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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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0
ISBN:9787308067379
作者:[美] 托马斯·罗斯基
页数:480页
章节摘录
插图：本书研究的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下简称战前）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主要关注近代部门的发展。近代部门是指经济活动建立在从国外引进产品、原材料、技术及制度安排基础之上的部门。棉纺织厂、铁路及轮船运输、西式商业银行，将作为研究近代部门运作的典型例子在本书中予以考察。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政治与经济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取得了很大成果，其规模和影响与同时期其他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如日本十分相似。此时中国经济变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近代银行和工厂聚集的城市。新旧企业间的有力互补，意味着近代部门的发展有助于中国经济中已长期存在的传统部门。主要发生在中国沿海城市的近代部门变革给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带来了显著的提高，以至于全国人均实行产出与消费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7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数十年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与提高。本书旨在分析中国战前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的程度与范围，考察近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关系，并揭示战前经济发展对战后中国经济格局的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开端可追溯至19世纪90年代。当时三种主要的新型经济形式——火车及轮船运输业、工厂工业和商业银行业，首先得到显著发展。
前言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中文与外文（主要为英文）学术圈各自相对独立，尽管现在信息交流与人员往来已经较为频繁，两个学术圈有所交叉，但主体部分仍是明显分离的。相互之间对彼此的学术动态可能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如蜻蜓点水，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感触。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有限。关于海外中国研究、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制度经济学等，由于相关译丛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欧美、日本与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日趋成熟，其前沿性成果更需要我们及时获知，以把握当前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动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兴趣，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则因为如果不了解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发展，他们希望与中国学术界有更多的交流。就有关中国的史料与数据而言，中国学者对英文的原始史料涉猎有所局限，遑论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等，这些语种中有关华人与中国的记载，是在中文正史与野史中几乎看不到的世界。而这些史料，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内容概要
托马斯•罗斯基( Thomas. G. Rawski) 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师从以研究中国经济史而知名的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197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先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任教，1985年到美国的匹兹堡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末，他为世界银行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是世界银行较早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报告。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并著有《战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历史的经济透视》（合编）、《经济学与历史学家》（合著）、《中国的兴起与亚洲影响力的均衡》（合著），以及《中国伟大的经济改革》（合著）等多部研究中国的著作，并曾担任世界比较经济学会主席等重要的学术职务。几年前，他曾经召集一些经济学家联名给美国政府写信，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罗斯基教授针对中国经济发过一些有影响力的论文，有的论文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讨论。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战前中国经济：概览
一、本国和外国经济力量
二、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
三、军阀主义和中国经济
四、中国的市场结构
五、战前中国经济的本质
第二章 制造业
一、工业企业家的来源
二、战前工业化的规模
三、空间分布、部门结构及企业所有权
四、棉纺织业
五、火柴工业
六、战前中国工业化进程
第三章 银行业与货币系统
一、货币、金融与经济
二、晚清中国货币系统
三、主要银行机构
四、金融变迁与经济
五、结论
第四章 交通与通讯
一、交通通讯条件改善的经济影响
二、水上运输
三、铁路
四、其他交通通讯方式
五、战前中国经济运输强度
六、交通、通讯与经济发展
七、新旧两类运输方式间的互补性
八、总结
第五章 投资
一、近代化的固定资本投瓷
二、非近代化固定投资：推断性估计
三、战前中国经济的投资与存款：总体效果
四、结论
第六章 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
一、1914／1918－1931／1936年非农部门产m增长
二、非农部门产m增长估计修正对总产m增长的影响
三、1914／1918-1931／1936年的农业产出增长趋势：对证据考察
四、现有主要农作物产出统计的不足
五、1914／1918-193l／1936年农业产出趋势：间接证据考察
六、1914／1918-193l／1936年间农业产出增长的新估计
七、总产出和人均产出的增长趋势：修正的观点
八、总消费与人均个人消费趋势
九、总结
第七章 结论
附录A 1912－1936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
附录B 1933年中国制造业产出部门构成
附录C 1910－1936年中国货币供应量估计
一、金属货币
二、纸币
三、银行存款
四、1910－1936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的估计
五、估计的局限性
附录D 战前中国货物运输量
一、轮船运输
二、帆船运输
三、非机械化陆路运输
参考文献
索引
编辑推荐
《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经济史译丛。
作者简介
