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过程的性质》章节试读

《执法过程的性质》的笔记-第83页 - 第三章 基层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较量

违法过剩，这里的违法过剩不仅包括针对执法对象某一违法行为在同行业中都存在违法过剩，还包括该执法对象会有多处违法行为。……前一种违法过剩会让执法对象觉得法不责众，最起码可以酌情从轻减轻，从而使得执法对象方面具备了谈判的动因。而后一种违法过剩赋予了执法者压制执法对象的谈判筹码和操作空间，只要经营者在经营行为中毛病够多，执法者就不怕他们不听话。……虽然目前执法谈判在中国执法法律制度中处于非正式状态，但只要我们真实考虑到执法中的各种阻力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包括执法双方对社会资本的运用，也包括执法对象可能会采取的各种抵制执法的措施——就能发现，执法谈判必然是实际存在于执法现实当中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正视这些现实因素，从而进一步认清基层执法者走到这一步的原因和具体逻辑。

《执法过程的性质》的笔记-第80页 - 第三章 基层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较量

累积的经验告诉基层执法者，在多数情况下执法对象很难与执法机关建立具有支配能力的强关联，大部分时候都是人托人。人托人的“招呼”带来的最大后果是信息不畅。执法对象无法肯定“招呼”的有效性，处于等待确认的状态中，这给执法者以运作的空间。一方面因为“招呼”的存在，执法过程有了非常重要的润滑剂，执法对象绝少会驳招呼人的面子而选择复议或诉讼；另一方面因为信息不畅，执法者有机会占据主动，在自己的心理预期下实现执法目标。
从执法对象角度看，“招呼”是谋求减免法律处罚的非正式能量，是进行社会关联邀请的表现形式。而对于执法者来说，由于“招呼”实现执法。双方对“招呼”的共同倚力使得“招呼”成为他们“共用的武器”。“招呼”表面上是执法双方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只具有形式意义，在关联内部到底谁具有制约优势则要看双方的具体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