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将主宰多久》书评

霸权轮回：该轮到中国了？——FT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

在本书中文版上市之前，国内外媒体已经有不少注意到这部鸿篇巨制，FT中文网年度推荐时，专栏作家魏城为其写了以下这篇评论：---------------------------------------------------------------------------------霸权轮回：该轮到中国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谁也说不清中国，谁也看不透中国，但谁都在解读中国，谁都在预测中国。1978年，当邓小平开始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不仅西方人，就连中国人自己，也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30多年过去，中国经济这列火车，虽然磕磕绊绊，虽然经历了许多危机，但居然没有翻车，反而越驶越快，让铁轨两边的旁观者看傻了眼，也让车上向外赏景的乘客闪昏了眼。预测中国何时超过美国，如今已经成了西方经济分析师类似赛马赌注般的嗜好，每次预测都会缩短好多年。最新的预测是美国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上个月的估算：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2年超过美国。2012年？这么近？不是拐个弯就能到的吗？不是伸出手就能摸的吗？但那些花花哨哨的理论呢？那些婆婆妈妈的告诫呢？不是说没有文化的彻底改造、没有政治的配套改革，中国经济这列超载的火车迟早要出轨吗？不是说没有科学精神的牢牢扎根、没有企业文化的深厚培育，中国经济这架过时的飞机不可能真正地起飞吗？但为什么如今这列火车仍在摇摇晃晃地疯跑、这架飞机仍在颤颤悠悠地高飞呢？难道早已成为笑谈的大跃进口号“超英赶美”，如今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难道中国真的时来运转，暴发户真的就要赶上老贵族了？海内外的学者也跟着凑热闹。美国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去年出了新书《中国大趋势》，忽悠得中国人眼湿心热；英国的前马克思主义学者马丁•雅克也在今年专门推出了中英文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煽乎得中国人鸟飞雀跃。《为何西方统治世界——暂时》便是当代无数试图解释东西差异、试图解读中国崛起的专著中最新的一本。初次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时，我刚刚读完《当中国统治世界》，当时的我，对这类谈论谁在统治世界、谁将统治世界的书有些“反胃”，但看到该书封底推荐此书的人中，有许多我喜欢的学者，诸如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出于好奇，我开始阅读这本长达750页的历史书。还好，这本书并非预测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的赶时髦的应急之作；还好，这本书可读性很强，并无艰涩的学术术语堆砌。该书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英文书名是“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目前尚无中文译本，为方便中国读者，我暂且给它起了一个不那么文雅的中文书名：《为何西方统治世界——暂时》。在造成大半个伦敦城瘫痪的12月初的一场大雪中，我终于读完了这本的最后一章。首先要解释一下，这本书说的“西方”是广义的，除了现代欧洲人或欧洲后裔所居住的国家之外，还包括古代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旧世界西半部的所有文明。但此书所说的“东方”却是狭义的，主要指中国，最多再加上日本和朝鲜，但似乎不包括蒙古和东南亚诸国，更不包括印巴次大陆和中亚诸国。虽然此书主旨并非预测中国何时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全书主题自始自终没有离开中国。引言之初，作者虚构了一个故事：19世纪中叶，中国炮舰开入英国泰晤士河，清朝要员在伦敦干预操控英国内政，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则被迫离开妻子，出使中国，如同人质，长期被困紫禁宫，留起了辫子，潜心研习儒学。但历史真相却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英国炮舰开进中国长江，阿尔伯特亲王未去中国，反而是一条北京犬被洗劫颐和园的英国军人带回家乡，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宠物，被女王赐名为Looty。这位出生在英国的作者接着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19世纪的历史结局不是阿尔伯特亲王去中国，而是Looty来英国？从此，这个问题便像个幽灵，不时地出没于全书不同的章节中。但作者的答案听上去却简洁明快：地理。用如此简短的一个词，来概括一本750页的历史书，似乎有些不太公平。虽然莫里斯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在东西方文明差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他的理论似乎并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最近他在BBC新闻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也马上翻译转载，引发许多中英网民跟帖，此文中有一段话，也许能够更好地概括莫里斯的理论：“世界上的人群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为什么有些群体固守狩猎与采集的生活方式，而其他群体却能建立帝国和经历工业革命呢？其原因与人种、信仰、态度或伟人无关，只与地理有关。地理决定了社会如何发展，但是社会如何发展同时也确定了地理的含义。”具体到他在引言中提出的那个问题，他的答案是：地理因素使欧洲人比中国人更轻易地跨越了长度只有太平洋一半的大西洋，从而发现了美洲大陆；地理因素与社会发展互相推动，使英国最早实现了工业革命，最早实行了议会民主，最早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奥秘，最早成为了全球海上霸权，进而可以跨越半个地球，把炮舰开到中国长江。老生常谈？多少有些。如果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在为英国为何打败中国、西方为何领先东方寻找原因，那也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因为在这本书出版前，此类专著早已汗牛充栋。这本书的新鲜之处在于，它更多的是对西方人的一种警示：不要以为西方会永远领先，东方很快就会赶上来，换句话说，就书名而言，它的重点不在“为何西方统治世界”，而在“暂时”。不过，莫里斯字典里的“暂时”一词，也是数百年，他的“长期”一词，则是一万六千年。中国有个典故：坐井观天，印度也有个典故：盲人摸象，两者讲的都是空间上的错觉，但我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种错觉：时间上的错觉。我们看不清藏匿在更久远厚重的历史尘埃中的长期走势，常常把“暂时”的文明消长看成是某种固有的、不变的、锁定的现象。莫里斯试图克服这种“时间上的错觉”，他在这本书中努力穿越16000年的历史隧道，以更长远的眼光来把握历史的走势，独创了“社会发展指数”：用四个量化指标（1、能源获取；2、城市人口；3、信息技术；4、战争能力）来衡量不同时间点和空间点上的东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程度，并描绘了相应的曲线图。初看这幅走势图，我也吃了一惊。原来16000年的历史竟然可以如此“一目了然”！莫里斯深知他的曲线图一定不会十分精确，一定会引起争议，但他仍然认为，对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即使是有争议的量化标准，也要胜过那种毫无量化指标的、模糊的、文学化的定性描述。根据莫里斯的曲线图，我们似乎终于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走出时间的“孤井”，摸一摸历史的“全象”了。这个曲线图至少显示出两大历史走势：一、在这16000年中，无论东西方，社会发展在90%以上的时间内基本是水平线式的渐进发展，只是到了近几百年，才突然变成了垂直线式的突进发展；二、在这16000年中，西方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领先东方，但大约在公元541年左右，东方的社会发展分数超过了西方，结束了长达14000年的西方领先时期。而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社会发展指数一直领先于西方，而西方只是在最近几百年才领先于中国。莫里斯说，这个曲线图至少削弱了两个理论的根基：一是认为西方社会发展程度一直比东方高的“长期锁定论”，二是认为东方社会发展水平一直比西方高、西方在近现代超越东方不过是一种偶然事件的“短期意外论”。所以，在莫里斯看来，西方才是“暴发户”，中国才是“老贵族”；中国人一直追求的“超英赶美”目标，也不过是回归数百年前的“正位”。在西方，分析文明盛衰消长的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书还有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大卫•兰德斯的《富国穷国》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这几本书我都有幸仔细阅读过，获益匪浅，但看完这些书，我仍然有一些不满足的感觉，仍然有一些疑问未获解答。至少《枪炮、病菌与钢铁》与莫里斯的这本新书都或多或少地淡化了文化因素的作用，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担心被人指责为歧视弱势文化或政治不正确，而不适当地低估了文化因素的作用？或者因为他们没有在东方文化环境中生活过，所以缺乏对东方文化保守性、压抑性的切肤之痛？而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把中国近现代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儒家文化，是否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进一步仔细阅读和研究了莫里斯对文化因素作用的论述之后，我又感到，莫里斯所说的地理因素的决定作用，指的是地理因素的初始作用：文化毕竟是后生的现象，而最初导致文化形成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在莫里斯看来，就是某一文明或文化所产生的地理环境。莫里斯有一句话，反复在他的这本新书中出现。这句话就是：“任何时代都会产生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思想”，大概可以概括他对文化因素作用的理解。但文明兴衰是否由单一因素所决定？即使有相对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不是就是莫里斯所说的地理因素？人们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争论也一定会持续下去。除了强调地理因素的作用之外，莫里斯还反复以文明核心和文明边缘的不断转换来解释文明的消长兴衰，颇有新意。在他看来，人类最初有几大农业文明，都有其核心和边缘，其中尤以西方文明的核心转换特别频繁、剧烈——原来处于边缘的国家或地区，后来转变为新的核心：“在旧世界的几个农业核心中，最西端的农业核心位于西南亚，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文明的基础。到了公元前500年，它已扩张到欧洲，其重心移至地中海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到了公元1500年，它又进一步扩张，其重心移至西欧。到了1900年，它再跨洋扩张，其重心移至北美。”但莫里斯认为，东方农业文明的核心，则基本上在中国境内的黄河和长江之间转换。根据莫里斯的说法，近现代全球化的出现，使得人类最初的几个农业文明核心全部转变成为西方工业文明核心的边缘，但昔日的几个边缘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参与全球化之后，也在变成新的核心：“在20世纪，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转而吸收亚洲的资源。随着集装箱货船和喷气式飞机把浩瀚的太平洋变成一个小水塘，那些处于落后边缘的国家或地区，先是日本，接着是亚洲小虎，最后是中国和印度，纷纷成为更新的全球核心。”在他看来，古今所有文明的核心与边缘的转换，其原因都是地理因素与社会发展的交互作用。当然，作为历史学家的莫里斯，也抵御不住偶尔兼职一下未来学家的诱惑——他在BBC新闻网发表的那篇文章中预测说，21世纪中国的崛起，可能会重新安排全球核心和边缘的分布：“当我们步入21世纪中叶之时，权力和财富将跨越太平洋，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可惜的是，历史学家比较擅长的研究领域似乎是过去，而非未来。在莫里斯这篇文章后，第一个跟帖的英国读者这样写道：“我岁数比较大，还记得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唱衰亚洲、预测非洲复兴的时候。”

