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书评

我之所失 人之所补

客观 公证 这两个词在国内对于那十年间的评论中是不存在的要想对那个红潮涌动的年代有所了解，透过第三方的眼睛是个极好的方式

听别人讲自己的故事

对于记忆与知识里缺失的几十年，我总是想方设法做最大限度的弥补，看过一些色调灰暗的影像，读过一些言词隐晦的文字，却总是像大一新生学高数—半懂不懂。后来我偶然闯入了图书馆的一片“禁区”，发现那里竟有如此多的“禁书”—如果它们以中文呈现的话—开启了很多闻所未闻的话题。我恍然大悟，自己的故事，为什么就不能由外国人讲述呢？意大利大导演安东尼奥尼执导的《中国》（Chung Kuo）是去年看的，三个小时的纪录片，我看着看着也没有了看下去的动力。受中国政府之邀，他在1972年造访中国，拍下了这段纪实的影像—显然是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所以，它纪录的真实性完全可以降低一个层次—然而，即便如此，电影甫问世即成为中国当局批判的对象，《人民日报》上还有揭露安东尼奥尼“险恶用心”的檄文。我感到很可笑，这部片子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很自然，用刚从下面将要谈到的这本书中学到的一个语汇，符合“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规范，自然得都要让我失去观摩戏剧性的耐性了。时光倒流十二年，我从《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里面泛读1960年的中国面貌。两位作者是加拿大人：Jacques Hebert & Pierre Elliott Trudeau. 从名字看得出来，他们是法裔，他们来自魁北克，后者应该相当著名了—除非你没选《加拿大社会与文化》，或着用拜读张维鼎老师所编教科书的时间睡觉去了，或者你对加拿大政治一无所知—因为他做过两任加国总，而且，更富传奇色彩的是，就像《摩托日记》里记述的切·格瓦拉环游南美的经历，甚于此，Trudeau在1948-1949骑摩托做过环球旅行，到过中国的上海和台湾！41岁的他再次受邀访问中国—似乎中国政府的邀请是外国人来到红色大陆唯一的通关密码。数字：每到一处地方，加拿大人必被安排参观工厂，以体会新中国一日千里的革命成就，而相关领导必定会开始长篇大论的演讲，数字唱了其中的主角，亏得作者有耐性，连读者我都想跳过不看了。那些数字是神话，是历史，是历史犒赏我们的一声轻笑。作者倒很清醒，这些数字失去了对照，即使震撼，也了无价值。道德：漫天爱国主义的宣传，大家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清规戒律，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都一概拒绝。南美人抱怨，这里找不到酒吧、舞厅、夜总会。对年轻漂亮的女翻译都不敢多看几眼，冷冷的神情宣布了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在深夜上海的公园里还是看到了青年男女搂腰相拥，在广州的夜街上有人大大方方地签着手，这些“帝国主义的烙印”。宗教：教堂永远没有工厂和田间热闹，农忙季节连神父都要躬身田亩，参与社会主义劳动。宗教进修班被取消了，天主教神父们失去了公开布道的机会，静静地等待着或早或晚的消亡。今天活过来的宗教，是阉割与变节的产物，无怪乎你可以瞅着庙门口的和尚一边查着门票一边打着手机游戏，无怪乎良莠不齐教派林立在地下慢慢地潜生。口号：当一个口号失去新鲜的效用，上面会制造出新的口号来鼓舞人们的干劲。总路线，大跃进，这些口号地球人都知道了，幼儿园小朋友在安东尼奥尼电影里唱的歌，我在这里看到了文字的辉映，虽然他们不懂，我们也不懂。今天还有口号，也是在不断变换，连政治考研辅导班的老师都烦了—寝室一考研的哥们如是说。计划：这些受到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思想荼毒的分子，并没有付之一味地哂笑，而是真诚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长春的汽车厂车间里堆满了超额完成的一些部件，只因为大家干劲太足，你争我赶，生产效率不搭调了，发生如此紊乱，倒成为中方领导炫耀政策的资本。学校：中国崛起的中坚力量诞生于斯。大大小小的工厂、医院得益于其人才的培养。作者们全程都有北外的几位法语专业学生做陪同翻译—是学生，不是老师—我估计现在的法语系学生鲜有能够担此“外交重任”的。大学教授的薪酬由几方面而定，第一是“思想觉悟水平”。符号：毛就是一个符号。不管他们走到大街闹市，还是乡野小舍，不管他们出没学校、医院、工厂、民房，甚至教堂圣器室，都有带福痣微笑的毛主席像高悬厅堂。作者不厌其烦，每次必有提到其存在，或许是共享了我们今天看着东边的邻居时常怀有的共同心态吧。……难忘书中一个比喻：“中国得了麻风病”。世界上其他国家唯恐躲之不及，就像《圣经》里对恶人的诅咒。还好，现在中国病好了，上帝的光芒又重新眷顾了这头狮子，它甩一甩头，忘掉了曾有的伤痛。吾荐2007-1-10

special

特别喜欢译序。所以里面的语言读起来也就顺畅，故而我就欢畅了因为没读过法语原版的，估计机会也没有的，1961年这本书就已经用法语出版过了，2005年中国终于可以看到，起码是大众可以赏了。要是早些，很多很多就避免，但是这就是历史怎么就通过审查出版了呢？哎。不错的社会环境了，宽容度、包容性都越来越强了

