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运动》书评

历史是老师

中国的今天与一百年前——20世纪初期同样面临着启蒙的时代命题，也可以说，经历一百年之后，启蒙的任务仍未完成，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复杂。而且由于现执政党执政后对历史的歪曲和刻意掩饰，大部分人不清楚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追寻“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所作的努力，其中包括今天那些渴求“民主”“自由”的青年，他们因此而有虚无之感，或是虚妄的自负、悲壮感。历史是我们的老师，当我们穿过迷障去认识那时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会心的欣慰和力量的鼓舞，因为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和困惑，他们早已遇到过、思考过。譬如是激进的变革还是渐进的改良、建设；譬如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和角色；譬如主义与问题；譬如对前辈的学习与突破；譬如对传统的和西学的态度和方法。这些问题他们已经有过相当深刻的论辩和思考。今天我们应该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前进而不是从头开始。遗憾的是，我们远不具备他们那时的学识和自由，我们即对传统文化知识和思想陌生，有对西学缺乏系统的了解，而且还有着被愚民教育毒害的影响。可以讲，今天的我们还属于起步的一代，我们还是星星火种。高兴的是，我们要看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了思想传播前所未有的机会，尽管有禁锢，但反抗的力量在增长。终有一天，民意会交流而形成巨大的力量。而另一个巨大的机遇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以前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更快更理性地成长起来。

关于三辉白皮书

这套三辉白皮书的整体水平还不错。我最早看的是其中杨联陞先生的书，他应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吧 。一套书共十五本，汪荣祖先生占了两本。但我感觉这套丛书里有几本归类得不对，像是完全不搭，比如王元化先生那本《文心雕龙讲疏》。三辉的书都学术味比较重。

启蒙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

启蒙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　　——读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张洪彬　　　　　　　　　　其实，这是一本老书了。1984年该书的英文版首先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面世。1989年，李国英等人翻译的中文版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甫一出版，就引起学界关注。不过，这个版本在市场上早已绝迹。此次新星出版社出版刘京建译本，也正可补市场之需。　　一听舒衡哲这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很多人以为是华人，其实她是犹太人。舒衡哲原名Vera Schwarcz（因此李国英译本译为维拉•施瓦支），生于罗马尼亚，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韦斯利安大学历史学系、东亚研究系教授。1980年，她曾以首批美国留学生身份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着有《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申府访谈录》《在断裂的时间之河架桥：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国日志》等学术专著以及诗集《一勺光》行世，不过，除《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申府访谈录》之外，其它都还没有中文版面世。　　毫无疑问，中国的启蒙源于救亡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启蒙运动》一书中，舒衡哲女士认为这样两个问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开端：中国文化最普遍的弊端是什么，中国人的思想有什么缺陷？首先提出这两个问题的就是梁启超。这两个问题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提问者不再把中国的落后主要归咎于外来侵略者，而是更多的躬身自问，因而更多地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以及中国人思想的缺陷，启蒙者要做的就是把国人从礼教传统中拯救出来。顺理成章，这几乎必然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启蒙就是反传统。而且，正如甘阳所观察到的，近现代中国的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高度重迭，反传统依靠的是新思想，而新思想主要来自西方世界。因而，中国启蒙运动面临着独特的压力，那就是面临着数典忘祖的骂名。　　不过，启蒙者们到底还是顶住了这种压力，秉持着“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信念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信心十足，乐观主义情绪充满胸腔。然而，这种乐观主义情绪在刺刀与子弹下很快就显出其脆弱的质地。1926年段祺瑞政府对游行示威的学生开枪，当时也在游行队伍里的朱自清后来写了一篇《执政府大屠杀记》，文中写到，鲜红的热血从压在他身上的人身上滴到他的手臂上、马褂上，他努力从人堆中爬上来，算是捡了一条命。后来想起从死尸上越过的事，仍不寒而栗。白色恐怖把启蒙者的阵营冲得七零八落，知识分子们被迫以新的眼光观察革命，他们认识到革命不再是全民族的共同斗争，它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而已。相应地，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1927年以前，社会问题还集中在“平民”这点上，如今知识分子们开始探讨“我们这类人”（朱自清语）的问题了。1926年至1927年的冬天，知识分子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发现自己是革命的包袱，是多余人。知识分子一度相当沮丧和颓靡，开始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于是，知识分子主动与平民运动相结合，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是其表现。然而，就在当时，鲁迅就已经告诫这些知识分子，不要对大众阿谀奉承，他要知识分子不要为了让大众认自己作“先生”和“向导”，就急于去讨好大众。鲁迅担心无产阶级文学会“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不过，鲁迅这个告诫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竟一语成谶，后来革命文学的发展的确有迎合和媚悦大众之嫌，文学附庸于政治，文学的独立性丧失殆尽。　　张奚若当时也指出：知识分子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人家是否打倒他，而在于自己不把自己当作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于自己心甘情愿做一个似是而非有名无实的知识分子。如果长期有名无实，即使人家不打倒他，知识分子存在着也没什么用处。在知识分子被权力和市场边缘化，被知识生产体制牢牢捆绑，以致知识分子耻于被人称为知识分子的今天，重温一下张奚若这段话，恐怕不无裨益。　　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的空谷足音，知识分子的精神仍有一丝残存，启蒙的精神并未被彻底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五四运动中的参与者，还是赞誉者，都是五四遗产的具体化身。舒衡哲谈到，她多次与许德珩、俞平伯、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和梁漱溟等五四元老访谈，她发现五四启蒙运动形塑了他们的思想。五四启蒙精神仍然回荡在知识分子的心中，八十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也与之遥相呼应。因而，舒衡哲认为：五四运动还未终结，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　　该书另一个突出的贡献是在李泽厚之前就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尽管舒衡哲女士没有这样表述。但是她指出，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和其它中国人一样，被民族危机的激情所控制，相形之下，启蒙的信念显得苍白无力。不过，这也很容易理解，毕竟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本身就肇始于救亡的需求，几乎从一开始启蒙就从属于救亡，尽管后来启蒙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性还是不宜过高估计。　　　　[美]舒衡哲着《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

