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书评

国际关系史前史：一种解读视角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专门用一章阐述了事件所处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然而正统意义上的（欧洲）国际关系历史还没有开始。学界一般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作为国际关系的肇始，一纸和约虽然意在为天主教与新教历时三十年的惨烈战争画上一个句号，却无意中开启了一套新的政治游戏规则：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国与国的争端通过国际会议加以解决；会议条约必须遵守，否则可进行集体制裁；外交代表制度正式确立，外交使团由此成为之后三百年决定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当然，任何理念与规范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主权国家和利益至上是国际关系的两大要素，而这些理念的发展，我们都能在七十多年前的这场浩劫中看到些许端倪。对于国际关系历史研究来讲，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不啻于“史前史”的存在。首先是对内绝对主义国家观念的形成。查理九世在整个事件中尝试了一种实用主义策略，将自身从宗教纷争中独立出来，以国家理性为由，把自己当做在天主注视之下唯一的守护者和仲裁者，希望以“臣民”概念包容势同水火的宗教分裂。这种国王神圣化的努力随着大屠杀而为世人逐渐接受，最终成为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滥觞，法兰西化身专制王权的政治试验场。但是反对的余音不绝，大屠杀后的第五次内战中，能够让天主教和新教温和派联手的动因，便是“暴君”的存在。有趣的事实是“国王的两个身体”论述与博丹的共和六书分别在大屠杀前后出现，这个时代的“国家”与“王权”从理论到实践都面临着巨大的张力。然后就是国际关系中利益至上国家观念的演进。在屠杀发生后，查理九世不断尝试以“国家（国王）安全”作为向两大阵营解释的主要说辞。虽然任何时代共同体都存有某种程度的逐利准则，但是将国家利益作为国家运行的核心在那个时代依旧标新立异，这从两派教徒的愤怒、各国王室的疑惑中可见一斑，这种将精神和世俗领域区分而来的行为尚不足以被人们持久的接受。勒班陀之后法国受到了神圣同盟的鄙视，而三十年战争后法国得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在这期间不断强化了对于国家利益正当性的解释，大屠杀则成为了在全欧推广这一理念的契机。除此之外，英法关系与西法关系、国家间条约的约束、外交官在事件中的作用都在整起事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相比于宗教和封建姻亲关系，这些外交行为并非常态，但这个时代展现出的国家间交往的规则正在逐渐向1648年靠拢。当一个国家开始以其本身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思考自身利益时，神学最终难免走向工具主义。无法理解这种转变的上帝的子民，决定用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捍卫信仰。特别的，这里是巴黎，1572年的漫天血色让人不禁联想起1789甚至1968。在国际舞台上，国家是独立存在的行为个体；在其统治区域内，国家则面对着共同体内枕戈待旦的宗教派别，不断冲突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这场大屠杀仅仅是这种张力的一次暂时性释放，这时的法国还不能及时有效地管理和利用这种民众的力量。当她可以更熟练地运用这股力量时，也正是旧时代落幕，新时代开启的时刻。

一场婚礼引发的惨案？

我所工作的地方在宁夏，众所周知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中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地。在很久以前，回汉严禁通婚。据说伊斯兰教有一条教义，大意是穆斯林（信伊斯兰教的人，伊斯兰信徒）只能与穆斯林相爱结婚，绝对不能和非穆斯林相爱结婚，在伊斯兰教信仰中，穆斯林是信教的，是高贵的，圣洁的，而非穆斯林，是不信教的，是有待教化的。而且，穆斯林禁食猪肉，他们坚信凡是食用了猪肉就会变得不洁净，所以非穆斯林都是不洁净的。其实回汉通婚也不是不可以，要么一方必须放弃信仰，要么一方必须入教信教。