本书研究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半个世纪内的经济增长，主要关注现代产业的发展，即基于国外引进的产品、原料、技术及制度管理的经济活动。棉纺织厂、铁路及轮船运输、西式的商业银行，将在作为研究现代行业运转的典型例子在本书中予以考察。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政治与经济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其规模与影响与同时期其他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如日本十分相近。
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两个地区向外扩展：以充满经济活力的大都会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以沈阳（奉天）、鞍山、本溪、营口（牛庄）及位于今辽宁省东南的大连为工业与交通中心的满洲地区。上海是19世纪40年代西方受商业利益驅使以武力胁迫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批条约口岸之一。它位于中国国内贸易交通要道——长江的入海口，并得益于这一有利位置；在19世纪条约体系使中国主权部分丧失后造成的贸易和生产扩大之前，上海便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上海的商业和工业发展几乎全部受控于国内或国外的私有企业。从一开始，这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就与传统经济建立了紧密的纽带，从而取得投资资本，原料、劳动力及销售市场。
满洲的发展源于私人企业与外国政府影响的结合。影响满洲的首先是俄国；1904-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日本继之成为对满洲影响最大的国家。20世纪20-30年代满洲的大型采矿业与冶炼业不断发展。不过这种发展对日本的经济比对中国的经济更为有利。与此同时，大片未开垦土地和中日政府不断扩建的交通设施吸引了华北的大批移民浪潮，并引发了满洲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
新的经济形式从江南与南滿的城市中心以多种途径传播开来。一些作为上海、大连及其他大型城市出口产品及原料供应地的主要贸易中心城市也逐渐开始发展起自己的工业。它们广泛的贸易联系，同时促进了交通业、通讯业及金融业的发展。工厂的扩大及交通网络的深入，进一步带动了对电力设备、维修行业和其他附属设施的新需求。因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汉口、哈尔滨、长沙及昆明等中心城市，尽管仍远远落后于上海、天津，但也已孕育出了相当规模的现代行业。在一些更次要的的城市中，类似的发展也在以较小规模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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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年政治变局之前，惊人的通货膨胀确实吓坏了许多人，因此，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解放前的经济相当的糟糕。再由于后来当局的刻意宣传，旧中国经济上是一穷二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已成为四九年之后出生的这几代人的共同认知。一个无能而专制的政府，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一个经济凋蔽的社会，无疑成为我们对国民党所统治几十年的最流行评价。然而，历史是鲜活的。你可以篡改，可以涂饰，可以抹黑，你却无法消除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细节就如深埋土壤之中的种子一样，总是会让自己顽强而坚韧的新芽冒出来，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真实与倔强。随着大量档案的公开，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段被尘封被篡改的历史，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从政治到社会，真实的历史在一点点地复原。最近刚读完的这本由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罗斯基所著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则让我们从经济上看到了那段历史的不同情况。说实话，书写得并不易读，大量的数据与表格，看起来很是吃力。不过，在阅读过程中，还是带给我很多惊奇，毕竟这是在用数据颠覆着我过去的认知。上世纪的前三十多年里，远非如我们所想像中乱世的经济停滞，而是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整个国家的经济已具规模。从工农业到交通、金融等行业，都颇具活力。即使是与日本相比，虽然亦有差距，但许多的数据已经相当接近。数据表明，从1912年到1937年，中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7%，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包括日本和苏联在内的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具体来说，棉花的消费量与棉产品的生产量，也可与发达国家相抗衡。在仿纱方面，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超过了同等规模的日本企业。同时，诸多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亦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发展很是迅速，相较于中国的发展，早了数十年时间。而且中国自从帝制退出之后，一直是政局不稳，内乱不断，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如此的经济成就，殊为不易。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该书所提及当时中国各省税率的情况。读此书之前，我一直认为当时的税负情况比较严重，此书给出的数据也颇让我惊讶。在当时全国税收未统一的情况之下，各个省的税率都相当低，一般都在百分之三到五，即使在被称作“长期处于难以置信的税收剥削之下”的四川省，其税率也仅为百分之七左右。罗斯基称，“军阀们攫取的也只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产出的一小部分，要想 多攫取一点也是困难的”。中国一直实行的是低税率，春秋战国时期的十税一，被当成了仁政，到了汉代的文景之治及光武中兴，甚至有了三十税一的情况。老百姓的税负并不重。但对于抗战之时的数十年间，正是所谓军阀混乱之时，各省皆是拥兵自重，军费开支相当大，税率仍然如此之低，确实相当的不容易。各省所收之税究竟用于何处？罗斯基在书中对于各省的财政开支，也做了研究。当然，军费所占比重最大，其次就是教育和民生开支，所占比例差不多最小的（有的省份要高一些），则是政府的开支。所占的比例，只相当于整个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几，与现在的政府开支相比，简直就是个笑话。这与在当时仍有着治不下县的古风有关。县之下基本自治，而省府县府的公务人员数量，也相当的稀少，与现在财政需要供养的庞大公务人员队伍，更是不成比例。作者在书中也提供了一个数据，到1957年之时，政府财政收入占总产出之比已达到了29%。作者认为，“战前数十年间的数据所证实的，是中国低税收的优秀传统并未遭到背弃”。税收低，自然就会促进民间的经济活力，再加上宽松的政策，经济发展迅速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看此书还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当时军阀割据的评价。罗斯基认为，尽管当时群雄并起，强人当道，各省拥兵自重，但军费支出到三十年代也才达到4%，军人相对于庞大的人口，与世界相比，也只能说是中等规模，远称不上是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作者也分析了当时省府与县府的行政人员的情况，出身于军人者并不多，多半皆受到大学教育。同时，他认为人们过高地估计了军阀之间战争的严重性与破坏性，当时他们之间的混战对于经济的影响，远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大。尽管各个军阀之间战争不断，其实都是很小很局部的低烈度战争，经常是双方一接触，朝天放上几枪，然后胜负就已定，失败的一方马上撤离。就像玩闹似的，很少有真枪真刀死人无数的。罗斯基在书中也提供了几场军阀大战伤亡人数，确实低得让人难以想像。在军阀管制的各个省，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军阀们也是不遗余力。毕竟经济发展了，才会有税源，才能够养得起军队，才能够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们对待自己辖区内的知名企业，是恭敬如仪，服务到家。