世间万物循环不息！

这个世界的存在就是矛盾，有因就有果，任何生物事物都在循环，包括历史等等都在不断循环，谁有能主宰谁呢？！！！物极必反，到了最苍生繁荣以后必定衰落，衰落到极点又会重新循环！http://www.xiaoshuoya.com/book/dazhuzai/

依然是西方学者的观点

依然是带有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如果是东方的学者来写可能就是东方依然主宰的世界。可能我的观点也有局限性吧，但我觉得世界发展，包括地球的诞生、生命的出现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发生的结果，无所谓西方还是东方主宰世界，均是偶然事件。能假如这样子那样子，但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无法再改变的，无论怎么假设都是毫无意义的。仅代表个人观点啊。

全觀的作品，還不能稱經典。

嗯，類似這樣的著作，碰巧筆者也讀了不少。賈德‧戴蒙的幾本經典著作就不說了，諸如《新國富論》、《帖木兒之後》、《為什麼是歐洲》(簡)、《現代世界的起源》(簡)等，正如本書作者所介紹的，關於“西方為何主宰現今世界”這個命題，分成了“長期注定論”跟“短期逆轉論”兩派，上面都包括到了。(其他像《大分流》之類的名作就是從中輾轉得知了)這本《西方將主宰多久》採取的方式也比較接近賈德‧戴蒙，視野放的很寬，從史前開始談起，論點比較接近上述兩派中的中介，作者使用了一種叫做“社會發展度”的數據(怎麼生出來的筆者就偷個懶不介紹了，書中有詳細論述)來介紹東西方的核心地帶在幾千年的發展程度。他主張過去人類從採集生活轉移到農業後，基本發展是西方略優於東方，但是在羅馬帝國滅亡後，東方開始領先，直到西方在十五、十六世紀後才追趕而上，並在地理大發現後逐步逆轉。但在這之前，不論是東西方，人類社會都有一個“發展極限”，也就是吾人俗稱的“治亂循環”，直到工業革命後，才把這個規律打破(或者是是把上限拉高)。本書的重點論述在於最後，作者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到底還是會逃不過這種“治亂循環”，如果我們在人類歷史上那些災難都不設法避免(戰爭、疾病、氣候、遷移)，到底是會重蹈覆轍。大概就這樣的說法吧。就一部科普書來說，這本《西方將主宰多久》是還不錯，引經據典，觀察的視角都算廣，只是也因為如此，在許多細節部分，由其是中國史部分，小錯跟誤解很多，雖說大概只有行家才會去挑。翻譯也有點小瑕疵，全書是單一譯者翻的，卻也有發生同一個歷史人物不同譯名的情況，有點令人費解，有些語句則不知道是原文的問題還是譯文了，但還不算影響閱讀。基本上，喜歡這個命題，還沒有讀太多本的，可以試試。如果你已經看過前述兩派的主流說法的朋友，看完筆者的心得就好了。XD

