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之争

章节摘录

书摘富起来的中国是否会变“老”？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印度的人口比中国更年轻。中国仍然是一个贫困的国家，可是却拥有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分布问题。理查德?杰克逊和尼尔?豪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生育率下降和平均寿命的延长。这样的变化究竟对中国有多么严重的影响？在联合国的“低生育率”预测中，到本世纪中期，中国的出生率将降低到与目前东南亚国家接近，劳动适龄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一；更为肯定的是，到2050年，中国超过60岁的老龄人口将增加到4亿，其中有四分之一年龄会超过80岁。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中国在还没有成为富裕国家之前就会开始衰老了。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以及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产生了“4—2—1”问题。尽管现在中国的许多年轻人活得很快乐，但是很明显可以预料到他们以后将承担照顾两位父母和四位祖父母的重任，没有兄弟姐妹能帮助他们分担这种责任。由于女性缺乏，中国的人口问题会更加严重。 年轻的印度印度与中国不一样，它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的态度是矛盾的。它是世界上最早采取人口控制措施的国家之一，印度的全国家庭计划项目开始于1951年，但同时政府官员也强调印度人口的优势。与中国相比较，印度快速增长的年轻人口虽然标志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失败，但它将促进印度市场发展和劳动力队伍的壮大。二者谁的政策更英明——是关心更多人口可能会对资源和经济造成更大压力的中国，还是印度呢？一位在北京的印度商人发现了祖国的巨大优势，他说：“是的，中国引进了更多投资，也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但是他们有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国家的年轻人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许多人也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因为印度的劳动人口在未来几十年将会继续膨胀。 中国存在“企业家精神”吗？人们通常认为，相对中国而言，印度拥有第二大优势——能够培育自主的企业家精神，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钟爱是否抑制而非激发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前几年，埃森哲管理咨询公司在中国企业管理层展开了一次以“解放企业家精神”为主题的调查。很多人看到的只是中国存在的对创业的障碍：83%的人害怕冒险和失败，79%的人认为中国税收制度不合理，69%的人觉得政府立法不规范。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还强调另外一个因素：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将培育企业家精神作为首要任务，但是它说话算话而且说到做到。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中国的大公司大都是国有企业。福布斯2005年全球500强名单里还是列出了16家中国企业，比印度还多5家（2002年中国的500强企业是9家），其中著名的有：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海尔集团、TCL、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南京汽车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尽管这些公司赫赫有名，但是我们不能过于强调它们的重要性，也不能就此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够长期持续下去的企业组织模式。计划控制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 印度的创业环境印度在很多方面也有像中国一样令人生畏的创业障碍。印度有腐败和官僚主义（中国某些方面也有）、欠缺的基础设施、对商业的模糊态度、严重阻碍个人商业成功的税收制度、等级和宗教差别。印度也有积极的一面：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系统、英语、更强的私有经济传统、言论和出版自由、稳定的民主。此外，印度还有更加久远和有效的资本市场。孟买股票交易所创建于1875年，是亚洲最早的股票市场，比东京股票交易所还早三年。印度一共有22家股票交易所，孟买交易所有6 000种上市股票，价值4 500亿美元，全世界都关注孟买的Sensex指数。印度股市与印度经济同时成长起来。相反，中国没有像印度一样先进和透明的股票市场。上海的现状正是中国问题的缩影：官僚主义盛行但又暂时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只有不到1 000家企业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中国的好公司有一部分不在内地上市，在官方许可下，它们去香港、新加坡、伦敦和美国的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因为这些交易所要求比较严格，有利于促进管理者的改革。

