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学术与传承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明清时期徽州的紫阳书院与全国其他书院一样，官学化的管理形式和宋明理学的倡导，仍然是书院最主要的内容。“在制度建设方面，清代书院较之前代，无论是管理体制、经济保障，还是建筑形式、规章制度，都更为完善和规范，可以说已经达到烂熟的阶段。但是书院制度化的弊端也更加突出，由于山长的任命，生徒的择选，课试的方式，膏火的数量，基本都是各级官员决定，导致书院成为变相的官办学校。书院的主要职能转向训练时文帖括，定期组织考课，更使其成为科举考试链条的重要环节。因此，清代书院与前代相比，明显缺乏自由度和学术特色，颇受有识之士的诟病”。而来此受学者，也多是以科举考课、博习辞章为主，或以讲习理学、纵论性命为要，至于深研经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确乎少见。清初，施璜在编撰《紫阳书院志》时曾对其性质做过评议，云：“书院兴于宋，而会讲晦于明。自国朝定鼎，崇重朱子之道，日新月盛。春秋讲学，同人始专诣紫阳，实赖汪正叔、杨瑞呈、胡蘂明诸贤倡复于前，汪启我、吴徽仲、施虹玉诸贤仔肩于后。五六十年间，编年有纪，讲义有书，可不谓盛欤？施、吴两会宗相继沦亡，而讲者稀矣。自是之后，岁议司会二人，每逢九月望日，文公生旦之辰，邀集同人行释菜礼，以荐馨香。苟遇宿望通儒，先期公请主坛设教，尤所欣望。”施璜的学问密友汪佑也称：“尊朱，所以宗孔也。呜呼，在昔吾徽乃屡延叛朱淆孔之流为师资，以单拈直指之说为圣学哉。夫六邑人士，岁讲轮集，莫盛于新安；高悬皋比，礼聘名硕，尤莫盛于新安。顾郡城会讲，三历坛盟，独不一诣紫阳，何居？则其故可思也。维时嘉靖丁酉，甘泉湛先生主教于斗山；庚戌，东廓邹先生联会于三院；厥后，心斋王、绪山钱、龙溪王、师泉刘诸先生递主齐盟。或主教于歙斗山，或缔盟于休天泉、还古，或振铎于婺福山、虹东以及祁东山、黟中天诸书院，亦既莅止，未有一赴紫阳者。岂紫阳固不可会讲欤？抑主教诸先生阐扬道术，皆尊其师说，往往以紫阳为口实。既以紫阳为口实，则登其堂而哆侈之、扬簸之，饮其醇而索其瘢，操吾戈以人其室，诚有所不便也，故宁他适之为安也。而新安之学，浸非紫阳之学矣。新安主教多海内名硕，名硕皆王氏之徒，而天下之学恐亦非紫阳之学矣。”他们以“仔肩”和捍卫朱熹学说为己任，使得“岁讲轮集，莫盛于新安”，而他们对于陆王心学的抵制和对程朱理学的传承，也得到了徽州知府曹鼎望的称许和资助，云：“文公夫子集诸儒之大成，发先圣之秘旨。功高理学，庙享紫阳。本府职膺守土，凡春秋奠币，必敬必诚。两载于兹，恪遵无斁。惟是书院虽存，无复诸儒之寝斯食斯者，仅留庙祝一人，龙钟衰老。本府目系心伤，几叹斯文零替。兹当九月望日，为夫子诞辰。闻六邑之宿儒，醵资袖米，集讲于书院三日。”

内容概要

序

陳祖武

安徽大學徐道彬教授，先前專攻戴東原學術，以力作《戴震考據學研究》而深為四方學人讚許。此後又負笈金陵，北上京師，問學於宿儒與俊彥，將先前之研究加以拓展和深化，視野所至，博及乾嘉時期之江南考據學風。近者，欣悉道彬教授新著《「皖派」學術與傳承》，行將由黃山書社出版。遵囑，謹將往日讀書所得忝附驥尾，既志祝賀，亦敬請道彬並四方大雅先進賜教。

清朝的乾隆初葉，也就是十八世紀的三十至六十年代，在中國學術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古學復興的潮流。這個學術潮流由江南中心城市發端，沿大運河由南而北，直入京城，在取得最高統治集團的認可之後，演為清廷的文化政策。於是朝野共鳴，四方流播，最終形成盛極一時的經史考證之學，因之拔宋幟而立漢幟，遂有漢學、樸學之謂。晚近治學術史之前輩諸大家，乃徑稱之為乾嘉學派。探討乾隆初葉古學復興潮流在江南中心城市的形成過程，對於推進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研究的深入，或許不無益處。