从知识分子看中国思想变革

断断续续的总共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中国启蒙运动》看完.买下的时候就觉得因为出自美国汉学家之手.观点可能比内地的学者更具客观性.读来感觉确实如此.这部《中国启蒙运动》抛开一切政治的干扰和阻挠.更多的以知识分子寻求变革的角度来观测这场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运动.1. 《中国启蒙运动》这部书对于读者来说最大的指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在于此书对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定格以及其领导阶层到底是谁的问题的讨论上.我们过往的历史课本对于五四运动的阐述都是经过国内政党的“选择性回忆”而实现的.政党对于这场思想运动的宗旨——理性批判实际上并不感兴趣并不认同.他们更关心的是如果去利用五四运动的政治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要客观的评价五四运动.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确当时的政治气氛.去除其对五四评价的干扰和歪曲.而舒衡哲女士的《中国启蒙运动》清楚的告诉我们.五四运动先于无产阶级而出现.五四运动最多是由一群“小资”的爱国青年学生和激进反传统主义的老师所领导进行的.其性质就是一场思想变革运动.意在通过宣传西方的进步思想（主要是理性批判思想）已达根除国民内心深处的封建落后思想的目的的思想运动.2.至从1910年代开始.“五四一代”就致力于传播西方先进思想.激烈反对传统.以求中国能在国际形势日益严峻情况下得以一场彻彻底底的思想变革.从而走上复兴之路.然而.知识分子的道路一直没有舒坦过.他们在实现自己的主张的任何时候.都遇到了各种不同的阻力.我们在说到“五四一代”的师辈们那一代像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阻力就是对封建礼教的束缚的依然无能为力.失望的他们被迫接受指腹婚姻、顺从自己的父亲等等.对于封建的全盘否定却无能为力使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投向学生一代.鲁迅在当时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经蔡先生的努力.这些老师们能够进入北大教书.创办一些社团杂志.吸引了当时的“五四一代”.两代学生合作、分歧就此开始.1919年五四运动后.“五四一代”并没有像他们老师那样坚决的全盘否定传统.而是通过不断引入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的具体科学知识来对自身和传统进行理性批判.然而.北大学生的局部努力.并没有唤醒当时沉睡的中国群众.思想混乱麻木的人们根本就不关心学生的思想变革.在五四运动当中自认为是“超越历史时代的中国先觉布道者们”的学生们开始怀疑他们唤醒民众的身份资格是否恰当.从这点出发.后来五四一代就成为了政治派以及思想派两个阵营.作者在这部书里面着重提及到.虽然他们当时已经产生政见的分歧.然而他们启蒙变革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不能够因为后来的政治形势转变而被歪曲或抹杀.此后学生们通过北大平民演讲团.更加充分的接触到了实实在在的中国民众.他们的变革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至此依然努力着.直至1925.3.18.三一八惨案以及后来的1927以后将近7年的“白色恐怖”时期给了老师一辈以及“五四学生一代”们沉重的心灵打击.他们发觉他们没有超越历史.历史的巨轮正无情的斩杀一个个倡导理性思维的鲜活生命.他们开始怀疑自身的能力以及理性批判思维是否能够战胜社会的混乱黑暗.知识分子的消沉引来了更多的对于这些反传统主义者的批评.特别是阶级批评.正当知识分子们惶惶不知所措的时候.倒反是这些短视的批评与分化使知识分子重新站起来并团结起来进行战斗.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阶级问题已经不是可以忽略的问题了.他们在次基础上继续努力.做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能及的事.继续试图唤醒国民.然而正当知识分子重振旗鼓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却来了.高涨的民族救亡呼声完全压过了变革思想的声音.此时.有些知识分子一方面面临保守主义者的批评.一面希望兼顾政治.协调不来了.同时被卷入了浩浩荡荡的爱国运动当中.忘记了思想启蒙的初衷.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抵熬不过民众的热情.被迫使用爱国字句进行掩饰.继续试图努力带动思想的改造.然而他们的努力还是徒劳的.随着战场的节节败退.中国人更加没有耐心相信那些“非中国化”的知识分子的“谎言”.万众一心提高民族自信心去了.在政治形势面前.知识分子显得鼓励与无助.至此.知识分子就再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机会对真正的五四运动进行自身客观的批判和剖析.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内战结束之后.两个政党都希望借助“五四运动”的力量.来未自身的未来建设找到根源.于此同时.双方都向“五四老将们”施加了政治压力.逼迫他们在多次的“五四周年纪念活动”当中提取“适当”的回忆.在此时.失去回忆自由的知识分子.只好在官方的意图之下.试图最大的表达他们对五四运动的真实见解.宣传当年的历史真相.然而.至这部《中国启蒙运动》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没有得到自由解释的机会.即使在“文革”之后.自由之风远远没有吹到中国的神州大地之上.3. 当我们看完这部《中国启蒙运动》的时候.我们在看到当年的事实的同时.我们应当感叹.与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先哲们相比.中国的五四一代.并没有受到历史的眷顾.他们没有长达几百年的社会哲学批判与商业发展进行思想变革辅助.他们一味的引进外国知识的毛躁和激进.并不能为启蒙的未完成负上全部责任.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也客观阻碍了中国的启蒙.然而我们在这部书看完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认真真反思的.不只是过去的对与错.关键是我们能在历史当中看到什么.至少我们在经济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看到封建迷信思想缠绕不去的身影.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启蒙运动尚未完成.我们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仅仅是历史书上的一个考点而已.哪怕我们用上了先进的科学技术.那又如何呢？我们没有在任何领域理坚持科学理性批判的思想.这才是真正的不足.我们的自由之风何时到来？我们的启蒙何时完成？这是值得中华人民长期思考的历史问题.

