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耻辱》章节试读

《城市的耻辱》的笔记-这本书记录耻辱，也记录自尊 - 这本书记录耻辱，也记录自尊

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文集，收录了我在《麦克卢尔杂志》发表的几篇文章。那个时候这些文章是作为新闻报道写出来的，现在收集成册仍然还是新闻报道，虽然新换了“外套”，里面的内容并没有进行任何修饰。这一做法也许足以让人觉得我有点儿狂妄。假如我是为自己的记者职业伸张权利，你可以这么认为，但这并不重要。作为记者，我记叙了美国一些城市的耻辱，在这些城市里，许多人披着合法市民的外衣，却不知羞耻地干着罪恶的勾当。现在我把一系列发表过的文章从杂志的合订本里抽出来重新出版，而且几乎没做修订，我这么做当然有自己的道理。我原先写这些文章是有意图的，一篇又一篇连续拿出去发表也是有意图的，现在编辑成册重新出版，更是进一步强调相同的意图；过去我有决心，现在我仍然有决心，那就是对傲慢家伙们的违法行为进行彻底的揭露。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存在着这样的事。我们自吹自擂说的所有大话不可能都是空洞的虚言，我们虔诚的托辞也不可能都是虚伪的谎言。说到底，美国人在科学、艺术和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我们有过硬的能力，而我们的虚伪则意味着基本道德观念的种族意识。即使在政府里，我们也已经给出证据，证明其具有巨大的潜能，而我们的政治也并非完全失败，只是这些失败简直荒谬透顶。这些失败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表明我们不仅有杰出的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家，还有失败和贪污受贿者，二者同样是真实的。我们为什么不对此看一看、说一说呢？
因为我听说，美国人民是不会接受这种做法的。你也许可以责备政治家，或者任何一个阶层，真的，但是你不能责备所有的阶层，责备全体人民。你可以欺骗不知情的外国移民，或者任何一个民族，但是你欺骗不了所有的民族，欺骗不了美国人民。但是，没有哪个阶层、哪个种族、哪个利益集团或行业群体需要单独为此承担责任。美国有些城市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那是因为美国人民没有很好地监督政府。
当我动身去一些城市采访时，一位纽约人诚实地告诉我，说我一定会发现美国各地的爱尔兰裔移民，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裔移民，他们是恶政的罪魁祸首。我去的第一个城市是圣路易斯，那是一个德国裔移民的城市。我去的第二个城市是明尼阿波利斯，斯堪的纳维亚裔移民的城市，英格兰裔移民是城市的领导者。接着我来到匹兹堡，苏格兰长老会教友的城市，我的纽约朋友也是长老会的一个教友。我听到：“啊，可是他们都是外国裔移民。”下一站是费城，在所有城市当中算得上最纯的美国人群落，也是最没有希望的城市。离开费城后，我来到芝加哥和纽约，两者都是多民族混居的城市，但是前者成功地进行了改革，而后者的政府是我在这些城市当中见到的最好的政府，堪称典范。“外国因素”这样的借口是假设出来的谎言，目的是阻止我们看清楚我们自身。
自负让美国人对政治深感悲叹，而对商业大唱颂歌，这可以说是美国人自我主义的另一个类似假设。这是典型的美国市民的抱怨。如今，典型的美国市民是商人，而典型的商人则是坏的市民，商人总是在忙。假如他是一个“大商人”，非常忙，他不会忽视政治，而会忙于政治活动。啊，非常忙，非常讲究效率。我发现，在圣路易斯商人们在行贿，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人为受贿者辩护，在匹兹堡有人搞腐败，在费城有人与城市大佬分享利润，在芝加哥有人强烈反对改革，在纽约有人用贿赂基金打击良好的政府。商人，大商人，是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骗子，是腐败现象的主要根源。如果商人能忽视政治，那可是一种恩惠。普通的商人不搞政治，是值得尊敬的市民。这样的商人也很忙，但是他不需要政治，也没有时间搞政治。如果他对政治的忽视使糟糕的政府走得太远，他会被激发从而采取行动，会不高兴，四下寻找快速治疗政府病症的方法，然后他会很快地回到自己的生意上。这是自然的事，当他谈政治时，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关心他的生意。他信守的特有做法便是交易。