历史的发展路径已经确定了吗？

历史总能给人以展望未来的启示。然而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历史，由之而来的启示也各自不同。说实话，如果你想从历史中找到某些规律和教训来支持你对未来的规划，你几乎总能找到的。
西风压倒东风
成功者如果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成功的，那他将很难复制这一成功；而失败者如果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失败的，恐怕难免会重蹈覆辙。话虽如此，但面对历史上像罗马的兴衰、西方的兴起这类宏大命题，世人往往莫衷一是，几乎不可能有某个理论能令所有人信服，因为在这样庞大而又无法重复的事件中，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因果链条。以西方的兴起为例，正如伊恩•莫里斯在本书中简洁概括的，所有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西方的兴起是“长期注定”的，另一类则强调那只是“短期偶然”所导致。前者强调有某个关键因素（人种、地理、文化、政治等）在很久之前（常常追溯到古希腊）就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而后者则认为西欧不过是运气较好而已，而且其优势直到1750年代仍不明显，换言之，西方的兴起不仅偶然，而且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不过是最近两百多年的现象。显然伊恩•莫里斯对这两种观点都不满意（他归纳其论点也主要是为了批判它们），因为在他看来，两者都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历史事实。因为，如果西方的优势是长期注定的，那么怎么解释西方历史上的低谷？他讥讽说，如果要支持西方人基因比东方人优越，那必将面临一个难题，即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西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基因优势，而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又具有基因优势了。而短期偶然派的理论则关注的时段太短，未能将更长期的历史趋势纳入到解释中来。确实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难免会受到时代限制。1750-1950年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兴起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这一派的，而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西方主宰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理论与其说是解释了历史，不如说是洋洋得意的西方人为了解释自己的优势是必然的，正如一个贵族在回溯历史时为了解释自己因何比其他人高出一等，总是会诉诸一些看起来命中注定的因素。而“短期偶然”理论本身的产生，也与它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它本身是战后新思想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文明内部的一种反思精神，在这个时代，如果将西方的优势看作是与生俱来的，会是让思想界的人浑身不舒服的一件事，那更像是胜利者的诡辩，以及一种自认是上帝选民的不合时宜的自负。如何尽量避免这种限制？看起来答案之一是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和传统上解释西方兴起的诸多理论不同，《西方将主宰多久》的时空跨度极大，实际上涵括了所有已知的人类历史，上溯500代共一万多年。这么做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人看到兴衰波动在历史上乃是不足为怪的常态，而不至于为一时的短时趋势所束缚。在作者看来，早期历史上西方确实长期领先，“如果我是在公元500年时撰写这本书，那么我极有可能成为一名长期注定理论家”，但事实是在那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次逆转，之后又有一次大波动，如果因此而将某一方一时的优势看作是历来如此的，那将是对历史的误读。在这么长的时段中，文化、政治之类以往被强调的无形因素似乎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是哪里的人类，在智力和体质上并无不同，而不同地区的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也是类似的，不管他们最终以什么速度、什么理由、用什么方式，最终都自己找到了解决之道。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考察了东西方在文明肇始之后的社会发展，结论是：那些标志着文明的社会的各种标志性要素，在东西方都出现了，尽管年代上或许某些事物西方出现得更早一点，但关键是“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而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也差不多”。东西方互相独立，但各自沿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这本身说明西方并无特异之处；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是永恒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的优势，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暂插曲。因此，他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在他看来，是地理这一非人为因素致使中西方走上了不同道路，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因而就缺乏廉价和便捷的水运通道，导致贸易活动只能局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其次，地理因素使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他反复强调，“明朝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西方后期大西洋经济的东方版本”，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地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这乍看起来像是又一个“长期注定”理论——地理决定论是许多“长期注定”理论学者的钟爱；但同时其中又包含了一些“短期偶然”理论的观点，例如彭慕兰和弗兰克都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不过伊恩•莫里斯显然也清楚地理决定论可能的弱点，因此他又强调“虽然地理位置决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但社会发展也改变了地理的含义”，尤其到21世纪地球村的时代，“当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地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地理空间的分隔已经不再成为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之间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因为此前双方并未真正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竞争，也并未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然而，全球时代又使得这种竞争看起来失去了意义，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问题，并不是西方是否会继续主宰世界，而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灾难使我们一蹶不振之前，突破创新，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这事实上也是他立论的出发点，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理论关怀的不同，导致了他的论证过程的不同。
历史也曾有无限可能
不难看出，伊恩•莫里斯极端强调那些非人为的因素——首先是地理，其次是生物和社会因素，还有一些心理驱动（他多次指出“懒惰、贪婪和恐惧推动着社会的每次发展”）。似乎有一个个“无形的手”在推动人向前走。相比起来，他倾向于弱化那些人们自身所造就的因素，因为他的基本立论点就是：所有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并无差别，面临的挑战也类似，因而他们迟早都能按照同样的顺序发展出基本相似的文明，用他的话说，“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不是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因为“文化和自由意志从来不会长久地胜过生物、社会以及地理因素”。他尤其对那些伟人会改变历史进程的观点不屑一顾。因为在他看来，当社会推动了相应的需要时，就会有人来找出因应之道，因此就算牛顿没发现万有引力，也会有另一个人发现；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科技史上有许多重大进展都有很多人多次独立研究发现出来。他否认个人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认为聪明或愚笨并无多大差别，最多只是加快或减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进程，就算能把历史上的关键人物替换掉，事情的结果也大致会基本保持不变。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也有类似的论调：“历史上的自由意愿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暗示着我们并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规律。……认为人的自由意愿能够影响历史事件，就如同认为移动天体的自由力量与天文学相关……如果有任何一个行动是出于自由意愿，那么也就不会有历史规律的存在，同样消失的还有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虽然伊恩•莫里斯在引用这段话时说它是“一派胡言”，但实际上他本身也确切地相信有历史规律存在；他相信有自由意志存在，却不相信它能影响历史的走向，归根结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确实，若是果真如因果决定论者所言，人的行为都是其它原因的必然结果，那么自由意志根本就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为无论你做什么，最终所谓的“历史趋势”都是大致相似的。在这种观点下，巨大的人类社会看上去就像是一团混沌的云气，单个变量的变更并不影响最终的实验结果。这对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当然反驳这类观点的也不乏其人，卡尔•波普尔就曾说：“相信历史有固定的命运，是一种纯粹的迷信。……不可能以科学或其他任何理性的方式，预测人类历史的方向。”加州学派的王国斌也强调：“我们对复杂情况预测的结果不一定正确。事实上，我们也许会得到最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当我们追求惟一可能的结果时，我们是在使用决定论的逻辑，对整个事件作简单的解释。”事实上，相信“历史有固定命运”的历史决定论，在现代是极为盛行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普遍抱持一种认为世界将不断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及其伴随而来的使命感。反过来，那种认为偶然性的力量可能改变历史的观点（“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如果短一点”，以及期望穿越回去改变某个历史节点），长期以来被认为不足以严肃对待的，也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世界观格格不入的。诚然，历史不是实验，它无法重复，我们也不可能复原其所有条件。类似东西方兴衰这样的宏大命题，任何单一的因素都不可能完备地予以解释。伊恩•莫里斯认为地理是导致东西方之间区域差异的重大因素，但正是在他的这一基本立论点上，许多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事实上认为近几百年来里现代西方的兴起，与一万年前发明轮子和栽培植物并无太大区别，同样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变革罢了；但问题恰恰在此：东方或许也能独立地发明轮子和栽培植物，但假以时日，它能独立地发展起自己版本的工业革命吗？这个问题本身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相信生物学上相同的人都会迟早发展出相似的物质文明，这一信念并不能那么轻易地就平息这一争论。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都可能有诸多不同的道路。强调历史在这些节点时，其发展方向是开放的、而不是早已决定的，事实上也是为了肯定人在选择不同道路时的自由意志。这首先又以一个判断为前提，即是否存在着本应合理走上的不同道路，如果人是没有选择的，那他就成了“历史意志”和“历史规律”的提线木偶。落实到历史细节中，应当承认人是在一定限制之下有其自由选择的意志的，正如《事故共和国》一书中所言：“历史学家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合理的选择。在美国事故法的案例中，答案看起来是肯定的。历史中曾经存在着不同的制度方向，它们是我们的法律体系可能走上的制度方向，也是他者的法律体系实际走上的制度方向，更是我们在一个世纪前曾认真试验的制度方向。”如果否定这些历史中的选择、试验，忽略这些细节而专注于强调历史规律的限制，那恐怕是过犹不及的。史学家A.J.P.泰勒在其《俾斯麦：凡人与政治家》一书中曾说：“未来是一片没有地图标识的土地；历史学家如果将即便是世界上最有目的性的政治家描述为目标明确且正在沿着宽敞的大道高速前进，那么这些历史学家都会犯错误。更加灵活的历史学家们承认，一位政治家往往在其面前摆有供选择的路线；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会将他描述成在十字路口做选择的人。当然，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逻辑规律。但是这些规律和以下事实特别相似：洪水流入了看不见的沟渠，这使得它最后流入了不可预知的海洋。”伊恩•莫里斯观点的要害也在此。确切地说，他并不认为历史人物是自觉地沿确定方向前进，他只是认为他们必定只能如此，就算有选择，结果也不会有大的差别，这就否定了历史的不可预知性。正因为他所着眼的“规律”太宏观，所以他往往倾向于轻视任何人为因素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但创造历史的毕竟还是人本身。地理因素固然使西欧人便于发现美洲，但如果没有这一新大陆的存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了吗？如果中国人先发现美洲大陆，就能促使中国进入到一个变革的临界点么？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最终，他和“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这两派理论家说的，其实都根本是两回事，那根本不是相等理论条件下的对话。尤其后者通常都是经济史学家，关注的是不同社会的文化、制度等种种人为因素为主，反思也最终落在怎样的制度选择才导致了不同社会的不同道路，这与《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关注点有着显著的不同。甚至究竟是哪一个“西方”，双方的认定也全然不同，关注现代西方兴起的经济史学家眼里的“西方”，几乎无一例外是指工业革命核心区的西北欧一带，事实上也是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处于主宰地位的那个“西方”，但当伊恩•莫里斯回顾历史时，他却偷换了概念，改用另一个“西方”的定义，范围涵盖整个欧洲、中东、北非等广大地区（在他看来，伊斯兰世界一度也是“西方的核心”），而“东方”其实仅指中国和日本。概言之，本书书名中“西方”和内容的“西方”，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西方”。正如他自己所引述的历史学家Norman Davies所说的，西方的学术定义众多，而“对于西方的定义，它的辩护者们可以以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进行”，每种“西方”的定义都“可以被用来增进作者们自己的利益”。这听起来着实不无讽刺之处。
文化决定论
毫无疑问，对于“西方将主宰多久”这个问题，中国人恐怕是最关切的人群之一。因为在这里与“西方”对应的“东方”，其实主要是指中国；而且，中国人一直未忘怀在历史上那场漫长的角力中，中国曾居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在内心深处实际上将近年来中国的兴起视为是“回归历史正常状态”的一次纠正。当然，东西方之间的兴衰交替，如果只是一个你上我下的跷跷板游戏，那也不值得国人为之牵挂和兴奋，《西方将主宰多久》本身所能带给我们的启发也不仅如此。不难看出，伊恩•莫里斯已经超越了那种“你输我赢”的思想——他并不是站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为西方的主宰优势高兴“我们得了一分”，也并不为他预期中2103年东西方地位翻转而感到焦虑惶恐，因为他在意的是“利用过去预见未来”，是作为整体的人类能否顺利地解决新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国人倒是很少会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即便有人提到黄土高原须对中国未能走向海洋文明负责，但最终这些论调仍然会落实到强烈的文化决定论上。自从西风东渐、国人意识到中国的落后时起，这一论调时常弥漫于相关争论之中。无论是“丑陋的中国人”、“狼图腾”、“超稳定结构”等，其共同的特点就在于认为：某些特有的中国文化和制度须为中国的黑暗落后负责，而西化是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唯一途径。在这其中形成一种奇特的现象：近代史上中国的爱国者，常常对本国文化持有最强烈的批评态度。如鲁迅就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正是母语及其附属的母文化，导致数亿中国人陷入困境。其内在逻辑是：中国可以抛开汉字、汉语和中国文化继续存在，甚至中国要生存就必须与中国文化决裂，予以彻底清除。由此形成一套极端二元对立的话语：光明/黑暗、进步/退步、现代/传统、世界/中国、鲜活/陈腐、科学/迷信、革命/反动、新生/垂死、文明/野蛮，等等。这种观念假设，一旦中国清除阻碍进步的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拥抱并确立新文化，则一切都将迎刃而解，进入文明的新生而获得救赎。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盘西化是试图抄近路的一种想法。梁文道曾说，他最怕看到诸如“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样的字眼，因为“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当然这种决定论的观念并不认为“什么都不用做了”，恰恰相反，它认为必须行动起来，把“老法子统统去掉”。吊诡的是，另一种与它事实上是同根的文化决定论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因此必须沿着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路线来发展。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认定文化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然而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却十分轻视文化因素，他根本不相信文化因素比地理因素更具决定性。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刻板印象，西方文化中也有一些分支有神秘倾向，而东方文化中也可以发展出逻辑思辨；而一些曾被认为是导致落后的因素，如儒家价值观，“现在这些看起来却像是巨大的优势”。这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现在往往是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相信“长期决定”论，研究科技史的陈方正就倾向于认为西方科技的优势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奠定，总之双方的优劣态势在文化的根子上即已确定。反过来倒是许多西方学者对这类结论并不那么确信。近代历史的经验也已表明，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如果只把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视为需要改造也能够被改造的客体，那在现实中是很难遂行的。民国时的中国通谢伟思，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早已认识到，“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是不可能通过信仰耶稣基督的道路而得到拯救和实现现代化的”（《出类拔萃之辈》）。说到底，东方和西方都是巨系统，而每个巨系统内部总是充满各种混杂的矛盾，没有哪个巨系统的运作能保持长期的自我完善，毕竟都是人制定的制度，都可能遇到事先无法预见的极端情形，关键是要有多元的试错能力。不管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历史总有“意外”：早先人们相信新教是现代化的必要动力，而日本的东方文化则是其阻碍，但最终日本也成了发达国家，证明这些文化因素即便不能促进，至少也无碍其实现现代化。每次出现这样的例外，就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毕竟，现实不可能去遵循和适应理论。
十年前，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洛杉矶的一次私人聚会上说：“对于我们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尝试利用第一的地位创造一个当我们不再是全球第一的时候还能舒服地生存的世界。”需要补充的是，创造一个“能舒服地生存的世界”并不仅仅是“他们西方”的选择，也是所有人应当一起去努力创造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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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
p.129：王懿荣的亲戚得了疟疾，派人去买一剂中药龟甲：似系王懿荣本人生病
p.131：西方篆刻文字研究泰斗戴维•凯特利（David N. Keightley）：似当作“甲骨文研究权威吉德炜”
p.138：格拉夫顿•艾略特•史密斯公爵（Sir Grafton Elliot Smith）：系“爵士”而非“公爵”
p.228：有一个名为于洪（Yu Hong）的人，在公元592年时被葬于中国北方城市太原，而他实际上是欧洲人：按当作“虞弘”，此人应系中亚人，非欧洲人
p.256：经济历史学家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按中文名“伊懋可”
p.263：铁木真的父母有一次在撤离营地的时候，把他给忘了，直到一年后才回来找他。后来也速该被塔塔儿族杀害，塔塔儿族还赶走了诃额仑……［铁木真］杀害了同母异母的兄弟，因为根据部落的规定，他的兄弟有权娶诃额仑为妻。之后，铁木真被贩卖为奴隶，等他逃出来之后，未婚妻已经被抢……铁木真把抢夺她的人杀了，把她夺了回来……［铁木真］杀死自己的胞弟札木合：此段错误极多，《蒙古秘史》中没有铁木真幼年时失踪一年的事；塔塔儿系部落，非民族；离弃诃额仑的是泰赤兀部，非塔塔儿人；铁木真杀别克帖儿是因捕鱼的纠纷；铁木真未被贩卖为奴，只是被泰赤兀人俘虏几天，孛儿帖被抢也是之后蔑儿乞人夜袭的结果，并非在他被俘期间；抢夺孛儿帖的脱黑脱阿、赤勒格尔孛阔等蔑儿乞人当时均未死，而是逃走了；被杀的札木合也不是其胞弟，而是结拜的安达
p.263：［成吉思汗试图］将宋朝北部都变成蒙古马驹的冬季牧场：按此系忽必烈时代的争论，成吉思汗并未有侵宋之举，实在要说，那也是金朝北部，而非南宋的北部
p.264：地图上“行宫/商都”：当作“上都”
p.266：1254年，可汗决定在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间进行一场公开辩论。这种事也只有在喀喇昆仑才会发生：当作“哈尔和林”，下页地图上同改
p.169：［1351年］皇帝从亚洲内陆征用了“绿眼基督徒”：按指绿睛回回，即阿速回回，多信奉景教
p.276：在越南时，船员们认为他们必须躲过一些“僵尸头野蛮人”：指《西洋番国志》所记载的占城国“尸只于”，原文为“惟以目无瞳人为异。夜寝时头能飞去，食人家小儿粪尖，则妖气入儿腹必死。其头复回本体，相合如旧”，这一记载汪大渊《岛夷志略》宾童龙条亦有
p.297：皮莱资事件：按前文p.292/293均作“皮雷斯”，事迹亦有，故p.297下编者注亦属多余
p.304：红发什叶派武装分子：按即伊朗的Qizilbash，红头军
p.308：在中国，所谓的棚屋民族侵入了大山森林深处：当作“棚民”
p.363：中国筒笔漫画一幅——口中喷火的英国士兵：按此图所绘是在青田县，看文字似非指英人