启蒙运动与言论暴力

文/杰夫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标志性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犹如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任一历史事件一样，被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用各类语言和视角进行解剖和阐释过了。可是，大概在普通民众的意识里，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仍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同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于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百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最通常地被认为是中国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在这场运动中受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贯穿于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则常常被比作“文艺复兴”。即使在最近的有关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的文章中，官方的评论员们依旧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评论为，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将中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做了以下的比附：“如果说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曾经使西方文明引领世界风骚，那么，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创造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成就，也使当今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但在亲历五四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心里，却完全不认同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的说法。在后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的胡适，在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混同。他在1960年的《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讲话中指出，“五四本身绝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他只认为，新文化运动才是“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作为“大幅政治化”的五四运动，在他心里却成为了妨碍完成中国文诸君，均先后对五四运动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或者进行了反思（例如，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为反对学生罢课游行和其它激进的行为，而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而陈独秀则对苏维埃革命和民主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思考和阐释）。五四运动在学生的引领下，用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代替了之前由知识分子领导的理性批判的新文化运动，这恐怕是陈独秀等发起和组织者并未能意识到的。而这场所谓的爱国学生运动尽管最后在唤醒民众良知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维系和坚持新文化运动之“民主与科学”的宗旨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而此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秉承理性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逐渐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掩盖，最终未能完成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本该完成的任务。由此，民族主义情绪在政治力量别有用心的煽动下，和着帝制传统遗留在民众思想内的窠臼，发酵成为了各类暴力意识滋生的土壤。一些长期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学者，如费孝通者，也认为，由于近代小农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传统的社会体制也被打乱，但是新的信仰体系和秩序体系尚未在社会内部得到建立和生长，因此在政治团体的推动下，某些激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很容易被民众认可和接受。因此，不在民族国家民众价值观中树立起理性批判的思维习惯，就无法根治民众暴力问题。为此，舒衡哲先生在《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序言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在邻近的韩国，同样具有一样的民族思维问题。同样因为历史上尚未进行过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民众缺乏理性思维的习惯，自然在遇到社会问题和矛盾时，民众容易采取极端激进的方法来应对，而网络暴力的泛滥自然就是这种现象在网际间泛滥的结果。而不解决民众的“教育”问题，那就会出现下一个“崔真实”，国家制定再多的“崔真实法案”都没有用，因为在思想领域，制度恰恰是最无力的。