“请一位商人来，”他说（他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人”），“让这个人把经商的方法引入政治和政府中，那样我就可以继续照料我自己的生意了。”
从美国参议院议员到市政委员会委员，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几乎没有哪个商人会被选入议会或委员会的哪个部门。然而政治仍然腐败，政府相当糟糕，而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市民不得不时刻准备好冲出去，就像过去那些消防志愿者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天气都冲出去，进行预防火灾的巡视。有时商人出去把火扑灭（已经造成损失之后），然后回到生意上，为商人从事政治活动而叹息。商人在干预政治方面很失败，为什么？
因为政治就是生意，症结就在这里——艺术、文学、宗教、新闻、法律、医药，这些都是生意，所有你能接触到的行业都是生意。在英国，政治成了一种运动，在德国则成了一种职业。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将得到比现在拥有的更多的东西，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试图与银行家、律师和纺织品商人一起搞政治改革，因为这些人都是商人，指望他们获得改革成就至少会遇到两大障碍：其一，他们与政客不同，甚至不比政客好多少；其二，政治不是“他们的行业”。不过两者都有例外的情况。许多政客投身于商业，而且干得不错（坦慕尼派的几个前市长以及费城几乎所有老的政治领袖都是卓越的金融家），而有的商人则从事政治活动，同样表现不俗（如马克•汉纳）。然而，他们并没有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进行改革，虽然他们有时会尖锐地提出批评，但目的是增强这些行业的实力。政客是具有专门知识的商人。当某些其他行业的商人学会政治交易，他就成为政客，在他身上没有多少改变。想一想美国参议院吧，相信我。
商业精神的实质是利润，不是爱国主义；是信誉，不是荣誉；是个人获取财富，不是国家繁荣；是交换和讨价还价，不是原则。“我的生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商人的心里话。“无论什么政策，只要能让我的生意兴隆，那就是好的，必须是好的。无论什么政策，只要妨碍我的生意，那就是错的，一定是错的。行贿是不好的，也就是说，采取这样的做法是不好的行为。但是，如果是生意的需要，我必须这么做，给别人送点钱也就不一定是多么坏的事。”“生意就是生意”这句话不是政治范畴的用语，但是我们的政客却已经抓住了这一点。对行贿行为，他们采取的是相同的观点，只是他们通过表现出对行贿者不屑一顾的样子来保持自尊，何况他们还有代表公平公正的巨大优势。“这么做，也许是错的，”政客会说，“可是，假如一个富商为了办事方便或增加自己已有的巨大财富，主动提出与我做交易，我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了生活与他妥协。我并没有自称有什么美德，即使是在礼拜日。”至于政府是好是坏，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怎么会关心呢？他们只关心根据顾客需求，他们的商品是好是坏。
但是，关于政治商业这一点，希望还是有的，不仅仅是绝望。假如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中有相当多的政治商人，他们总是会满足我们可能产生的任何需求。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稳定的对好政府的需求。在大人物的力量下，全国人民被分成多个党派。对大佬们而言，政党只不过是他们实现腐败目的的工具而已。大佬们使他的政党腐化，但是我们不能助长政党的腐化；行贿者改变他所支持的政党，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但是诚实的投票人绝不可能这样。为什么？因为假如诚实的投票人不比政客和受贿者更关注他们的党派，那么诚实的投票就会起主导作用，而这会是坏事——对受贿而言。完全地服从于夺走我们主权的这种机制是愚蠢的。如果我们将政党留给政客们，不投票赞成政党，也不为某个人投票，而是为市、州和国家投票，我们就会统治政党，以及市、州和国家。如果我们大部分人为承诺更多的候选人投票，或者，如果两党都不太好，我们放弃执政党，一直等到下一次选举，再放弃执政党，那么，商业政治家就会感到急需一个好的政府，而他们能够提供。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为政治家现在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政府，但是形成一个不好的政府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而政治家们知道坏政府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政府“运转不良好”，商业政治家们就会提供别样的政府，如果政府对这个政府的需求稳定，作为很有商业头脑的政客，他们就会“持续提供这样的政府”。