红色“格列弗”游记

海外中国研究课目的阅读笔记海外中国的研究一是材料和理论上的思考，另一种则是亲身的田野经历和体验。初看这本书的目录架构就可以勾画出两个“老外”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一趟长途旅行，当然要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两种意识形态对立下的世界格局。就像前沿所提及的黄祸形容那般，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的代表只有黄皮肤和大灾难。但是突破重重的艰辛和障碍，这本书的作者——杰克•赫贝尔和皮埃尔•特鲁多亲身实地研究所描绘的是一个红色中国，一个具有成就也存有问题的中国。不再困拘到体质界限里的人云亦云，而是从实际的文化和社会视角下看待在外界被妖魔化同时内在似乎也存在偏差的东方大国。外国学者对异国——中国的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就是主位和客位这两种角色。作为客位立场来参与观察到田野中，随之是湮没在自己所有的主位思想体系来思考，这种转化在阅读这本书的人看来更是一种不断的反思，通过外人对自身的研究来得到不同于固化的认识莫非不是冲击。王铭铭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他者的意义”，足以彰显在人类学学科下对他者作用的最好肯定。在这本书中，对于两位作者来说，中国是他们遥远的却可以靠近他者；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两位作者所具有的他国背景更是一种他者。这本书也是在不断的他者转换中来实现。文字很简单，田野日记一般详尽的记录了两位学者的所见所闻，却在一些诙谐而幽默的语调里渗透着对那个年代中国的微微嘲讽。不去考虑对错，只是从所处的位置来看待此时的红色中国所展现的到底是怎么样的面貌，特别是被置放于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眼镜之下。这篇读书笔记没有提出一个体系性的所谓线索，更多的是对本书所看的文字和场景诸如此类细枝末节的看法思忖，深度和广度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大限制。1．红色中国的数字概念数字特色在这本书中得以很多提及。何以来以此为切入点来寻找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也成了自己在看书中的乐趣。数字包括作者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中国的公里数，前前后后所处的时间，在被安排的几座城市之间的奔波，还有随从人员对中国各种成就的演说中。 中国人民为何痴迷于这种数字的展现，在作者看来是对所取得成就最直观的呈现，对于并不开放同时也在国际上被孤立的中国来说，对外宣传的渠道只有这些到达中国的外国人们，而这样的阐述可以最快捷和形象的提供出一个红色中国正在变好变强的印象。可是对于作者来说，这些数字是种过多枯燥无趣的彰显，或许在某种程度来说还含有一些欲盖弥彰的不自信。在大跃进运动及其浮夸风的兴起使得红色中国遭遇近代最大的滑铁卢时，数字这个概念被蒙上了最大的灰暗。盲目的对其表面最大化的追求丧失了实际的内在效用，或许是这两位学者一些预见性的体现。可又能否是自信心过分膨胀所导致的这种悲剧性效果呢，大抵还是可以还原到一种底气不足之上，迫切的需要对落后身份的摆脱，反而亲身体现了欲速则不达。但是这种数字的思想所涵盖的一种振奋人心的精神或许是作者没有也无法体会到的。正如落后的这种卑微姿态，一些进步和提高都会给处在这个地位的人们以巨大的振奋鼓舞。数字蕴含的最直面的振奋力亦无法忽视。2．红色中国的程式化这种程式化的办事方式更使得两位作者颇有微词，不难理解这种心情。他们所需要面对的对象是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即使有着红色的外皮，更渴望详尽参与观察到实际的内在中去。但是尽管如此，也无法再更为清晰明了的看到作者更关注什么问题想得到那种程度的自由。或许这种抱怨也是基于现实的想象，对于这个详尽性在自己看来或许只是停留于得不到的不满，而并非会对当时中国有着更深入和确切的了解。当然也无法对这种程式化做以任何的庇护。不可否认，红色中国的这个特点也相应的圈住了两位作者的好奇心和关注面，也使得这个研究只是局限在一定的层面，但是却无比真实的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现状，不同于国内对那个时代的官方记录或是过来人的回忆，侧面的映照出如今的我们无法想象到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那个并不久远却无法体会时代其程式化生活的全景和方方面面。这种程式化也不能单纯当做某一时代的标签，中国社会传统中的循规蹈矩莫非不是最好体现。这种程式化所引致的一统和整体观却在那个年代得以最好的展现，全民的一致性也为那个时代红色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效用，全民一致搞发展，短时间内经济的快速提升，抛去现代概念所在意的质量观念，那种不容小觑的速度也是震撼到这些“老外”一个关键。3．红色中国的民众生活作者在不同地方面对不同人群进行了大量的访谈，虽然更多说是“计划”内的。但是作者所关注的不是那些随访者所提供的某个行业某个领域的成就和收获，更关心的是在这个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体制下的中国人民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是如何生活。作者也很有趣的从两个方面来形容，一个是道德，另一个是幸福。这两点并无清晰的体现，也多是自己的理解，但是可以有趣的来看出这种东西文化下思考模式的差异。全民的积极生产生活，也是一种道德的体现，因为它们源自人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和对领袖的忠诚，可是站在他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处于道德目的的生活是否幸福呢。很隐晦的，作者并未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也印证了本书序言里所提及的“中立态度”，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中立，也是评判他者文化的中立。对他者特殊性的肯定也使得这本书并未把读者限定在某一方阵里，而更多以一种相互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范围内的红色中国，红色民众。p.s. 在课上，有位同学所说的两位天真汉的“不天真”，这里自己也有着不太一样的看法。这里的天真或许不是处于目的的纯正性，这一点或许从他们进入中国就盖章定论了；这种天真所指的大概还是对红色中国的了解，正如书目最后所说的“仍和过去一般天真”。而且不可割裂的来看这本书，也要参考到他们前期的筹划和准备以及后来的遭遇和排挤，甚至是本书出版之后对西方的冲击，和扬起的中国人反思，都具有着很“不再天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