纬度而非态度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莫里斯运用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用的类似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方法来解答斯宾格勒提出的问题，西方为什么会没落，东方为什么开始超越西方。他得出的结论和戴蒙德的结论类似，都是地理因素最重要。伊恩•莫里是斯坦福大学古典文学系和历史考古中心教授，专业是公元前1000年的古地中海研究。他的历史延伸到漫长的史前时期。他说在过去的15个千年里，有14个千年西方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但是从公元550到公元1550年东方领先于西方。但随后近500年来，西方统治东方。莫里斯说，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推动社会的发展：人类是高级动物，像所有的生物一样，我们要生存就要从周围环境中获得能量。生理方面的差异，西方人的种族优越论是错误的，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有时候东方落后于西方，有时候超越西方。社会学则告诉我们人类如何推动社会发展。莫里斯提出了莫里斯定理：社会发展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想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但是，社会发展中的巨大变化，比如农业起源、城市出现以及工业革命，没有一个是因为人们的忙碌而出现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在危机时刻孤注一掷产生的。这一理论让人想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文明的挑战与应对模式。社会发展过程中挑战总是不断出现，发展与崩溃就会交替进行。当社会发展遭遇瓶颈的时候，天启五骑士，气候变化、饥荒、国家灭亡、移民和瘟疫就会降临，导致社会停止或倒退几个世纪。莫里斯说，将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联系起来可以解释历史进程，但是要解释为什么是西方统治着世界，要借助于地理因素。比如，对东方人来说到印度洋航行比到空荡荡的太平洋上要收获大得多。西方商人开辟的新航路推动了新兴市场的发展，并就自然如何运行提出了新的疑问，由于海上路线的刺激开始利用煤炭和蒸汽。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东方人也会可能有同样的发展，也会有自己的工业革命，但是由于地理原因，西方人更容易发现美洲，这也就意味着西方人会首先开始工业革命。所以英国战舰迫使中国在1842年开放与西方贸易，美国人在11年后迫使日本开放市场。西方霸权时代到来。但是历史并没有在那里终结，莫里斯说，地理法则继续发挥作用。到了1900年，英国主宰的全球经济已经吸引了北美洲的大部分资源，把美国从非常落后的边缘地带带进全球中心。这个过程在20世纪持续进行，随着美国主宰的全球经济吸引亚洲的资源，首先把日本然后把“亚洲四小龙”最后再把中国和印度变成主要的经济体。莫里斯认为伟大人物在历史没起什么作用，新的哲学观念也可有可无。文化和自由意志会加快或者延缓我们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但是从来不会长久地胜过生物、社会以及地理因素。根据这些历史模式，莫里斯做出预测。如果这个变化过程像在20世纪的速度继续在21世纪运行，东方经济将在2103年超越西方。但如果变化的速度就像15世纪以来持续出现的那样持续加速，可以预料东方称霸全球将在2050年实现。虽然莫里斯认为过去是必然的，但是未来却变幻莫测，文明有可能再次崩溃，天启五骑士可能再次归来。

