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上海城》书评

一贯的流水帐作风

流水帐有流水帐的好处。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日伪、国民党、解放军基本都接收了前任留下来的警察的大部分。管理模式的核心也是编户齐民那一套。同样一伙人，同样的管理模式，在不同政权领导下发挥不同的作用，实现不同的效果。这不是很有趣的现象吗？把自己的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利益绑在一起，自然就能发挥最大的管理功效。相反，要手下血战到底，自己却坐飞机去广州了。手下会怎么想呢？——你让老子血战到底，自己却去广州了。等你反攻的时候，老子的坟头都长草了。

这本书这么薄，谁知道删了多少么？

读过原版或者有原版可以参考的朋友，说说看。我凭常识认为这第三部必然有删节。就是不知道删到何种程度。（这里加个补丁，因为评论篇幅不够发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豆瓣有了这个规矩，记得早几年，豆瓣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服务，但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规矩，更没有现在这么浓厚的商业气息，难道网站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用来做广告的么？）

这本书没有写完

管中窥豹，原来大牛写书，也是从堆砖头开始的，先编一个框架，然后从几个主要资料源摘引材料，然后再慢慢丰富，形成旁征博引。如果按照这本书的体系的话，书的篇幅应该不下于洪业。魏老在世的话，书的最后面貌绝不是这样的。所以搞文科学术，身体和寿命很重要，整理了一辈子的材料，最后差口气，很是让人扼腕。很多教授到年纪大了，一定要找到传人，要不就把所有书籍和整理的资料捐赠给图书馆。