但是，人民需要一个好政府吗？坦慕尼派说人民不需要。人民是诚实的吗？他们比坦慕尼派要好一些吗？人民比商人和政客们要好一些吗？我们腐败的政府究竟还有没有代表性？
许多人在各地四处行走，宣讲教义，希望以这种方式消除美国的邪恶，培养个人良好的品行、纯朴的诚实、勇气和效率，对此罗斯福总统嗤之以鼻。“陈词滥调！”老于世故的人说。陈词滥调？如果我观察的结果是真实的，原原本本地采用罗斯福的改革方案就有可能造成一场革命，从国会到教会，从银行到选区组织，现存的体制就会引发激进和恐怖的震荡，其强度会超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将改变我们所有的一切——不仅仅是我们的邻居，不仅仅是受贿者，而且还有你和我。
不，我们蔑视政治或对政治不屑一顾的做法，恰是我们夸耀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与公共事务中让我们震惊的腐败行为所采用的方法相比，我们自身处理私人事务所采用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两样。吸引你妻子进入社会的吸引力和盼望别人对你的著作做出正面的评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也等同于安排手下人担任要职、把盗贼弄出监狱、让一个富人的儿子进入公司董事会等做法；工会内部的腐败、银行内部的腐败和政治机器内部的腐败，它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在信托公司的傀儡董事，和立法机构里的内线成员之间没有区别；萨姆•帕克斯这样的工人领导与约翰•洛克菲勒这样的银行老板、J.P.摩根这样的铁路大亨、马修•奎伊这样的政治大佬，他们之间同样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大佬不是政治产物，而是美国制度的产物，产生于缺乏追求自由精神的自由人民当中。
缺乏追求自由的精神就是一个道德上的弱点，正是在这一弱点上，我们却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在礼拜日是好人，而在美国独立日，我们是“非常爱国的人”。我们向看门人行贿，为的是向房主提出我们自己的利益，这与向市议员行贿，希望获得某条街道的做法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特准铁路公司在自己经营的线路上采用专利救生装置，这是行贿的根源的一个例子。至于贪污受贿、妓院敲诈、股票掺水，所有这些违法行为有着相同的属性。我们为我们的民主制度、共和形式的政府、大宪法和公正的法律而感到骄傲，这真的让人觉得悲哀。我们是自由的、独立自主的民众，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政府是我们的。不过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要承担责任，而不是由我们的领导人承担，因为我们跟随着他们。他们让我们将对美国的忠诚转变成对某个政党的忠诚；我们委托他们指挥党派，将我们的民主制度转变成专制制度，把我们的共和国家转变成富豪集团统治的国家。我们欺骗我们的政府，我们使我们的领导人掠夺政府，我们让他们用甜言蜜语去哄骗，用小恩小惠的方式使我们失去了自主。真的，他们为我们颁布了严格的法律，但是我们也心甘情愿地让他们通过了恶劣的法律，作为代价，公共财产被放弃；而我们很好的法律却成为领导人压迫我们、欺诈我们的依据。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破坏了自己的法律，掠夺我们自己的政府，海关的妇女、手里拿着绳子滥用私刑的人、大企业的高管，这些人拿着贿金和回扣。难道行贿受贿、无法无天也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吗？