西方兴起是地理决定的吗？

此文已刊于2011年9月19日《南方都市报》，有删节。尽管美国的霸主地位日渐衰落，中印等东方古国重新崛起，西方依旧统治着这个世界。经济生产能力直接体现了西方在全球的统治优势。上世纪五十年代，鸟类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巴布几内亚的丛林观察动物行为，与当地土著多有来往。一位叫耶利的土著人向戴蒙德问道：“为什么你们白人有那么多洋玩意儿（cargo），我们却没有？”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戴蒙德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潜心研究，最终写成《枪炮、钢铁和细菌》一书。该书的核心思想并不复杂：欧亚大陆较其他大陆更具有发展农牧业的优势和技术传播的条件，因此欧洲人征服了美洲和非洲，而不是相反。简言之，是地理，而不是人种或文化，回答了耶米的问题。然而，戴蒙德在书中并没有详细讨论为何欧洲人击败了东亚各民族——两者可都处于欧亚大陆之上。十五世纪以来，欧亚大陆的几大文明体在原有的轨道上并行，它们或者停滞不前，或者进展缓慢。只有欧洲突然飞跃，驶向了另一种文明形态。与其追问为什么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没有率先走向工业文明，不如思索欧洲为何首先进入现代社会。去年年底，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出版了《西方为何至今统治世界（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一书，旨在回答这一问题。此书中译本已于今夏由中信出版社推出，并将标题改为《西方将主宰多久》，其实作者只在最后两章对西方的前景作了一些大胆预测。“伦敦，1848年4月3日。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在痛。” 为引出一部欧亚风云史，莫里斯首先虚构了一段想象的情境：19世纪中叶，中国炮舰驶入泰晤士河，英国女王乞求向中国进贡，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被迫出使清廷。真实的历史与此截然相反——英军两次击败大清王朝，并带回了一只名叫洛蒂的京巴狗，作为宠物献给女王。莫里斯由此发问：为什么是洛蒂来到白金汉宫，而不是阿尔伯特前往紫禁城？换言之，在近现代史上，为什么西风压倒东风，而非东风压倒西风？东西方的思想家关注这一问题已有两个多世纪，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解释都可归入“长期注定”派，即认为西方早在两千年前的轴心时期，甚至更早，就具备了进入工业文明的动因。有些学者关注的因素较为表面，如气候和种族；另一些则乐于探讨深层原因，如宗教和制度。无论钟情于何种因素，他们都相信上帝早已选中了欧洲人。直到二十世纪末，“加州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兴起，才提出了惊人的“短期偶然”理论。该学派的成员主要任教于美国加州几所大学，几年前曾引起国内学术界热议的《大分流》即是其代表作之一。与长期注定派截然相反，加州学派的理论家宣称，出于偶然原因，西方直到18世纪末才领先于东方。西方兴起堪称历史研究中的一大谜题。由于线索太多，致使多种学说并立，令人难辨真伪。莫里斯形象地将这一领域的混乱局面比作盲人摸象——有人专治经济史，则强调“资本主义”；有人注重军事史，则宣扬“尚武精神”；有人研究艺术史，则推崇“文艺复兴”；有人了解宗教史，则力挺“新教改革”；还有人醉心于政治史，自然高举《美国宪法》。1995年，莫里斯调入斯坦福大学，担任了一系列行政职务。在工作中他结识了众多领域的专家，并向他们请教有关全球历史的研究进展。这就好比一个站在局外的盲人，向每个盲人打听他们摸到的大象模样，再把这些印象拼凑起来。莫里斯因而以一人之力，“将无数领域中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想要回答“为什么”，首先须搞清“是什么”。西方兴起倒底是涓涓细流汇成大河，还是一片死寂中的火山爆发？为解答这一问题，莫里斯构造了一项“社会发展指数”。它涵盖人类在四大领域的文明表现，包括能源消耗、城市规模、信息技术和作战能力。这一量化指数不仅清晰地显示了欧亚大陆的发展进程，而且可以对比过去一万五千年东西方在每个时期的文明程度。这里的东西方并非人种或文化定义，而严格的地理概念——东方是指黄河与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社会，而西方则是指由中东地区两河文明发展而来的社会。由于考古和历史资料的局限，莫里斯只能较为准确地计算东西方核心区域的社会发展指数。农业社会产生之后，西方的核心地区一直位于中东，直到公元前一世纪转移到地中海地区，罗马帝国衰落后又转回西亚。大约在十世纪，地中海地区重新成为西方的核心区域，并于十六世纪后转向西欧和北欧，十九世纪后北美也加入进来。而东方的核心区域则始终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直到十九世纪移至日本。《西方将主宰多久》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发展程度比较结果。莫里斯发现，在过去一万五千年的绝大部分时期，西方的发展指数高于中国。然而，从公元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晚期，东方后来居上，工业革命后风水又转回西方。他由此得出结论：“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千万年以前就注定的，也不是最近的偶然事件的结果。”其实，此西方非彼西方。除了古罗马崛起和工业革命两座高峰，欧亚大陆西端的文明中心在大部分时期位于中东地区。近代欧美文明之发轫，实为历史地表上一次突发性的井喷事故——处于边陲地带的西北欧，在短短两三百年内一跃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区域。如此蝶变不能不令人惊异。一个世纪前，欧洲人称霸宇内，傲视亚非拉，自以为白种人的高贵血统使然。然而，种族学说今天不仅在政治上不正确，在科学上也是错误的。DNA证据已经表明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源自非洲。既然具有共同祖先的各个社会皆有愚智贤不肖，我们就难以从生物学的角度解答西方兴起之谜。在莫里斯看来，社会学旨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为何兴盛或衰败，但它并不揭示这些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只有将地理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我们才能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发生机制及其特殊情境。这就好比两起车祸，它们的碰撞过程都遵循物理学定律；我们通过车辆型号和路面状态才会明白两者为何造成不同后果。同莫里斯的话说：“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相比以往的地理决定论，莫氏的学说不仅远为复杂，而且强调社会发展与地理格局的双向互动关系。与《大分流》的观点近似，莫里斯认为地理大发现是西方近五百年来最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欧洲人从美洲掠夺的财富，而在于它开创了崭新的大西洋经济，推动了全球贸易，并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远洋探险与航运业需要对大自然的精确理解，这一需求促进了西方的科学研究；欧洲列强在全球水域上千帆竞逐，则迫使各国政府加入军备竞赛。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本不输于西方——郑和乘坐的宝船数倍于哥伦布驾驶的帆船；然而，中国人需要横渡比大西洋宽一倍多的太平洋才能到达美洲。欧洲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占有了美洲大陆，也率先走向了工业革命。读者看至此节，或许会发出感叹：“呜呼，天不假中华以地利！”莫里斯沉醉于他翻新的地理学理论，花了大部分篇章讨论每一时期发展与地理的互动关系，还不如将他的著作称作《新地理学观照下的全球大历史》。全书聚焦于西方兴起的部分其实只有两章，其中地理大发现与科学革命的因果关系并不清晰，而军事沿革的地理动因更为模糊。此书的主要缺陷还不是详略失调，而在于没有抓住欧洲崛起的关键因素。欧洲人的确攻克了距离较近的美洲，可他们还征服了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洲，并且通过海路抵达了印度和东南亚半岛。这些地区与东亚更为接近，已知的郑和航线就与澳洲大陆北端擦肩而过。欧洲的科学事业固然受到新大陆的影响，可至少在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年代，人们尚未看出微积分对改进航海技术的潜在意义。过分强调大西洋经济对西方科技的刺激作用，容易陷入目的论式的循环论证。假使美洲大陆在一万年前沉入大海，西方是否会出现工业革命？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文艺复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马丁-路德依然会领导新教改革，而欧洲的航海家们仍然会执迷于香料贸易。已经掌握了火药技术的欧陆各国会继续改进武器，并尝试新的作战方法。如果不存在美洲，欧洲的发展路径会大为改观，可恐怕还会沿着大致相同的方向。与其说地理大发现是西方称霸的主要原因，不如说是其催化剂。美国历史学家福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著《文明》即从欧洲内部探寻西方兴起的答案。作者列举了六大关键因素：竞争、科学、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这些因素如何与欧洲的地理格局产生互动？这恐怕是更值得莫里斯用心钻研的题目。沿着《枪炮、钢铁和细菌》一书的逻辑，莫里斯试图借助地理学解释欧亚大陆的社会发展差距。尽管他未竟全功，仍然为我们开辟了崭新的学术视角，勾勒出东西方的长期发展曲线。有兴趣的中国学子或许可以通过他打开的理论门洞，找到西方兴起之谜的真正答案。

