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模式》章节试读

《国家创新模式》的笔记-第245页 - Google IPO:尚待挖掘的潜力

Google的案例启示我们：由于能从成功的高科技新公司赚得大量的金钱，技术可以先从大学转移到现有企业，再到新公司的形成。从1969年诞生到2009年，OTL已经产生了130亿美元的收益，其中包括来自Google股票的3亿美元 （Ku,2010）。 作为市场过程的结果，OTL有机会将Google的搜索技术许可给一个现有公司。技术的先进性不是个障碍。现有的搜索产业能认识到Google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潜在应用前景。OTL，基于实现Google搜索的全部融资价值和发明人利益的标准，鼓励一个新公司的形成。实际上， 在一个“大学天使投资人” 的支持下，这个过程进行得很好。
和潜在客户讨论的过程帮助技术许可工作人员认识到这项技术更多的应用价值，因为它们寻求增大技术专利需求和许可的销售，把法律和市场销售途径集成到技术转移过程中。和从事技术许可工作的同事进行头脑风暴和与潜在客户讨论，能更好地确认技术发明的产业应用和更多的潜在价值，远远超出了发明人的认识范围。当OTL“销售”Google技术给搜索公司时，产生两个良好的效果：（1）这些公司感兴趣给投资人和OTL提供了信号：这项技术具有潜在应用价值，有希望形成一个独立的公司；（2）和搜索公司技术人员的讨论给Google发明人以很大的信心，相信他们的技术比任何其他可采用的方法都好，增强了他们成立高科技新公司的决心。
Google IPO 把技术许可办公室的感觉传递给斯坦福大学校机关，从Google能赚到多得意想不到的美元转变了学校管理部门对技术转移的期望。 由Google获得的2。5亿美元能建新大楼和新项目，激励潜在的初创高科技公司层出不穷，远远超过了特曼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进行技术转移努力的最初目标—— 支持斯坦福毕业生。由智力资源支持大学发展的梦想呼吸到现实的空气，扩充了收学费、政府拨款和捐赠等传统的大学融资渠道。因而 Google IPO 导致对技术转移的反思，特别是在投资斯坦福大学基金的管理公司（Stanford Management Corporation）内部。
比较而言，大部分学校的技术转移办公室都是“门面机构”，只能赚得少量的资金，或干脆就是大学预算单上的花钱项目，而斯坦福大学的OTL一直自然地运行在上层管理机构的“雷达屏幕”上。从本质上说OTL就是大学的研究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知识溢出时为技术许可而设置的单位，有它存在的特定价值，因而不必考虑它赚钱还是花钱，也不值得对其发展给予特别的关注（Nelson，2005）。早在OTL存在的初期，关于它在大学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就已经被确定下来：OTL隶属于大学的科研管理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它就是科研管理机构的一个部门，而不是处于有更高工资和聚焦于更直接赚钱的商业那边。在理事会的要求下学校改变了一个较早期的政策——即为避免可能的冲突而阻止斯坦福接受衍生公司（如CISCO和SUN）的股权。然而，为避免对各部门可能带来的影响，通常分配给能产生知识产权的单位的资金被放在一个特殊的资金库里，以支持研究生奖学金。
斯坦福管理公司把由占公司非常小份额的股权赚来的看似很大金额的钱看作是相对失败的。Google IPO 已经赚到几十亿美元，但斯坦福只从中得到非常小的份额。管理公司提出大学在OTL标准许可协议中保留权力对每个被OTL许可的由大学产生的高科技新公司做适度投资。硅谷风险资本共同体感觉这是斯坦福管理公司在干预硅谷的风险资本领域，故对其施加了阻力。因而斯坦福投资增加的份额还是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以避免冒犯和冲突OTL可以通过市场试探过程确定一项技术发明的市场前景和资本化潜力。Google 的案例表明：OTL运作在现时的硅谷生态系统中，是其中众多促进技术转移和衍生公司的玩家之一。实际上，技术发明对OTL公开有时不是发明人在寻求帮助，而是件检验必要盒（necessary box）的事情，即发明人及其潜在投资人想看看学校和社会方面对这项发明成果的反应如何，以检验它是否具有市场潜力，有无必要进行商业化。这是发明人和他们的天使投资人所发展的技术转移和公司形成战略的组成部分。OTL也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把新来的发明人介绍给风险资本家、律师等可能对公司形成有帮助的人。一旦把他们介绍出去，OTL便采取相对被动的方式，让发明人牵头继续技术转移过程。有些情况下，发明人谢绝OTL的邀请，决定通过在公司里任职把技术带到公司进行“技术转移”，比如 “Orkut” 社会网络软件转移到 Google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