前言

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这本书的灵感，既不是来源于北京、上海、德里和孟买给我的奇思妙想，也不是凝视着“经济水晶球”而有的突发奇想，而是来源于一次讲演中一位听众的精彩提问。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伦敦面对一群商人(主要是实业家)演讲。我和他们讨论了一些常见的话题，比如通货膨胀和利率会发生什么变化，英国财政大臣在酝酿什么计划，英国是否会加入欧洲的单一货币(这已经是不久前的事情了)以及诸如美元、油价这样的话题。他们虔敬地听着，还不时会提出一些问题。其中一位听众问道：“中国和印度会怎样？”这一活题本不在我演讲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中国与印度的21世纪征战——《龙象之争》读后观感《南方都市报》经济专评记者 梁捷中印两国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竞争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科技史家李约瑟专门做过一项统计，研究两国相互作用的关系。从中国流到印度的产品至少有樟脑、朱砂、皮革、梨和桃。而自印度流往中国的东西，我们只要说一样就足够了――佛教。20世纪40年代，中国和印度相继赢得独立，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印度则变成了全球最多人口的民主国家。不过，这些都丝毫无法掩盖两国经济发展的蹒跚步伐。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两个大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差不多，都大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二十分之一。中国经济的转折点发生在1978年。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下子超过了美国，而且持续地领先于美国，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即使从截至到去年的平均数字来看，中国最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接近百分之十了。用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术语说，“中国经济起飞了！”印度经济当然也一直在发展，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滞过。但是，比起中国来，它的发展速度实在太慢。拖着10多亿人口的包袱，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始终抬不起头来。过去26年里，它平均每年增长5个多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这么一个温吞水的水平。很多发展经济学家都在着急，比印度本土的经济学家都着急。因为印度转向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却没有像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大展鸿图，节节攀高。印度到了90年代也开始改革了。只有到这时候，这个古老国家的真实经济政治实力和巨大潜力才逐渐为人所知。大家公认，印度经济在这些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3年，印度的增长速度达到了8.2%，它在2004到2005年度的增长速度也在6％左右。对庞然大物来说，这个数字绝不容小觑。印度的信息产业发展水平是人所共知的，现在印度是世界上大的生产外包基地，而且这个地位坚不可摧。最新的财富500强名单中，大约已有40％的企业把他们的生产服务外包给了印度；印度的软件出口在2001到2002年度达到了76亿美元。这些数字都表明，技术进步和外包业务现在是，未来也一定是拉动印度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要说支持经济运作的政治体制，印度的民主政治绝对比中国完善，更符合西方教科书上的定义。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正是这“完备的民主”拖了印度经济发展的后腿。民主可不是整全扭结的一大块。深究下去，在很多制度上，印度都存在问题。腐败是政治和官僚系统里的顽疾，这在中国和印度都普遍存在，中国的社会矛盾很大，印度也不小。如果说中国的法律体制不健全的话，印度的法律体制则不成熟：因为它运作过程中处处受限，地方的权力常常超过司法体系，使得法律无法正常实施。此外，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也剥夺了数以亿计的印度人的应该享有的权利。直到最近，还有很多学者觉得，印度从很多角度来看都还不是一个真正民主国家，至少它还不够像。说它是一个一党制国家也没什么错，这个党当然指的是国大党。国大党的意识形态最初由尼赫鲁提出，而尼赫鲁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死敌，向来仇视任何要把企业自由放任的提法，一心想把国家的经济生活导向社会主义。这种影响至今犹存。这两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之间的竞争已有数千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比印度的经济改革早了十多年，现在两国的GDP差距也就是这十多年。不过，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印度是否能赶上中国，何时赶上。这一切与两国数千年交通史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过去数千年的中印交通史，中印经济竞争过程，在未来的人们看来，也才刚刚拉开序幕。戴维.史密斯 著：《龙象之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1月导言中国、印度和世界新秩序作者：（英）戴维?史密斯这本书的灵感，既不是来源于北京、上海、德里和孟买给我的奇思妙想，也不是凝视着“经济水晶球”产生的突发奇想，而是来源于一次讲演中一位听众的精彩提问。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伦敦给一群商人（主要是实业家）做一次演讲。其中一位听众问道：“中国和印度会怎样？”这一话题不在我演讲的计划之中，却引起了听众的共鸣，并激起了他们激烈的讨论。从交谈中，我发现大家普遍对中国和印度崛起带来的影响持悲观甚至有点宿命论的态度。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抢占了全球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印度也以类似的速度占领了全球的服务行业；前者正占据着全球制造业的最大份额，后者也在迅速地向服务行业扩张。这使得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当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发现不仅仅是这些商人们关心这个问题。《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曾寄给我一个很大的邮包，里面装满了读者来信，全都是针对我的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的回应。每次我写一些有关外包工作流向印度的文章时，也会收到类似的来信。印度人很喜欢将自己的国家比作大象，虽然行动缓慢，但是稳健沉着，就像伊索寓言中的“乌龟”一样，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虽然近年来印度的表现更像她的国家象征——虎。不过，把她比喻成大象似乎更合适，至少避免与人们熟悉的“亚洲四小龙”相混淆。印度的成就是最近几年才显露出来的，而中国如今的奇迹则需追溯到20多年前。不过，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如今对于世界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20世纪90年代，当我们争相关注网络经济的繁荣以及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并没有给中国和印度应有的重视。或许直到那时，我们仍然不相信中国和印度能够创造奇迹。1998年夏，我乘坐火车从香港到深圳。直到今天，我仍记得这列从九龙出发的火车似乎将我带到了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地方，一座座摩天大楼在那片曾经一无所有的土地上拔地而起。身后高耸的大厦不会让我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那是闻名于世的香港的标志；可眼前在中国的土地上冒出的毫不逊色的楼群却让我无比惊诧。事实就在眼前，这是邓小平希望在共产主义中国边陲建立一座21世纪的现代化城市的雄伟蓝图的体现，这座毗邻香港的城市与资本主义的香港一样繁荣和引人注目。可在我看来，闪闪发光的新建筑并不能证明那里的成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建筑相当“坚挺”。今天，深圳已经成为拥有一千万人口的经济特区。这一切还得归功于中国经济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因为他，深圳才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城市，并吸引着来自全国农村和其他城镇的工人。上海甚至有比深圳更宏伟的规划：成为一座有曼哈顿特色的现代化都市，并以此来展示中国引人注目的高科技前景。上海犹如一剂清醒剂唤醒了那些视中国为血汗工厂的人们，面对中国20多年来一直保持9%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和整个民族的雄心壮志，人们还有必要怀疑中国吗？与此相比，印度经济成就的标志就没有这么明显了。一直以来，印度就以“全世界发展最快的民主国家”自居，数据可以说明一切：印度近20年保持了6%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最近已经超过了9%。印度崛起较大地震动了西方还是最近的事，国际电讯服务费用的下降让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廉价的劳动力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上。当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时，印度也成为了包括软件开发、电讯中心和尖端研究在内的首选外包基地。华尔街和伦敦公司的高薪分析师们的研究报告被印度的工人们整理出来，而这些工人的工资只有分析师的十分之几。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贫富差距较大和较明显的国家，或许印度将经历最终的经济“滴入效应”。印度拥有像中国一样庞大的缺乏教育的人口，只有让这些人口逐渐分享繁荣的成果并成为庞大的中产阶级，印度才能迎来真正的繁荣。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本世纪初几十年里世界所呈现的显著的变化，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全球地缘政治的平衡的基本问题。如果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到本世纪中叶，世界前三位经济大国将依次是：中国、美国和印度，北京、华盛顿和新德里将成为世界权力中心。本书以试图回答一个困扰人们的问题开始：众所周知，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初是强大的经济国家，她们如何成为经济大国？有必要再用几句话将本书与写作的背景联系起来。有人说，要想了解中国需要一生的时间；而要想了解印度，如果可能的话，一生的时间仍然不够。圣雄甘地曾说印度是居住在村落里的国家，我不能讲述这个国家崛起中村落里的奇闻异事。同样，我也只能以游客的视角观察中国。但是我认为以这种视角看中国和印度，是可以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本书的目的是：解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评价我们应该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提高警惕还是表示欢迎，评估这两大国家的领先地位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内容概要