但要穆斯林放弃伊斯兰教信仰，那是万万不可的；而皈依伊斯兰教又需要经过严苛的仪式。对于非穆斯林而言，入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家人去世后，进行上坟、烧纸等汉人拜祭活动的权利……由此可见，不同信仰的人通婚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正如16世纪法国国王查理九世之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这位天主教公主与新教领袖纳瓦尔国王亨利•德•纳瓦尔的联姻。之所以称之为联姻，是因为这一婚姻是由查理九世极力促成的。为了与当时的霸主西班牙相抗衡，1570年查理九世迎娶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次女——奥地利的伊丽莎白，通过这一联姻在天主教的阵营站稳了脚跟。但欧洲的和平需要双方势力均衡来维持。因此，法国还需要在新教阵营找到一股能够制衡天主教阵营的力量。经过再三筛选，法王决定将其妹玛格丽特嫁给亨利。虽然法王明知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的信仰教义有很大的差异、两位年轻人素来不和且根本不配——“玛格丽特是‘瓦卢瓦家族的珍珠’，风度优雅又饱读诗书，而亨利近乎粗鄙”。查理九世认为这场联姻可以结束法国多年的宗教战争，实现其美好愿望——“看到我的臣民能够共同生活在真正的团结、和平与安详之中，忘却曾经的不快……所有的法国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遵守和平敕令，在和平、团结和友爱中，彼此像亲兄弟和同胞一样继续生活”，这样他的王国就能恢复曾经的辉煌。这场联姻的用意不仅仅在宗教，而且它还能扩充法国当时的版图。然而，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因玛格丽特和亨利的表亲关系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双方结合需要得到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特许，但在这位天主教皇的眼中，玛格丽特公主与一位异教徒的婚礼是“对天主的亵渎”、“对灵魂的祸害”，所以他拒绝颁布特许，除非，亨利改信天主教。——这就同本文一开始所述的回汉通婚，需要伊斯兰教徒放弃他们的信仰一样，亨利断然拒绝了。尽管如此，查理九世依然决定，在未获教皇特许的情况下照常举办婚礼。几天后，惨绝人寰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发生了……也许，这一场盛世的婚礼并不是导致大屠杀的直接原因，但它将大批 胡格诺（新教）贵族及教徒引致巴黎，为“将异教徒一网打尽”提供了条件——新教教徒，老弱妇孺，无一幸免……浪漫的塞纳河，见证巴黎史上最血腥的一夜——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导言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1572年8月24日，周日，圣巴托罗缪之日。这天，巴黎的街巷潮湿异常，“就像是下过一场大雨”——一位路过巴黎的斯特拉斯堡市民如是说。实际上，街巷中闪烁的不是雨水，而是鲜血。这天夜晚，新教军事领袖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里尼在他位于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天主教徒的英雄吉斯公爵手下的一队士兵杀害了。科里尼的几位主要军官被法国与瑞士近卫队从床上拉下来，解除了武装后拖到卢浮宫的庭院中，长矛穿喉。这一切都是在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许可下进行的。究竟是何种压力迫使法王同意如此做法？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仍然各执一词。第二天，太阳升起，巴黎城内一片屠戮之景。天主教徒头戴装饰着十字架的帽子，臂缠白色袖章——这两个标志象征着他们认为已不复存在的纯洁，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天主之名追捕着“异端”。全副武装的士兵挨家挨户搜查，一旦发现新教徒就拖出屋外，不经审判便立行处死。新教徒常常死无全尸，衣不蔽体，被抛至塞纳河中。新教徒的尸体堆在巴黎城中的广场与十字路口，随后被人用小推车弃至河边。鲜血染红了塞纳河河水。一位来自米约的加尔文宗教徒记载道：“巴黎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吃河里的鱼，因为河水已被完全污染，尸臭扑鼻。”