五四一代：只为青春期而生

1919年5月4日，当罗家伦、傅斯年等振臂一呼，走上时代的街头时，他们可能不曾意识到这是一生中最辉煌壮丽的一刻，也开启了他们一生都摆脱不掉的青春期，更种下了他们一生中冒着血泊、炮火，诱惑、孤独，始终不离不弃小心呵护的精神火种。在两千多年专制压顶、儒教浸染的暮气沉沉之中，他们是焕然一新、冲破苍穹的“五四新一代”。他们不是中国近代第一代知识分子。老一辈的梁启超们目睹了戊戌事变的血雨腥风与辛亥革命黯然失败，被一种政治幻灭的虚无主义所笼罩，雄心大挫，脚步沉重。“四书五经”的私塾教育也早已镌刻入他们的生命DNA，难以决然一刀两断。他们引入西学、“洋为中用”，走到了启蒙运动的门槛面前，却不愿意面对一个陌生、孤寂、否定过去的新世界。而追随着他们的脚步，两肩空空、初生牛犊的“五四小将们”意气风发地跨进了新时代的大门。他们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里自由发展，沐浴新风。他们在崇尚“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的进德会中相互鼓励、砥砺自我、蓄势待发。虽然蔡元培的希望他们的开放进取不越学术的雷池，但是被启蒙思想武装头脑、被为救国情怀彻夜难眠的他们怎么甘心局限于自我的小圈子?五四运动这颗炸弹，摧毁了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围墙，领风气之先的他们当仁不让地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们被称为破坏者，他们实际上是建设者，把师辈们的启蒙希望带入社会，将甘霖洒向普通民众。五四运动虽发端于巴黎和会上的民族受辱，但是五四青年们却始终坚信启蒙的价值高于“救国”，只有剪除人民脑袋后的那条虚拟辫子，驱逐走每个人心中的皇帝，中国的前途才是一片光明。在他们师长一倍的耐心呵护和指导下，他们不惧守旧绅士的围追堵截，掀起了白话文运动，将垄断在传统文人手中的文化阐释权解放出来，将启蒙的语言武器交付每个平民手中。他们成立各种杂志、社团，从西方引进各种可资借鉴的思想精华，他们邀请泰戈尔、罗素等思想巨擘来华讲学，启迪民智;他们成立平民教育演讲团，走上街头，向贩夫走卒宣讲“改良家庭”、“打到皇帝”的先进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非一帆风顺。在同传统和旧式家庭断然决裂之后，如偶像尼采一样，他们感受到了文化真空吹来的阵阵寒风，陷入了孤独无侣的代际迷茫之中，只能在师生之间烧着思想的柴火取暖。白话文运动也使他们与上一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出现裂痕，一些前辈反目成仇。消解了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垄断权之后，他们也摧毁了自身“高民一等”、代言中国的根基——1919年后的知识分子不敢在宣称：我们便是中国了。1919年5月的群情激昂、风云激荡渐渐远去，在不断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他们的年少张狂渐渐碰上了现实的围墙。他们对于要加以改造的社会了解的太少了。他们越是深入民族就忘运动，就对五四运动有着更深的理解。然而，随着五卅运动的枪声响起，他们的雄心壮志在遍地血泊瞬间显得黯然失色、苍白无力。他们原本笃信“日拱一卒”，在稳定环境中一点一滴地做开启民智的工作，不过急转直下的政治形势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时间。自辛亥革命以来，无辜学生第一次倒在蛮横军阀的刺刀和子弹之下。不问政治、娇妻爱子的朱自清忍不住写了《血歌》这样的血泪控诉;叶圣陶、郑振铎重走了学生游行的血染之路，大受震撼……怀抱理想、勇往直前的五四一代第一次感受到了刺骨的恐惧——思想有时候竟需要以淋漓的鲜血为代价。