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国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7
ISBN:9787208107908
作者: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页数:393页
章节摘录
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并没有如此。在批判我的人的帮助之下，这本书在美国国内外的读者人数达到了几百万之多。而且还有一些比较现实的影响。虽然我当然期望这本书能获得好评，但由于不相信会这样，我安排出版商定下了我每年稿酬收入的上限，以此将这些稿酬在我觉得应该是两到三年的一段时间里平摊，从而以完全体面的方式减少我的所得税支出。而实际上，这些逐渐积累起来的稿酬收入花了10年时间才全部流回到了我这里，在这个期间内，我的出版商则因为享受着这么一笔无息贷款而对我满怀感激。还有，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被选上担任了一届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我对因观点不一致而带来的惩罚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读者诸君有理由怀疑那些诉说他们由于为真理殉道而饱受痛苦折磨的写作者们。我的经历只能增加你们的这个怀疑。 《新工业国》第一版的出版距今已经18年了。在这18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也出版了很多的论述，这些都会促成本书观点的修订。我相信——没有人听到之后会感到惊讶——期间发生的更多事情或者出版的更多论述证实了本书提出的观点，或者已有更多的人转而相信这些观点。由于本书写作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以我很明显没有看到过去20年里出现的大企业集团和并购运动：它的目的是实现公司的扩张并为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带来与之相关的权力和声望，这一点我没有预见到，尽管我在随后的几版中对它予以了足够的承认。它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是它证实了我对作为现代公司的动机之一的权力和声望所赋予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样一种诉诸纸面上的企业家精神——这是我的同事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对它的概括——起到了显著增加公司的效率、生产者的利润或者消费者的利益的作用。 新工业国 显现于公司的管理之中的，是利润最大化概念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矛盾，这一点也已经变得日益明显了。现在，甚至是某些人最为坚决的努力，也不能转移人们对公司高管人员在并购活动中获得高额薪酬的注意了，而且尤其不能转移的是人们对黄金降落伞——这类并购活动之中的潜在失败者试图保护他们自己的一种手段——的关注。但一般而言，公司人员工资也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现代公司的管理层已经表明，他们对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远非无动于衷。（虽然利润止步不前或者正在下滑，但高管的薪酬近来在频繁增加。）近期出版的文献和发生的事件充分说明，经济学家的利润最大化观点与其在受到管理层控制的公司之中的现实——这一现实让大量高管人员得以自行确定自己的薪酬——这两者之间是彼此矛盾的。 现代的公司巨人里面的董事们都是傀儡，管理层因为他们的名声而挑选他们来默许或者最多只是颇有学识地顺从管理层的做法，并且证明公司对黑人和妇女持有宽容的态度，这一点现在已经为人们所广泛认识。 ……
内容概要
作者:(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书籍目录
前言
致谢
第四版导言论经济观点不一致的危险与回报
第一章 变革与计捌体系
第二章 技术的绝对要求
第三章 工业计划的本质
第四章 计划与资本的供给
第五章 资本与权力
第六章 技术专家阶层
第七章 公司
第八章 企业家与技术专家阶层
第九章 题外话：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
第十章 恩准的矛盾
第十一章 动机总论
第十二章 动机纵论|饷
第十三章 动机与技术专家阶层
第十四章 一致性原则
第十五章 计期体系的目标
第十六章 计划体系中的价格
第十七章 计划体系中的价格（续）
第十八章 针对特定需求的管理
第十九章 修订之后的顺序
第二十章 总需求的调节
第二十一章 就业和失业的本质
第二十二章 控制工资与价格的交替上涨
第=十三章 计划体系与工会（一）