一、興復古學之前驅

明清時期，江蘇蘇州以富庶的經濟、便利的交通和久遠而深厚的文化積累，成為包孕吳越的人文淵藪。乾隆初葉的古學復興潮流，即肇端於此。

當明末季，中國社會步人一個大動盪的歷史時期。入清之初，經歷明清更迭的天翻地覆，陽明心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趨於沒落，客觀地提出了吾國學術何去何從的問題。由於此一時期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多方面發展水準的制約，決定了在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不可能產生比宋明理學思維水準更高的學術形態。因此，一時學林中人反思宋明學術，歧路徬徨，無所適從，既沒有也不可能看到學術發展的前景。於是擺落宋明，回歸兩漢，從而導致興復古學風氣在江蘇蘇州的發軔。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錢賓四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做過可信可據的追根溯源。根據錢先生所揭示之歷史真相，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同理學中人「性與天道」的論究異趣，在晚明的學術界，已經出現「通經學古」的古學倡導。此風由嘉靖、隆慶間蘇州學者歸有光開其端，至天啟、崇禎間常熟錢謙益崛起，興復古學，呼聲不絕。錢謙益有云：「自唐宋以來……為古學之蠹者有兩端焉，曰制科之習比於俚，道學之習比於腐。斯二者皆俗學也。」一如歸有光之倡導古學，錢謙益進而明確提出「以漢人為宗主」的治學主張，他說：「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為宗主……漢不足，求之於唐，唐不足，求之於宋，唐宋皆不足，然後求之近代。」

從歸有光到錢謙益，晚明蘇州地區學者的經學倡導和興復「古學」的努力，表明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潮流，已經在中國傳統儒學的母體內孕育。入清，儒林中人沿著明季先行者的足跡而進，通過重振經學而去興復古學，遂有蘇州大儒顧炎武及其訓詁治經方法論的登上歷史舞台。

宋明數百年，是理學的時代，理氣心性的論究，在為學方法論上，賦予學術界以義理思辨的好尚。數百年間，理學中人輕視訓詁聲音之學，古音學若斷若續，不絕如縷。積習既成，以葉韻而強古就今，乃至率臆改經而不顧。有鑑於此，顧炎武認為，治經學而不講音韻文字，則無以入門。於是在致友人李因篤的論學書札中，力矯積弊，重倡古學，提出了「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訓詁治經方法論。同新的為學方法論的提出相一致，顧炎武倡導融理學於經學之中，以經學去濟理學之窮，用他的話來講，就叫做「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顧炎武把經學視為儒學正統，在他看來，不去鑽研儒家經典，而沉溺於理學家的語錄，就叫做學不知本。因此，他呼籲「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淵源兩漢，澄清源流。顧炎武就此指出：「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

顧炎武復興古學的努力，登高一呼，回聲四起，率先在蘇州激起共鳴。吳江經師朱鶴齡與顧炎武唱為同調，認為：「經學之荒也，荒於執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流寓揚州的四川新繁學者費密，亦力倡「專守古經」，主張「學者必根源聖門，專守古經，從實志道」。關中大儒李顒更遙相呼應，重申「其實道學即儒學也，非於儒學之外，別有所謂道學也」。尤可注意者，一時南北學人之主張，通過儒臣講論已進入廟堂。據《康熙起居注》記，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初八日，「講官牛鈕、陳廷敬進講《尚書》……二臣奏，自漢唐儒者專用力於經學，以為立身致用之本，而道學即在其中……上曰然」。由此可以窺知，學人重倡經學之努力，已得清廷認可。

入清以後，由於諸多方面因素構成之歷史合力所作用，蘇州諸儒興復古學的努力，尤其是顧炎武提出的訓詁治經方法論，潛移默化，不脛而走。至乾隆一朝，迄於嘉慶、道光間，由識字審音人手，通過古字、古言的考據訓詁，進而把握典章制度大要，準確詮釋儒家經典，遂成數十年間主流學派共同恪守的學術矩矱。