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中文版上市

这是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呈现给人类的一个全景式的历史反思之作。也可以说是关于东西方人类比较发展史的扛鼎之作。其观点之穿透力可与大历史学家汤因比相提并论，而其所涉及历史的跨度与浩繁程度令保罗．肯尼迪的著作显得狭窄。作为西方人，作者是自傲的，但并没有忘乎所以，失却历史学家的冷静。他强调西方统治世界有其长期可能性，但并不是天定和必然的。作者从人类学史出发，以断代史的方式横向比较了东西方发展近几千年的历程，以深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为基础，汪洋恣肆，贯穿东西古今。作者认为无论是种族论、政治论、技术论、地理论，任何单一原因都不足以解释西方何以统治世界，西方统治世界既不是长期注定论，也不是短期偶然论，这一历史进程是偶然性与可能性的结合。迟至十九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作者对于未来的预见值得参考:他认为首先西方决不可能永远统治世界，其次未来东西分别的意义将再度失去。第三中国的发展前景值得关注。全书的一些见解颇具爆炸性，而一些观点更是震聋发聩，引人深思。作者认为“历史是因为懒惰、贪婪和胆小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再比如那些避免了欧洲直接殖民化的地区往往比沦落成殖民地的地区发展速度快”等见解新颖而深邃。——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王帆

哪会有永远的领导者

书名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噱头，几十页就可以说完的话愣是整了四百多页的废话。即使从史前几万年开始诉说那又怎样，从头到位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是：国家更迭、移民、疾病、饥荒和气候变化。这些因素让东西方核心文明从一个地方迁移至另一个地方，大致方向是从内陆到海洋。讨论史前文明的先进程度几乎毫无意义，以那时人类的生产力根本无法对抗自然，无法跨越地理障碍，使得某个文明统治世界。只有到了近代，人类科技的积累，使得人类有了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在同一时刻，西欧四分五裂，人口激增，政府统御能力较弱，马克波罗德见闻使西欧人对东方的财富产生强烈的渴求，这才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由此打开了通往现代的大门。东西方的文艺复兴都是溯源，只不过被儒家思想统治了两千年的知识分子向典籍里寻找答案，就像孔子一样为了恢复社会的秩序而提倡周礼一样。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跳脱儒家思想的窠臼，没能像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那样提出鲜明富有特色新的个人思想，没有更加激进务实。西方的思想家在古希腊的故纸堆里搬出民主、自由。对信仰的追求和外部的威胁使西欧政府的国家管理控制能力减弱，大航海时代对财富的追求促使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核心文明终于从内陆走到了海边，走到了时代的大门前。说到底，这就是作者认为的“西方长期注定的一种可能性”，地理位置决定了西方比东方更可能主宰世界。无论如何，东方比西方更早来到海边，杭州，、南京、北京，都离海很近，物极必衰罢了。未来必然会是东方重新领导世界。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伴随着东方的复兴，西方人内心那种日不落的心态必然要放下，就像曾经的天朝上国也要接受被弹丸小国打败的事实。历史上每当核心文明转移，新兴力量的崛起，总少不了有战争的身影。只不过今天的东西方都有了互相摧毁的能力，战争的代价高昂的让人不敢轻易发动传统战争。东方的复兴让战争仍然存在，只不过内容和形式会发生变化，和平崛起只是一个美好的想法。世界的发展是趋同，也许东方领先之后又会被西方所超越，也许是东西方最终融为更加多元的一体。

【一些摘录】

【工业革命】彭慕兰指出，为了给英国早期粗糙的蒸汽机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这就需要种足够多的树，从而占据很大的空间-事实上，人口拥挤的西欧地区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空间的。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幸运又降临了：英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矿储备，以及快速实现机械化的工业。到了1840年，英国人将以燃煤为动力的机器普及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可以长驱直入驶入长江的铁甲战舰。要不是有了燃煤作为动力，英国将不得不每年多燃烧100万英亩①的林地，而英国根本没有这么多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开始了，生态灾难避免了（或者说至少推迟到了21世纪），西方一夜之间克服困难，主宰了全球。这根本不是长期注定的，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奇特的巧合。 【国富论】英国人开始感到，他们与其他民族不同。1776年，苏格兰智者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把英国称做“小店主之国”，但他的本意是赞美。斯密坚信，英国人对自身福利的重视，使得每个人更加富有。他说，只要想想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反差就知道了。长久以来，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土地丰饶，文化灿烂，人民勤劳，人口众多”，但是已经“在法律与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富庶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再也没有余地”。简而言之，中国人陷入了动弹不得的境地。“劳动力的竞争和雇主的利益”，斯密预测道，“将很快使他们沦落到普通人类生存的最低水平”，结果是“中国底层人民的贫困程度，将远远超过欧洲最为贫困的国家……任何的腐肉，例如死猫死狗的残骸，虽然臭气熏天，招人厌恶，但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美食了，就如同其他国家的人们看来最为有益的食物一样”。 【反驳】历史学家彭慕兰（本书作者曾在前言部分提到过彭慕兰的着作《大分流》）坚称，亚当•斯密和他之后的所有奉承西方的学者实际上是在拿错误的东西进行比较。彭慕兰指出，中国的广袤与多样，与整个欧洲大陆相当。所以说，如果把斯密生活的时代欧洲最为发达的地区英国单独挑出来，同整个中国的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较，英国将胜出。同样道理，如果我们反过来，把长江三角洲地区（18世纪70年代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整个欧洲的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较，长江三角洲会胜出。彭慕兰认为，较之将英国与欧洲不发达地区相比，或者将长江三角洲与中国不发达地区相比，18世纪的英国与长江三角洲有更多相同之处-产业主义萌芽、市场繁荣、有着复杂的劳动分工。这一切都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思考太过草率，“长期注定”派理论家们把事情整个儿颠倒了过来。如果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在18世纪是如此相似，彭慕兰评论道，那么对于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解释就必须是在此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考古】在考古学家中有这么一个笑话，就是每当我们无法确定挖掘出来的是什么时，我们就说这与宗教有关【其它】他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在他看来，是地理这一非人为因素致使中西方走上了不同道路，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因而就缺乏廉价和便捷的水运通道，导致贸易活动只能局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其次，地理因素使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他反复强调，“明朝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西方后期大西洋经济的东方版本”，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地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过分聚焦种族的不同