第二十四章 计划体系与工会（二）：起着辅助作用的工会
第二十五章 科教阶层
第二十六章 计划体系与国家（一）
第二十七章 计划体系与国家（二）
第二十八章 进一步的总结
第二十九章 计划体系与军备竞赛
第三十章 其他的方面
第三十一章 计划的空隙
第三十二章 关于劳作
第三十三章 教育与解放
第三十四章 政治领导
第三十五章 计划体系的未来
附录 论经济方法以及社会辩论的本质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以其睿智和富有创见的评论重新定义了美国对自己的认知。他认为美国不再是企业自主的社会，而是一个被那些规模最大的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了的国家。在他看来，谁拥有最重要、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谁就可以大权在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拥有专门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取代资本家，成为新一代掌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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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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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时间少少写了一点。根据草抄的笔记仓促写成未作梳理，错漏难免。《新工业国》的讨论的起点是技术进步。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的繁杂程度越来越高，对于承担起技术革新与生产的现代企业及由它们组成的市场体系来说，计划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生产链条长、耗费时间多，企业越来越难以承受由于生产要素和市场等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决策失误造成的后果。这就使得企业或者说当前体系必然尝试去控制这种不确定性。（前三章）其中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来源的不确定性加以控制的方法是由公司（社会主义国家是政府 ，还有“凯恩斯革命”）即计划者本身通过市场赚取资本并通过自己的投资决定资本运用的方向。这很好地消除了由市场本身带来的资本来源的不稳定性。同时，由于有计划的投资，资本的增值十分顺利，给人们所带来的收入也越来愈多，这样自我推动的后果，是储蓄的丰盈。（第四章）接着，作者讨论了生产要素带来权利的现象，提出了权力依附或者来源于某个时代最稀缺的生产要素的观点。而由于前一章说讨论的储蓄（可投资的生产剩余）过多，导致了资本的稀缺性下降，因而现在（首版于1967年）正在出现新一次的权力转移（第五章）。而由于技术的广度和复杂性，将它们细分给各个专家来处理是有效率的，同时企业的管理与计划也靠专家们提供的信息以施行，因此专家群体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权力（第六章）。正因为如此，传统经济学假设中的典型公司以及经典的企业家形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公司的真正主人是“技术专家阶层”（第七、八章）（这个对象贯穿了整本书，可以说这是作者写作的核心，尽管从后面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完全如作者所料的那样发展。）。而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独有现象。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中，也出现了与西方国家相似的技术专家阶层，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别（第九章）。此时，一个很大的矛盾出现了。传统经济学说中的公司，是为了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是为了赚取最大的利润而存在的。而公司的实际权力已经落到了技术专家阶层的手中，他们可以被当作为为自身谋取最大化利益的“经济人”来看待也完全有能力为自己谋取最大化利益。显而易见，为自身谋取最大化利益必然损害公司的盈利，也就使得公司不能达到利润最大化。至此，传统经济学的两个假设， “经济人”和由“经济人”组成的“成熟型公司”的利益，就此产生了对立，逻辑上来说，至少必须有一方无法达成自身的目标。作者认为谁会失败？答案显而易见。这里照抄P115十分精彩的一段：“技术专家阶层的成员得不到他们为之最大化的利润。他们必须回避个人的获利。