人名视为部落名显然有悖常理——在汉文中部落名更多是作为姓氏出现。
第692页：……这位阿史那车薄显然也是一位监国车鼻部，出身于阿史那氏的吐屯，而车薄应即车鼻。薄，一音逼，与鼻同音，此与李遮匐或阿史那遮匐对音极肖，很可能就是李遮匐的兄弟或子嗣。这又是一处令人极其无语的推断，无论“薄”或“逼”，都是收[-k]声的入声字，都不可能与舒声字的“鼻”对应，而说“车薄”与“遮匐”对音极肖，显然也是就今音而言（此处凑巧两者古音也比较近似），但是由此便推出车薄为遮匐的兄弟或子嗣，理由又何其薄弱。
第692页：车鼻施雄主苏禄复兴突骑施汗国，创立车鼻施汗朝。“突骑施别种车鼻施啜苏禄者，裒拾余众，自为可汗。苏禄善抚循其下，部种稍合，众至三十万，于是复雄西域。”明确记载苏禄出身于车鼻施部。按异姓突厥酋长称啜者，唯有咄陆五部，而车鼻施名不列此五部名单，其世袭酋长只能称俟斤，此人称汗前就领啜的名号，必定是冒名突骑施才能做到。因此，称汗之后，仍然冒名突骑施汗国，而其汗统已由黄姓突骑施变为黑姓车鼻施，史称突骑施汗国黑姓汗朝。这一段论述可谓满目疮痍、硬伤累累，不断由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对史料的解读水平能够低到这个层次也真属极品了。第一，作者所引史料只说苏禄是“突骑施别种车鼻施啜”，绝未明确记载过苏禄出身于车鼻施部，将加在啜之前的官称或爵名理解为部落名是难以成立的，至少目前的史料远远不能提供对这一理解的支持；第二，说“按异姓突厥酋长称啜者，唯有咄陆五部”，这一前提也完全不能成立，我随手就可以列出若干异姓突厥酋长称啜且并非咄陆五部者：仆固怀恩之父仆固部酋乙李啜、同罗俟利发时健啜、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阿史那思摩夫人延陀统毗伽可贺敦曾祖莫贺啜颉筋、薛部俟斤之子移健啜、葛逻禄叶护顿毗伽阿波移健啜、回纥首领磨延啜、等等等等，其中葛逻禄更多属于西突厥统辖，可见即使将异姓突厥的范围限制在西突厥之内，作者的上述断言也不成立；第三，无论黄姓、黑姓，都属突骑施，史料中并不存在什么冒名突骑施，只说苏禄是突骑施别种，别种即非乌质勒、娑葛家族之谓，并非是指苏禄所部原非突骑施之部落，将苏禄说成是车鼻施部酋冒名突骑施可汗是典型的曲解加生造。

《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的笔记-第787页

先说此书的后记。此书版权页及各处扉页、勒口中均无责任编辑信息，不符常规，仅在后记中提到责任编辑为曾晓红、刘景云。后记中开首提到此书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的资助，推荐人为刘进宝与田卫疆，此二人并非此领域专家，据此可知此书原来是“关系书”，与自费书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
后记的亮点在这一句（第786页）：这部书已殚尽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并在写作体例上作出了有别于一切旧作及时尚著作常规的改革。自认为既是我独立思考、自主写作的代表性著作，又无疑是本人此生西域研究的关门之作。是耶、非耶，任凭当代诸贤、后代诸君点评。看起来，作者显然对此书抱有高度自信，然而，我仅仅阅读了其中最新的一个章节（也许是最能体现其自主创新的一个章节），便发现远远达不到我的最低预期，作者在多年前提出的一些奇谈怪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反而变本加厉，谬论层出不穷，令人愕然。作者自认是此领域权威专家，数十年来虽有些许争议，但圈内缺乏真正有力的学术批评，结果使得如此低质量的论著在2010年竟然能够在学术口碑一向不错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堂而皇之地出版，不能不说是一大怪事。为避免后学及初学为其所误，在圈内高人不愿或不屑出面批评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越俎代庖，对此书部分内容进行批评，期望抛砖引玉，今后能有更高水平的专业批评出现。

