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玫瑰》书评

「 病體 」仍為主要顯像儀器的時代。 ——理查.巴奈特 （ Richard Barnett ）的《 病玫瑰 》。

原文刊載於《 秘密讀者 》，2015 年 11 月 —（ https://store.readmoo.com/book/220034300000101 ）相關討論亦可見—「 病體 」仍為主要顯像儀器的時代。◎ 賴火旺西方醫學傳統中常被用來象徵一種臨床客觀性的病體圖繪其實不如表面資訊所見的扁平與壓縮，實際上它們可說是一種將技術工藝、理論敘述、解剖知識，甚至藝術，複合表現在（患病）軀體上的混合學科。所以18至20世紀中期仍能見到部分（歐洲）藝術學院排入正規的解剖課程。當時製作醫學圖像是一套交跨各類學門的混合路徑，在受剖對象成為圖繪印本前，更已經過多次的語言轉譯—— 選定想呈現的病灶、並提供身體或其他局部，於私人空間中進行解剖並「標本化」。人體在此被簡化為展示的物件，它的呈現甚至與其他陳列的物品並無二致。而延續對知識的博物館化，於是短促產生了一段把人類身體當成世界景觀探索的發展。這是將「解剖術」推至凌駕於文字闡述或其他應用醫學的非語言傳達手段之上的時代，解剖或病理知識的「產物」會被裝訂成冊，最終成書。理查.巴奈特 （Richard Barnett）以《格雷解剖學》（Gray’s Anatomy）為例、引述科學史專家—Ruth Richarson的論調認為由藝術家卡特（Henry Vandyke Cater）輔助繪製的木刻版畫喚起了一種機械的客觀性，讓維多利亞時期的讀者嗅到一股中世紀前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s）的前衛感，這樣的客觀性在19世紀末逐漸和科學攝影相提並論，被視為是此類圖像歷久不衰的其一因素（見《病玫瑰》p.37處）。若「圖像」是現代醫學最主要的知識載體、 那裝滿臟器的保護袋—— 皮膚，便是身體疾病徵兆的最大「顯影」器官，巴奈特 的《病玫瑰》中描述的正是這樣的時代。書中的圖像多出現在1790至1910的一百多年間，那是一個耽溺於「進步可能性」的過渡世紀、一面膜拜光滑潔白皮膚，一面對負面病理現象顯得異常敏感。圖繪中表現的「創口」都像是一堆錯落在體表上的失序花園， 疾病們熱烈的生長、毀滅，爆炸。梅毒性丘疹（第二期梅毒特徵）常被描述為碎裂擴散的玫瑰標記、紅斑覆蓋就像彈滿花苞的黃褐色地毯，高起性魚鱗癬（Ichthyosis Hystrix）的黑色疣狀增生物，宛如伏於地表迅速冷卻凝固後的火山岩；皮膚表層上所承載的「病理資訊」遠超過其他器官的可視程度，這個構造複雜的「公開」器官，因顏色或其損傷印記、不但成為政治和道德的邊界，亦變成一種能對階級描繪的評判，更是細菌理論興起後一個重要的身體識別系統。19世紀皮膚病研究中、插圖的「色彩敘述」因此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能夠有效協助內科醫生區分差異種類的皮膚病變。而別於西方解剖與病理傳統中僅以圖像敘事的描繪方式、（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日本醫生—神田玄泉的《痘疹精要》（註釋1）是一種強調皮膚觸感的呈現，書中曾以罕見的質地衝突、或添用浮雕技巧，去模擬皮膚長出厚實且充滿混濁液體的腫塊（天花的其一病徵）。天花自身則因為疫苗假說（牛痘，Cowpox），促發「人體」、與源自牛身上的物質進行「交換」，讓接種疫苗（Vaccination）不斷在人畜之間的模糊邊界游移，使得此類疾病的身體顯像從囊泡的描寫更直接躍進為具象的跨種域「嫁接」，大量圖繪諷刺接種者長出牛腿、牛鼻甚至牛嘴（註釋2）。而對當時的英屬印度人來說，「接種」更接近一種宗教儀式，直至國家越發積極地介入公共醫療的範圍，或是更晚的電子顯微鏡發明之後才足以釐清這些肉眼破解不了的疾病與其內在演繹。醫療圖像的繪製至始至終都是一場複雜的內容製造工程。甚至後來攝影術對醫學的介入，並未立即發生人們所期待的（機械視角）全然客觀的技術科學倫理。「人」，始終必須作為研究材料和顯影工具間的主要媒介。在時間媒體（Film、Video，等）出現以前，例如霍亂這類疾病、完全無法從純粹的圖像描繪中表現發病短促的急迫敘事，「並置對照」成了唯一的時間陳述技術（註釋3）。換句話說，一幀圖像如何才能比一具真正的人體看起來更寫實、更具說服力，成了內容關鍵。所以我們總能在一則圖像空間内讀到所有視角的濃縮資訊：一名男子側著身同時展示垂墜於臀部或吊掛於後背的巨大腫瘤，一位患者翻轉舌背上的病徵仍能表現上顎内的另一病灶，同一個器官軸心欲同時匯入肌肉潰敗秩序不一的遭襲組織。