相应地，如果他们要维持对利润最大化的传统承诺，他们就必须愿为他人，尤其是那些股东，做那些他们被禁止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在成熟型公司中，最大化学说现在所基于的正是这样的理由。它认为，赚取利润的愿望同性交的愿望一样，是一种根本性的冲动。但它认为这种冲动并非针对本人，而是针对第三者。它被剥离了自身，为了不为所知、不知其名且无能为力的人而表现了出来，而这些人对自己的利润是否确实得到最大化却毫无所知。以性做进一步的类比，我们必须要这样想象：一个具有充沛的、旺盛的、强烈的异性恋倾向的男人，为了最大化他仅有耳闻的其他男人的机会，竟会躲避他身边的那些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可爱女人。权力从回报之中完全分离出来之后，这就是最大化学说的基础。”在否定了“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论之后，对于上面说到的矛盾，在十一章首先提出了组织中个人行为的四种动机总论，即“强制（compulsion）、经济动机（pecuniary motiv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还有作者造出来的概念：调适（adaption）。所谓调适，就是指追求组织的目标是因为有可能或者寄希望于调整这些目标，让它们更加合乎这个参与者的偏好（P128）。那么上面的矛盾就有了解决的方法，作者认为在现代企业中，动机并不一定是经济上的（十一章），通过分析各种动机特别是认同和调适对现代企业中人所起的作用（十二章），论证了企业和体系的真正核心——技术专家阶层的主要动机是认同和调适（十三章）。这个论证，个人认为升华了全书。一方面，它确确实实地把人类自身和人类的心理进程融入了经济学的讨论之中。人，而不是冰冷的“经济人”成为了考虑和分析的对象。另一方面，这种论证给出了这么一种暗示，即一个组织，它的利益所在、性格与行为方式甚至弱点命门完全可以从组成这个组织的核心行为人或者核心群体的特征中找到源头。这是一种将组织人格化的分析方法！到这里，请允许我稍稍离题，讲一下由于这个分析的方法给我带来的思考和启发。将组织人格化分析看待，使得我们可以借用人类的一个生物性行为以及社会性行为去分析组织的行为，而要注意的是，人格化组织的生存环境并不是自然或者人类社会而是抽象社会，因此要注意自然人满足生物性需求的方式与行为和人格化组织满足生物性需求的方式与行为的差别，务必将这些行为抽象出来看待。另外也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有高度道德的自然人进行分析（也符合了公司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看法，因为用人类来形容，这是一种极端的大公无私的利他行为，十分罕见）。另外，并不是所有的组织或者一个组织的所有阶段都可以用同一种人格来看待，显然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就可能有不同的性格。还有最后一点，与自然人的有限寿命不同，组织的寿命可以是无限的（直至智能生物灭绝）。P.S. 这里我还隐约看到了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觅母（meme）。具体说说，作为一个生物，人类最重要的是生存，在满足了生存这一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继续繁殖与发展等行为，那么就有了人类的觅食、求偶性交、形成与发展社会。我们并不能说人格化的组织也会去觅食求偶，但对于可以人格化看待的组织，我们也可以说，对它最重要的是其本身的生存，满足了这一点后它可能去选择发展和壮大，在这里，上面所要考虑的生存环境的区别就显示了出来。发展一个组织所需要的环境，其总量相对于自然和人类的类似关系来讲要少得多。比如一个公司，经过十几或者几十年的发展（这对一个理论上寿命可以无穷的生物来说是多么短暂的一刻），完全有可能在某个市场形成了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组织发展的环境容量已经到了极致，而接踵而来的比如说反垄断拆分、新类型公司的崛起，完全可以认为是环境对它的反击，而这种来得太快的反击甚至会威胁到它最重要的的生存问题，那么可以预计的到的是，与自然人比较起来，一个公司，并不可能在生命进程中无限地发展壮大自己，而它所最可能去追求的，就是稳定的存在。而公司相对于自然人，有着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可以强大到足以控制自己所依存的环境这个地步。并运用这个控制，降低环境不稳定性的影响从而使得自己得以稳定存在。而这，不正是《新工业国》里说的体系、计划和调适么？而当它再也控制不住那个环境之时，就是它的消亡之日，人们将会看到历史摧枯拉朽的无情。还有一件事必须说一下，人格化组织，如果有道德这一说法，并不能视同于高度道德的自然人，反而可以看到，由于缺少了如同人类接受教育的过程，组织的行为往往像一个本我并没有被抑制但是能力很大的人，用人类做比喻，就是一个掌握权力的孩子，而组织的“受教育”往往是要通过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沉淀才慢慢形成的。