《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的笔记-第699页

（五）二工河突厥儒尼文刻石与唐沙陀都督（第697-699页）：
罗新在2009年《西域文史》第3辑中发表了《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作者此节正是基于此文略作论述，以显示其与时俱进，善于及时吸收学界最新发现，不过，作者在提到罗新之文时并非引用其公开发表之形式，而说是“罗新先生见赠”，似乎又表明作者仍然以本领域权威自居，后学没有办法绕开他，特别地，由于这一发现的地点是在吉木萨尔县境内，即唐代的北庭管内，也与作者此书主题有关，作者更要当仁不让地对此发现加以讨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实在没有能力参与这一讨论，勉为其难的结果自然是贻笑大方。
第698-699页：……以此判断，罗新先生将二工河后四字解读为都督正确无误。至于罗新先生所倡tutuq乃柔软汗国“吐豆发”（tutuq+bäg）的继承之说，我一时还难以理解，觉得有欠牵强。第一，后四字解读为都督实在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完全用不着加一大段低水平的材料来“以此判断”；第二，作者对罗新提出的tutuq语源新说表示难以理解，这倒很可能是大实话，不过，又觉得“有欠牵强”，难道是认为还不够牵强、应该越牵强才越好理解吗？
第699页：即如罗新先生所云，öngüč之说可以成立，güč之意确为力量，而ön字无解，如去点，on字则为十，“十力”之名亦无解，总不能解作佛教《十力经》吧。因此，我认为可暂予搁置，无须深究。此段真令人无语至极，既然自知水平不够，无力解读，就不要强作解人，到头来又说我都解不了，大家就暂时搁置吧，不要再深究了，好一副大佬模样。连佛教的《十力经》都搬出来了，真令人汗颜。
第699页：关于突厥儒尼文创制的时间不会早于调露元年（679）漠南单于大都护府暴动之后，最先使用这一文字者初仅限于后东突厥汗国，其后突骑施汗国和剑水境域的黠戛斯也出现这种文献，但规模都很小，具见于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монголи и киргизий（《蒙古和黠戛斯的古突厥文献》[注1：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й наук сссс 1959.]）。短短的一段论述真是错漏百出。第一，整个句子就不通，第一分句“关于……”莫名其妙；第二，“突厥儒尼文创制的时间不会早于调露元年（679）”一说是作者在1992年《突厥史》中提出来的，但其可信程度自然很低，作者不通突厥语文，对古突厥文更是素无研究，此处系又一次低水平重复旧说，不加注解，且未增补任何新的证据；第三，“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монголи и киргизий”误，应作“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Монголии и Киргизии”，5个单词就有3个出现讹误，令人怀疑作者连俄文也不太通，此为著名突厥学家马洛夫（С.Е. Малов）之名著；第四，注解也出现了可笑的错误，著名的ССС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居然被误作сссс，真不知这是地球上的哪一个国家。
第699页：（紧接上句）东部天山发现类似突厥儒尼文刻铭，此似首例。这一论述也似是而非，如果说吉木萨尔位于东部天山地区，那么此前发现过古突厥文的吐鲁番是否也应属于东部天山地区？相比之下，罗新的论述就更为严谨和准确：“过去在中国境内所发现的古突厥文资料，主要分布于敦煌、吐鲁番、米兰和库车，在北疆还没有发现过，因此，二工河刻铭是第一次在北疆发现的古突厥文文物”。
第699页（此文最后一段文字）：……种种迹象说明，安史之乱以后，东部处月部落似已并入沙陀部落，其牧地就在金满县境至蒲类县境一带。二工河应属沙陀部落牧地，以此判断，这一刻石的主人öngüş tutuq或öngüč tutuq似即出自沙陀部落，亦即我国五代后唐皇朝创始人李克用的先祖之一。以这样的推断结束这一篇文章，已经毫不令人意外，然而，有一种莫名的悲哀在暗中缓慢地向我袭来。

《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的笔记-第691页

（二）左厢咄陆五啜西迁及在西域的政治地位（第684-691页）：
总体上看，这一段论述的水平比起上一小节有所改善，但其中仍然出现了不少似是而非、指鹿为马、偷梁换柱的论断。比如，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阙啜的同音异译，进而推出此人即出自胡禄屋（第684页）；说库尔勒文管所保存官符上的“阿史那伽利支”就是胡禄屋部的监国吐屯阿史那忠节或阙啜忠节（第685页）；说阿史那献所擒斩之十姓首领都担为胡禄屋部首领（第686-687页）；说黄姓突骑施之得名是由于其部人以黄发蓝睛的白色人种为主（第690页）；说处木昆匐延阙律啜即突骑施汗国末期大酋莫贺达干（第691页）等等；这些论断并非全无价值，但是从论据到结论的跨度显然过大，缺乏有力的确证（实际上多数情况下也不可能找到确证），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些无法坐实的旧说的低水平重复。