在圣日耳曼城郊，新教徒的尸体被抛入教士井中——此井一直以来都是当地人用来扔牲畜骨头的。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嗷嗷待哺的婴儿被从母亲的怀中夺走，抛至河中；老少全家灭门，主仆同遭毒手。死者的住所遭到洗劫。破晓前，欧塞尔圣日耳曼教堂那令人惶恐的钟声响起，旋即被附近教堂的钟声传播开来。空气中回荡着被割喉者的呻吟声、杀人者的呼喝声与火枪开火的声音。法国国王为一场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感到惶惶不安，躲在卢浮宫中。人们对国王颁布的止屠杀令不屑一顾。巴黎城已落入誓死铲除异端的最为狂热的天主教徒手中。其他人惊魂未定，躲在自己家中不敢外出。巴黎大部分街道都安设了岗哨，盘查过往行人，逃亡者一旦被揭穿伪装便会被送交刽子手。任何想出城的人都需出示有效的通行证。巴黎各城门连续三天紧闭，新教徒从城里逃脱的机会渺茫。一位来自曼托瓦的天主教医生菲利波•卡夫里亚纳虽然十分敌视新教徒，但作为这次大屠杀见证人，他深感骇然：街上举目皆是被剥下的衣服、千疮百孔的尸体。塞纳河中同样如此。死者的性别、年龄与社会地位已无从辨别……一些人在街巷中四散奔逃，另一些人则紧追不舍，口中大喊：“杀死他们！杀死他们！”这是一场真正的杀戮。但我们也能见到，一些男女顽固异常，刀已架在脖子上仍不肯为了免遭屠戮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希望成为魔鬼的殉道者，他们因为自己执拗的无知同时失去了肉体与灵魂……然而，这场屠戮也没有给我们天主教徒带来往日的兴奋与狂喜，因为这一场景委实过于恐怖，过于悲惨……所有人的帽子上佩戴着白色十字架，左臂缠着庆典时佩戴的袖章。当时的接头口令是“天主万岁，国王万岁！”，以便能够辨清敌我。这段记述中提到了新教徒有可能选择放弃信仰以保全性命。而其他记述却没有同样的记载，仅仅描述了凶手的残酷无情。一些胡格诺派信徒被投入监狱，晚上即被处死。所有家族成员都难以幸免。这场屠杀持续了一周，死亡人数在前三天达到顶峰，后虽有下降，但直到8月30日周六仍有人被杀。8月28日周四，上文提及的那位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市民就亲眼目睹了一位临产妇女被处死：这是一位衣着华贵、“漂亮迷人”的伯爵夫人。尽管她不断哀求，但却仍被剥光衣服，除下首饰，身中数矛后被抛至塞纳河。他写道：“在她倒下的时候，我还看到腹中胎儿在轻轻蠕动。”过了一会儿，他又看到一位金银匠的伙计试图从屋顶逃走，却被火枪射中。周六，他又目睹了三位刚刚被屠杀的遇害者尸体被抛入河中。巴黎大批新教徒因这场血腥的屠杀而丧命。他们虽然在巴黎这个拥有大批天主教徒的城市中只占少数，但在屠杀前也有几千人。在这血腥的一周中，有多少人失去了性命？我们无法相信当时人的估算——因宗教信仰与立场的不同，对死亡人数的估算也相差甚远，一些人认为是一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达十万。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支付给圣婴公墓掘墓人的工资总额，他们负责埋葬被塞纳河顺流冲到夏佑、帕西、欧特伊与圣克鲁的尸骨。据此估算，埋葬尸体总数约为1825。5这个数字仅仅反映了巴黎部分遇害者的数量。我们认为，比较可信的数字是至少约三千人遇害。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外省约15个城市也发生了屠杀事件，全法罹难者总数增至万人左右。妇女被开膛破肚，老人被刺穿喉咙，儿童被抛至河中，男人被残忍去势，凶手嗜血狂热：这便是当时的人对1572年8月24日的记载所留下的回忆。巴黎画家弗朗索瓦•杜布瓦逃离巴黎，到瑞士避难，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他的一幅油画反映出的正是一片充满暴力、仇恨、野蛮的凶残杀戮场景。

解开谜团

解开谜团——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by Rene-summer 或许是很少读历史方面的书，或许是自己不太感冒历史，尤其是世界史，对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方面的知识，我更是一无所知。正好借《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这本书来弥补一下我的不足。《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全书分为三篇九个章节，从遗忘之难到联姻网络，从伏击到国王颜面尽失，从对內敌之战到大一统的乡愁，从上帝的审判到反暴君同盟，从血腥之死，殉教者之死到走向接受宽容，一步步的解开这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572年8月24日，周日，圣巴托罗谬之日。