正是想到这一点，我才想明白了为什么很多时候组织的行为像是孩子斗气一样：比如某地民告官会导致整个系统震动，两个国家在外交上会互相做些小孩子气的示威和嘴炮行为等等。回归正题。由于有了上面的看法，接下去作者的分析也容易理解了。先简述各章，首先是对调适的进一步讨论，个人力图把自己的社会目的等与组织的目的一致化，并可以通过组织识得自己的目标崇高化（十四章）。而对于成熟型公司来说，在满足了生存的需要后会追求与技术专家的目的相一致的“崇高的”社会目的，比如GDP，当然它是不是与“真正的”社会目的相一致依然存疑（十五章）。然后用了很大的篇章来讨论这些控制方法对社会的影响，比如寡头垄断公司（十六到十八章）对价格、需求的控制对当今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影响（苹果公司的iphone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笔者注）；技术专家阶层的控制与计划的存在导致的消费者实际的自主选择权和边际效用理论的不适用（十九章）；由于庞大的军事需求可以提供良好的控制因而军事方面的需求也是调适的结果（二十章）；由知识来重新划分的阶级分界（二十一章P.S.这一章很精彩）；国家和美苏争霸事实上被技术专家阶层利用成为自己计划体系稳定的工具（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章）；工会的变化和削弱（二十三、二十四章）。最后，作者开始考虑对技术专家阶层的反击，认为主要是通过“科教阶层”，而同时也批评“科教阶层”没有背负起对抗这个体系的责任（二十五、三十三、三十四章）；另外还有艺术与审美的体系（三十章）；还有依靠计划体系无法涉足或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实施计划体系的地方（三十一章）以及对劳动与休憩意义的人性回归（三十二章）。总的来说，个人觉得作者最后面的提出对抗体系的观点那几张有点学院气。反而是二十八章的第一部分使我动容，作者让我对一直以来思考的“人们为何在已经产出丰富的物质后还拼命生产和追求，哪怕他们已经不能再多生产的物质中得到更多的快乐”这个问题有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切入点。摘录一部分：“人们曾经以为，经济体系为人们所提供的，是他们自古以来为满足自己自发和自主的欲望而堆放在自己身边的那些物品。在这个体系正式的经济仪式之上，此种来源的经济动机仍然大受推崇。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得足够多的那样，如果说这个体系顺应了人们的欲望，那么它也日益推动着人们顺应它自己的需要。它必须如此。这后一种顺应并非可有可无的营销行为。它是一种非常内在的要求。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资本运用不能听凭反复无常的市场需求的摆弄。它们需要计划，使公众的行为变得可测——使其受到控制——是计划的本质所在。这种控制还带来了其他重要的后果。它保证了男人们和数量日益增多的女人们不论已经获得了多么丰富的商品供给仍将努力不懈地工作。它还有助于保证这个社会以自己每年增加的产量衡量自己的成就。如果人们自行订立目标，在完成这些目标后，他们说“我已经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这周的工作到此结束“，那么没什么比这更令经济学这么学科觉得不自在的了。这样的行为被视为不负责任、得过且过，这并非偶然。它将意味着增加产出不再具有高度的社会紧迫性。够了就是够了，没有增加的必要。这个社会不再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作为衡量成就的标准。如果增加产量不再至关重要，那么计划体系的需要也就不再被赋予自然而然的优先地位。这当中所需的社会心态再调整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我们所受到的这种管理并不繁重。它作用于大脑而不是身体。它首先赢得默认或者相信。行动是对这种心理调节咗出的反应，因此行动者没有任何受到强迫的感觉。我们并非在商家的要求之下购买新型的汽车或者新颖的止泻药，购买的原因在于我们相信我们必须拥有这种商品。任何能够采取不相信态度的人都可以选择脱离这种控制。但是，我们所受的管理并不因为我们没有受到身体上的胁迫而稍有减弱。虽然对此尚无很好的理解，但身体上的效率反而会低出很多。”每个组织的诞生和消亡都有其偶然和必然，在其得以存在的历史条件消失之前，一个组织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但生存的土壤失去，生于其上的一切也必然消亡。同理，技术专家阶层手中权力的再次转移，也是一个可能，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很难预见的。因此《新工业国》无法预计到后来如盖茨和乔布斯这种企业家与技术专家阶层的混血儿出现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突然想起阿西莫夫的《基地》，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宇宙尺度的《新工业国》。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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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时间少少写了一点。根据草抄的笔记仓促写成未作梳理，错漏难免。