三个时代的上海警察与社会治理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领域中，上海研究无疑是一门“显学”。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两点：首先，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起始于上海，了解上海便为了解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打开一扇窗户；其次，上海的城市地位非常特殊，作为近代东西方列强的势力交织之地和中国的文化出版中心，百年来留下了极为丰富而连续的历史文化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因此，近三十年内，海外中国学界平均每年都会有几本以上海为主题的著作出版，各种学术论文更是成百上千，不计其数。在这些论著中，魏斐德的上海研究，是其中的卓越代表和可圈可点之作。魏斐德（1937—2006）是美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生前长期执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一生勤于治学，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是继费正清、列文森之后海外中国学界的又一大史学宗师。魏斐德治史，视野广阔，涉猎广泛，其始终放眼中国，著作既有讨论满清开国史的《洪业》，也有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大门口的陌生人》，还有探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与意志》，更有通论性的中国史著作《讲述中国历史》。然而，最值得一提的应属他晚年费尽心血写就的上海三部曲：《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1937—1941）》和《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这三部著作独立成书却又在内容上互相衔接，从中可以看到魏斐德的“野心”，那就是有意构筑一部丰富的、详实的近代上海史。其实，所说的“上海三部曲”，称其为“上海警察三部曲”更为恰当，因为三部书都以上海的警察和警政为中心。近代上海是一个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杂乱无章的城市，任何有意著就一部上海通史者都必将面临着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构建一个极为庞大的体系，非个人单枪匹马所能及。因此，魏斐德选择了上海的警察这一群体为切入点，以警察和警务制度为中心，兼及横向扩展讨论近代上海的政权变动、政治生态和社会情况。其时间纵轴跨越国民政府、孤岛时期和共产党新政权等三个统治阶段，通过描述警察系统的运作，各方势力围绕警政产生的斗争和矛盾，来展示近代以来中国警政制度乃至社会政权统治效益的成败得失。魏斐德考察上海的警察的上限定于1927年，该年北洋政府的统治谢幕，国民政府掌握中央政权，初步确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国民党致力于将作为远东第一城的上海打造成全国首屈一指的模范城市，使上海在城市文明、社会秩序、民众道德等方面都有质的改变，因此重新组建的警察系统便被寄予厚望，期待其能成为革新上海的有力工具。可以看到，在1927—1937的国府“黄金十年”内，国民党内的锐意改革分子主持的上海警察系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阶段性的整顿鸦片、消除娼妓、维护治安等方面都有成果体现。但是，由于租界的存在，给中国警察的执法造成困难；黑社会势力的庞大，使许多警务措施必须依靠他们才得推行，由此效果大打折扣；各种势力盘根错结，又使得进一步改革难以进行；坚决打击地下党，又分散了极大警力。甚至很多时候，当局出于财政的需要，本身就是社会犯罪的参与者和庇护者，致使土匪和警察合流，因此，当局改造社会的愿望收效甚微，或者说几乎归于失败。从《上海歹土》中可以看到，在上海的孤岛时期，存在着分别从属于日本势力、汪伪政权和租界的三重警力。西迁的正统国民政府旗下的蓝衣社和各种救国组织，在上海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爆炸活动和暗杀日伪大员事件，日伪警察的主要职责则放到镇压爱国者，打击城市的游击者身上。沪上成为日伪警察和爱国者舍命角逐、血肉横飞、风云诡谲的惨烈战场。秩序的混乱又引发了各种不正当行业大行其道和极端的犯罪活动。魏斐德详细描述了日伪警察和爱国者之间的斗争和博弈，深入挖掘了各方警力之间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由此点明其核心论述：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功能已经降到最低点，国家民族正义等问题此时已不重要，民众对秩序最为渴望，由此使得日本在1941年末非常容易地开进租界，完全占领上海，通过统一的警察控制的最为严厉的保甲组织，在上海重新建立“新秩序”。《红星照耀上海城》则将目光投向日本统治末期及国共内战时期，讲共产党势力对上海警察系统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国府还都，希望重整上海的警察系统，完成战前黄金十年中未竟的事业。但是，由于时局不靖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此举未得充分展开，其内部便已被共产党的警察组织瓦解。魏斐德详细描述了新力量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渗透到国民党的警察系统内部的情况，并讲述了建国以后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历次运动中新的上海警察所起到的作用。总之，相对于以往，这时上海的警察显示其出高效性，对各种旧势力进行了彻底的摧毁，几乎消灭了过去一切的丑恶现象，并协助政府在其上建立了崭新的制度。其整合社会的成功原因，用魏斐德的归纳便是得益于“周密的接管准备”，“吸收能积极听取公众批评的执法人员”，“在居民委员会基础上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安全系统”，“发动爱国运动”等等，总之，是由于新政权非凡的魄力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魏斐德的所有著作，其显著的特征便是讲史。魏氏虽为纯粹的学院中人，却对各式图表、模型和理论分析从不感兴趣，而是一直坚持以叙事为主。这三本著作亦然，大多的篇幅都是在讲故事，即通过阅读卷帙浩繁的历史档案，将其消化整理，并以生动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从这一点看，魏斐德和国人熟知的前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著名学者的史景迁的中国史系列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魏氏有别于史氏的，是他以坚实的档案为基础，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不会如史景迁常常根据极少的文本资料加以个人的主观想象来铺衍。以“上海警察三部曲”为例，魏氏严格按照欧美学术密密加注的规则，大到系统的档案卷宗，小到各式市井小报，引用的各式文献和图书资料达数千种，很多极为生僻，即使根据名目按图索骥尚不易寻得，此种材料收集工作实在令中国同行叹为观止。其次是魏氏不仅是学术中人，还是问题中人，其著作常常带有明确而集中的问题意识，即作为一个体系性的学者，无论讨论中国古代还是现代，他都十分关心中国的社会治理的问题。事实证明，通过上海警察来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魏斐德可谓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路径。众所周知，警察这一职业为中国古代所无，在百年前的清末新政时才由国外引进。自警察诞生的那一刻起，便被官方赋予了治理社会、打击犯罪、保障民众安居乐业的高尚职责。清末曾掌管北京警政的梁济，作为一个儒家的道德主义者，甚至还进一步希望新式警察可以成为民众的导师，在街头随时随地负起纠正民众行为、指导民众道德的责任。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一群体也可能被腐蚀，与犯罪分子合流，无能于社会治理，反而成为当局进行社会控制、压制民众的有力工具。从魏斐德的“上海警察三部曲”看出，前两个时期的上海警察，既没有很好地负起应有的责任，治理好社会，实际上也没有成功实现当局所希望的社会控制。而后一个时期的警察，在社会治理上可谓相当成功，比较好地实现了前两个时期未能实现的目标，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空前稳定的城市秩序。然而，此种稳定却并非一种自然形成的秩序，而是和当局利用政权能力摧毁一切“反革命”的阻碍势力，并从地方到基层都建立起一个由民众普遍参与又互相监督，力量空前强大的控制体系息息相关的。前两者的社会控制与之相比，可谓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作为西方的历史学家，魏斐德不会如中国的官方史学家，将前两个时期社会治理的失败归结为当局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是持一种理解之同情，将其归因于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情境的复杂，以及政府之不得已；对于后一个时期的成功，他也大为肯定，对其策略和魄力表示赞许，并惊叹于新政权统治城市的效力，认为其创造了世界史上城市治理方面的伟大奇迹。然而，作为一代史学宗师的魏斐德，用卷帙浩繁的三本著作得出了一个常识性且并不新颖的结论，而且似乎很少有批判性的思考，读来不仅让人有一点遗憾之感。韩戍，《新京报》2011年9月17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