书中举了当时四川军阀刘湘之事，他当初驻军重庆之时，对于当时重庆知名企业民生公司，也是厚爱有加。因此，重庆也才兴办起不少新型企业，而地处内陆的四川，尽管军阀割据严重，在很多方面，也能与东部许多省份在许多方面相抗衡。刘湘等四川军阀在经济的促进措施，也为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入川，以数省乃至一省之力，撑起八年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使是这些军阀，除了让他们当家的枪杆子之外，他们最重视的，还是民生。这一点，从军阀所辖制的各省开支情况也可看出。其中很大一部分开支，是投向了教育，修桥修路也是一项重要支出。除此之外，各省军阀还很重视慈善，举办各类组织来推进此事，以争取民心。毕竟，军阀们要想在辖区有所为，除了靠军队，还要看当地百姓的脸色，这是为政者所不敢违逆的。四九之后，对民意的尊重反而低了许多，因为执政党认为他们代表了民意，并且比芸芸众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清王朝自1911年灭亡之后，至抗战之前的数十年间，中国政局一直未稳，国民党亦是命运不济，从执政到退守台湾，凡三十八年，可以说未过过一天舒心日子，一直都动荡之中。先是袁氏窃国，后是军阀割据。好不容易北伐成功，工农革命之声又起。与时同时，外患在肘腋，日本陈重兵于东北，事端不断，并窥伺中国。这是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之中，经济却在蓄势待发。《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幅图景。此时的中国政府，也已是踌躇满志，欲引领中国经济的腾飞。如果许以时日，中国能否快速地进入现代化，真可说尚未可知也。可惜的是，日本1937年的入侵，整个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国民党失去大半壁江山，退守四川苦战八年。之后，又打了三年的内战，最终败走台湾。三七年之后的十二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最为糟糕时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些耳熟能详的词句，来形容内战后期的中国现状，倒也不会有太多的出入。不过，连续十二年的内外战争，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可能都会让整个国家差不多陷入崩溃，遑论中国？反观日本，虽然在战争中失利，但由于这场战争，遏制了中国上升的势头，并让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日本在战后则得益于这种政治均势的变化，迅速地从战败中恢复过来，并实现了经济的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等到中国从封闭内乱中醒来时，此消彼长，我们已经落后日本很多年了。悲夫！ -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活动时间：2009年10月15日14：00-16：00活动地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一楼报告厅 （杨浦区国权路600号，邯郸路以南）嘉宾：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历史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斯基教授师从伯金斯教授，并于1972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经济和历史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他为世界银行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是世界银行第一部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报告。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著有多部有关中国研究的专著，并曾担任世界比较经济学会主席等重要的学术职务。社会经济史译丛 丛书介绍：《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 赖建诚 著 2009年5月已出版《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 托马斯•罗斯基 著 2009年10月出版《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1859-1948） 》 托马斯•莱昂斯 著 2009年11月即出《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 皮尔弗里斯 著 2009年11月即出《历史上的理学》 包弼德 著 2009年11月即出《看得见的城市》 包乐史 著 2009年11月即出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中文与外文（主要为英文）学术圈各自相对独立，尽管现在信息交流与人员往来已经较为频繁，两个学术圈有所交叉，但主体部分仍是明显分离的。相互之间对彼此的学术动态可能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如蜻蜓点水，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感触。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有限。关于海外中国研究、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制度经济学等，由于相关译丛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欧美、日本与及其它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日趋成熟，其前沿性成果更需要我们及时获知，以把握当前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动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研究产生了兴趣，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则因为如果不了解占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度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发展，他们希望与中国学术界有更多的交流。就有关中国的史料与数据而言，中国学者对英文的原始史料涉猎就有所局限，遑论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等，这些语种中有关华人与中国的记载，是在中文正史与野史中几乎看不到的世界。而这些史料，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待开发的史料还有域外汉文文献资料，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的汉文古籍，以及东南亚、美国等地华人的文献与文物。仅从这个角度而言，引介和翻译海外的成果也日益重要。就学科而言，由于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各学科形成自身的特定概念、范畴、话语体系、研究工具与方法、思维方式及研究领域，对此但凡缺乏深入而全面的把握，相关研究就很难进入该学科体系，而其成果也难以获得该学科研究人员的认可。而专业人才培养、评审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更强化了这种趋势。专门研究是如此精深，以致许多学者无暇顾及其它学科与研究领域，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学术视野因此受到局限，甚至出现学科歧视与偏见，人类追求知识的整体感与宏观认识的需求亦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不同学科的一些特定话语和方法，其实许多是可以相通的，学术壁垒并非如想象中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打通障碍，架起沟通的桥梁，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其收获有时是令人惊喜的，原创性的成果也常在跨学科的交叉与边缘中产生。如从历史源头与资料中原创出经济学理论，或以经济学方法与工具研究历史问题获得新思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弗里德曼、哈耶克、库兹涅茨及为人熟知的诺斯、福格尔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因此，“社会经济史译丛”的宗旨与取向为：第一，在学科上并不画地为牢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也将选择与之相关的思想史、文化史，或以历史为取向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成果，更欢迎跨学科的探索性成果。第二，在研究地域和领域的选择上，将不局限于译者、读者、编者和市场自然倾斜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本丛书将力推西方社会经济史的前沿成果。第三，译丛除一般性论述的著作外，也接受史料编著，还精选纯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在成果形式方面，既选择英文著作，也接受作者编辑的论文集，甚至从作者自己的英文论着中翻译或加工创作的中文成果。在著作语种的选择上，除英文作品外，还特别扶植其它语言论着的中译工作。 -