《新工业国》的讨论的起点是技术进步。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的繁杂程度越来越高，对于承担起技术革新与生产的现代企业及由它们组成的市场体系来说，计划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生产链条长、耗费时间多，企业越来越难以承受由于生产要素和市场等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决策失误造成的后果。这就使得企业或者说当前体系必然尝试去控制这种不确定性。（前三章）
其中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来源的不确定性加以控制的方法是由公司（社会主义国家是政府 ，还有“凯恩斯革命”）即计划者本身通过市场赚取资本并通过自己的投资决定资本运用的方向。这很好地消除了由市场本身带来的资本来源的不稳定性。同时，由于有计划的投资，资本的增值十分顺利，给人们所带来的收入也越来愈多，这样自我推动的后果，是储蓄的丰盈。（第四章）
接着，作者讨论了生产要素带来权利的现象，提出了权力依附或者来源于某个时代最稀缺的生产要素的观点。而由于前一章说讨论的储蓄（可投资的生产剩余）过多，导致了资本的稀缺性下降，因而现在（首版于1967年）正在出现新一次的权力转移（第五章）。而由于技术的广度和复杂性，将它们细分给各个专家来处理是有效率的，同时企业的管理与计划也靠专家们提供的信息以施行，因此专家群体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权力（第六章）。正因为如此，传统经济学假设中的典型公司以及经典的企业家形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公司的真正主人是“技术专家阶层”（第七、八章）（这个对象贯穿了整本书，可以说这是作者写作的核心，尽管从后面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完全如作者所料的那样发展。）。而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独有现象。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中，也出现了与西方国家相似的技术专家阶层，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别（第九章）。
此时，一个很大的矛盾出现了。传统经济学说中的公司，是为了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是为了赚取最大的利润而存在的。而公司的实际权力已经落到了技术专家阶层的手中，他们可以被当作为为自身谋取最大化利益的“经济人”来看待也完全有能力为自己谋取最大化利益。显而易见，为自身谋取最大化利益必然损害公司的盈利，也就使得公司不能达到利润最大化。至此，传统经济学的两个假设， “经济人”和由“经济人”组成的“成熟型公司”的利益，就此产生了对立，逻辑上来说，至少必须有一方无法达成自身的目标。作者认为谁会失败？答案显而易见。这里照抄P115十分精彩的一段：
“技术专家阶层的成员得不到他们为之最大化的利润。他们必须回避个人的获利。相应地，如果他们要维持对利润最大化的传统承诺，他们就必须愿为他人，尤其是那些股东，做那些他们被禁止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在成熟型公司中，最大化学说现在所基于的正是这样的理由。它认为，赚取利润的愿望同性交的愿望一样，是一种根本性的冲动。但它认为这种冲动并非针对本人，而是针对第三者。它被剥离了自身，为了不为所知、不知其名且无能为力的人而表现了出来，而这些人对自己的利润是否确实得到最大化却毫无所知。以性做进一步的类比，我们必须要这样想象：一个具有充沛的、旺盛的、强烈的异性恋倾向的男人，为了最大化他仅有耳闻的其他男人的机会，竟会躲避他身边的那些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可爱女人。权力从回报之中完全分离出来之后，这就是最大化学说的基础。”