二、江永與徽州諸儒

探討雍正、乾隆間的古學復興，徽州是一個當予重點關注的地域。梳理是時一方大儒江永及受學諸弟子之學行，或可略得管中窺豹之效。

江永，字慎修，號慎齋，安徽婺源（今屬江西）人。生於康熙二十年（1681），卒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享年八十有二。婺源為朱熹故里，理學名邦。江氏一門，經史傳家，永父期，寄籍江寧，為縣學生，自永幼年，即以《十三經註疏》課督。永稟承庭訓，讀《大學》，知為學入手乃在格物，博涉多通，務求心得。康熙四十六年（1707）起，在鄉開館授徒，時年二十七。之後，潛心《禮經》，發願結撰專書，以成朱子晚年纂修《儀禮經傳通解》未竟之志。歷時十餘年，康熙六十年（1721）書成。全書九十一卷，初名《存羊編》，繼改《增訂儀禮經傳》，凡三易其稿，終定名《禮書綱目》。該書承朱子遺意，區分類聚，別定規模，作嘉禮、賓禮、凶禮、吉禮、軍禮、通禮、曲禮、樂八門，計一百零六篇。全書以輯錄「古注與釋文」為主，旨在「但欲存古，以資考核」。由於卷帙過繁，刊行不易，故而書稿塵封十餘載，「幾為蟲蝕鼠穿」。

乾隆元年（1736）六月，清廷開館纂修《三禮義疏》。安徽地方當局奉命，將《禮書綱目》抄送書館。是年冬，同郡理學名儒汪紱有書致永，詢問《禮書綱目》梗概。未待江永覆書，紱書再至，誤信傳聞，疑永為學博雜，徒「以博洽自見」。三年（1738）春，永復以長書一通，紹介《禮書綱目》大要，彰明立身及為學旨趣。書中，探討古禮、古樂，以明「存古」、『道古」、「志古」、「好古」之意，雖高言復古，亦主張「不必泥古」。九月，紱接永書，誤會釋然，於答書中以「從事於經學」共勉。至於如何從事經學，汪紱不讚成「因時藝而講經學」，亦反對「汗漫之書抄」，提倡漢代經師的專門之學，主張：「學者苟具中上之資，使能淹貫六經，旁及子史，尚矣。如其不能，則莫若專攻一經。」翌年春，永再有長書復紱，告以「早年探討西學，晚乃私淑宣城梅勿庵先生，近著《翼梅》八卷，寫本歸之梅氏令孫」。又稱：「《近思錄》，吾人最切要之書，案頭不可離者。俗本離析破碎，宋時葉采之注亦未備。嘗為之詳註，採取朱子之言，以注朱子之書。朱子說不備，乃取葉說補之，葉說有未安，乃附己意。足之十四卷，已有成書。」

乾隆五年（1740），應在鄉翰林院檢討程恂之請，永執教休寧程氏家館。以花甲之年，完成歷學書七卷，計有《金水二星發微》、《七政衍》、《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等七種。同年八月，隨程恂入都，三禮館總裁方苞及儒臣吳紱、梅瑴成、杭世駿等，皆前來問學論難。六年（1741）八月返鄉，迄於乾隆十二年（1747），除短暫講學郡城紫陽書院及赴江西閱卷外，皆在程氏家館。其間，休寧戴震負笈問學，成為及門高第弟子。

乾隆十四年（1749），清廷詔舉經學特科，永以年屆古稀而辭薦，並致書戴震，表示「馳逐名場非素心」。十五年（1750）七月，永七十大壽，震以及門高徒而撰壽序，序中稱：「吾師江慎修先生，生朱子之鄉，上溯漢、唐、宋以來之絕學，以六經明晦為己任。震少知向慕，既數年，始獲一見，又數年，始拜先生於吾邑之斗山。所讀諸經，往來問難，承口講指畫，然後確然見經學之本末。既而先生就館本邑，未能從學，深悵悵焉。」又說：「震少覽近儒之書，所心折者數人。劉原甫、王伯厚之於考核，胡朏明、顧景范、閻百詩之於水經地誌，顧寧人之於古音，梅定九之於步算，各專精一家。先生之學力思力實兼之，皆能一一指其得失，苴其闕漏，著述若此，古今良難。」

乾隆十八年（1753），應歙縣西溪汪氏之請，永主持汪氏家館教席。戴震、方矩、金榜、程瑤田、汪梧鳳等遠近弟子云集，執經問對，同調共鳴。翌年，戴震避仇入京，行囊攜永著《推步法解》、《翼梅》等新作。時值儒臣秦蕙田奉命撰《五禮通考》，遂全錄《推步法解》，並將永相關論說輯人《觀象授時》一類。