《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为美国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所著，原书和中译本分别由加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影响深远，所以我选此书作简单报告，以期诸君借鉴、反思。 一、作者及译者 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EORGE RAWSKI），1943年出生，1965（康奈尔）、1967（哈佛）、1972（哈佛）分别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他在哈佛师从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珀金斯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原哈佛亚洲中心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带头学者之一。）罗氏曾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任教（1971-1985），现为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Faculty）、历史学教授（Associated Faculty）。著有大量中国经济、历史研究论作，曾为世界银行撰写《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197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有法文、西班牙文、日文译本。 本书译者唐巧天（女）、毛立坤、姜修宪三人均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师从吴松弟教授，而吴正是校者。2003年吴从哈佛带回几本高水平研究著作，让研究生边翻译边学习，《战》即其中之一。本书翻译工作和通校皆由吴负责，另一校者李天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时在匹兹堡大学经济学院交流学习，对书稿进行了最后校正。虽然有吴、李校正，但翻译效果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翻译失误、排版问题，使这本“大部头”的译本出现错别字、语句生硬、数据讹误和史实乖离（p96，出现病句“1949年之后···之后”；p117，表2.13，1913-1934，印成1913-1914；p133，“与化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很相似”，不知所云；p162，“货币供应量与当年名义国内之比迅速增长”，“当年名义国内”应有更好的译法；p314，表中中兴煤矿，标明属于河北，然而作者前面已言在山东峄县；p354，表C.1，1934年数据A标明为4995，与前后相差太大，似为1995；p376，“我采用了较小的数字即4642万元”，与p375所述4.642亿元矛盾，大概是粗心所致；书中把1937年中日战争译为“太平洋战争”也有争议，这或许是罗氏原书的失误）。然瑕不掩瑜，中译本让更多的研究者接触到此书，功莫大焉。（海外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真正能被国内引介、翻译出版并产生影响的寥寥；读原著当然可以，只要你外语水平高，时间充裕，关键是国内每年研究著作都是堆积状态，海外的著作也是如此，我们面临的是选择的问题，因此翻译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必须有人做） 二、本书写作缘起、前期积累 《战》书历12年而成，1989年出版。此前罗斯基已经有了深厚的学术积累。七八十年代作者写出了许多关于中国近现代经济的论著。如"China's Republican Economy: An Introduction," 1978;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gration in Prewar China," 1982；"The Economy of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1850-1980," 1985；China's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 Producer Goo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80.这些作品为罗氏《战》书奠定了诸多基础（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是更广阔的基础）。罗氏此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二战爆发前的中国经济重新评估。尽管这段时间的经济环境相当恶劣，中国经济仍获得持续发展，这是本书反复论证的主题。三、本书框架、内容概要在绪论中，罗氏对该书框架结构就有明确的概述。第一章（战前中国经济：概览）从整体匡正之前对战前中国经济本质的误解，着重考察其本国的（domestic）、私有的（private）、平民的（civilian）和竞争（competitive）因素的重要性；第二、三、四章分别从制造业、银行与货币业、交通与通讯业具体论述经济的增长趋势；第五、六章从更广的视角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其中第五章写投资，第六章写经济增长的程度和范围，对产出、消费（人均消费增长率低于产出增长率）增长做了整体估计；第七章为结论，他认为“本研究的定量结果，可以刻画出战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情况”，尽管其发展稍落后于同时代的日本，但也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框架结构处理得非常好，既是总-分-总，又是逐步推进；章节衔接得当，每章最后有总结，一般还会引出下一章的内容。）四、结论、创新成果 作者的结论部分：在绪论中，罗氏预先说明将谈到战前经济成果的长期影响。可惜的是，最后在这方面的叙述略显单薄。他的关注现实是为了反证历史——战前经济模式影响至今（这一点倒是很明显）。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打破了之前对战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流行观点（与《剑桥中华民国史》结论截然不同）。作者对前人（刘大中、叶孔嘉、珀金斯等）的研究成果有重大修订。此书一出，引得学界热议，褒扬与批评之声纷至，足见此书影响。五、分析特色 （1）史料与数据处理得当。就史料而言，罗氏虽为经济学出身，史料利用却丝毫不逊。因其长期研究中、日经济史，掌握英、日、中、德四门语言，故能熟练运用中文的第一、二手资料。数据方面，作者善用前人研究成果，有承继，有修订，有破有立，并在不同基础上建立不同的分析结果（多用A、B方案）。 （2）罗氏论述各产业部门发展时，十分注重新旧（近代与传统）部门的互动关系，强调两者互补、共促，认为“中国发展一个突出特征，是经济部门的发展相互补充或相互强化”。（银行与钱庄；轮船与帆船等等） （3）作者常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如制造业，把1933年的中国和1922/1931年的日本、1958年的欠发达国家、1880年的美国相比，认为它们均具有农业国家的特征；还把中国1933年和美国1860年代对比，得出结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运输强度以及商业化程度，与70年前美国内战结束后那段铁路建设高潮时期的经济发展趋势大致相似。”这种对比对我很有启发性。有时同时代的比较反而更加牵强（学术趋向亦是如此，学术不能脱离时代，别人玩后现代主义的时候，你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呢，一味“崇洋媚外”，可笑），而现代化这个大趋势可以让我们拿不同时期面临同样问题之情境作观察，自有它的可行性。