《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的笔记-第680页

此书的副标题是《伊、西、庭三州及唐属西突厥左厢部落》，我近来颇关注西突厥部落，故而首先阅读这一部分内容。其中最相关同时也是最新发表的是书中附录第三篇：《西突厥左厢诸部考》，第675-699页。读罢之后，我不禁瞠目结舌，面对如此低质量的文章，我强压内心的怒火，打开豆瓣网页之读书笔记，摘出其中尤为荒谬绝伦者，立此存照，长为后学戒。
先看（一）西突厥左厢咄陆五啜与左厢东偏诸部俟斤：
第676-677页：胡禄屋部与高车六氏之斛律部，皆为突厥语Uluq的音译，具有“大”、“伟大”的涵义。据此可知，胡禄屋部早在南北朝初期已出现于史册，初译名为斛律，曾为漠北高车丁零六氏之一，人数已经不少。探寻北族渊源，最忌纯按汉文对音随意比附，并且其根据还是今音。作者此处正是犯了大忌，第一，高车六种之斛律与西突厥十姓之胡禄屋除了汉文对音近似之外，找不到任何其他关联，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难以将二者勘同，且斛律部主体在汉文记载中早已南下内迁入中原，将数百年后西域出现的胡禄屋与之相联系纯属无稽之谈；第二，“斛律”只是今音与“胡禄屋”近似，其中古音则与后者迥异，因“律”字收[-t]音，绝不可能对突厥语Uluq的q音。
第677页：突骑施部……其先祖似曾采用过“吐如纥”的部落名。按“吐”，透纽、遇韵；“如”，日纽、鱼韵；“纥”，匣纽、月韵，则“吐如纥”，古读türgit，而突骑施，突厥儒尼碑文中作türgis，古音基本相同，二名必为同一部落的同名异译。作者显然认为“如”字可以对[r]音，才能得出“吐如纥”古读为[*türgit]的推论，但是，“如”字的中古音声母，无论依据何家构拟，其发音都接近某种舌鼻音[n]（参见聂鸿音：《西夏文献中的“柔然”》，《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第5期），与舌颤音的[r]相去悬远；更不要说“突骑施”的“施”字在古突厥文碑铭中是卷舌的[sh]音，也绝不可能用“纥”字的收声[-t]来对应。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这一看法在1992年的专著《突厥史》中已经提出（第316页），只是未进行古音的具体论证，而此处补充的具体论证恰好暴露了作者的音韵学素养严重不足。
第677页：突骑施部酋长世袭贺逻施啜，……“嗢鹿州都督府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置；洁山都督府以突骑施阿利施部置。”阿利施部应即贺逻斯啜部，索葛莫贺啜部似为增设的爵号。第一，“贺逻斯啜”显然为“贺逻施啜”之误；第二，“贺逻施啜”为突骑施酋长爵号，但究竟是其中一部之酋长爵号还是所有各部之酋长爵号，现有史料均无法证明，作者认为“阿利施部应即贺逻斯啜部”，但又提不出任何证据，是典型的强作解人；而其认为“索葛莫贺啜部似为增设的爵号”更是典型的偷梁换柱加无中生有——史料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索葛莫贺啜”，只有“索葛莫贺部”。
第677页：处木昆部……源于漠北九姓铁勒部落之一的蒙陈部。“蒙”，明纽、东韵；“陈”，澄纽、真韵，则蒙陈古读muηden，蒙陈（muηden）似为处木昆（ku-mukun）之节译，而漏其首音节。第一，此处之“muηden”显然为“muŋden”之误（1992年《突厥史》第315页不误，作“muŋden”），而即便根据“muŋden”之对音，也丝毫看不出其如何能够演变成为“mukun”；第二，“节译”及“漏其首音节”之说法纯属臆测，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第三，蒙陈是漠北铁勒部落之一，但并不是九姓铁勒部落，九姓铁勒具有专门的涵义，其时代与地域均有特指，并非漠北铁勒就一定是九姓铁勒（参见哈密顿：《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耿昇译，《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0期与第1期）。
第678-679页：……解批、契苾、车鼻施同为kapis的一名多译。此处作者基本重复了之前的一贯论点，将铁勒中的契苾与突厥中的车鼻/车鼻施勘同，然而从国际内亚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这一勘同根本不能成立，“车鼻/车鼻施”是突厥的官号汉译名，其来源可能为突厥语čavïš或粟特语čapiš，为“将军”之意（参见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注30，《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而“契苾”则是铁勒部落名，两者毫不相干，史料中对此也有严格区分，并且，“契”字中古音声母为k或q，也绝不可能与č相对应。
第680页：歌逻禄……“职乙”即炽俟的古译，二者读音全同；“达契”则是踏实力的急读；此处作者又一次展示了在对音上惯用的指鹿为马伎俩，“二者读音全同”纯属子虚乌有，余案：中古音“职”收[-k]声，“乙”收[-t]声，“炽”则非入声字，“俟”之中古音尚有争议，可置勿论，可见二者读音根本不同；而中古音的“踏实力”（依广韵可近似构拟为[*tap-sit-lik]）无论如何急读也不可能变成“达契”（依广韵可近似构拟为[*dat-ki]）。
第680页：射脾……则“射脾”中古音为dzia bie或jiəkbie，同叶儿的（失）河音近，亦即今之额尔都斯河，或即游牧于此河的部落。此处作者又进行了随意的对音比附，且对其中的不合之处未作任何解释，请问“脾”字的声母[*b]在“叶儿的（失）”中如何体现？而“额尔都斯河”显然是“额尔齐斯河”之误。
（待续）