江永晚年，雖已屆耄耋，依然課徒授業，著述不輟。迄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病逝，不過短短十年間，相繼再成《鄉黨圖考》、《律呂闡微》、《春秋地理考實》、《古韻標準》、《河洛精蘊》、《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諸書。永為學一生，貫通漢宋，實事求是，畢生究心名物制度、經史輿地、天文歷算、律呂音韻，尤以三禮之學最稱專精。所著除前述諸書外，尚有《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宮增注》、《禮記訓義擇言》、《群經補義》、《考訂朱子世家》等。乾隆中修《四庫全書》，著錄永書達十五種、百餘卷之多。永學得弟子戴震、金榜、程瑤田等發揚光大，不惟開一代鄉邦學術風氣，而且聲應氣求，溝通四方，匯為古學復興之學術潮流。

三、蘇州紫陽書院

在乾隆初葉的古學復興之中，蘇州紫陽書院名儒云集，獨領風騷，洵稱系四方觀瞻之學術重鎮。回顧蘇州紫陽書院之創立，考察其學術好尚之演變，或可從中看到古學復興潮流的形成，乃歷史之大勢所趨，有其不可逆轉之內在邏輯。

在中國書院史上，清初順治、康熙二朝，迄於雍正初的八、九十年間，是書院教育由衰而復盛的一個轉變時期。入清之初，在經歷明清更迭的社會大動盪之後，出於鞏固新政權統治的需要，為了防止知識界異己力量的聚集，清廷一度限制甚至禁絕各地書院的活動。康熙中葉以後，隨著大規模軍事對抗的結束，社會秩序逐漸平穩，於是恢復和興辦書院提上地方文化建設的日程。作為地方官學的補充，宋代書院初起，為一時學者自由講學之所在，乃是與官辦學校並存的私學。元代以後，書院雖仍多屬民辦私學，但已經愈益受到官府節制。這種書院官學化的趨勢，在明代大為發展。嘉隆以還，南北蜂起的書院，即多屬官辦性質。清初書院，亦復如此。蘇州紫陽書院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於康熙後期登上歷史舞台的。

在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中，重視文化教育，是一個世代相沿的好傳統。宋明以降，從孔、孟到周、程、張、朱的「道統」說風行，崇儒重道便成為封建國家的一項基本文化國策。入清以後，在確立崇儒重道文化格局的過程中，清廷面臨究竟是尊崇朱子學還是陽明學的嚴峻選擇。聖祖親政，尤其是三藩亂平、國家統一之後，這樣的抉擇愈益不可迴避。康熙四十年（1701）以後，清廷以「御纂」的名義，下令彙編朱熹論學精義為《朱子全書》，並委託理學名臣熊賜履、李光地先後主持纂修事宜。五十一年（1712）正月，聖祖詔告朝野：「朱子註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經今五百餘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隨即頒諭，將朱熹從祀孔廟的地位升格，由東廡先賢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由此，清廷以對朱子及其學說的尊崇，基本確立了一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文化格局。

為響應清廷的上述重大文化決策，倡導朱子學說，端正士習，振興學術，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江蘇巡撫張伯行在蘇州府學東建紫陽書院。翌年三月，書院落成，張伯行撰文昭示書院宗旨，據稱：「學者之所以為學，與教者之所以為教，當以紫陽為宗，而俗學異學，有不得而參焉者矣。不佞樂與多士恪遵聖教，講明朱子之道而身體之，爰建紫陽書院。」這就是說，蘇州紫陽書院創建之初，秉承宋明遺風，是一個以朱子學為宗尚，講求身心性命之學的所在。

然而不過短短十年過去，雍正元年（1723），江蘇布政使鄂爾泰重修紫陽書院，其後書院的教學內容，已然發生變化。據《鄂文端公年譜》記：「每會課於紫陽書院之春風亭，與賢卿名士互相唱和，時集數十百人。而四方從游，公餘少暇，輒與論經史，談經濟，多前賢所未發。學者無不傾心動魄，恨聞道之晚。公乃分為古今文集，俱題曰《南邦黎獻》。」足見先前紫陽書院講求的身心性命之學，迄於雍正初，已經漸為詩文唱和、論經史、談經濟所取代。關於蘇州紫陽書院風尚的這樣一個轉變，20世紀30年代，柳詒征先生撰《江蘇書院志初稿》有過如下精當總結：「鄂爾泰與蘇之紳耆，及一時召集之士所作之文若詩，匯刻為《南邦黎獻集》。書院之由講求心性，變為稽古考文，殆以是為津渡。」