六、优缺点 本书较好地体现了经济学与历史学的融合，理论、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自不必多说。它的特别之处还在于：a.经济的宏观统计分析；b.对货币金融制度发展变化的重视。这两点是刘佛丁（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所提。当然，此书出版后，也有一些学者对罗氏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如赵冈、赖特、黄宗智等人。最惹人争议的便是对农业增长速度的重新估算（珀金斯、许道夫的统计资料相差太大，直接证据不足，故罗氏转向间接证据）。 我对这些争议没有置喙的资格（我不懂，所以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我对本书的结论有话要说。我是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上来说。一般情况下，一个普通读者，随意浏览，肯定特别注意一本书的特别之处、创新观点，害人的地方恰恰在此。我们不去细读，只粗略地耳闻诸如刘泽华的“王权主义”、魏特夫的“治水社会”、陈旭麓的“新陈代谢”，其实很难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对待此书，我们只看结论，必然是对以往观点的颠覆；反之，细读它，会发现太多疑问。 即便罗氏的分析没有瑕疵，依他的结论，只是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性。如果把中国经济放在较长时段进行考察，近代经济的确存在增长缓慢的现象，中国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p39-40）。何况20世纪初至战前中国政府无能、内部动乱频仍、外部威胁不断。如此多的经济政治障碍必然使战前经济发展没有充分实现其潜力，中国因此丧失了诸多机遇（1949年以后国内实现了真正的和平、统一，经济增长迅速加快，然而由于种种因素，丧失的机遇更多）。罗氏亦承认这一点。 再者，仅凭经济增长这个结论会掩盖许多问题。a.中日经济增长的实质不同。正如第二章表2.4（1933年中国和日本工业产量指标）所示，中国生产的棉纱、棉布、面粉等轻工业产品的确与日本相埒甚至过之，但水泥、硫酸、钢铁则与日本相差甚远。这是一个老问题，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b.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社会。罗氏通过对中国军队开支的计算，认为军费只占总产出的4%左右，并不算高。这一点我信服。罗氏注意到军费占总产出的比例，必定也知道军费占政府总开支的比例。我们透过他和陈志让著作书中的数据，可知北洋及国民政府时代军费预算在政府总预算的比例中相当高（陈志让《军绅政权》，p141；罗书，p27）。这种高比例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算是异常（另，四川赋税问题——《让子弹飞》征税到2010年的真实版，不管什么著作，都无法回避其严苛性，整体统计无法弥除个体差异）。所以我认为对罗书的结论应理性看待。七、反思、联想 （1）数据VS文字。 罗氏言：“我深信，量化方法是构建总体框架最有效的途径。”数据统计的优势在于它的强大说服力，相比之下文字描述太模糊、太随意。罗氏此书论述清晰，论据明确，推翻他人观点干脆利落，实得益于此。 （2）学生对老师的超越。书中许多方面对Dwight Perkins的成果有所修订。不类国内有些学者言必称师，不敢越雷池一步，所谓“先生高山仰止”等等适宜在追悼会、纪念文章生发的话，却在学术研究中亲身实践，真是悲哀。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理想；名师出徒子徒孙，这是现实。 （3）经济史著作看不到“人”的面孔，这是我不喜欢经济史的原因。但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史的统计分析法，具体可见金观涛《观念史研究》和陈柔缙《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作者建立并利用含一亿两千万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革命”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它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词汇的统计可能有缺陷，即高频率词汇有时并不能说明该思想的“高度集中”。如果后人统计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甚至民主自由词汇的频率，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但可以反观之，认真分析。缺陷不在统计本身，在于我们对统计数据的处理）。《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北京三联，2011）中的一篇《烟草女工眼里的蒋介石》，对313名烟草工场的女工做问卷调查，由此可管窥台湾当时的社会生活（p76-83）。 （4）欲窥一时段之历史，既要作整体宏观把握，又需历史细节。我们考察五四运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和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同样重要，缺一不可。要看到统一，也要看到差别。我们只能多读，尽可能不褊狭，视野得以开阔，认识才比较明晰。 （5）罗氏著作是否为柯文所倡“中国中心观”之体现？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1984）宣扬抛弃三种西方中心观模式，走向中国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这种取向实为史学发展的自觉潮流，经柯文加以系统阐述得以广大。罗氏此书对外国经济力量在中国的作用，对传统与现代的认识与柯文所倡比较一致。 （6）历史本身的复杂性，难以言语尽之。不可否认，无论哪个视角、方法都会有缺陷，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认识的片面浅薄从来不可避免。我们尽可以批评，却不能轻易贬低任何一种视角方法的价值。罗氏在书中采用不少经济学理论，并不囿于一种，只是“为我所用”而已。吴承明所言：“经济学理论有明显的时代性，而作为分析方法，则寿命长些”；“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这不能改正，只能补救，即用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空（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如此通达，对我们思考问题才有裨益。
精彩短评 (总计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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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很有见地,翻译地比较精准好书 -
很有意思的视觉～涨姿势 -
大家之作 专业研究者必备 -
本书是对民国初年到抗战之前中国经济的研究。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尤其是北伐成功之后到抗战爆发之前的十年，被欧洲汉学家白吉尔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本书的经济学功夫更为扎实，但对这段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依然未能给出透彻的解释。 -
从美国史学界的眼光，全面、系统、对比的看待战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容丰富真实，可细细研读品位，但部分观点值得商榷！ -
有些结论和论据间略欠严密 -
《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为美国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所著，原书和中译本分别由加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影响深远，所以我选此书作简单报告，以期诸君借鉴、反思。
一、作者及译者