这里面讲到的圣巴托罗缪是法国的狂欢节，时间是每年的8月25日。由于此次天主教对胡格诺教徒的屠杀发生在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夜，历史上也有称为圣巴托罗缪之夜。悲剧发生的背景源于一条忘记过去的赦令，遗忘过去双方的罪行...新教徒（也就是后来的胡格诺教）是为了信仰而战，他们认为天主教是盲从，是背弃...两种不同的宗教不断的在铲除，打败对方的教徒...联姻，最早知道这个词的就是昭君出塞，就是王昭君请求出塞到匈奴和亲。而书里也有讲到联姻，美第奇的女儿与纳瓦尔亲王的联姻不仅仅使宗教更强大，也使得法国西南的领土大幅度扩张…忘记过去的赦令没有更好的执行下去，让国王非常的愤怒和怀疑，猜疑的种子种下之后，一旦新教徒行为不轨，后果不堪设想。果然国王怒了，宣布剥夺新教的自由，命令新教牧师在15天之内离开法国。十字架，我们都很熟悉的标志，而在那个年代，被作为标记受害者住所的标识。古墓的山楂树开花引发了宗教热忱的高涨，敌对的情绪让三千多人在巴黎殒命！国王再次下达新的命令，命令总督需返回地方，召集新贵族，并友善的强调了回归天主教的意愿，不回归就没有光荣的职务。血腥屠杀后的创伤后遗症是显而易见的，而宗教有宗教的解决办法，大多数人认为是神的力量，还有少部分人是认为天主在复仇，是上帝的审判！国王查理九世依旧对胡格诺派充斥着不满的情绪，而后发生的莫克海德大败路易.德.拿骚与克里斯托夫伯爵率领的军队，两人都被杀害，以及查理九世的去世等一系列的事件加速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联合。而后也越来越认可国王和仆从的信仰不同的存在。谜团就这样一步步的解开了，我也了解了，心里很感慨。宗教信仰我没有，也没有办法理解那时候人们的狂热，但尊重宗教信仰。只是个人认为，把宗教信仰强加在民众的意愿上有些强人所难，自由信仰就好，不要把这些信仰沾上政治的色彩！

导言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1572年8月24日，周日，圣巴托罗缪之日。这天，巴黎的街巷潮湿异常，“就像是下过一场大雨”——一位路过巴黎的斯特拉斯堡市民如是说。实际上，街巷中闪烁的不是雨水，而是鲜血。这天夜晚，新教军事领袖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里尼在他位于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天主教徒的英雄吉斯公爵手下的一队士兵杀害了。科里尼的几位主要军官被法国与瑞士近卫队从床上拉下来，解除了武装后拖到卢浮宫的庭院中，长矛穿喉。这一切都是在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许可下进行的。究竟是何种压力迫使法王同意如此做法？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仍然各执一词。第二天，太阳升起，巴黎城内一片屠戮之景。天主教徒头戴装饰着十字架的帽子，臂缠白色袖章——这两个标志象征着他们认为已不复存在的纯洁，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天主之名追捕着“异端”。全副武装的士兵挨家挨户搜查，一旦发现新教徒就拖出屋外，不经审判便立行处死。新教徒常常死无全尸，衣不蔽体，被抛至塞纳河中。新教徒的尸体堆在巴黎城中的广场与十字路口，随后被人用小推车弃至河边。鲜血染红了塞纳河河水。一位来自米约的加尔文宗教徒记载道：“巴黎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吃河里的鱼，因为河水已被完全污染，尸臭扑鼻。”在圣日耳曼城郊，新教徒的尸体被抛入教士井中——此井一直以来都是当地人用来扔牲畜骨头的。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嗷嗷待哺的婴儿被从母亲的怀中夺走，抛至河中；老少全家灭门，主仆同遭毒手。死者的住所遭到洗劫。破晓前，欧塞尔圣日耳曼教堂那令人惶恐的钟声响起，旋即被附近教堂的钟声传播开来。空气中回荡着被割喉者的呻吟声、杀人者的呼喝声与火枪开火的声音。法国国王为一场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感到惶惶不安，躲在卢浮宫中。人们对国王颁布的止屠杀令不屑一顾。巴黎城已落入誓死铲除异端的最为狂热的天主教徒手中。其他人惊魂未定，躲在自己家中不敢外出。巴黎大部分街道都安设了岗哨，盘查过往行人，逃亡者一旦被揭穿伪装便会被送交刽子手。任何想出城的人都需出示有效的通行证。巴黎各城门连续三天紧闭，新教徒从城里逃脱的机会渺茫。