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腔》书评

历史的真实和虚幻

葛任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从未出场，却一直存在于白圣韬、阿庆和范继槐的叙述之中，葛任是一个已逝之人，他短暂而波折的一声却的一生是通过三个活生生的人之口拼接而成的。口述、谈话与采访多种形式的组合，乍一看以为不是小说（看过几页后对真实性产生疑惑，寻可以证明这是虚构的小说的序、后记之类的未果）。李洱通过这种特殊的叙事方式表达的是“葛任（个人）的存在是由他人的话语建构起来的，显示了人的存在对于他人话语根本的依赖性。”（21时节鼎钧双年文学奖 《花腔》评委推荐理由8）作者用花腔般的叙事讲述了花腔般的历史，书中叙述人多次提到“老实人，不耍花腔”，当作者让他们说出“不耍花腔”的时候本身就是在耍花腔。@与&的交错，是接触过葛任的人的口述和葛任后人“我”的补充，将叙事分为三个层次：最外一层是小说中的“我”，蚕豆的孩子，自称是葛任在世上的唯一亲人，是白圣韬、阿庆、范继槐口述资料的搜集者，也是对他们口述@部分的补充和梳理者。是最渴望了解葛任故事真相却又是离真相最远的人。第二层是@部分的口述者白圣韬、阿庆和范继槐，三位都与葛任有过直接接触，并且都直接或间接导致葛任的死。他们分别亲历过葛任真实历史的一部分，但却由于各种原因自觉或不自觉地歪曲了那段历史，他们离真实更近了一步，但也不能完全了解。最内一层是众多叙述者口中的葛任，被不断重复地言说，被曲解，被口述的历史重重遮蔽。他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却在众人的言说中身不由己。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你的生活。一个人通常是在别人记忆中存活的，除非你写自传。但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没时间写自传或者只愿意写诗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让渡给别人来写。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愿意写散文，只愿意写诗。（南方人物周刊 20090323 记者吴虹飞）在小说中李洱也写到：“本书中每个人的讲述，其实都是历史的回声。”白圣韬、阿庆、范继槐的讲述分别发生在1943年、1970年和2000年，白圣韬的讲述对象是当时还属于国民党军统的范继槐，作为劳改犯的阿庆讲述对象是文革调查小组，他们两人的讲述显然是有所顾忌，2000年的范继槐已经是知名法学家，他像讲述自己的光辉往事一样，却也因身份知名而有所隐瞒。个人处境因素和时代烙印成为了歪曲历史的元凶，随时准备以现在时的方式进入历史的空隙之中。第二部 &行走的影子 里说到，葛任自传体小说的题目 行走的影子 就出自他翻译的麦克白：“人生恰如行走的影子，映在帷幕上的笨拙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退下。它又如同痴人说梦，充满的喧哗与骚动。”在后来的叙述中，葛任说过，这本自传体小说“写的是我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的。这或许是我成为我的开端……”。葛任作为全书的主角，却从未起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反而始终依附在白圣韬、阿庆和范继槐三人的叙述之中，就像那“笨拙的伶人”，总是无声无息，还未登场就被“喧哗与骚动”掩盖、被迫退场。这种依附关系使得葛任所代表的“个人”（作者在书中曾多次暗示这种表达）在历史中失去话语权，失去自我，不再成为个人。葛任的自传体小说被付之一炬，他能够借以表达自我剩下唯一方式是那短小的诗篇《谁曾经是我》。或者说只有这篇诗是最接近真实的纯粹而不带色彩的表达。就像书中所说的这首诗充满了那种探究自我存在真相的急迫和勇气，“谁曾经是我，谁是我镜中的一天，……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葛任的声音在众生喧哗之中显得沉重又微弱，它被历史所淹没，被各种有关它的文本所淹没，也被它自身无数次的重复所淹没。“真实”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就像是洋葱的核，一层层剥下去，你什么也找不到。正如白圣韬所说的:“对葛任的任何理解，都可能是曲解。”谁曾经是我，谁是我镜中的一天，是山中潺潺流淌的小溪，还是溪边浓荫下的蚕豆花？谁曾经是我，谁是我镜中的春天，是筑巢与书上的蜂儿，还是树下正唱歌的恋人？谁曾经是我，谁是我镜中的一生，是微风中的蓝色火苗，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谁于暗中叮嘱我，谁从人群中走向我，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李洱编造出一个完全虚构的葛任的历史，却又刻意在这个虚构的历史和人物之间添加各种与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联系，比如整风运动、王实味被打成托派、红军长征、葛任与陈独秀、李大钊的交往，甚至还有鲁迅的《理水》竟然是葛任最初提供的想法。还在引文中刻意编写整套的出处，作者、出版社、年份。还有欢乐大本营、阿拉斯加海报油之类的。作者有意将真实与虚构杂糅在一起，是否为了营造一个真假难辨的氛围，来表达他对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的思考？如果不是就有点适得其反，显得虚假作态故作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