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EORGE RAWSKI），1943年出生，1965（康奈尔）、1967（哈佛）、1972（哈佛）分别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他在哈佛师从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珀金斯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原哈佛亚洲中心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带头学者之一。）罗氏曾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任教（1971-1985），现为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Faculty）、历史学教授（Associated Faculty）。著有大量中国经济、历史研究论作，曾为世界银行撰写《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197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有法文、西班牙文、日文译本。
本书译者唐巧天（女）、毛立坤、姜修宪三人均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师从吴松弟教授，而吴正是校者。2003年吴从哈佛带回几本高水平研究著作，让研究生边翻译边学习，《战》即其中之一。本书翻译工作和通校皆由吴负责，另一校者李天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时在匹兹堡大学经济学院交流学习，对书稿进行了最后校正。虽然有吴、李校正，但翻译效果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翻译失误、排版问题，使这本“大部头”的译本出现错别字、语句生硬、数据讹误和史实乖离（p96，出现病句“1949年之后···之后”；p117，表2.13，1913-1934，印成1913-1914；p133，“与化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很相似”，不知所云；p162，“货币供应量与当年名义国内之比迅速增长”，“当年名义国内”应有更好的译法；p314，表中中兴煤矿，标明属于河北，然而作者前面已言在山东峄县；p354，表C.1，1934年数据A标明为4995，与前后相差太大，似为1995；p376，“我采用了较小的数字即4642万元”，与p375所述4.642亿元矛盾，大概是粗心所致；书中把1937年中日战争译为“太平洋战争”也有争议，这或许是罗氏原书的失误）。然瑕不掩瑜，中译本让更多的研究者接触到此书，功莫大焉。（海外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真正能被国内引介、翻译出版并产生影响的寥寥；读原著当然可以，只要你外语水平高，时间充裕，关键是国内每年研究著作都是堆积状态，海外的著作也是如此，我们面临的是选择的问题，因此翻译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必须有人做）
二、本书写作缘起、前期积累
《战》书历12年而成，1989年出版。此前罗斯基已经有了深厚的学术积累。七八十年代作者写出了许多关于中国近现代经济的论著。如"China's Republican Economy: An Introduction," 1978;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gration in Prewar China," 1982；"The Economy of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1850-1980," 1985；China's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 Producer Goo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80.这些作品为罗氏《战》书奠定了诸多基础（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是更广阔的基础）。罗氏此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二战爆发前的中国经济重新评估。尽管这段时间的经济环境相当恶劣，中国经济仍获得持续发展，这是本书反复论证的主题。
三、本书框架、内容概要
在绪论中，罗氏对该书框架结构就有明确的概述。第一章（战前中国经济：概览）从整体匡正之前对战前中国经济本质的误解，着重考察其本国的（domestic）、私有的（private）、平民的（civilian）和竞争（competitive）因素的重要性；第二、三、四章分别从制造业、银行与货币业、交通与通讯业具体论述经济的增长趋势；第五、六章从更广的视角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其中第五章写投资，第六章写经济增长的程度和范围，对产出、消费（人均消费增长率低于产出增长率）增长做了整体估计；第七章为结论，他认为“本研究的定量结果，可以刻画出战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情况”，尽管其发展稍落后于同时代的日本，但也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框架结构处理得非常好，既是总-分-总，又是逐步推进；章节衔接得当，每章最后有总结，一般还会引出下一章的内容。）
四、结论、创新成果
作者的结论部分：在绪论中，罗氏预先说明将谈到战前经济成果的长期影响。可惜的是，最后在这方面的叙述略显单薄。他的关注现实是为了反证历史——战前经济模式影响至今（这一点倒是很明显）。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打破了之前对战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流行观点（与《剑桥中华民国史》结论截然不同）。作者对前人（刘大中、叶孔嘉、珀金斯等）的研究成果有重大修订。此书一出，引得学界热议，褒扬与批评之声纷至，足见此书影响。
五、分析特色
（1）史料与数据处理得当。就史料而言，罗氏虽为经济学出身，史料利用却丝毫不逊。因其长期研究中、日经济史，掌握英、日、中、德四门语言，故能熟练运用中文的第一、二手资料。数据方面，作者善用前人研究成果，有承继，有修订，有破有立，并在不同基础上建立不同的分析结果（多用A、B方案）。
（2）罗氏论述各产业部门发展时，十分注重新旧（近代与传统）部门的互动关系，强调两者互补、共促，认为“中国发展一个突出特征，是经济部门的发展相互补充或相互强化”。（银行与钱庄；轮船与帆船等等）
（3）作者常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如制造业，把1933年的中国和1922/1931年的日本、1958年的欠发达国家、1880年的美国相比，认为它们均具有农业国家的特征；还把中国1933年和美国1860年代对比，得出结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运输强度以及商业化程度，与70年前美国内战结束后那段铁路建设高潮时期的经济发展趋势大致相似。”这种对比对我很有启发性。有时同时代的比较反而更加牵强（学术趋向亦是如此，学术不能脱离时代，别人玩后现代主义的时候，你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呢，一味“崇洋媚外”，可笑），而现代化这个大趋势可以让我们拿不同时期面临同样问题之情境作观察，自有它的可行性。
六、优缺点
本书较好地体现了经济学与历史学的融合，理论、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自不必多说。它的特别之处还在于：a.经济的宏观统计分析；b.对货币金融制度发展变化的重视。这两点是刘佛丁（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所提。当然，此书出版后，也有一些学者对罗氏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如赵冈、赖特、黄宗智等人。最惹人争议的便是对农业增长速度的重新估算（珀金斯、许道夫的统计资料相差太大，直接证据不足，故罗氏转向间接证据）。
我对这些争议没有置喙的资格（我不懂，所以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我对本书的结论有话要说。我是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上来说。一般情况下，一个普通读者，随意浏览，肯定特别注意一本书的特别之处、创新观点，害人的地方恰恰在此。我们不去细读，只粗略地耳闻诸如刘泽华的“王权主义”、魏特夫的“治水社会”、陈旭麓的“新陈代谢”，其实很难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对待此书，我们只看结论，必然是对以往观点的颠覆；反之，细读它，会发现太多疑问。