这些不能说吗？还不明显？纽约无所畏惧的地方检察官威廉•特拉弗斯•杰罗姆说：“你可以把你想说的任何事情讲给美国人民听。如果你能诚实对待自己，你就能诚实对待美国人民。美国人民不仅能原谅你的直白，也会宽恕你的错误。”这是一个诚实的、有前途的民主主义者的意见，也是他的经验之谈。谁还说过类似的话？当整个社会腐败堕落的时候，谁说过“嘘，别做声”或者“有什么用”或者“一切都好”之类的话？说这些话的是那些受贿者，是懦夫，受贿者的做法鼓舞了懦夫。“加法、除法和沉默”是受贿者的信条。“不能伤害我们的党，要爱惜我们城市的荣誉。”受贿者们叫喊着。独立纪念日演说是贪污受贿的“门面”和“托辞”，那里面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有的只是背叛。这是游戏的一部分。贪污受贿者大声叫嚷，目的是争取人们为“经济繁荣”和“党的事业”而欢呼喝彩，就像拦路强盗大声命令“举起手来”，而在我们挥舞旗帜、高声呼喊时，他们却让旗帜从国家飘向政党，使国家和政党转变为贿赂工厂，“繁荣”变成了制造“一手软牌”的投机风潮，就像华尔街行话说的那样，使上当受骗的人握着掺水股票，而他们则把持着财富。“责备我们，责备任何人，但是赞扬人民。”这样的话，作为政客的忠告，并不是出于对人民的尊重而说出的，而是出于他们对人民的蔑视。就像谄媚小人利用昏庸国王退化的智力，通过这样的奉承，政治大佬、金融大佬和大企业家正在迷惑和愚弄美国公民的权利。而且，同样，他们正在腐化公民的权利。
公民的权利是容易被腐化的。纽约的一个工会成员说：“我知道帕克斯在做什么，但是我才不关心呢。他已经给我提高了工资。让他受贿好了！”而费城的一个商户也说过相同的话：“政党的领导人也许从这个城市拿去了比他们应当拿的更多的钱，但这并没有让我受到伤害。也许会多收我一点税，但是我承受得了。政党能维持保护性关税，假如降低关税，我的生意就毁了。哪个政党维持那个关税，我就支持哪个政党。”
人民并非是天真无知的。对刊登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所揭露的事实，他们都是知道的，毫无疑问，对许多观察家来说，那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当我打算记叙某些典型城市的腐败体系时，我只是想说明人民是如何被欺骗、被出卖的。但是在研究第一个课题——圣路易斯的腐败时暴露出来的真相就令人吃惊，腐败不仅出现在政治方面，金融、商业、社会领域都有腐败现象。贿赂圈子的枝枝杈杈是那么错综复杂，手法是那么多样，影响又是那么深远，一个人的头脑几乎不可能弄清其中的内幕，即使不知疲倦的检察官约瑟夫•福克也不能把一切都查清楚。
这种状况，在我与克劳德•韦特莫尔共同采编的文章里已经做了预示，但是说得还不够清楚。韦特莫尔先生居住在圣路易斯，他爱护自己城市的名誉，但是这个城市的名声对我的意义却不大。但是当我独自一个人前往明尼阿波利斯时，我可以比较独立地去观察。
关于圣路易斯，我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贿赂团伙在圣路易斯的岁月”，尽管“较好的市民”得到了关注，但团伙才是人们的兴趣中心。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中，标题就直接点明了真相：这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不是埃姆斯管理的耻辱，不是团伙的耻辱，而是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市民的耻辱。然而，明尼阿波利斯远不像圣路易斯那样恶劣，警察受贿从来不像行贿那样普遍。警察受贿更加令人震惊，它是如此肮脏，以至于不可能牵涉到社会更大的方面。所以我回到圣路易斯，重新审视这整个地区，把人民记在心头，不仅仅关注被抓起来的、被宣布有罪的受贿者。这一次，“贿赂团伙在圣路易斯的岁月”的真正意思搞清楚了。这篇新文章的标题是“圣路易斯的无耻行为”，而这才是整个故事所要讲述的东西。关于匹兹堡的章节，我还是把人民作为主题，尽管那里的市民精神好一些，蔓延于整个社会的社会组织的腐败现象得到了证明。但是直到我来到费城，我才弄懂了普遍腐败的可能性，其严重程度已经达到让我们不得不羞愧地做出忏悔的程度。匹兹堡正适合我在这方面的个案研究。在乡村没有这样的事情，唯一可能的是在辛辛那提。费城当然不仅仅有腐败，还有“被腐败”，而这一点我在文中也讲得很清楚。可是费城把账记在了市民的头上。