沿著這樣一條變遷路徑往前走，經歷雍乾間政治風雲的起伏，至乾隆初葉，蘇州紫陽書院遂擺脫心性之學的講求，成為「以古學相策勵」的學術重鎮。

乾隆十四年（1749），青年才俊錢大昕由嘉定來蘇州，入紫陽書院求學，時任院長為王峻。據事隔四十六年後錢大昕所追憶：「予年二十有二，來學紫陽書院，受業於虞山王艮齋先生。先生誨以讀書當自經史始，謂予尚可與道古，所以期望策厲之者甚厚。予之從事史學，由先生進之也。」大昕自編《竹汀居士年譜》亦記：「巡撫覺羅樗軒公雅爾哈善聞予名，檄本縣具文送紫陽書院肄業。時侍御王艮齋先生為院長，閱居士課義詩賦論策，歎賞不置。曰此天下才也。自是課試常居第一。青浦王蘭泉、長洲褚鶴侶、左莪，及禮堂、習庵皆在同舍，以古學相策勵。」譜主曾孫慶曾於該條注云：「先是王少司寇肄業紫陽書院，與王光祿同舍，始知公幼慧，有神童之目。及院長詢以今日人才，則以公對。院長轉告巡撫，巡撫喜甚，招公至院，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公下筆千言，於是驚異，院中諸名宿，莫不斂手敬之。」注中名宿云云，依譜主自記，為惠棟、沈彤等。

排比錢大昕早年求學蘇州紫陽書院的上述史料，似可形成如下三點認識：

第一，至遲在乾隆十四年，蘇州紫陽書院課督生徒，已然由經史起步，旨在「可與道古」，且「以古學相策勵」。

第二，此時主持書院講席及課督生徒諸名宿，既有王峻、李果、趙虹等詩詞古文名家，更有一時興復古學之倡導者惠棟、沈彤。

第三，乾嘉時期，以經史古學名噪朝野的錢大昕、王鳴盛、王昶、褚寅亮等，其為學根柢皆奠立於蘇州紫陽書院。

四、盧見曾及其揚州幕府

揚州為運河樞紐，大江東去，運河縱流，明代以來，這裡一直是兩淮鹽運使官署所在地。入清之初，雖歷兵燹，瘡痍滿目，但自康熙中葉以後，百廢俱興，經濟復甦，又復成為人文薈萃，商旅輻輳之區。兩淮鹽商及揚州士紳，素有襄助學術、振興文教之傳統，康熙間著名經師閻若璩的遺著《尚書古文疏證》，即於乾隆初在揚州刊行。乾隆十九年（1754），盧見曾再任兩淮鹽運使，承一方之良好風氣，借助鹽商馬曰管、曰璐兄弟的財力，集四方學術精英於幕府，倡導經史，興復古學，從而使揚州成為古學復興潮流中的又一重鎮。

當時，會聚於盧見曾幕府的四方學人，主要有陳章、江昱、惠棟、沈大成、王昶、戴震等，其中，尤以惠、沈二人影響最大。據《揚州畫舫錄》記：「盧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山人，山東德州人……公兩經轉運，座中皆天下士……惠棟，字定宇，號松崖，蘇州元和人。硯溪先生之孫，半農先生之子，以孝聞於鄉。博通今古，與陳祖范、顧棟高同舉經學。公重其品，延之為校《乾鑿度》、《高氏戰國策》、《鄭氏易》、《鄭司農集》、《尚書大傳》、《李氏易傳》、《匡謬正俗》、《封氏聞見記》、《唐摭言》、《文昌雜錄》、《北夢瑣言》、《感舊集》，輯《山左詩抄》諸書。」又稱：「沈大成，字學子，號沃田，松江華亭人……通經史百家之書，與惠棟友善。」