对这本书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恐惧、贪婪和懒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自身带来的矛盾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作者用了540多页的篇幅试图去阐释这个道理，但是过犹不及，书中过多的时间和胡乱的事件的记叙，使整个文章显得冗长和无趣，所以，与其在历史方面企图通过此书来增长见识不如去看全球通史。其次，作者从题目开始就认同了西方从人类起源开始或许就是主宰这世界，如果这样，中国也好，东方也好，他们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是作者试图也想搞懂的。然而于我而言，我只承认自近代以来东方的社会发展速度是缓慢落后于西方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是作者所提供的四个角度：组织、信息、战争、城市化四个角度来测量社会高矮，我并不认同。首先，就文化而言，东西方的地域差异决定了文化上的差异，这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但是也正是由于最根本的差异，就决定了不能仅仅采用本身就有被影响因素的因素去测量，其次，从文章的整体叙述可以发现，莫里斯对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历史的发展在细节和纪实上并没有很深的造诣，可以体现在他的奇幻故事的引用，试图用具有偶然性的案件去阐述中国的落后和人民的无知，这是个人所疯狂不能容忍的。；不过，换个角度，在社会整个进程方面，我是赞同与伊里斯的整体看法，这个社会的发展本身是受各种局限，但是正是想更快的适应局限的时候，这个社会利用了人们的心理，去创造、去发现，才能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每一步的探索都更像低成本的破坏性创新，高切入的病毒式蔓延。这个社会终究是个人群种体。只有真正的利用人类的恶根性，才能抵御天启的五战士。

问天问大地，不如问问历史

今天是芒种，在这个闷热多雨，让人难以淡定的节气里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让人不淡定的话题。作者伊恩-莫里斯 Ian Morris是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这本书的中文译名就有些歧义：它的英文本来是《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副标题是“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但中文译名是《西方将主宰多久》，副标题是“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会崛起”。从中英文书名的不同中似乎就可以看出东西方人对这个话题的不同心态：西方人是带着自信，淡定地用不含情绪的语言来谈客观事实；而东方人（中国人）则是一面不假思索地承认西方的优势，一面焦急地等待着翻盘的时机。在我们，这种不淡定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从鸦片战争以降，我们的文化精英就已经为这个话题辩论得如火如荼，无数仁人志士更是不惜“我以我血荐轩辕”，熬过了不堪回首的一个半世纪，如今俨然又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眼看“中国梦”触手可及，即急不可耐，又感觉危险四伏。总之，各种不淡定。所以，我觉得看这本书前，应该要放下输赢之心，好好看看西方人怎么说，怎么想。首先，我想向大家保证，这不是本专业学术著作，而是非常容易读的大众社科书，而且读起来非常有趣。作者在书的开头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苏格拉底和孔子，西方的优势是长期注定的吗？”，以及“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一切都是偶然吗？”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并没有被完美地回答，而且书的后半部分也太有野心，试图重新讲述整个东西方的历史和相应的所谓东方领先，西方赶超，东方复苏的大历史周期，但是过于庞大的布局，有时让你忘了这跟主题有什么关联——但是，一个作者，一本书，只要有一个闪光的点就足以让人记住。伊恩-莫里斯是学考古出身的。所以他的视野比一般历史学者更长更远：他所着眼的历史从公元前一万四千年前开始！（这里我用了中文，没用阿拉伯数字，免得大家少看了一个零）。同时，正如同一个童叟无欺的西方学者所应该做的，他把他所讨论的东西方社会发展的比较进行了数量化计算。（相比而言，东方学者在我看来，更加喜欢形而上地谈情怀）。下面，我就来“书透”一下，谈谈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一个考古和历史学家如何选择和收集数据，来给东西方社会一万四千年来的发展分别进行评分。首先，伊恩-莫里斯选择了四个维度来对社会发展程度进行评价。第一个维度是“能量获取”。他是这样解释的：“倘若不是从动植物中获得能量来养活士兵和海员，从风力和煤炭中获取能量以发动船只，从炸药中获取能量向对方开火，英国军队无法在1840年抵达中国发动战争”——于是从一个国家社会的需要养活的人口数、士兵的数量，船只数量、火炮数量等等从史料中可以获取的数据，作者就可以进行关于一个社会在“能量获取”方面的能力评分。第二个维度是“组织的能力”。因为如果没有能力组织好，就算获取了所有的能量，也无法把军队带到万里之外，执行指定的任务：维多利亚女王的属下能够召集军队、支付军饷、训练他们听从指挥、开展大量棘手的工作。由于组织能力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作者选择了一个替代性指标就是城市化程度，因为“支持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所需要的组织能力令人咋舌，要有人负责把食物和饮水运进来，把垃圾废物运出去，提供工作岗位，维持法律秩序，扑面火灾，日复一日进行各种活动。—— 而城市化的程度，就由城市的人口数来体现——这也是历史上可以获得的数据，比如我们知道公园一世纪的罗马城拥有100万居民。（除了人口数量，作者还用成人身高来代表当时社会的生活水平）第三个维度是“信息处理的能力”：最简单的例子是信息传递的速度，比如1840年从广州到伦敦的私人信件需要3个月。第四个维度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在1840年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地球，而1840年以后，这可能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很遗憾的）”。在之后的两章里，作者详细地解释了“如何进行测量”和“测量的时间和地点”。其中，关于“东西方”的定义是：“西方”的核心区域被认定为地中海东岸（1400年前），1400年后向北移动到意大利北部——法国——英国，1900后则是美国；而所谓“东方”的核心区域则长期保持在黄河长江流域：中国，1900年扩展到日本，2000年在中国的东南部。于是，得出了下面这张令人叹为观止的图表：这张图告诉我们两点：1. 在所观察的尺度上，东西方社会发展并没有太大区别，二者在大多数时候无法区分。2. 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迄今史上最迅猛，最巨大的变化。在把上图进行“对数”处理后，得到了一张看得更清楚的图：这张神奇的图表告诉我们：1. 西方在90%的时间里西方的分值都比东方高2. 从公元541年到1773年，东方居于领先地位3. 1800年之后，东西方社会都发生了飞跃如果我们把这张图聚焦到最近的3500年，这张图是这样的：在解释这张图时，作者提到了另外一个叫做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一本叫做《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书。彭慕兰认为在18世纪时，东西方都陷入了一种生态瓶颈状态，而英国靠三分判断和七分运气把掠夺新大陆的成果和化石燃料的能源结合起来，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生态限制。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真是没想到，历史可以变成如此简洁清晰的线条和图表——至少，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曾经这么做过。如果我是上帝，一定也会颔首微笑。即使历史可以如此清晰，我们也不能知道历史是否真的可以预见未来。无论如何，作者最后给出了一张（我认为是试图挑战他的西方同事淡定心态的）图表，前提是如果东西方社会保持各自在20世纪的发展速度不变一直到22世纪，结果会是下面这张表：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要上天了(literally)。问题是，在未来100年里，我们的GDP增长可以一直保持6.5吗？总之，非常推荐大家自己去读一读这本书。即使没有耐心读完434页，起码可以读一下前面的95页。