限于篇幅，我不太可能利用杂志的版面，来全面评述每个城市的市政府的各个方面，所以，我选择的典型城市在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都是最具有特点的。由此，以圣路易斯为例评述受贿；以明尼阿波利斯为例评述警察受贿；以匹兹堡为例评述政治机器和工业机器；而费城，则是那里普遍存在的市民精神的腐败；至于芝加哥，我要说明的是那里的改革；纽约则是模范政府的典型。所有这些事情在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地区发生着。在圣路易斯，现在和前一阵子有一些改革者，但是如今那里又发生了警察受贿的事。明尼阿波利斯曾经对行贿受贿进行过打击并实行议会改革，但行贿受贿的现象又卷土重来。匹兹堡腐败行为普遍存在，而费城则是一台完美的政治机器。芝加哥的警察用不正当方法谋取钱财，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低下，商业、工会、社团普遍存在腐败行为。至于纽约，这座大都市也许能够反映出美国各个城市所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但是多年来，没有哪个市长能像塞思•洛市长那样将城市管理得那么好。
我所选择的有代表性的城市多数都是高度发达的城市。例如，在圣路易斯及邻近的芝加哥寻找有组织的改革；在芝加哥及邻近的明尼阿波利斯寻找贪污受贿行为，这些做法都会是荒谬的。在明尼阿波利斯之后，对芝加哥行政管理的腐败行为的描述更像对前边的重复。也许对每个环境的显著问题进行描述可能不那么公正。但是我为什么要公正？我并不是在评判什么，我自认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不是为了芝加哥而写芝加哥，而是为了其他一些城市，所以我选择的有警示作用的案例是为了指导其他城市。因此，虽然我永远也完成不了，但至少我从来不会夸大其词。这些文章所涉及的每个人我都是轻描淡写的，低调处理，尤其是状况较为恶劣的地方，因此，尽管每篇文章似乎让其他城市感到震惊，但会让当事城市的市民觉得失望。我在费城的一些朋友，他们知道一些当地的事，还有一些朋友知道我所知道的，所以他们对我的报道都表现出了诧异，认为我写得太少了。圣路易斯的一家报纸说：“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但是我们觉得说得还不够充分。”他说的是真的。在写费城的文章里，我删去了大约两千字，我所掌握的真实情况连一半也没有写出来。我认识一个人，他用了整整三本书的篇幅记录下了费城市政大厅的腐败演变史，这样他还觉得苦恼，觉得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写出来。你不可能用一本书把已知的美国城市所有的腐败事件写出来。
这一切非常不科学，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不是科学家，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并非冷漠地收集所有的典型事例，然后耐心地进行整理，用作永久保存和实验室分析。我不想保存，我想毁灭这些东西。我的目的不是搞科学研究，而是表现我调查和报道这些事件的勇气。就像前边我说过的，我的意图就是想看一看，令人感到羞耻的事实能否唤醒市民的廉耻之心，能否给美国人的自豪感浇上一盆冷水。我想行动，说服人们。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是对所有事实都感兴趣，我所寻找的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旧的东西超过了一半。经常有人请我揭露一些被怀疑为可能存在的黑幕内容，我做不到。我为什么应当这么做？揭露未知的事或人不是我的目的。人民，他们要忍受的是什么，他们是如何被愚弄的，他们是如何被廉价收买的，又是如何被高价出卖的，如何那么容易受到恐吓，那么容易因为受到诱导，而去做好事或者坏事——这才是我要采访的内容，所以，只有各个城市的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其他所有城市的每个人都能依据自己对这类事情的认识来确认有可能存在的事实，我认为才有意义。但是，如果个体受到指责的时候，这些事实，尽管有点轻描淡写，总归是要记在罪犯的头上，而且最终可以让人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和他们尊敬的人，还有引导他们的人，具有力量，也有责任。
这就与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所发出的警告和规则大相径庭。结果会是什么呢？