戴维·史密斯自1989年以来一直是《星期日时报》的经济类编辑，他不时为《专业投资》《英国工业》和《制造业》的专栏写稿，也常为英国工业联合会的《商业之场》等出版物撰稿，到《星期日时报》任职前，他曾在《泰晤士报》、《金融周刊》、亨利预测中心和劳埃德银行工作过，他还著有几本书，最近出版了《免费的午餐》。

书籍目录

导言　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第一章　历史回顾第二章　走进中国第三章　崛起的印度第四章　中国在呐喊，世界在倾听第五章　印度的网络经济第六章　中国和印度的较量第七章　中印将会（不会）改变世界的十种情形

编辑推荐

为了解释亚洲经济的崛起以及预测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潜力，戴维·史密斯深入研究了人们常常谈及的几个问题：亚洲奇迹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亚洲经济的增长能否持续下去？英国等国家又该如何应对亚洲的崛起？中国将成为怎样的超级大国？它会如何制约美国经济的发展？印度经济是否会像美国一样最终赶上并超过它曾经的帝国"主人"——英国？这《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将告诉我们正在影响以及将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些事情。

作者简介

全球地缘政治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本书作者认为，到2050年，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三大强国依次是中国、印度和美国。随着世界中心的东方转移，新的联盟不断的形成，新的规则也会不断涌现，而唯有那些深谙世界新秩序的国家才能未雨绸缪地去应对新的挑战。这本由《星期日时报》的经济编辑戴维·史密斯撰写的《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将会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这些变化。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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