憑藉惠棟、沈大成諸幕友的努力，盧見曾在二任兩淮鹽運使的十年間，先後做了幾樁可謂轉移風氣的大事。

最先做的一樁事，是補刊朱彝尊遺著《經義考》，主張「勿信今而疑古」，倡導「窮經稽古」之學。《經義考》為康熙間經學大儒朱彝尊遺著，全書凡三百卷，彝尊生前所刻僅及其半，即告齎志而歿。乾隆十九年，盧見曾再任揚州，與鹽商馬曰管、曰璐兄弟相約，慨然出資補刊，歷時一年，克成完書。補刊伊始，十九年夏，盧氏有序云：「竊嘗謂通經當以近古者為信，譬如秦人談幽、冀事，比吳、越間宜稍稍得真。必先從記傳始，記傳之所不及，則衷諸兩漢，兩漢之所未備，則取諸義疏，義疏之所不可通，然後廣以宋、元、明之說。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園冊子、師心自用之誚。」補刊蕆事，二十年（1755）六月，朱氏後人稻孫撰文感激盧見曾及揚州鹽商馬氏兄弟，據稱：「書之顯晦，與夫行世之遲速，固有天焉。繼自今窮經稽古之士，其得所津逮，而拜使君與懈谷先生之嘉惠者，良匪淺矣。」二十一年（1756）二月，清高宗祭告闕裡，盧見曾又將《經義考》裝潢二部，恭呈御覽。從此，該書得以深入宮禁，流播朝野，於乾隆初葉以後經學之大盛，影響甚大。

第二樁事是輯刻《雅雨堂藏書》，率先表彰東漢經師鄭玄學說，揭出「漢學」之大旗。《雅雨堂藏書》輯刻漢唐典籍凡十三種，主要有《李氏易傳》、《鄭氏周易》、《尚書大傳》、《鄭司農集》、《周易乾鑿度》等。全書始刻於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1758）竣工，雖以盧氏署名，實則選書、校勘、撰序等，處處可見蘇州大儒惠棟的辛勞。於所刻《李氏易傳》，卷首盧氏序梳理《易》學源流，推尊漢學，以存古義，據稱：「余學《易》數十年，於唐宋元明四代之《易》，無不博綜元覽，而求其得聖人之遺意者，推漢學為長。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猶存故也。」於《鄭氏周易》，同樣稱：「此書之傳，雖不及《三禮》、《毛詩》之完具，然漢學《易》義無多，存此以備一家，好古之士，或有考於斯。」於《周易乾鑿度》，還是說：「《乾鑿度》先秦之書也，去聖未遠，家法猶存，故鄭康成漢代大儒，而為之注……為梓而行之，以備漢學。」於《尚書大傳》，依然謂：「三家章句雖亡，而今文之學，存此猶見一斑，為刊而行之。別撰《補遺》一卷，並附《康成集》於卷末，俾後之求漢學者，知所考焉。」以上凡引諸書序言，在在接武乾隆九年惠棟著《易漢學》，以及惠氏歷年對鄭玄《易》注的董理和鄭氏經學的表彰，承前啟後，繼往開來，乃有他日漢學之風行四方。

第三樁事是刊行惠棟未竟遺著《周易述》，以存乾隆初葉古學復興之一重要學脈。惠棟為蘇州大儒，四世傳經，專意漢學。乾隆九年（1744），所著《易漢學》成，以表彰漢《易》而唱興復古學之先聲。又著《九經古義》，弘揚顧炎武訓詁治經之倡導，明確昭告學林：「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自乾隆十四年（1749）起，開始結撰《周易述》，後因病故世而未成完書。惠棟生前，早在入揚州盧氏幕府之初，其治經主張即已為幕主所接受，因之始有盧見曾補刊《經義考》、輯刻《雅雨堂藏書》諸學術舉措。二十三年（1758）五月，惠棟病逝。八月，盧見曾即以《周易述》付梓，於卷首撰文記云：「吾友惠松崖先生說《易》，獨好述漢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漢《易》，有魏《易》，有晉《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漢《易》用師法，獨得其傳……蓋先生經學得之半農先生士奇，半農得之硯溪先生周惕，硯溪得之朴庵先生有聲，歷世講求，始得家法，亦云艱矣。先生六十後，力疾撰著，自云三年後便可卒業。孰意垂成疾革，未成書而歿。今第如其卷數刊刻之，不敢有加焉，懼續貂也。先生年僅六十有二，余與先生周旋四年，為本其意而敘之如此。」

五、從惠棟、戴震到錢大昕

在乾隆初葉的古學復興潮流中，江南諸多中心城市並非彼此孤立，互不關涉，實則一代又一代學人在其間的往還，已然使之相互溝通，聯為一體。正是眾多學人的執著和敬業，共同促成了經史古學的復興和發皇。以下擬略述後先接武的三位大師之相關學行，以窺傑出學人在其間所付出勞作之艱辛。