《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的笔记-第684页

第680-681页：处密……古为且弥国故境……古之且弥国遂进一步演变为西突厥的处蜜部。此处承袭《突厥史》（第317页）旧说，一方面隐去了原来关于处密（处蜜）的突厥语拟音（Kumil或Qümil），另一方面也未对其汉文译音作古音分析，正好表明作者内心的虚弱——仅仅从空间接近和读音接近来论证两者的关系是相当薄弱的，何况“处密”和“且弥”还只是今音接近，古音中“弥”是舒声字，并无入声韵尾，请问该如何解释“密”/“蜜”中的入声韵尾[-t]？
第681页：处月部，kuηiet，西突厥东偏诸部中最大的强部。有学者将它同三姓葛逻禄之一的俟炽部（Cigil）混淆不分，其实，二者迥然相异，其对音也无相同之处。[注1：魏良弢《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其名称》，认为“东留故地者称沙陀，西徙碎叶水西者，西方载籍称为Cigil，为构成哈剌汗朝的主要部落”，《历史研究》1982年2期。]此处凸显作者之昏聩，令人无比汗颜。第一，kuηiet显然是kuŋiet之误；第二，“俟炽”显然是“炽俟”之误；第三，作者在《突厥史》中将处月的拟音标为Qigil或Qiŋil（第316页），正表明作者至少在当时（1992年）是将Cigil/Qigil比定为处月的，Cigil在汉文中的比定向有处月与炽俟两说，处月说为伯希和、巴托尔德、安部健夫等人倡导，炽俟说则主要为国内一干学者倡导，有后来居上之势，但至今仍无法完全推翻处月说，且在我看来，处月说其实可能比炽俟说更为合理，炽俟说在国内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牵强附会以及对音韵学的狭隘与机械的理解，相关证据实在有限（此点容另文详论）；从注解1来看，魏良弢不过是承袭伯希和、巴托尔德等人的处月说，作者在1992年也赞同此说，而此处则不作任何交待反站在炽俟说一方指责处月说一方混淆不清，实则其本身才混淆不清，这是典型的自摆乌龙。
第681-682页：处月部与游牧于弓月城一带的弓月部似为一部。证据是……据此，“弓月”中古音值应为kiuəη ηiwet，与处月（kuηiuet）基本相似，后者仅省略了“əη"音节，其余悉同。复据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词典》所收kunges，今译为巩乃斯，实即弓月的千古遗音，更足证实弓月与处月明显是同名同音异译。[注1：王小甫在其《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录所撰《”弓月“名义考》关于kunges一名的考释，未利用古音学的公认研究成果，以现代维吾尔语解释其涵义，并与突厥事火风俗联系起来，附会于祆教，似难苟同。]此处也是承袭《突厥史》（第316-317页）旧说，增加了关于古音比较的论证，然而作者关于”处月“中”处“的中古音构拟本身就难以成立，这便使得其对音比较失去了意义。处月与弓月两者当然有密切联系，但从对音比较得出两者为同名异译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相比之下，王小甫的论点虽亦不无可议之处，而总体上仍远胜薛氏。另外，“据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词典》所收kunges，今译为巩乃斯，实即弓月的千古遗音”云云，并非作者首创之新说，实出自岑仲勉之考证（岑仲勉：《弓月之今地及其语原》，载《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引用其成果据为己有而不加以注明，违背了基本的学术规范。
第682页：……据此，处月首领名预支俟斤，则其首领出自预支部，预支，无疑就是月氏，很可能是与羌人存在密切联系的小月氏人。又是一处令人无语的随意对音比附。“预”的中古音为舒声，“月”则为入声（收[-t]声），两者声母也有不小差异，且月氏活跃于汉代，距处月活跃时代已逾数百年，如何可以轻率断定“预支，无疑就是月氏”？
第683页注6：参阅樊文礼《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2007年11月25日文章，该文认为……其说甚是。惜未知其论文发表刊物，下载自《天下论文网》。“《天下论文网》”是何货色，明眼人一看便知，从该处下载论文显然有侵权之嫌，作者大概不太清楚，中国期刊网才是享有正版授权的所在，樊文礼此文在中国期刊网上很容易检索到，发表于《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当然要下载阅读的话一般读者还得付费。说起来增加这个注解真是典型的画蛇添足。
第684页：“沙陀”二字，寻纽查韵的结果是：“沙”，……[注1：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页2] “陀”字未查，显然与粟特之“特”字同音，可见沙陀（∫atuo）与粟特（soget）之间存在着某种语音联系。此处之荒谬在于，既然“沙”字都查了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为何“陀”字不去查查呢？其实一查便知，“陀”字（[*da]）显然与“特”字（[*dək]）不同音，“沙陀”与“粟特”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语音联系，且粟特之拟音也绝非soget，真不知作者欲将北大诸师置于何地——作者在后记中说（第787页）：……张广达师所言：“不要走从文献研究到文献研究的老路，要充分利用在新疆工作的机会，多重视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的结合，走自己的路。”张政烺师所言：“严谨的考证永远是历史研究出现创新的机遇。”王力师所言：“一切中国学问的研究都离不开古汉语音韵学。”这些话怎么看都像是对北大的讽刺。
第（一）部分终，其中谬误真是罄竹难书，上述摘引难免挂一漏万，还望识者批评补阙。