即便罗氏的分析没有瑕疵，依他的结论，只是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性。如果把中国经济放在较长时段进行考察，近代经济的确存在增长缓慢的现象，中国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p39-40）。何况20世纪初至战前中国政府无能、内部动乱频仍、外部威胁不断。如此多的经济政治障碍必然使战前经济发展没有充分实现其潜力，中国因此丧失了诸多机遇（1949年以后国内实现了真正的和平、统一，经济增长迅速加快，然而由于种种因素，丧失的机遇更多）。罗氏亦承认这一点。
再者，仅凭经济增长这个结论会掩盖许多问题。a.中日经济增长的实质不同。正如第二章表2.4（1933年中国和日本工业产量指标）所示，中国生产的棉纱、棉布、面粉等轻工业产品的确与日本相埒甚至过之，但水泥、硫酸、钢铁则与日本相差甚远。这是一个老问题，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b.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社会。罗氏通过对中国军队开支的计算，认为军费只占总产出的4%左右，并不算高。这一点我信服。罗氏注意到军费占总产出的比例，必定也知道军费占政府总开支的比例。我们透过他和陈志让著作书中的数据，可知北洋及国民政府时代军费预算在政府总预算的比例中相当高（陈志让《军绅政权》，p141；罗书，p27）。这种高比例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算是异常（另，四川赋税问题——《让子弹飞》征税到2010年的真实版，不管什么著作，都无法回避其严苛性，整体统计无法弥除个体差异）。所以我认为对罗书的结论应理性看待。
七、反思、联想
（1）数据VS文字。 罗氏言：“我深信，量化方法是构建总体框架最有效的途径。”数据统计的优势在于它的强大说服力，相比之下文字描述太模糊、太随意。罗氏此书论述清晰，论据明确，推翻他人观点干脆利落，实得益于此。
（2）学生对老师的超越。书中许多方面对Dwight Perkins的成果有所修订。不类国内有些学者言必称师，不敢越雷池一步，所谓“先生高山仰止”等等适宜在追悼会、纪念文章生发的话，却在学术研究中亲身实践，真是悲哀。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理想；名师出徒子徒孙，这是现实。
（3）经济史著作看不到“人”的面孔，这是我不喜欢经济史的原因。但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史的统计分析法，具体可见金观涛《观念史研究》和陈柔缙《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作者建立并利用含一亿两千万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革命”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它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词汇的统计可能有缺陷，即高频率词汇有时并不能说明该思想的“高度集中”。如果后人统计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甚至民主自由词汇的频率，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但可以反观之，认真分析。缺陷不在统计本身，在于我们对统计数据的处理）。《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北京三联，2011）中的一篇《烟草女工眼里的蒋介石》，对313名烟草工场的女工做问卷调查，由此可管窥台湾当时的社会生活（p76-83）。
（4）欲窥一时段之历史，既要作整体宏观把握，又需历史细节。我们考察五四运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和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同样重要，缺一不可。要看到统一，也要看到差别。我们只能多读，尽可能不褊狭，视野得以开阔，认识才比较明晰。
（5）罗氏著作是否为柯文所倡“中国中心观”之体现？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1984）宣扬抛弃三种西方中心观模式，走向中国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这种取向实为史学发展的自觉潮流，经柯文加以系统阐述得以广大。罗氏此书对外国经济力量在中国的作用，对传统与现代的认识与柯文所倡比较一致。
（6）历史本身的复杂性，难以言语尽之。不可否认，无论哪个视角、方法都会有缺陷，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认识的片面浅薄从来不可避免。我们尽可以批评，却不能轻易贬低任何一种视角方法的价值。罗氏在书中采用不少经济学理论，并不囿于一种，只是“为我所用”而已。吴承明所言：“经济学理论有明显的时代性，而作为分析方法，则寿命长些”；“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这不能改正，只能补救，即用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空（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如此通达，对我们思考问题才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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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
有论更有证，这样的写史才可信。罗斯基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读过许多历史书，都感觉那些写史的人就像说评书的，而且可恨的是无良御用型的政治吹鼓手 -
枯燥 -
资料详实，具体的评论后面再补充 -
书终于收到了，小伙子服务很好，我知道最近你们很忙，所以到货虽晚，但表示理解。在你们这里买书价格便宜。下次还会光顾的。 -
很值得看看，读书可以增长知识。 -
本书的建设性发现就是中国在二战前即使稍逊于日本，却仍然创造了可以被称为“近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成绩。基于此，长期以来对于战前经济的积弱是战时我国被动挨打的基本原因的论调就难以站住脚跟了。那么战前我国与日本与日本的关键差距究竟在哪？未来的竞争我国前路在何方？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
其实说<读过>是很牵强的...没有仔细看，只是大致浏览并获知了主要思想>< 2015.6.12 补充：好好看一遍中文还是有帮助的。本书是战前经济各种研究资料的大集合。 -
好像经济史课上有同学present过相关内容。 -
对于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而又细致的分析，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
太尼玛专业了 -
当当活动 -
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海外力作 -
《战前中国经济增长》，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 Thomas. G. Rawski) 的著作。罗斯基教授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师从以研究中国经济史而知名的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197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先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任教，1985年到美国的匹兹堡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末，他为世界银行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是世界银行较早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报告。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并著有《战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历史的经济透视》（合编）、《经济学与历史学家》（合著）、《中国的兴起与亚洲影响力的均衡》（合著），以及《中国伟大的经济改革》（合著）等多部研究中国的著作，并曾担任世界比较经济学会主席等重要的学术职务。几年前，他曾经召集一些经济学家联名给美国政府写信，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罗斯基教授针对中国经济发过一些有影响力的论文，有的论文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讨论。