我們所討論的三位大師，一是惠棟，二是戴震，三是錢大昕。三人之中，惠棟最為年長，生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戴震其次，為雍正元年（1723）生人，而錢大昕最少，生於雍正六年（1728）。就年輩論惠棟是長者，戴、錢皆屬晚輩。乾隆九年（1744），惠棟著《易漢學》名世，成為興復古學的傑出先行者。是時，戴、錢俱尚在孜孜尋覓治學門徑。十四年，錢大昕求學紫陽書院，因之尊惠棟為「吳中老宿」，且慕名登門拜謁。事隔四十三年之後，年近古稀的錢大昕依然深情回憶：「予弱冠時，謁先生於泮環巷宅，與論《易》義，更僕不倦，蓋謬以予為可與道古者。」二十一、二年間，大昕同窗王昶與惠棟同客揚州盧氏幕府，《易漢學》手稿即由王昶抄校。此一抄本及惠著《周易述》大要，亦經王氏而傳入京城。所以彼時錢大昕自京中致書王昶，一是告：「惠氏《易漢學》，鶴侶大兄現在手鈔，此時尚未付還。來春當郵致吳門，決不遺失也。」一是稱：「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獨明絕學，談漢學者無出其右矣。」

乾隆二十二年（1757）冬，戴震旅京南還，途經揚州。有幸在盧氏幕府同惠棟訂交，當時情景，戴震記之甚明：「震自京師南還，始覿先生於揚之都轉鹽運使司署內。先生執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吳江沈冠云嘗語余，休寧有戴某者，相與識之也久。冠云蓋實見子所著書。震方心訝少時未定之見，不知何緣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覯，益欣幸獲覯先生。」三十年冬，戴震過蘇州，晤惠棟遺屬及諸高足，曾撰《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文，以緬懷亡友。文中高度評價惠學云：「先生之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墜未墜，埋蘊積久之業，而以授吳之賢俊後學，俾斯事逸而復興。震自愧學無所就，於前儒大師不能得所專主，是以莫之能窺測先生涯誒。」正是在這篇文章中，戴震承惠棟訓詁治經的傳統，提出了「故訓明則古經明」的著名主張。同時，又將這一主張與典章制度的考究及義理之學的講求相結合，對惠棟學術作了創造性的解釋。他說：「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為？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

乾隆三十四年（1769），戴震為惠棟弟子余蕭客著《古經解鉤沉》撰序，重申前說，系統昭示訓詁治經以明道的為學宗旨。他的結論是：「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篇末，戴震重申：「今仲林得稽古之學於其鄉惠君定宇，惠君與余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學之不僅在故訓，則以志乎聞道也，或庶幾也。」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開《四庫全書》館，戴震以舉人奉召入京修書。至此，漢學得清廷優容，大張其軍，風行朝野，古學復興蔚成風氣，如日中天。正如當時著名史家章學誠所記：「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勾《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為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駸駸乎移風俗矣。」

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戴震在北京去世。此時錢大昕已激流勇退，歸隱林泉，以博贍通貫而主盟學壇。五十四年（1789），大昕入主蘇州紫陽書院講席。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回首當年求學紫陽，不覺已整整四十年過去。在迄於嘉慶九年（1804）逝世的十六年間，錢大昕弘揚紫陽書院傳統，以「精研古學，實事求是」而作育一方俊彥。據錢慶曾《竹汀居士年譜續編》記：「公在紫陽最久，自己酉至甲子，凡十有六年，一時賢士受業於門下者，不下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學，實事求是。如李茂才銳之算術，夏廣文文燾之輿地，鈕布衣樹玉之《說文》，費孝廉士璣之經術，張征君燕昌之金石，陳工部稽亭先生之史學，幾千年之絕學，萃於諸公，而一折衷於講席。」

後海先河，飲水思源，晚年的錢大昕，以一傑出史家而梳理當代學術史事，分別為惠棟、江永、戴震諸家立傳，尤為留意表彰傳主興復古學之功。江永一傳，大昕稱傳主「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算、鐘律、聲韻尤明」。且記云：「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為忘年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為多。」戴震一傳則大段徵引震撰《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古經解鉤沉序》諸文之主張，將傳主為學宗旨歸納為「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在《惠先生棟傳》中，錢大昕總結數千年經學史，尤其是宋元以降學術積弊，指出：「予嘗論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剿襲人言，以為已有，儒林之名，徒為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大昕準確地把握住惠棟《易》學與漢學復興的關係，他寫道：「惠先生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倖存其略於李氏《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為注，演其說為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燦然復章矣。」