约瑟夫•福克以其坚定的信念监察并揭露了圣路易斯的受贿案之后，这里进行了一场竞选。据说，“贿赂团伙在圣路易斯的岁月”一文已经引发了某种公众反对受贿者的情绪，但是与《麦克卢尔杂志》相比，当地报纸需要处理的事情更多。明尼阿波利斯市大陪审团已经揭露、法庭已经审讯、普通陪审团已经宣判那里的受贿者的罪行，之后的选举表明公众舆论已经形成。但是这一场选举被视为最终结局。当我赶到那里时，曾经领导改革运动的那些人都已经 “功成身退”了，然而，当他们读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之后，他们转身重新投入工作。他们制订了一项计划，以保证市民及时了解情况，继续为建立良好政府而努力奋斗。这些忙碌的、毫无野心的市民，认为这事“需要他们来定”，于是重新承担起他们不受欢迎的市民职责，不过并没有什么怨恨。在一次重要市民参加的会议上，许多人在发言中诚恳地建议，应当“澄清明尼阿波利斯的名誉”，但是有个人站起身来，非常友好而又坚定地说，报刊所发表的文章中所述内容是真实的。这让与会市民感到难以接受，可是真相如此，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会议就这么结束了。
我返回圣路易斯，重新写出真实情况，并在重写的过程中，尽可能在真相允许的前提下进行抨击。这个时候，我在当地的一些朋友看过稿子之后表现出了惊恐的样子：这篇文章会伤害到福克先生，这篇文章会伤害到人们的利益，这篇文章会引起民众的愤怒，云云。
我说：“这正是我希望的。”
那些朋友说：“可是，愤怒的情绪会让福克先生和改革垮掉的，这不利于制裁受贿者。”
我责问道：“文章的主题是揭露无耻行为，以傲慢人物为抨击目标，暗示这样一个信念——有些人的自尊会被触动，有些耻辱需要清除，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太微妙了。所以我回答说，假如他们对这座城市没有充分的信念，我有，假如我错了，那么人们不会对受贿行为感到愤怒，而是会对我的揭露受贿的行为感到愤怒，他们不会惩罚和我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的福克先生，而是会惩罚我和《麦克卢尔杂志》。报社的人警告我，他们不会容忍我的文章，他们要对我所说的事例进行反驳。我回敬说，我会让圣路易斯市民在我们之间做出选择。这是真的，这是公正的，圣路易斯的人民以前就曾经表明没有耻辱。现在是一个好机会，看看他们的城市是否有什么耻辱。他们说我是一个傻瓜。“好吧，”我答道，“在过去的岁月里，所有的王国都有傻瓜，而傻瓜被允许告诉人们真相。我愿意为美国人民充当傻瓜这个角色。”文章发表之后果然受到了当地报纸的抵制，福克先生的朋友否定我的报道，福克先生本人则出面为市民辩护。当地有头有脸的市民筹措资金、组织群众集会，高喊“让我们的城市在世界面前恢复正常”。圣路易斯市的市长，一个卓越的人，曾经还帮助过我，也对我的文章进行谴责。受贿团伙希望凭借东部杂志的力量发动进攻，并拉选票。许多市民也在反驳我，文章发表后，20万个支持“福克和改革”的投票徽章出现在圣路易斯的大街小巷。
不过这些徽章都只是支持“福克和改革”，他们确实证明在“圣路易斯的骄傲”这一点上我的文章是错的，但是他们也证明这种骄傲已被触动。在此之前，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圣路易斯对这一切的感觉究竟如何。圣路易斯曾举行过一次选举，另一场竞选处在待定状态，而受贿者，抓起来的或就要被抓起来的，都被控制了起来。市民们还没有采取行动驱逐这些人。福克先生出色的工作形成了一个壮观的场面，但是缺少应和者，而且，尽管我采访的人说他们都站在福克先生一边，我也采访了一些贪污受贿者，他们只是诅咒福克，把他们的希望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即“一旦福克任期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哪个局外人能够在当地的这两种观点之间做出选择。我又如何能够读懂这里人们的心思？我采取了客观对待的态度，从正反两个方面陈述了事实——陪审团的正确裁定和受贿者的狂妄计划。结果呢，真的，那就是圣路易斯不知羞耻的状态应当受到圣路易斯人民的谴责。
圣路易斯人民就是这样看的，无论是在这个城市还是这个城市所在的州，而且他们不再充当旁观者。我的文章促使这里的人们开始认真考虑自尊的问题。谁受到了伤害？不是圣路易斯。从那时起，这个城市决心行动起来，受贿行为似乎注定要受到惩罚，而不是福克先生。此后，福克的州长提名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他们在密苏里州各地成立俱乐部，支持福克先生，并由此确保抓捕到圣路易斯和密苏里州的受贿者。《麦克卢尔杂志》和我本人同样没有受到伤害。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圣路易斯，曾花钱组织群众集会谴责我的那些人找到我，说我是对的，文章所写的内容是真实的。他们甚至请我“再写一篇”。也别说，也许还真有机会这么做。福克先生很快揭开了密苏里州的“盖子”，揭露出了许多真相，而密苏里州似乎也时机成熟，适合集会。此外，州、市的受贿者已联手打击人们，阻止人们的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选举直到1904年秋天才得以举行，受贿者则在很大程度上指望浮躁的公众舆论有些变化。但是我相信，密苏里州和圣路易斯市能一道证明人民可以做出裁决——如果他们被唤醒的话。
