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衰亡史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041027
ISBN:9789570827729
作者:吉朋
内容概要
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
十八世紀英國最偉大的史家。出生於富商家庭，曾入讀牛津大學，後因宗教問題退學，十六歲被父親送往瑞士洛桑，接受古典文史哲學的薰陶，也受到當時歐陸啟蒙思潮的深遠影響，得以將各種新舊學識融為一體。他曾擔任國會議員，也曾服務軍旅，後以著述終身。吉朋歷經二十餘年的心血，完成光芒萬丈的歷史長篇《羅馬帝國衰亡史》六卷，成為十八世紀史家的標竿，並獲得「第一個近代歐洲史家」的稱號。歷經二百餘年，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迄今仍被現代史家視為經典之作。
作者简介
那是在羅馬，１７６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我坐在卡庇多神殿山的廢墟上沈思，忽然傳來神殿裡赤腳僧的晚禱聲，我的心中首度浮出寫作這座城市衰亡的想法。──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上下縱橫一千三百年，洋洋灑灑六大冊，在吉朋的心裡，他想做的是一個從理性、批判的角度去建構歷史系統的人，「運用修辭的力量，只為了把歷史事件間的關係環節講清楚」。
全書涵蓋三大重點：一是羅馬帝國的政經軍事文化與社會生活，帝國的擴張與防衛、內部元老院和皇帝的權力拔河，二是蠻族入侵與其間之重大戰爭，三是基督教的發展，政教之爭，回教興起和十字軍東征等。
本書最重要主題之一：文治武功壯盛且又疆域廣袤的羅馬帝國究竟因何由盛而衰亡？從吉朋的眼中看來，至少有以下諸因：
羅馬帝國擁有紀律嚴明的龐大軍團，但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軍人干政，軍人不僅介入帝位繼承，造成動亂，「幾乎每個朝代的替換，都起於篡奪者之叛逆與謀害」。
經濟和人口也是衰亡的主要原因。戰爭和瘟疫使得人力不足，蠻族於是大量遷入。羅馬帝國既無法同化日耳曼等蠻族，當這些蠻族構成羅馬帝國官兵，進而成為皇帝時，帝國已名存實亡。
經濟衰退來自於水士流失和奴隸制度致使農業破產，奢侈的生活方式造成貴重金屬流向東方，貨幣貶值。資本因重稅而公有，生產力下降，無法負擔帝國生活時，羅馬也就隨之崩潰。
《羅馬帝國衰亡史》出版後傳誦兩百年迄今不衰，其文學光采與史學成就同樣為後人稱誦。
发布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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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将自己想象成文明巅峰时期的世故贤哲，因此心智的广度和深度足以涵盖古今和万国。如果他生活在叔季之世，自己的理解力就会矮化。如果他不够贤能或世故，愚昧或热忱就会扭曲他的视野。他的认知图景不难概括：世界充满了杂草和灌木，只有两颗参天大树----古典（希腊罗马）和近代（基督教欧洲）。前者的自由和荣耀已成绝响，伟大的遗迹只有同样伟大的继承者才能理解，奴隶和蛮族只能自愧形秽。他身为近代欧洲的绅士，当然是罗马元老最适当的知音。从罗马和平的极盛之世到穷途末路，世界曾经有过更加伟大的戏剧吗？大幕从两安东尼的盛世拉开，回顾奥古斯都有毒的遗产。独裁者看到凯撒的命运，明白共和国的威灵仍然不可轻犯。