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书评

硬性的外壳与柔软的里世界

对于中国财政史研究来说，岩井前辈是著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分。岩井是著的重要贡献是“原额主义财政”概念的提出，这一点早在04年范金民老师的书评介绍中已经提及。岩井认为清代财政中存在原额财政与额外财政的区分。原额部分，就是根据赋役全书等官方文件确定的法定税收数额，额外财政，则是地方政府为了自身运营在此之外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的财政资源。明清（甚至更早）赋税中的“浮收”，其实前辈学者都有所认识，如瞿同祖、王业键，“浮收”对于财政系统的意义，也都所有论述。岩井的创新，一方面是特别强化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讨论，一方面是他在讨论“原额财政”与额外财政何以不得不如此的趋势时，更强调了一个反向的问题，即政府何以不能通过增税的方式维持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营？这里确实存在传统中国政治伦理的因素，“轻徭薄赋”是政治正确的话语，不论是皇帝或者一般的臣子，都无人敢撼动这一点。在道德政治之外，这更是一个皇权控制的问题。正如是著在结论中所说的“事实上，正是权力的分散性，支撑和保护了权力通天的皇帝的正统权力的绝对性。”（p357）也就是说，如果从岩井的理论向下继续阐发，可以认为中国的皇权在每一个领域都维持了一个“核心领域”，在这个领域之内保持绝对的控制力，而在此之外的领域，则不实行直接控制，只是存在着礼仪的与道德的权威。但是，由于这个“核心领域绝对控制”的存在，对于没有实施直接控制的领域，皇权也仍然维持了震慑力。这样，皇权的正统性便确立了。岩井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专制集权国家有其特殊性，那就是“中国对于社会也罢，或是在国家机构的内部也罢，其实也有柔软的一面，只不过在其柔软之处，小专制时而露出狰狞的面目。”（不论是岩井大叔还是翻译付勇先生都萌爆了啊~~）我们或可将这理解为，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之所以稳固并在社会中确立合法性，是由一个坚硬的外壳或曰框架所支撑起来，但在这个框架内部，是社会力量四处涌动的阿米巴状态。如果将制度视作坚硬的外壳的话，那么这种社会的阿米巴状态，就是丰富斑斓的里世界。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形态的繁复各异，对每个社会史研究者来说，都是印象深刻的。问题是，这种这种柔软与延伸性，并非皇权“鞭长莫及”的结果，而是皇权为了维持一个“坚硬的外壳”而收缩在特定的领域内（其实我想到的是EVA的固有结界啊~）的结果。岩井氏的研究最终否认中国存在地方财政，因为中国无“地方”可言（岩井前辈的话已经讲的比较客气，他认为92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是有地方财政的，但其实严格说，中国至今仍无地方可言，也就无地方财政可言）。这与我在自己研究中所努力构建的框架有所分歧，就从事实分析层面说，不要说清代与民国政府，至今也仍无“地方”可言，但从历史趋势说，一个逐渐活跃的“地方”，以及“以地方为地方”而非“以地方为中央派出机构”的“地方财政”还是在逐渐面目清晰的，去彰显制度史的这一面向，是我作为中国的研究者不能免去的情结。

李鸿章和袁世凯

1 李鸿章位居直隶总督，但直隶财政拮据，有赖于江苏、湖广为中心的外地财源作保障。江苏湖广官员由李鸿章提名委任。 /李鸿章也只是个大一点的总督，而不是总理大臣和军机。2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从各地将地方杂税土地交易税、烟酒税、交易税、和新设的印花税作为五税专款而国税化，从下一年度开始，屠宰税、田赋附加税、厘金增额叶划入此列。当年的解款和专款的也都收效良好，各项预算82%和99%实际上被送交国库，总计达3670万元，占国库实收的28%。但是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解款1916下半年停交，22年，中央再也得不到各省送交的所有种类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