死亡学生的幽灵最后一次毁灭了知识分子抱有的思想能够指引、或者至少能够超越政治的期望。两年后的白色恐怖给了他们更加致命的一击。国共两党的反目成仇、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员的血腥屠杀，工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矛盾的日渐激化使社会出现了阶级对立的仇恨鸿沟。全民族一致对外的革命时期结束了，知识分子到了不得不站队的时刻。曾经为全民族鼓与呼，立志救国醒民的他们一下子陷入了身份的迷茫。他们一开始还想方设法地否认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极力保持中立。他们慷慨激昂地写着控诉国民党高压统治的檄文，随时准备躲进租界，他们也呼吁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平和理性、远离暴力革命。然而，这只会让他们腹背受敌。国民党不欢迎他们，封锁舆论。共产党的鼓动家们在乡村挑起了平民对文人(地方乡绅)的仇恨，城市中的知识分子的自卫底气不足，最后变成了低声下气的自责。在一再反思中，他们终于勇敢地接受了身上的资产阶级烙印——间接地，他们承认了受伤沾满的大革命鲜血。曾经自诩民族先驱、人民领航员的五四青年们在白话文运动中“自贬”为了一介平民;在面对五卅惨案投笔战栗之后认清了思想面在刺刀面前的局限;在大革命失败后认清了自己的阶级身份。他们一步步走向成熟。在绝望、自责横扫他们的内心几年之后，他们没有像周作人那样遁入个人的风花雪月，他们没有逃避“原罪”、一蹶不振，他们在相互激辩、搀扶中走过了这段中年危机。五四老战士逐渐意识到，作为小资产阶级不断用笔在内部挥鞭不断，挞笞着统治阶级的恶行，迎向本阶级的灭亡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从翱翔在时代的上空，超越时代，预言未来的空想家，变为脚踏实地的远征者，被矛盾誉为“时代的轮子”。三十年代，随着国民党文化保守主义步步紧逼，随着日本侵略再次把中国人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五四老战士们又一次找到了挥舞五四启蒙主义旗帜、踊跃时代潮头的机会。在救亡图存的呼声压倒一切的三十年代，在政党纷争、派系倾轧的40、50、60年代，五四老将们逆着滚滚人潮、举着被人所遗弃的“启蒙主义”火把，将五四未完成的使命艰难地坚持下去。大局已定之后，他们仍然不断回首“五四”，从中汲取与白云苍狗的政治形势相对抗的精神力量。海峡两岸都在威逼利诱地争夺五四运动的阐释权，虽然他们迫于政治风暴不得不做唯心的检讨，记忆的篡改，但是在检讨书隐隐约约的字里行间、在回忆录的琐屑小事之中，他们仍然青灯暗传，守护着伴随一生的启蒙微光。

关于‘救亡“与”启蒙“的一个八卦

这本书围绕“启蒙”去解释“五四运动”，同时不断地论述“救亡”对“启蒙”、乃至知识分子的干扰。“救亡压倒启蒙“，更众所周知的表述在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不过王若水曾经就此在海外发表过文章，说李泽厚在本书作者留学中国的时候，有过思想交流和对谈，窃取其意，率先为文，以至影响深远。舒衡哲此书翻译到国外是很迟的事，好像之前有片段地翻译。剽窃之说四处都有呀。舒衡哲是由历史到思想，而李泽厚是由思想到历史。从阅读体验来讲，李泽厚的讲法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特别是那个时期的阅读期待，但如今看来，失之过于简单和浮泛，缺少深入论述。在这点上，舒衡哲的书体现了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