《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的笔记-第599页 - 北庭三州的艺术与生活

西域考古和游牧考古是近年来的新话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刘文锁老师曾经在课上对我们语重心长的谈起过这个问题，涉及中西文化交流、中西交通史（或概言之丝绸之路研究）、古代边疆行政建制与国家化、古代民族的文化与融合。
汉时匈奴控制西域，设立了僮仆都尉，西逐大月氏，从绿洲的城邦国家收取租税，同时控制东西方向的商路。张骞西行凿空，便是正是打通这条商路的举动；汉武帝想要驱逐匈奴，建立武功，而西域各国何尝不想商路畅通，获得更强大的保护。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谈到，草原民族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入侵周边各国，纳为附庸，掠夺并定期收取租税或纳贡，同时也为这些城邦小国提供保护。史记、汉书在这一段的记载是非常热闹的，如其文义，西域隐然天下政治之重，桑弘羊甚至提倡迁谪戍之人于轮台。征和后，轮台诏下，汉武帝遂放弃经营西域的政策。
魏晋隋唐以来与西域交往日益密切，李希霍芬在1877年的《中国》一书中说，中国与河中地区、中国与印度之间，交通路线不断开辟并网络化。从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墓葬材料中也能看到许多来自西方的影响。但是一直以来学术界主要讨论中国文化中的外来因素，或者是“胡风”；很少直接去讨论这些因素来源地的情况。一则史料失载，二则一手资料及其匮乏，其地望尚且不知，源发地当从何处寻？好比找先周文化跑到山西去找，即使得出结论有所发现，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尽管姜伯勤先生的萨宝研究、荣新江先生的粟特移民聚落的考察尽善尽美，但是仅仅集中于“移民”的研究对于西域民族文化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对边疆民族的研究也应该回到古代的“边疆”。
所以去年在河南郑州三联书店看到薛宗正先生《北庭历史文化研究》这本书时，很有买的冲动，无奈要接着去考古工地，携带不方便，遂搁置。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一手的资料和首次发现，边疆史地交通的考证都很不错。但是缺点还是很明显的，比如史料征引的散乱、文物考古证据的定名和使用等等。例如【图版82】吐鲁番出土写意仕女图，作者并未注明出处，且没有结合墓葬材料分析画作者的身份背景便论述道：“画风极为特殊，迄今似乎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细加观察，此画无论在色彩、笔法运用还是在意境追求上都有异于唐代主流画风。重在写意，而不在写神；重在神似而不在形似；色彩重清淡，而不追求艳丽。所绘唐人仕女与日本奈良时期的贵妇肖似，反映了唐代文明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从中孕育着日本和式画风与宋代文人写意画的雏型。应为汉风绘画一大里程碑。”我对于这轻率的结论相当无语，文物考古的类比法使用有很多条件需要遵循，包括墓葬属性、位置、时代等等姑且不论，画左侧题记似有“四（姊）儿初学画四（姊）忆念儿即(省)囗囗囗……”一段，明示为习画作品，如此可称为里程碑，日本奈良画家和宋代文人画家们不如自挂东南枝。