看似各自獨立的系統在「寫實」語境下，被編輯成一幅幅不同時態（邊界模糊）的病理陳述，這樣的表述空間中不再認為身體是統一的整體、而是由各種組織所拼湊出來的。曾於廣州創建博濟醫院的美國醫生伯駕（Peter Parker），其所委託中國畫家關喬昌描繪的一套內院病患腫瘤圖像，便是在上述這種資訊壓縮的載體下運行。但值得留意的是、這套圖是以「肖像」的方式來存留病理，這讓它和西方傳統解剖圖像中多數將臟器與病徵以非合理姿勢攤開展示的方式，產生差異。那是一種繪畫表現與攝像技術並行的病理視覺技術、亦可稱為受西方「文化受器」結構（註釋4）所直接影響的圖像描寫，更是一種表現「人類形象」的繪畫格式。當時逐漸進入挖掘「社會熱點」而攝影術並未起頭的那個新聞時代，畫匠所操作的媒體方法與資訊源形式，多數為一種西方語境對其外世界的再現描述，諸如《點石齋畫報》中出現的「金字塔」便是先以西畫方式紀錄、畫師再藉由「魔術燈籠」等設備將影像投出，進行集體描繪。有趣的是、關喬昌的病理肖像中那些背對著主畫面的描繪，實則為當時多數中國人所害怕的「非正面」的影像描述（註釋5）。古代中國確實沒有太多關於解剖的記載，且、在少數幾本列有解剖數據的典籍中，幾乎所有被收錄的數值均相同，並指向這些數據來自公元一世紀一次極為費時、且具有系統的人體刳剝實驗（註釋6）—— 解剖者逐一切除每個器官，依序排列，以測量儀加以測量，將一端的開口綁住，以穀物或水填滿器官，然後再將這些穀物或水倒出秤重、測量、計算。古中國的解剖者並未看到古希臘解剖者極感興趣的神經與肌肉。相反的，他們專注於「測量器官」，這是蓋侖（Galen）及其前人所完全忽略的。但古中國人以及古希臘人皆認為，吹拂身體的「風」與維繫生命內在的氣息相關，生物只是「氣」的暫時聚集，死亡則是此聚集之「氣」的再次潰散。古代醫生對於皮膚與毛孔的高度注意，提醒了我們氣的論述一度表達了「空間」與「時間」上的經驗。因此，氣的理論就是「時間」的理論。不是一種幾何學式的、清楚的刻畫時間，不是一條無限延伸的時間直線，也不是反覆循環的圓圈，而是一種真正的存在，能夠在皮膚上感覺到的、能夠聞到、看到、聽到的具體變化。而現代解剖學所演繹下的身體卻多呈現一種循環式的秩序，那種延續笛卡爾機械論的生物迴圈系統，在很大一部分的科學語彙裡面卻較能不斷被重複展演，就好像這些畫面中的身體沒有誰是誰，而且可以不斷再生或阻斷。巴奈特這本匯集自惠康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大量典藏的圖冊、除了陳述一段「身體」在現代醫學記載下絕望無能的集體景觀，也堆砌出這種並未說破卻籠罩全書的「殖民意象」，這說的不僅僅是眾人熟知的帝國主義概念，而是將屍體轉化為一種資源，你的資訊從不是你個人的，更是一種為了國家（民族）所提供的系統「服務」。一直到數位複印技術承擔較多的身體空間描述工作之前，扁平的「敘事載體」仍舊成為表述上的困境（註釋7）。沒有電腦運算所能處理的「顯像」，很多仰賴數學設計的當代科學幾乎無法有所進展，而《病玫瑰》描述的正是這樣的時代，一個「病體」仍為主要顯像儀器的時代。註釋1. 可參閱《Wellcome Trust》中的相關頁面—http://blog.wellcome.ac.uk/2014/06/06/image-of-the-week-embossed-smallpox-illustration/，或見《病玫瑰》p.104—p.109。2. 見《病玫瑰》p.98—p.99。3. 開始出現霍亂症狀的病患，全都無法逃過一天、甚至半天以內在自己稀糊的糞便中死去的命運。《病玫瑰》的封面即是一名23歲的維也納女子染病後的對照圖像，見p.136—p.137。她染病僅一小時，圖像完成四小時候便已撒手人寰。4. 意指通過西方影像再現模式的詮釋。關喬昌亦曾師承英國畫家—George Chinnery學習西畫。5. 中國人早期非常介意影像中出現「陰影」，看到背面也是一種忌諱，視其為不吉利的象徵。影像紀錄一定要全身，半身亦有「腰斬」的顧忌。6. 可詳實參閱《王莽與王孫慶 記公元一世紀的人體刳剝實驗 》一文—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discuss/essay/wang.pdf。7. 科羅拉多大學人類模擬中心 ( Center for Human Simulation ) 主導研發數位化的解剖教學。1993年，他們凍結了一具屍體，然後一次刮掉一公厘的橫切面，每一次皆以攝影留存影像，總共存了1871次。最後創造出螢幕上可操作的立體人像和所有的肢體器官，就好像是解剖外科學生的飛行模擬測試器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