他为了权力的实质，甘心放弃权力的外表，安抚罗马人民的自尊心，却用挖墙脚的方式偷走了他们的遗产。奥古斯都没有忘记用掺沙子的手段，潜移默化地改变元老院的组成，终于将其变成橡皮图章。他假装像辛辛那提时代的普通公民一样，为自己的朋友竞选执政官拉选票，可惜这时的执政官已经只剩下主持祭祀和典礼的权力。罗马的面包与竞技、埃及的财富和资源、日耳曼的大路和辎重都掌握“第一公民的家奴-文官和雇佣军手中。元首预见到军团专政的可怕，企图用形式上的共和传统束缚他们，然而失去生命的制度只能稍稍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随着朱利亚-克劳迪乌斯王朝的灭亡，帝国沦为军团争霸的战利品。自由已经熄灭，而自由产生的繁荣与强盛如日中天。严冬的信息内在于果实累累的金秋，人类的一切辉煌无不如此！初期的罗马帝国犹如一棵果核生虫的果子，腐烂还没有到达果肉。京师在接二连三的宫廷政变和无法无天的屠杀中战栗，外省却享受到久违的和平。军团在罗马是动乱的力量，在外省却是秩序的维护者。坏皇帝的暴行危害京师，好皇帝的德政造福外省。不知不觉间，京师和外省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维斯巴芗以后，外省的军团战胜了京师的禁卫军。最初，他们的腐化程度较轻，产生了提图斯和五贤帝，一度使塔西陀抱有希望，也许秩序和自由能在哲人王的治下协调一致。然而，仅仅基于皇帝个人修养的德政是靠不住的。康茂德以后，帝国稳步走进下坡路。塞维路饮鸩止渴，依靠扩军来平定乱世，结果报应落在后裔身上，他们都死在军团手中。共和国的公民曾经征服世界，帝国的残民只能仰食诸帝剥削外省运来的福利粮。腐化从罗马扩散到意大利，从意大利扩散到外省；把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政权送给了禁卫军，将禁卫军的政权送给外省军团，最后将全军和全国送给了蛮族雇佣兵。现在，只有蛮族仍然保存尚武精神。他们问鼎中原，只是时间问题。第一个蛮族皇帝马克西明用抢劫城市和富人的手段，充实自己和士兵的钱袋。骄傲的罗马人终于发现：共和国的最后阴影消散后，东方顺民习惯的命运也会落到他们头上。然而为时已晚，元老院能够除掉马克西明，却无法阻止军队的报复。军队拥立的皇帝哀叹自己朝不保夕的命运，等待下一次事变的来临。在这场游戏中，所有人都是输家。奥勒良试图利用太阳神的力量恐吓军人，维持一种比较稳定的统治。东方宗教的力量确实大大增加了，却没能挽救他本人和继承者的命运。戴克里先试图用四帝共治的手段吓阻未来的觊觎者，因为他们不可能同时除掉四位皇帝；但他自己选择的四位继承人自己火并起来，造成的危害并不更少。在这个过程中，罗马的官僚体制迅速扩张，吞没了残余的城市自治权。税收日益繁重，经济日益凋敝，人口日益减少。最后，戴克里先的继承人之一君士坦丁决定依靠新兴的基督教，击败了所有的对手，重新统一了帝国。基督教在众多东方宗教中脱颖而出，通过君士坦丁及其子孙征服了罗马，击败了尤里安皇帝的异教复辟，最后又同化了入侵帝国的蛮族，开创了近代欧洲的新文明。在教会看来，这是神的旨意。在吉本看来，这是一系列偶然和具体的原因造成的。例如：皇帝断断续续，不够彻底。基督教重视团体组织的建设，比一盘散沙的异教更坚强。他们在历史走向未定的关键窗口期，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诸如此类。这些解释激怒了作者同时代的教会人士，使本书变成了启蒙主义者和教会论战的中心。他的论证影响了许多后人，例如《金枝》的作者弗雷泽。十八、十九世纪有一种流行观念：基督教通过强化社会、削弱国家，对古典文明的衰亡负有主要责任。这种观点实际上属于吉本引述的罗马异教人士，通过《衰亡史》造成了舆论气候，却不属于作者本人。他的意思毋宁是：帝国本身就是衰亡，早在基督教已经开始。