未来会到哪里

我觉得大家都特别关心东西方哪个强，我们更应该关心以后会怎样，回顾历史不是就是为了展望未来，前提是我们是否有未来。看到最后一章，感觉深深地心痛，也许有一天我们所在乎所知道得都会不复存在，所以大家更应该关心，现在我们能做什么让未来更好吧

为什么西方超越了东方

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是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概括起来，分“长期决定派”和“短期决定派”。在长期决定派看来，西方超越东方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西方文化的根性所决定的，伟大的马克斯•韦伯和汤因比都倾向于这个观点，按这个理路，除彻底放弃东方文明，或仅仅把它变成点缀，否则东方国家不可能实现复兴。而短期决定派则认为西方超越东方纯属偶然，不过是历史的一些微小错误的结果而已，它是一连串“碰巧”构成的，比如彭慕兰就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英国碰巧有世界上最容易开采的煤矿，如果不是战争碰巧导致劳动力不足，如果不是王国因贫困碰巧要向大商人的贷款，如果不是哥伦布碰巧发现了美洲，那么，欧洲人不可能率先跨入现代化的大门。想糅合两种观点的历史学家非常多，因为和稀泥最安全，且貌似最公允。当你没有一鸣惊人、独树一帜的才华时，那么，综合各家之长，把他们每个人都批评上几句，你就成了最好的。伊恩•莫里斯显然也是这样投机取巧的，所以他写了这么一部煌煌巨制，但他抑制不住他的天分，一是他太喜欢开玩笑了，二是他读了太多的书，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所以他超越了以往就历史讲历史的窠臼，他能把秦始皇与宇宙飞船联系起来。这本书最值得争议也最有趣的地方，是伊恩•莫里发明了一套测量历史的工具，他给各个时代打分，虽然标准很糟糕，但结果却有趣：西方曾领先东方2000年，在漫长的并驾齐驱后，东方一度又领先了1200年，但最近500年，毫无疑问是西方胜出。本书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发现是，西方和东方都曾在40分的地方长期停滞，这或者意味着，传统文明的瓶颈，就在这个地方，它们是中国的宋代和罗马的鼎盛时期。是什么凋谢了这两个文明？又是什么制约了传统文明的进步？伊恩•莫里敏锐地写道，所有文明都注定有它的瓶颈，这由制度来决定，灾难、意外事件、后发优势、气候等变迁，并非历史发展与停滞的主因，当一个文明达到瓶颈时，要突破它，就必须依靠新的动力来实现重构。换言之，只有它脱胎换骨，才能超越限制。那么，变迁是怎么发生的呢？盘点人类既往的那些跨越式发展阶段，每次都从边缘地带开始，这意味着失控造就了进步，相反，一切控制在稳定文明的同时，也扼杀了它进步发展的可能，那么，如何建立二者之间的平衡呢？这是一本具有成为巨著潜力的书，只是阅读它需要不少背景知识，否则很可能被作者的卖弄搞得晕头转向。

未来世界谁领风骚？

“在21世纪下半叶，具体的数字将证明一切，中国将统治世界，世界将被东方化”。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下文简称《西方》）一书中，伊恩·莫里斯借助著有《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伦敦经济学院LSE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之口，说出惊人之语。中国从何处来，将向何处去，每一个中国人更该对此做出价值判断与独立思考，一个外国人看好中国的未来，或许是基于当代中国飞速发展的乐观估计，我们切不可被这“迷魂汤”灌晕以致忘乎所以。本书在2011年7月初版。在追求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中，中国不仅需要自我打气扬起远航风帆，也特别需要来自外部鼓励增强民族自信心，或许本书再版意义在于此。“主宰”也好，“统治”也罢，均显暧昧色彩或存在歧义，至少可作两种理解：一为占领掠夺，二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在全球具有话语权与号召力。尽管书中两方面内容均有涉及，莫里斯倾向应是侧重表达后一种意思。事实上，即便中国在21世纪下半叶实现“东方崛起”，也不会甚至是不能“统治世界”。在二十世纪西方史学中，西方崛起的由来引人不倦探究让人怦然心动。不少学者往往循着西方历史的内在逻辑回望来路，使得研究不免呈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缺憾。随着上世纪末第三世界国家起步发展，一些欧美历史学者意识到，所谓西方的崛起，不过是全球历史进程中来自西方和非西方种种因素碰撞夹击的结果。于是他们开始反省传统框架，建立新的全球史和世界史框架。《西方》就是以世界恢宏历史跨度为经、以东西方地域空间为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讲述不同时空上演的标志性事件或者故事，重新梳理西方崛起的来龙去脉。作为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和古典文学教授、全球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思路开阔，纵横捭阖，著述既有史学家的严谨细致，又有文学家的文采飞扬。《西方》主要观点：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得更快。莫里斯站在长达5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探询为何东方长期领先于西方，而在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反而远远超过东方，他认为关键是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脚步，社会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笔者认为，世界各国发展密码“地理因素论”只是一种相对真理，它的有效性只能基于两个条件：一则，在工业革命以前，在交通道路以及航海不发达情况下，偏远闭塞地方自然无法与中心繁华地带相抗衡；二则，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制度不相上下的国家或者地区，发展或许会受制于地理因素。但是，在人类由农业时代迈进工业时代，尤其再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地理因素对于发展影响越来越弱化，不同社会制度使得各国发展呈现千差万别。社会制度代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是政治学常识，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促进社会发展，反之阻碍社会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始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而欧洲封建社会开始，是以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和蛮族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早950年。奴隶社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中国率先进入封建社会，意谓历史发展获得了先机，这想必是中国在过去长期领先西方发展的奥秘。颇有戏剧性的是，西方很晚进入封建社会却很早结束，而中国封建社会在“漫漫历史长夜”穿行太久。17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历史开始跑步前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而清朝则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专制比明朝以及过去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腐朽的封建王朝直到20世纪到来又过了11个年头，才被孙中山推翻。如果说在取代奴隶社会之初和上升期，封建社会代表了先进生产关系，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风起云涌之时，中国社会仍然抱残守缺死抱专制不放，封建制度早已蜕变为落后反动的罪恶渊薮。现代社会，先进的社会关系体现为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之下，民众个体人人意气风发，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成为可能，公共参与意识得到激发，主人翁心理认同得以形成，民族国家呈现空前创造性与澎湃活力；专制制度只能禁锢人们头脑，束缚人们手脚，窒息社会发展。民主制度才能造福大众，专制制度是非常自私的制度，它满足的是一个家族抑或一个集团利益。专制给国民性格带来毁灭性破坏，中国人奴性难消即是漫长封建社会专制制度挤压所致。正如鲁迅在《春末闲谈》所说，“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当前，中国开始注重实施民主与法治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然而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都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亟需扫除——权力还未完全被关进制度笼子，官员不贪则已、一贪惊人屡见不鲜，民众合法权益时有被侵犯；市场经济还不尽规范，还存在垄断以及被权力操控风险；文化产品供给在城乡两个层面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产值还非常低，民众收入只有美国民众的十分之一，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落后水平。根本原因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与法治建设方面已经远远走在我们前面。莫里斯具有与时俱进精神，《西方》写作时间恐怕不会晚于新旧世纪之交，正值西方中心论在欧美学界失去影响之时，他很自觉地适应这种变化，不再使用西方历史重大事件，而是选用中国的王朝兴衰。这非常适合中国读者阅读。莫里斯语言有调侃意味，具有西方人固有的幽默，书中浓墨重彩铺陈描述若干与真实历史截然相反的故事场景（比如道光皇帝打破维多利亚女王），于幻想与真实巨大反差里呈现出别样的轻喜剧感。电影蒙太奇表现手法以及文字的突兀洗练，亦为本书增色。胡适说过，千万不要把一种思想当成金科玉律去信仰，从这种意义上讲，纵是大家之作《西方》，我们也不应抱持寻找东方崛起“标准答案”动机。它只是一份材料、一个参考，为我们探求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打开一扇窗，真正答案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不以他人的脑子为脑子”之独立思考中。载于7月2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读书周刊（无电子版）