一位来自曼托瓦的天主教医生菲利波•卡夫里亚纳虽然十分敌视新教徒，但作为这次大屠杀见证人，他深感骇然：街上举目皆是被剥下的衣服、千疮百孔的尸体。塞纳河中同样如此。死者的性别、年龄与社会地位已无从辨别……一些人在街巷中四散奔逃，另一些人则紧追不舍，口中大喊：“杀死他们！杀死他们！”这是一场真正的杀戮。但我们也能见到，一些男女顽固异常，刀已架在脖子上仍不肯为了免遭屠戮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希望成为魔鬼的殉道者，他们因为自己执拗的无知同时失去了肉体与灵魂……然而，这场屠戮也没有给我们天主教徒带来往日的兴奋与狂喜，因为这一场景委实过于恐怖，过于悲惨……所有人的帽子上佩戴着白色十字架，左臂缠着庆典时佩戴的袖章。当时的接头口令是“天主万岁，国王万岁！”，以便能够辨清敌我。这段记述中提到了新教徒有可能选择放弃信仰以保全性命。而其他记述却没有同样的记载，仅仅描述了凶手的残酷无情。一些胡格诺派信徒被投入监狱，晚上即被处死。所有家族成员都难以幸免。这场屠杀持续了一周，死亡人数在前三天达到顶峰，后虽有下降，但直到8月30日周六仍有人被杀。8月28日周四，上文提及的那位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市民就亲眼目睹了一位临产妇女被处死：这是一位衣着华贵、“漂亮迷人”的伯爵夫人。尽管她不断哀求，但却仍被剥光衣服，除下首饰，身中数矛后被抛至塞纳河。他写道：“在她倒下的时候，我还看到腹中胎儿在轻轻蠕动。”过了一会儿，他又看到一位金银匠的伙计试图从屋顶逃走，却被火枪射中。周六，他又目睹了三位刚刚被屠杀的遇害者尸体被抛入河中。巴黎大批新教徒因这场血腥的屠杀而丧命。他们虽然在巴黎这个拥有大批天主教徒的城市中只占少数，但在屠杀前也有几千人。在这血腥的一周中，有多少人失去了性命？我们无法相信当时人的估算——因宗教信仰与立场的不同，对死亡人数的估算也相差甚远，一些人认为是一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达十万。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支付给圣婴公墓掘墓人的工资总额，他们负责埋葬被塞纳河顺流冲到夏佑、帕西、欧特伊与圣克鲁的尸骨。据此估算，埋葬尸体总数约为1825。5这个数字仅仅反映了巴黎部分遇害者的数量。我们认为，比较可信的数字是至少约三千人遇害。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外省约15个城市也发生了屠杀事件，全法罹难者总数增至万人左右。妇女被开膛破肚，老人被刺穿喉咙，儿童被抛至河中，男人被残忍去势，凶手嗜血狂热：这便是当时的人对1572年8月24日的记载所留下的回忆。巴黎画家弗朗索瓦•杜布瓦逃离巴黎，到瑞士避难，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他的一幅油画反映出的正是一片充满暴力、仇恨、野蛮的凶残杀戮场景。

王权在宗教政治关系中的作用

阿莱特•茹阿娜女士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书最先由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在2007年出版，从属于一套名为“塑造了法国的日子”（Les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的丛书，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对于法国历史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在“导言”中作者就已经指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一个疑问重重的谜团，“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仍然各执一词”。在这些谜团中，茹阿娜女士指出了尤其重要的三点：其一，从象征新教与天主教和解的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和纳瓦尔国王亨利的婚礼如何剧变为天主教徒对于新教徒的屠杀；其二，查理九世如何在下令处决他认为最危险的胡格诺的同时仍然尝试保持1570年颁布的圣日耳曼和平敕令；其三，为何对于部分胡格诺领袖的处决会演变为巴黎以及法国多个城市的大规模屠杀。作者在这本书中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对这三个谜团的解释归属到一个自洽的体系之中，而这也正是这一事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的魅力所在。