在否定了“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论之后，对于上面说到的矛盾，在十一章首先提出了组织中个人行为的四种动机总论，即“强制（compulsion）、经济动机（pecuniary motiv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还有作者造出来的概念：调适（adaption）。所谓调适，就是指追求组织的目标是因为有可能或者寄希望于调整这些目标，让它们更加合乎这个参与者的偏好（P128）。那么上面的矛盾就有了解决的方法，作者认为在现代企业中，动机并不一定是经济上的（十一章），通过分析各种动机特别是认同和调适对现代企业中人所起的作用（十二章），论证了企业和体系的真正核心——技术专家阶层的主要动机是认同和调适（十三章）。
这个论证，个人认为升华了全书。一方面，它确确实实地把人类自身和人类的心理进程融入了经济学的讨论之中。人，而不是冰冷的“经济人”成为了考虑和分析的对象。另一方面，这种论证给出了这么一种暗示，即一个组织，它的利益所在、性格与行为方式甚至弱点命门完全可以从组成这个组织的核心行为人或者核心群体的特征中找到源头。这是一种将组织人格化的分析方法！
到这里，请允许我稍稍离题，讲一下由于这个分析的方法给我带来的思考和启发。将组织人格化分析看待，使得我们可以借用人类的一个生物性行为以及社会性行为去分析组织的行为，而要注意的是，人格化组织的生存环境并不是自然或者人类社会而是抽象社会，因此要注意自然人满足生物性需求的方式与行为和人格化组织满足生物性需求的方式与行为的差别，务必将这些行为抽象出来看待。另外也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有高度道德的自然人进行分析（也符合了公司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看法，因为用人类来形容，这是一种极端的大公无私的利他行为，十分罕见）。另外，并不是所有的组织或者一个组织的所有阶段都可以用同一种人格来看待，显然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就可能有不同的性格。还有最后一点，与自然人的有限寿命不同，组织的寿命可以是无限的（直至智能生物灭绝）。P.S. 这里我还隐约看到了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觅母（meme）。
具体说说，作为一个生物，人类最重要的是生存，在满足了生存这一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继续繁殖与发展等行为，那么就有了人类的觅食、求偶性交、形成与发展社会。我们并不能说人格化的组织也会去觅食求偶，但对于可以人格化看待的组织，我们也可以说，对它最重要的是其本身的生存，满足了这一点后它可能去选择发展和壮大，在这里，上面所要考虑的生存环境的区别就显示了出来。发展一个组织所需要的环境，其总量相对于自然和人类的类似关系来讲要少得多。比如一个公司，经过十几或者几十年的发展（这对一个理论上寿命可以无穷的生物来说是多么短暂的一刻），完全有可能在某个市场形成了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组织发展的环境容量已经到了极致，而接踵而来的比如说反垄断拆分、新类型公司的崛起，完全可以认为是环境对它的反击，而这种来得太快的反击甚至会威胁到它最重要的的生存问题，那么可以预计的到的是，与自然人比较起来，一个公司，并不可能在生命进程中无限地发展壮大自己，而它所最可能去追求的，就是稳定的存在。而公司相对于自然人，有着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可以强大到足以控制自己所依存的环境这个地步。并运用这个控制，降低环境不稳定性的影响从而使得自己得以稳定存在。而这，不正是《新工业国》里说的体系、计划和调适么？而当它再也控制不住那个环境之时，就是它的消亡之日，人们将会看到历史摧枯拉朽的无情。
还有一件事必须说一下，人格化组织，如果有道德这一说法，并不能视同于高度道德的自然人，反而可以看到，由于缺少了如同人类接受教育的过程，组织的行为往往像一个本我并没有被抑制但是能力很大的人，用人类做比喻，就是一个掌握权力的孩子，而组织的“受教育”往往是要通过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沉淀才慢慢形成的。正是想到这一点，我才想明白了为什么很多时候组织的行为像是孩子斗气一样：比如某地民告官会导致整个系统震动，两个国家在外交上会互相做些小孩子气的示威和嘴炮行为等等。