《战前中国经济增长》历时十二载得以写成，于1989年出版。作者依据自己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全面了解，利用多方面丰富的历史资料，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事关中国近代经济评价的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与以前的流行观点极其不同的看法。本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多国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的广泛重视，在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等研究亚洲和中国的学术刊物，发表了很多对此书的评论。例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尼古拉斯•拉迪教授，康内尔大学高家龙教授，威斯康星大学赵冈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黄宗智教授，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赖特博士，都在不同场合发表了评论。由于此书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中国的经济进程和性质重新加以评估，向长期流行的权威观点提出挑战，所依据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不同于惯用的模式，也引起我国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学者的关注，并引发讨论。其中，著名经济史学者刘佛丁先生所撰《对20世纪前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新估价——评罗斯基著<战前中国经济增长>》（载《近代中国》第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因刘先生的学术声誉和评价的全面而特别引人注目。
罗斯基这本著作的论述范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但讨论的重点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4/1918年至1936年这20余年的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状况。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因外国入侵、封建压迫、战乱频发和政治动荡等原因，近代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认为是在不断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日趋下降。罗斯基细致考察了制造业、农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固定投资等方面的状况，考虑了私有部门、公共部门、生产和消费、货币和存款等因素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在一系列计算、估测的基础上，罗斯基修正了刘大中、叶孔嘉、珀金斯等人提出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变动趋势的定量分析，得出与传统看法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在抗日战争以前的数十年，中国尽管经济发展稍落后于同时代的日本，但也获得巨大的进步，在1914/18至1931/36年间，全国人均产出和消费都有显著和持续的增长，估计总产出累积增长率达到38-42%，而人均产出增长率相应增长了22-24%（详第六章之“总结”）。在这一进程中，新式工业得到成长，而传统经济部门尤其是手工业仍然得以维持，并在新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环境下得到进步。农民虽然在革新活动中获利甚少，并且农业科技程度仍然低下，但贸易、生产、运输和金融新模式的间接后果所带来的专业化和劳动力分配，却为农民带来了提高生活境遇的新机遇，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因此，中国是少数几个取得成功增长的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个。抗日战争以前的经济增长，为其后（包括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往往要经历一段不短的时间，尤其是要接受改变传统认识的重大观点。因此，一本学术著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观点当时能否被大多数的人所接受，而在于它能否在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与视角，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些方面，罗斯基的著作无疑有着引人注目的贡献。在对罗斯基书的评价方面，不少学者未必都同意他的观点，却都赞赏罗斯基的独特的学术贡献。刘佛丁先生的书评无疑是一个代表。对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经济，刘佛丁先生认为停滞和衰退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但又认为在当时的市场发育程度、战前农业发展状况、中国国民总生产的增长趋势等方面，罗斯基的研究有所高估，而他关于资本积累的论证也缺乏说服力。尽管如此，刘佛丁先生仍然对罗斯基的著作给以两个方面的很高的评价。其一，国内经济史学界少有人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作宏观的统计分析，但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不乏其作，罗斯基书在这些基础上更上层楼，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开拓性的进展。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向来忽略对近代的经济发展作宏观的统计分析，而这一点却又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提倡罗斯基的研究方法。其二，罗斯基的另一特色，是对货币金融制度发展变化的重视，他的关于储蓄和货币供应的计算是颇见功力的成果。这方面的宏观研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也是薄弱环节，本书的出版可补其不足。
基于了解国外研究成果对提高研究能力的重要性，2003年我从哈佛带来少量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并确定几本特别重要或特别需要的著作，请研究生们一边翻译，一边学习，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经济增长》便是其中的一本。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深感罗斯基书中的一些研究方法颇具启发意义。而他的一些观点，例如对外贸易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作用，货币金融和运输通讯方面的进步增大了国外贸易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增长从沿海发展到内地，在新工业产生的同时一些手工业部门不仅未被压垮反而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等方面的观点，经得起推敲。十余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有了较大的推进，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证实了罗斯基著作中的上述观点，尽管对发展水平的评价未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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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年代的经济 -
A revision of macroeconomics.
If I could believe they just needed a chance to be proved right. -
第三只眼看战前中国经济，客观详实 -
知道真相，才能认识现在，乃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