通過梳理惠棟、戴震、錢大昕三家的相關學行，我們似可依稀看到，乾隆初葉以後，「古學」二字宛若一根無形的紅線，把幾代學人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從惠棟、戴震到錢大昕，是否可以視為古學復興潮流形成至發皇的一個縮影，我想或許是可以這樣去認識的。

謹錄舊文奉政，同聲相應而已。倘蒙教言，感激不盡。

陳祖武　謹識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於京東潘家園

书籍目录

目　　錄

前　言

上篇   徽州學者與清代學風

第一章 徽州人文與地域學風

第一節 徽州的地理環境與民風

第二節 勤苦篤實的徽州學人

第三節 紫陽書院與理學式微

第四節 西溪不疏園與「皖派」學術

第五節 朱熹在徽州本土所遭遇的尷尬

第二章 「皖派」學術的地域特色

第一節 汪紱與江永：理學與樸學的對壘

第二節 徽州歷算學及其運用

第三節 徽州禮學與禮、理之辨

第四節 徽州方言與乾嘉小學之興

第三章 徽州學者與西學東漸

第一節 江永《翼梅》與「西學中源」

第二節 戴震地位的迅速確立與西學關係

第三節 凌廷堪的西學觀

第四章 「江南省」的徽州人與揚州府

第一節 「江南省」徽州與揚州的融合

第二節 徽州人與江南學術文化

第三節 盧見曾與徽州人及揚州學術

第四節 朱筠與「安徽使院」及漢學復興

第五章 戴震與惠棟在揚州的契合

第一節 「求是」必先「求古」

第二節 「求古」未必「佞漢」

第三節 惠棟的義理觀與經世思想

第六章 程瑤田在江南的學術活動

第一節 程瑤田對徽州學術的秉承

第二節 程瑤田對江南學者的影響

第三節 程瑤田的實學與致用觀

第七章 「績溪胡氏」 與「皖派」學風

第一節 徽州學風與胡氏家學

第二節 為學宗旨與治經方法

第三節 「皖派」後勁的成就與影響

下篇  「皖派」學術在江南的傳承

第一章 《說文解字注》：段玉裁傳承戴震的文字學

第一節 承緒師志　成就偉著

第二節 訓詁音聲　相為表裡

第三節 以字考經　以經考字

第四節 「四體二用」學說的闡釋

第二章 《廣雅疏證》：王念孫傳承戴震的訓詁學

第一節 因聲求義　不限形體

第二節 由博返約　類比歸納

第三節 實事求是　反對墨守

第三章 《經傳釋詞》：王引之傳承戴震的文法學

第一節 辨明虛實　發凡起例

第二節 音義互證　比例而知

第三節 由字通詞　修辭立誠

第四章 《方言箋疏》：錢繹傳承戴震的方言學

第一節 不蹈成見　信而有徵

第二節 繼承前說　自出新意

第三節 擇善而從　不涉門戶

第五章 《孟子正義》：焦循傳承戴震的義理學

第一節 《孟子正義》與《孟子字義疏證》

第二節 「以詞通道」的通儒之作

第三節  性理之學的一脈相承

第六章 《禮記訓纂》：朱彬傳承江永的禮制之學

第一節 注重文字訓詁　著力典章制度

第二節 甑覆發微　通達中正

第三節 承「皖派」余緒　傳「揚學」精髓

第七章 《論語正義》：劉寶楠對江永學術的傳承

第一節 《論語正義》與劉氏家學

第二節 《論語正義》與《鄉黨圖考》

第三節 《論語正義》與「皖派」學風

第八章 《大戴禮記正誤》：汪中對戴學的繼承與發展

第一節 汪中家世與徽州的關係

第二節 《正誤》對戴學的認同與推進

第三節 辨章學術與通經致用

第九章 《戴氏考工車製圖翼》：江藩對戴學的推崇與輔翼

第一節 推崇許、鄭　秉承戴學

第二節 遇窮而學進　求是而功偉

第十章 漢學的護法：阮元對戴學的傳承與弘揚

第一節 注重金石　探賾索隱

第二節 推明古訓　學以致用

第三節 義理學的傳承與發揚

餘　論

也論戴震與章學誠

清代學術的幾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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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派学术与传承》由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出版。

作者简介

《皖派学术与传承》所论范围既是对清代学术发展史的探讨，也是对徽学研究深层次问题的初步挖掘。事实上，乾嘉学术的探研与“皖派”学术的揭示，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当下，我们对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推陈出新，意在重振“皖派”学风，弘扬儒家思想文化，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站在前辈学者的肩膀上，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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