政教联盟是君士坦丁延缓衰亡的手段，也是因为基督教的组织力量确实有利用价值的缘故。教会捏造的历史不可信，在帝国灭亡前和灭亡后叶做过许多坏事，但基督本人的伟大德行和淳朴观念没有什么值得攻击的地方。共和国在她质朴刚健的青春时期，曾经蔑视一切华而不实的炫耀。风烛残年的帝国只有乞灵于铺张的形式和昔日的威名，才能延缓在劫难逃的末日。马克西明只是开端，到哥特人入侵帝国的时代，罗马军团和入侵者的成分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瓦伦斯皇帝听到蛮族兵临城下，且喜且忧。确实，只要条件合适，哥特人本来是愿意加入皇家军队的。他们造反，只是因为帝国官吏的虐待。迪奥多西大帝完全依靠蛮族将领，包括以后洗劫罗马的阿拉里克。古典时代的政论一向强调：只有自由城邦的公民才有爱国心和尚武精神，波斯、埃及这样的专制帝国注定软弱无力。帝国取代共和国以来，保守派一再预言灾难不可避免，却无法扭转颓势。直至金鼓重鸣，北方的巨人践踏永恒之城的侏儒子孙。直至暮色四合，拜占庭的黄昏将阴影投向西方年轻的大地。最后，年轻民族的子孙吉本来到断壁残垣之下，感慨万千，发愿以毕生精力为撰写帝国没落的历史。德性解构者的德性和智慧意大利曾经是欧洲的长子。阿尔卑斯山外的各国仍然沉浸在青春的野蛮和蒙昧中，她已经从希伯莱人和日耳曼人的梦中醒来，踏上希腊人和罗马人曾经走过的道路。他们解构了传统的枷锁和防火墙，解放了自由的才智和无边的欲望，从信仰到理性，从理性到虚无，从野蛮到文明，从文明到软弱。高贵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走了上千年的道路，聪明的意大利人只用了五百年。传统将亡未亡、腐败方兴未艾之际，智慧的烟花升上前无古人的至高点。智者马基雅维利解构了一切童年的幻想，直面赤裸权力的真相。他像一位坐在树枝上砍树的樵夫，既感到了自己的强大，又预见了自己的下场。他的真理不是建构的真理，而是解构的真理。他虽然能够认识这种真理，但这种真理只能使他绝望。他的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意大利各邦的腐坏已经无药可救，国际体系的演变已经将她们送给了山外的列强。然而身为佛罗伦萨的爱国者，他不愿放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后努力。他求仁得仁，将绝望的智慧留给不能理解他的世界。自由与文明的骄子“幸运之轮永不停息，世界没有公正可言。”《天方夜谭》的作者怀着东方的宿命论，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命运。相形之下，麦考莱就是幸运儿当中的幸运儿。他有充分理由断定：自己生活在“自由与文明”的黄金时代，而且幸运之轮还远没有转到高峰。他的史书要回顾从奴役到自由、愚昧到文明的关键时刻，这样的题材跟他自己的生活一样令人愉快。绝对主义的洪水已经吞没了旧欧洲的自由，人类的希望系于英格兰的孓遗。上帝如果在这时赐给英格兰一位圆滑狡诈的君主，或许她将永远无法解脱厄运。然而，得天独厚的岛民得到了詹姆斯二世。他迟钝、执拗、不识时务。国教派-托利党为他赶走了辉格党，镇压了蒙茅斯公爵。他却为了复辟天主教和专制统治，将自己最可靠的柱石扫地出门。当内战的死敌托利党国教徒和辉格党清教徒联合起来迎接奥兰治亲王时，他的王朝就像冰山一样瓦解了。亲王复活了伊丽莎白的新教联盟，遏制法兰西霸权，挽救了欧洲的自由或多国体系，将罗马元老院失落的权杖奉送给威斯敏斯特的绅士们。“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英格兰永远不会做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