细致的史料、考古资料问题还有待专门研究者去校正、评判，此处掠过。
上古的书做得还是很不错的，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图版里面有许多照片不清晰，不过我想到幽默的骨刻文就释然了，纵使图版清晰，未必就代表研究牛逼。不清晰的图版已属难得，总不能要求一位74岁的老先生学李新亮那样到处拍照吧，话说我们学考古出身的可以偷着秀一下优越：虽然咱文献不如历史，但是拍照比他们好（笑），至少摆拍不会因为手抖拍得模糊，也不会把没对准焦的文物照片摆上台面。在此就不用苛求了，书中的很多发见之处，若能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让这个话题不那么边缘，已经善莫大焉。
遗憾的是2300的发行量确实不够引起重视，虽然我一定程度上是冲着这个买的。
最后要感叹一句，西域考古重新起步，但是现在至少落后西方近100年，没别的就凭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里面的内容，精良的地图、优质的摄影图片、详细的文物整理附带考证……至少在画地图一项上我们就弗如远观了。最后再秀一下优越——嗯，现在的发掘技术比以前更成熟了，我们挖的比橘瑞超那帮家伙好多了！
以上笔记代书评。

《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的笔记-第697页

（四）葛逻禄、沙陀与唐代后期的北庭（第694-697页）：
第695页：阿史那施自立为汗以后，以回纥酋骨力裴罗为左叶护，以葛逻禄酋大毗伽为都督（tay bilga tutuq），终于击败了判阙特勤及其子马苏米施可汗。此处“马苏米施”为“乌苏米施”之误，而“以葛逻禄酋大毗伽为都督（tay bilga tutuq）”云云，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可靠的根据，全出于作者臆断，又不加说明或注解，此论点在1992年的《突厥史》及2000年的《仆固部的兴起及其与突厥、回鹘的关系》中均有提及，但从未进行过令人信服的论证，常令初读其文者误以为其论点已是学界通识，这也是作者惯用的“积非成是”伎俩，通过不断的低水平重复，给读者造成一种既成事实的印象，而其实却极其的不靠谱。
第696页：……怛逻斯之战中只能召西支葛逻禄参战，其中道叛唐，乃是导致唐军此战大败的重要原因。引人注目的是，西支葛逻禄曾向河中诸国渗透势力。天宝元年（742）入贡诸国中出现了“曹国王哥逻仆罗”的名字，说明有一股葛逻禄的势力还曾入主河中曹国。第一，怛逻斯之战发生时，葛逻禄主体仍在金山，并未进入七河流域及天山西部一带，所谓“西支葛逻禄”之说毫无根据，可以参见华涛2000年的有力论证；第二，葛逻禄向河中诸国渗透势力最早应是拔汗那地域，且时代不太可能早于八世纪中期，仅凭“曹国王哥逻仆罗”一名就推断其为葛逻禄势力，真是相当的不靠谱，如果这都能成立，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这则史料其实表明喀喇汗国（黑汗朝）的势力已经在河中崛起了呢？因为，“哥逻”古音近qa-ra，“仆罗”古音近bug-ra，而qara（喀喇）与bugra（布格拉）都是喀喇汗首领的常用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