在这本书中，作者将自1570的和平敕令至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的历史事件都纳入了自己的考察范围，而不仅仅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当作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历史视角的连续性和对于大量材料的审慎处理正是作者最值得称道的两点。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作者首先就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分析。第一种最为人熟知的解释自然是认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一场针对新教徒的阴谋，而之前的婚礼只不过是吸引新教精英汇聚巴黎的诱饵，而这一解释自很久以前就被抛弃了。第二种解释认为查理九世通过吉斯家族将科里尼铲除是政治行为，其背后的动机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茹阿娜女士通过西班牙驻法国大使给菲利普二世的信反驳了这一解释：只要科里尼活着查理九世就不会对西班牙宣战，否则将会给科里尼过大的权力。因此说是西班牙在背后指使了对于科里尼的暗杀不成立。第三种解释认为是吉斯公爵暗杀了科里尼。虽然吉斯公爵确实有很强的行为动机，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果针对科里尼的刺杀是家族复仇（vendetta），至少凶手会留下表明其身份的信息。传统解释的困难在于混淆了四个相对独立的事件：8月22日早晨对于科里尼的伏击、8月23日晚御前会议决定对科里尼等新教领袖的处决、8月24日开始的在巴黎对于新教徒的大屠杀以及之后屠杀在外省的延续。作者试图对这四个事件进行逐个分析。对于8月22日对于科里尼的伏击作者认为以往的各种猜测都没有充足的证据，而仅仅倾向于将其归于某个狂热的天主教份子。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切断这一事件与之后国王下令对科里尼等人的处决的联系，正是由于被伏击的科里尼的强硬态度使查理九世感受到了威胁才会有之后的肃清行为，这可以被称为第一次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而8月24日巴黎范围内天主教徒对于新教徒的屠杀则是某种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爆发的结果，虽然这一事件有着看似荒唐的导火索：吉斯公爵在带领人处决了科里尼之后对他们说：“士兵们，拿出勇气来！我们已经旗开得胜，去杀掉其他的人，这是国王的命令。”（P.168）吉斯公爵当时所指可能只是科里尼的同伙，但是却被他的下属理解为了所有巴黎的新教徒。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作者认为“这次屠杀除具备一般屠杀的特点外，还带有战争的特点。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两种暴力形式是不同的：第一种可由冲动的情绪引发，而第二种则是在‘理智的情况下发生的’ 。”（P.165）这一说法避免了将大范围的屠杀归结为一时情绪的简单做法，而是看到了这种暴力之下天主教与新教当时的深刻冲突：新教徒被当作随时可能暴动的危险份子，当作威胁天主教徒生命与财产的不稳定因素。这种对于他者的恐惧似乎在历史上一而再地招致暴力，“大屠杀在成为一种对肉体的暴行之前，首先在思想上对人进行改造，使他们‘看到’了一个需要被消灭的假想他者。” （P.322）而之后蔓延到外省的屠杀则更多的是政策和管理不力所导致的：一方面查理九世前后的命令不一致使得许多外省总督不知所措，另一方面外省没有做好面对天主教徒暴动的准备。纵观整个事件，有两个核心因素从始至终处于核心的地位，这也是作者所一直强调的。一是王权的问题，二是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可以说是法国政治体制转变的一大关键点，在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之后“反暴君派”（Monarchomiques）写出了各种小册子反对君主一人专权，而“不满派”（Malcontents）则从贵族利益出发对国王一人专权损害贵族利益的做法表示抗议，两种思想潮流到导致了一种法国政治中沉睡已久的观念——“公益”（bien publique）——的复兴。这种“公益”体现在具体的政治制度上就是三级会议。这无疑是希望将君主专制（Monarchie）转向有限君主制（Monarchie contrôlée）。但是另一方面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疑是对王权的一次肯定。