回归正题。由于有了上面的看法，接下去作者的分析也容易理解了。先简述各章，首先是对调适的进一步讨论，个人力图把自己的社会目的等与组织的目的一致化，并可以通过组织识得自己的目标崇高化（十四章）。而对于成熟型公司来说，在满足了生存的需要后会追求与技术专家的目的相一致的“崇高的”社会目的，比如GDP，当然它是不是与“真正的”社会目的相一致依然存疑（十五章）。然后用了很大的篇章来讨论这些控制方法对社会的影响，比如寡头垄断公司（十六到十八章）对价格、需求的控制对当今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影响（苹果公司的iphone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笔者注）；技术专家阶层的控制与计划的存在导致的消费者实际的自主选择权和边际效用理论的不适用（十九章）；由于庞大的军事需求可以提供良好的控制因而军事方面的需求也是调适的结果（二十章）；由知识来重新划分的阶级分界（二十一章P.S.这一章很精彩）；国家和美苏争霸事实上被技术专家阶层利用成为自己计划体系稳定的工具（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章）；工会的变化和削弱（二十三、二十四章）。最后，作者开始考虑对技术专家阶层的反击，认为主要是通过“科教阶层”，而同时也批评“科教阶层”没有背负起对抗这个体系的责任（二十五、三十三、三十四章）；另外还有艺术与审美的体系（三十章）；还有依靠计划体系无法涉足或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实施计划体系的地方（三十一章）以及对劳动与休憩意义的人性回归（三十二章）。总的来说，个人觉得作者最后面的提出对抗体系的观点那几张有点学院气。反而是二十八章的第一部分使我动容，作者让我对一直以来思考的“人们为何在已经产出丰富的物质后还拼命生产和追求，哪怕他们已经不能再多生产的物质中得到更多的快乐”这个问题有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切入点。摘录一部分：
“人们曾经以为，经济体系为人们所提供的，是他们自古以来为满足自己自发和自主的欲望而堆放在自己身边的那些物品。在这个体系正式的经济仪式之上，此种来源的经济动机仍然大受推崇。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得足够多的那样，如果说这个体系顺应了人们的欲望，那么它也日益推动着人们顺应它自己的需要。它必须如此。这后一种顺应并非可有可无的营销行为。它是一种非常内在的要求。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资本运用不能听凭反复无常的市场需求的摆弄。它们需要计划，使公众的行为变得可测——使其受到控制——是计划的本质所在。
这种控制还带来了其他重要的后果。它保证了男人们和数量日益增多的女人们不论已经获得了多么丰富的商品供给仍将努力不懈地工作。它还有助于保证这个社会以自己每年增加的产量衡量自己的成就。如果人们自行订立目标，在完成这些目标后，他们说“我已经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这周的工作到此结束“，那么没什么比这更令经济学这么学科觉得不自在的了。这样的行为被视为不负责任、得过且过，这并非偶然。它将意味着增加产出不再具有高度的社会紧迫性。够了就是够了，没有增加的必要。这个社会不再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作为衡量成就的标准。如果增加产量不再至关重要，那么计划体系的需要也就不再被赋予自然而然的优先地位。这当中所需的社会心态再调整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我们所受到的这种管理并不繁重。它作用于大脑而不是身体。它首先赢得默认或者相信。行动是对这种心理调节咗出的反应，因此行动者没有任何受到强迫的感觉。我们并非在商家的要求之下购买新型的汽车或者新颖的止泻药，购买的原因在于我们相信我们必须拥有这种商品。任何能够采取不相信态度的人都可以选择脱离这种控制。但是，我们所受的管理并不因为我们没有受到身体上的胁迫而稍有减弱。虽然对此尚无很好的理解，但身体上的效率反而会低出很多。”
每个组织的诞生和消亡都有其偶然和必然，在其得以存在的历史条件消失之前，一个组织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但生存的土壤失去，生于其上的一切也必然消亡。同理，技术专家阶层手中权力的再次转移，也是一个可能，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很难预见的。因此《新工业国》无法预计到后来如盖茨和乔布斯这种企业家与技术专家阶层的混血儿出现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
突然想起阿西莫夫的《基地》，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宇宙尺度的《新工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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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是加尔布雷斯继丰裕社会之后的名著 -
此书是经济学杂家加尔布雷斯著名著作，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丰裕社会作者，此公是民主党大佬级人物，前几年刚刚去世。翻译的尚可 -
加尔布雷斯，一个时代的代表。内容不错。道理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