揭露匹兹堡的文章在匹兹堡却没有产生影响，评论费城的文章在费城也没有任何结果，那里更没有什么可期待的。正如我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匹兹堡了解自身的状况，而且也许有能力从一些耻辱事件中脱身，但是费城似乎安于现状，没有什么希望。然而，就像我说过的，事件的报道都是以系列文章写出的，目的真的不是针对所叙述的城市，而是我们所有的城市。最直接的反应并非来自所记叙的地方，而是其他地方，这里存在着类似的恶行，或者说需要我采取类似的行动。所以，芝加哥沉浸于自身的麻烦，觉得研究城市改革没有用处，改革也许应该是别的城市的事，而费城，“堕落和满足于现状”，被其他城市所效仿，其形象似乎已经在各地留下了最为持久的印象。
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当然很少。这一年工作的实际成功是在很多方面给出了完整的证明，也就是说，无耻是表面性的，在其下面存在着一种骄傲，而这种自豪感一直是真实的，也许能挽救我们。这是真的。一些腐败分子也许会说，你可以到处指责，但是不能指责人民，不能指责人民所居住的城市，而且还会说，只有通过奉承才能打动美国人——他们说的是谎话，他们在为自己说谎。他们也是美国市民，他们同样是人民的成员，他们当中一些人同样也受到耻辱行为的影响。我努力想讲清楚的最大真相，也是福克先生不断坚持揭露的真相：贿赂不是寻常的重罪，而是叛国罪，这里或那里不时爆发的腐败堕落事件并不是对法律的偶尔冒犯，而是持续的冒犯，而且其影响几乎改变了政府的形式，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变成了寡头政治，代表着某些特殊阶层的利益。有些政治家已经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这让他们感到烦恼。我认为，我比任何人都重视自己的体验，就像人们说的，有些受贿的政客被我“烘烤”过五六次。可是事后他们当中却有人来拜访我，其中有一个非常庄重地对我说：“你是对的。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你说的没错。我不知道你是否无所不能，但你是对的，完全正确，而我完全错了。我们这些受贿的人都错了。我现在看不出我们如何才能把腐败行为停下来，我看不出我如何才能改变。我想我做不到。是的，我做不到，不仅是现在。但是，你听我说，我也许能帮助你，我会尽力的。你可以获悉我所知道的任何事情。”
因此你会明白，那些现实的政客们并不是那么坏的家伙。我真的希望能讲一些他们的事，诸如他们是如何帮助我的，他们是如何坦诚地、无私地协助我发现真相和了解真相的，而这些真相材料，我曾经告诉过他们，他们也很清楚，是用来反对他们的。如果我能够，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我应表明，我们拥有的最有把握的希望之一，其实是政治家本身。请他们提出好的政策。如果他们给出的政策不好，就惩罚他们；如果给出的政策好，就奖励他们。请政治家为政治埋单。这时有人就会说，你不知道，你不在乎，而且你一定受到了别人的奉承或者愚弄——对此，我说，你错了。我不拍任何人的马屁，我根据我获得的材料陈述事实，我不是因为愤恨，而是因为受到了鼓舞。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和“圣路易斯的无耻行为”两篇文章发表之后，我的做法不仅得到了这两个城市市民的赞同，其他城市的市民、个人、团体和组织也向我发来了邀请，好几百封邀请信啊。他们在信中说：“来我们这里吧，我们的情况更糟，来帮助我们揭露一下。”
美国人也许已经失败。我们也许是唯利是图、财迷心窍、自私自利的。我们也许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而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文章，假如证明不了别的什么事情，也毫无疑问地证明我们经得住真理的考验，证明美国市民的性格中存在着一种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也许就是国家的力量。所以我的这本书，记录耻辱，也记录自尊，既是不光彩的自供，也是荣誉的宣言，真诚地献给那些被指控的人，献给所有市民，我完全是出于善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