这两种倾向在之后的亨利三世那里体现得更为明显。 这种对于君主专制的担忧与查理九世在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深刻的联系。第一次大屠杀的诱因是查理九世感受到自身的王权受到了科里尼的威胁从而展开的肃清行动，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绝对君主在这一事件中负有的责任。而具体到肃清的手段，则是采用的“特别的司法程序”（P.140），亦即先对科里尼等人进行处决再向法院提交解释，这一点后来饱受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诟病。关于这一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表明了英法两国君主制的差异，而查理九世提出的论证是“万分紧急之关头，已无法采取一般的司法程序，只得采取这种手段”（P.141）。可以看出这里蕴藏着控制君权的必要性，既然采取特殊司法的目的是保护处于危险的国家，而采取的这一措施事后经证明是不令人满意的，因此需要由更审慎和有保障的机构来采取决策似乎是不言而明的。而在第二次大屠杀的过程的，国王的威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一开始天主教徒得知国王下令处决胡格诺时认为国王得到了神圣的启示要求除尽异端，他们在被这一令人激动的消息刺激而展开行动；另一方面当他们发现国王仍然试图扮演软弱的调停者时又对后者失望至极从而导致对停止屠杀的命令充耳不闻。总而言之，“暴君”在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让人担忧，这导致了法国对于政治发展方向的进一步反思。而在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方面，作者的分析似乎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有学者认为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揭示了存在于君主派精英的政治文化——浸透了新柏拉图主义和谐与一致的价值——与大众热烈的宗教文化之间的巨大断裂。” 这一说法虽然指出了政治与宗教的巨大张力，却将这种张力简单归于不同群体，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不同的倾向存在于同样的个体身上。正如茹阿娜女士对查理九世的性格的精彩分析所指出的，这是一位极想建立自身权威又试图保持宗教宽容政策的君主。因为想要建立自身权威必须把握政治上的主导性，因此不能忍受一切挑战其权威的行为；与此同时必须处理好从之前就一直存在的宗教问题，当然是以政治的方式。1570年的和平协议试图让人们忘记过去的争端，它赋予新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有限自由，这是一种争取“和谐与一致”的政治手段。但是新教政治力量对于其政治权威的挑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查理九世对科里尼的担忧从来就未曾消失过。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查理九世试图使新教徒改宗的想法也是一直存在的，特别是大屠杀之后对于圣日耳曼协定的核心条款的放弃更是流露出了这位国王的心理，利于政治利益作为筹码换取新教贵族的回归是作为天主教徒的查理九世必然会采取的策略，因为天主教支持者是其统治的核心，而任何偏向新教的政策都会动摇这一核心。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亨利九世这里成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纵观全书，作者以审慎的态度和丰富的史料来看待圣巴托洛缪大屠杀这一扑朔迷离的事件，试图给出整体圆融的解释而非纠结于具体的细节（如袭击科里尼的具体人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心理学和政治学角度对当事人的心态及这一事件的深刻影响进行分析，而对于法国君主制的影响和存在于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张力的分析尤其精彩。译文总体来书还算流畅，对于关键术语的处理也令人满意，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注释中的法语错误百出，大概是校对之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